第一篇：经济人类学的中国本土化讲座感想

《经济人类学中国本土化》讲座观后感

在今天的商业人类学课堂上，田广教授为我们介绍了他的最新成果：《经济人类学中国本土化研究的典范：杨庭硕相际经营原理学术思想探索》，通过这次讲座，商业人类学让我有了更深的思考

田广教授首先为我们阐明了人类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提出经济人类学就是人类学与经济学的有机整体。商业人类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的各种经济生活、经济制度及其演化规律的人类学分支学科，是人类学与经济学的对话，它以人类的经济行为为研究对象，但又不完全等同于经济学。

然后，田广教授继续讲述了经济人类学中国本土化研究的成果。中国对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始与20世纪九十年代，北京大学王铭铭教授在其《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一书中，介绍了美国施坚雅对中国乡村所进行的经济人类学研究;同年，日本经济人类学家栗本慎一郎的《经济人类学》被翻译为中文在我国正式出版。这些著作的发表都说明中国文化学者开始关注经济人类学这门新兴的学科，而这门学科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出现的，经济人类学对各种经济现象赋予人类学含义，从而让我们明白经济现象形成的原因和本质，有利于经济不断发展。

这次讲座让我们听到了一个新名词：相际经营原理。它是由我国经济人类学家，吉首大学终身教授杨庭硕先生，于1996年首先提出来的。该理论模式在提出之初就受到学者们的高度关注，并被后来者列为中国本土学者对经济人类学理论做出的最大贡献之一。因此，在讨论经济人类学中国本土化的路径和成果时，杨庭硕教授的理论贡献是必须得到广泛认可的，并需要我们不断地从深层次去思考和发掘其理论思想的内在价值，以及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关实践的指导价值。经济人类学中国本土化的务实与务虚这两条路径，并非对立的，而是互为依托，共同发展的，这对于中国经济人类学学科的发展而言，是十分重要的。

通过这次讲座，我明白了我国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是通过外国已有的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形成的一套非常有意义的理论体系。当我们进行经济人类学研究的时候，要参考前人优秀的研究方法，结合经济人类学理论，根据实际研究情况，进行合理、科学、精确的研究。经济人类学这门学科将会在中国不断发展，不断指导着经济学者研究各种经济现象，从人类学的角度探寻经济的本质规律。

第二篇：中国传统文化讲座感想

中国传统文化讲座感想

在思维方式上，强调整体性、和谐性、统一性，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论文）的显著特征。而从先秦的“天人合一”论到宋明的“万物一体”论，则是这一特征的集中体现。

我们的祖先在商周之际就开始了对天人关系的探讨和阐发。注重人与天、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统一和协调，即“天人合一”观念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观念。儒家经典《周易》有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妇夫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天地、万物以及以礼仪为行为规范的人群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而天则是这个统一体的主宰、本源。《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诚者天之道也”，“诚”即是“天道”，人只要能扩展天道德性，就会达到天道、人性、物性和整个自然界、整个社会的合一。

孟子更以简练的语言概括了“天人合一”思想：“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性”即人固有的仁义礼智，植根于“心”，人只要极尽其心以思行善，便可知其“性”；知其“性”，便可知“天道”贵善，于是心、性、天相通，融为一体。

先秦道家同样主张“天人合一”。道家的“道”，同儒家的“天”一样，都是宇宙的本体，只不过道家更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42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25章）庄子更从道的观念出发，认为天地、万物和人是齐同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

西汉武帝时期，适应加强国家统一、实行朝政改革的政治需要，董仲舒进一步发展了先秦以来的“天人合一”观，明确地提出了“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哲学命题，使“天人合一”观念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天与人虽然是相互区分的，但由于人“类于天也”，同类相通，因此统一成一个整体，即天与人“合而为一”。

董仲舒倡导“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理论的政治目的又在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学说统一社会思想，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帝国统一。他特别强调“大一统”，强调“一”，而实现“大一统”则要依靠国王。他在解释“王”字时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春秋繁露·王道通三》）天、地、人是一个统一体，而将他（它）们串联、贯通起来的则是“王”。因此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要“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君是现实世界代替天统御臣民和万物的主宰。

宋明理学使儒家学说更加哲理化。理学中的程朱学派视超时空的精神实体“理”（“天理”）为宇宙本体，是“天地万物之根”；陆王学派则视主观的“吾心”（良知）为宇宙本体，“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理学家把“天人合一”观又向前推进一步，他们不再停留在直观地讲“天”，而是把“理”（天理）或“吾心”（良知）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在哲理思辨的高度上加以表述。在董仲舒那里，天、人是有区别的，是“合而为一”；而在理学家这里，则天、人无别，它（他）们本来就是一体，“一”在“天理”或“吾心”之中，因此“不必言合”。以“天理”或“吾心”为核心，不仅天与人，而且与社会、自然、万物都凝结为一体，明确提出“万物一体”论。程朱认为，“所以谓万物一体者，皆有此理，只为从那里来。”（《二程全书·遗书二》）陆王学派的大师王守仁则对“万物一体”论作了系统全面的论述。

王守仁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富创造力的思想家。他所构建的以“致良知”为核心内容的心学体系，在理论形态上把宋明理学推向顶峰。这个心学体系虽然非常完整和缜密，但其基本点则是四个“无”：“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学”。“心之灵觉”，即“良知”，既是“造化的精灵”、“万物的主宰”，又 是“天理”、“至善”和学问。在这里，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都以“良知”即“吾心”为源头、为基点统一起来、同一起来，融为一体。也就是说，人及宇宙中的万事、万物以及关于万事、万物之理，都统一到、同一到我的心中。王守仁从“良知”是宇宙本体出发，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天地、人与万物的关系问题上，形成“万物一体”、“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整体观，把先秦以来的“天人合一”观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王守仁认为，不同等级、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人都有共同的“本然良知”。“良知”的显露发用，就是“天道”的贯彻流行。“自圣人以至于愚人，自一人之心以达于四海之远，自千古之前以至于万代之后，无有不同是良知也者，是所谓天下之大本也。”（《王文成公全书·书朱守乾卷》）由于人人都有共同的“良知”，因此人与人，不论是富贵贫贱，也不论是古今远近，就以“良知”为融汇点，凝成一体。王守仁还认为，不仅世上不同的人都有共同的“良知”，而且宇宙天地、世间万物也具有人的“良知”。人与天地、万物的共同发源处都是“良知”，“良知”又把人与天地、万物凝为一体。他论证道：“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因此“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一体。”（《王文成公全书·传习录》）王守仁还以“万物一体”观解释了儒家经典《大学》中关于“明德”、“亲民”的命题。所谓“明德”即是吾心中固有的完美的德性，亦即孔子讲的“仁”。而“仁”又是什么呢？他回答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王文成公全书·传习录》）因此，“明德”也就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心”。“亲民”，即“仁民”（亲之即仁之也），也就是用“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仁”来对待百姓，“安百姓，便是亲民”（《王文成公全书·传习录》）。

不过，在王守仁“万物一体”的整体观中，人与人之间的爱是有厚薄亲疏的，物与物之间是有等差的。爱之所以有厚薄，这不是人为刻意要这样，而是先天注定的“道理合该如此”。而这个“合该如此”的“道理”则是“良知上自然的条理，不可逾越此，便谓之义；顺这个条理，便谓之礼；知此条理，便谓之智；终始是这条理，便谓之信”（《王文成公全书·传习录》）。这也就是封建伦理道德义礼智信。按照这个“条理”，得不到爱，甚至作出牺牲的人或物，就要“忍得”。不论是用草木去养禽兽，还是宰禽兽以养亲、祭祀、宴客，抑或箪食壶羹宁救至亲不救路人，这都是“道理合该如此”，要做到“心又忍得”。既然爱有等差厚薄，那么封建宗法等级制度也就“合该如此”了。王守仁把社会人群分为生知者、学知者、困知者三类，“三者人品力量自有阶级，不可躐等而能也。”（《王文成公全书·传习录》）而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纲常伦理又是从“良知”上自然发生出来的，同样是“合该如此”。因为是“万物一体”，所以要“仁民爱物”；因为爱有差等，所以必须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和封建伦理纲常。为了缓和社会阶级矛盾必须亲民爱民，施行仁政；而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又必须确保封建等级制度不受侵犯。这些都是封建时代难以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无数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为此用尽了聪明才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和方略。应该说，王守仁的“万物一体”论对此从哲理的高度上比其前辈作了更完整、更严密、更巧妙的回答。他确信，只要贯彻“以万物为一体”，就可以把整个社会凝聚成既有秩序、有等差，又相亲相爱、不分彼此的和谐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由于人人都能做到“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王文成公全书·传习录》），因此便可实现天下大治。毫无疑问，王守仁的宇宙观和历史（历史论文）观都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其价值观，强调个体绝对服从整体，个体是缺乏独立性的；他所憧憬的“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美好国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尽管如此，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一种思维方式，他的心学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和时代进步性的。特别是他的“万物一体”论把中华传统文化的整体和谐观念提高到一个新的哲理高度，更加具有重要意义。

从先秦诸子的天人之辨，到汉代董仲舒“天人合而为一”命题的明确提出，再到宋明理学家“万物一体”论的形成，整体观像一根红线鲜明地贯穿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全过程，是中华民放传统文化的主流观念。这种整体观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释放了巨大的影响力，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和凝聚，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当代，对中华民族传统整体观加以扬弃，剔除其封建宗法和唯心主义的东西，弘扬其强调整体、和谐、统一的合理内容，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它的积极意义，还将超越国界，在世界范围内，愈来愈引起人们的重视。这也是中华文明对世界人类文明做出的杰出贡献之一。

第三篇：“中国巨变”讲座感想

“中国巨变”讲座感想

4月10日，我在学院报告厅听了 “中国巨变”讲座。这其中有许多内容让我感触颇深。

中国的成长不只是运气，更不单单是因为中国有着这悠久的历史，而是我们每一位公民的奋斗与努力。正因为每天我们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着，中国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因为时时刻刻我们的心中有党由国家，中国才如此迅速的成长；正因为中国政府对人民的热切关爱，我们的祖国即便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也能茁壮成长。

通过 “中国巨变”讲座，大家再次回顾了中华民族100年来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不屈不挠的斗争史，回顾了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历史和成就，受到了一次强烈的爱国主义教育。我们不仅从中学到了知识，更有一种心灵的冲击与灵魂的涤荡，大家深刻地意识到我们今天生活的来之不易。也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强兵富国，才能不受别人的欺负和侵略。参观之后，教师们纷纷表示：我们要孩子他们培养成为从小掌握好文化知识，勇于探索、勇于创新，长大更好地报效祖国的栋梁，使中华民族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以改革实现开放，以开放促进改革，改革与开放形成了发展中的“双轮驱动”，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这一发展路径的成功在于体现了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本质要求，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时，人们在重重迷雾困厄之中顿见一片社会主义“好山色”，即终于见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图景。这是中国发展的经验，同时也启示了未来发展的道路。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入３０周年，对中国这场伟大实践的关注也空前升温。

“３０年巨变”成热议焦点

博鳌，４月。和往年一样，来自世界各地的政要、商界精英等再次聚首，讨论共同关心的亚洲乃至世界问题。

从自给自足到海外宾朋频繁往来，从渔家小镇到完全现代的“数字化小镇”，博鳌，不仅成为中国对外打开的一扇窗户——为中国带来海外信息，向世界传送中国声音，更成为一个缩影——生动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

“１９７８年前，中国几乎没有自己完整的汽车工业，但现在，中国一年的汽车产销量已近千万辆。”上汽集团副总裁丁磊感慨，“这个速度，在传统的发展模式下根本无法想象。”

“中国令人震惊的经济增长幅度史无前例，中国以独特的方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改变了世界。”美国前总统经济顾问、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拉特里奇说。

３０年巨变，并不只是数字和景象的大幅变动，更是一系列广泛、深刻的“变革”。

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政治体制，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制度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３０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融入世界经济的伟大转折……一个古老的中国从此进入全球化、现代化的快车道。

“中国崛起”同样属于世界

“３０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发展进步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胡锦涛在博鳌亚洲论坛２００８年年会上的讲话引起国内外人士的强烈共鸣。

“中国令人惊叹的经济增长为本国人民带来了巨大利益，并极大鼓舞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给本地区带来了变革的希望。”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在博鳌论坛上说。

此前，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根纳季·久加诺夫在北京接受采访时强调：中国改革开放３０年的经验值得俄罗斯关注和借鉴。

“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必须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结合自身实际、结合时代条件变化不断探索和完善适合本国情况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胡锦涛说，“在当今世界日趋激烈的竞争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发展起来，就必须与时俱进、改革开放、着力发展、以人为本、促进和谐。”

第四篇：经济人类学社会调查提纲

经济人类学社会调查提纲调查背景：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几十年后，中国的城市得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和

发展。在城市规模不断庞大，人口不断增长的同时，城市发展也产生了很多诟病，比如环境污染，住房紧张，公共设施建设滞后，居民生活幸福感下降。而农村这个在经济发展中被忽视的对象，开始受到社会和国家的重视。由于农村发展的滞后，所以现在的农村也是矛盾问题突出的地方。不仅拖累了中国经济高速前进的步伐，也是当今很多社会问题的根本源头。对于农村的问题的调查，我主要着重于农村土地的使用情况，农村土地政策的改革之路和成效显现。

调查目的：在国家对农业发展出台大量扶持政策，和各地方政府对农业发展的重

视。农村现在的土地是否还丢荒闲置的情况，还有在土地上劳作的人，在以农业生产为主要职业的家庭收入，以及物质生活水平。这次我调查的地方是铜仁市马岩村，一个很典型的欠发展、贫困的农村。不过，这个地处铜仁市郊的山村，有着环境优美的风光，以及发展蔬菜种植的得天独厚的气候资源。所以我能从调查中发现这里的农民，对土地有着何种管理方式以及在政策引导下，下一步的发展的前景。可以使我在对农村问题的了解更深。在与理论结合的同时，考虑如何在实践中使土地效用最大化，增加农民的收入。

调查内容：

1、当地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情况

2、政府对当地农业有什么政策

3、农民对自己土地有什么管理方式

调查地点：铜仁市马岩村

调查方法：定性、定量、分层抽样

调查对象：随机抽取不同家庭，不同年龄家庭成员

调查人员：

第五篇：人类学概论期末感想

人类学概论期末感想

人类与自然的相处过程中发展着自己的物质文化，就像人类文明总是伴随着像资源的使用从而维持自己的生命。我们总是在自然的礼遇中出现并存活，直至今日都无法离开他，更无法忽略他。我们在这里寻根溯源，不光是为了看看过去的我们长什么样，也为了明白我们是如何聚集发展，发明新的工具，兴建城池，发展礼制等社会制度。

直至今日，我们已经在群居的过程中有了自己的文化于社会网络。正如同文字作为一种意义表达的象征符号的时候，在表达我们的感情描述认识这个世界的过程里创造了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与各式各样的习俗。

但形成社会的过程伴随着各个小部分的成长，会出现家庭，出现传媒，出现各式不一样的部分，这么多的变化当然伴随着冲突和融合。不论资源还是思想都会给人争辩的理由，伴随着物质生活的迅速膨胀，就像是社会和自然之间冥冥中的冲突，就像进化论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我们必然经历的“变种”。

这让我想到课堂上所说我们变化得从突变，基因重组和，迁徙，选择，这四方面来说的话。不同的族群在经历了同源的师兄与其的分离，他的机体在不同的环境下的变化促成其更加适应环境，去生活，去创造。我们也是在环境的不断变化中，适应环境，创造更加有利于生存的新环境。但与此同时，在不断繁衍的过程中，我们身体的机能也在不断变化，所以我想是否万物总是本身带着趋利避害的本质特征，无论文化或文明的发展有多强大，在生存面前如此微不足道，生存与毁灭总是如此的明朗和重要。

但也许会有人说，人类在千百年的繁衍过程中形成了无比估量的精神力量，在不断的迁徙与地理分隔或什么的因素的影响下有了千万种的不同，这让我更加感受到人类学的繁杂但丰富。并且在学习的过程中学习比较观，整体观，文化相对管教会我们如何用不同的视角去看不同的文化，如何用一双既客观，又不失人情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与自然。

我们学文化，学制度，学人体机能，学家庭，学艺术，学田野实践，最大的感悟便是人体自身在和自然的融合中不断的变化有和不同的类型融合，这就像我们的习俗延续和和时间的融合中与社会发展的融合。再就是历史所具有的的偶然性是我们无法预测的。而我们到田野，参与实践，研究大大小小问题的同时感受着历史的厚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