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丽娃河畔论思想》读后感

再造传统 开放多元——读《丽娃河畔论思想》 很多人都说，如今中国学术界有一个必须直面的现实，那就是大师的匮乏。这确实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大师的培育是需要环境的。回首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上海是全国的文化中心，产生的大家灿若群星，究其根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那个年代的上海群贤毕集，其间信息之交通，学问之互诘，造就了一大批学术精英。

当时大夏大学、光华大学的丽娃河畔便是整个上海乃至全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心场域之一，曾经云集了胡适、潘光旦、张东逊、罗隆基、吕思勉、徐志摩、郭沫若、周扬、田汉等众多的大学者，大思想家，可谓人文蔚起，擅一时之盛。时移境迁，如今大夏、光华的历史已成往迹，人们只能从尚存的几幢建筑，数行碑文或是档案文献中了解其来龙去脉。但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近期出版的这本《丽娃河畔论思想：华东师范大学思与问讲座演讲录》摆在面前时，我们却暗自庆幸，因为大夏与光华的人文思想传统在华东师大得到了承袭和光大，而且人们正在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再造传统。

说是再造，是因为现在的时代跟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已经有了本质的区别，全球化成为了现时代的特征之一，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需要以一种更为开放的胸襟来进行学术的交流与沟通。这种精神用编者的话来说就是应该“向全球多元思想文化传统开放”，当然，这样的开放必然是跨国际、跨文化的，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碰撞。

因此，当我们打开这部演讲集时，可以发现其中既有精深的西方理论阐述，又有对当代中国问题的诘问；既有社科方法论的演绎，又有对已有理论模式的反思；既有纯粹的历史学问题的探讨，又有关于文学批评的研究等等。其内容可以说是相当丰富。

传统的再造同样也意味着我们的思想必须具有前沿性。哈贝马斯、伯恩斯坦、泰勒、李欧梵、陈来、金耀基、王赓武……这些被邀请到丽娃河畔的学人都具有开创学科前沿的能力，他们的思想多具穿透力，与他们进行碰撞，产生灵光，或许正能够激发上海乃至国内学术界的前沿意识。

人文传统是一个大学的灵魂，也是一个社会前进的内核所在，正如金耀基先生在这本演讲集中指出的，人文的重要意义在于能够告诉人们为什么而生活？应当怎样生活？因此我们今天要再造人文传统，要呼唤大师的出现，其立意也无非在于要使人们于科学之外，多几个角度去思考我们的知识和我们的社会，以免产生唯科学的倾向。这大概也是这部演讲集的另一个意义所在吧。

不过，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人们关注人文传统的同时，有人却正打着人文教育的幌子，干一些龌龊的勾当。比如时下构建学习型社会已然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语汇，于是乎以素质教育为标榜，以终身学习为号召，坊间书肆似乎又多了不少书籍，其印刷之精美，包装之华奢，往往令人动容，然而细细检阅，则个中“拉大旗作虎皮”、“挂羊头卖狗肉”者比比皆是，至于伪书流传，有识者无不悚然惕之。

越是这样的时候，人们越是渴望真正的精神盛宴。但愿这一缕来自丽娃河上的清风能够飘扬得更为悠远。

第二篇：丽娃河畔的思考(杨芳)

丽娃河畔的思考

——参加2024年“优质教育全覆盖工程”南昌、郑州项目组

小学语文、数学学科教师暑期培训有感

南昌市红谷滩育新分校 杨 芳

6月28日，2024暑假的第一天，我们一行14位教师刚刚结束一学期的工作又怀着憧憬，怀着渴望，怀着如这炎夏般炽灼的热情踏上了赴上海的列车，准备迎接自己教学生涯中一个新的学习历程。

在上海，在华东师大，为期三天的学习，收获多多，感慨多多，反思多多，希望多多。此刻要述说的一股脑儿涌上心头，却无从下笔，思绪一下子又回到了那紧张、忙碌、快乐、充实的难忘日子„„

印象·美好时光

当一些愉悦的情感无法用语言表示时，只好用“美好”来掩饰我的词穷。

美好的城市：走下列车，地铁里、街道上，时不时传来流淌着亲切气息的吴侬软语，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高效快捷的生活节奏，无不言说这里的城市文化——上海，一座现代化的大都市。每一次，都给我以蓬勃的感觉。

美好的校园：这是第二次踏入华东师范大学了，古朴庄严的大门依然带给人神圣之感，彰显着这个著名的教师培训摇篮的凝重肃穆。静静的丽娃河则如一位美丽的女神，在这份凝重肃穆中增添了些许灵秀与神韵——这是历史，这是风景，有多少人为她吟诗做赋，因她柔肠百转，因她流连忘返，河里的睡莲作证，河畔的梧桐作证，河岸的石头作证……

已是入夏，校园内树木菁菁，翠竹挺秀，芙蓉含羞，年轻的学子脸上洋溢的青春，教授目光中闪烁的睿智……这里孕育的是智慧，这里产生的是思想。如果，能在这里待上一年、半年、哪怕一个月也好啊。逝者如斯夫。是的，时光不理会我的期盼，一刻也不愿停留，只好让我发出“匆匆、太匆匆”的慨叹，将美好存入永远的记忆，不断发酵、酝酿，给我信心，给我勇气，温暖我的心田！

印象·精彩课堂

培训中第一位为我们讲学的是上海闸北八中的刘京海校长——中等个子，微曲略花白的头发，脸上挂着一副粗大的黑框眼镜，说起话来声音雄浑有力，睿智的言谈间流露出幽默、热诚的本色。

刘校长以《学校课改的思考》为题，首先结合“国家课程改革”与上海闸北八中的“学校课程改革”，谈了自己对“学校课改的基本思路”的理解，论及“课改与学校课改”、“课程与学校课程”、在“学校课改”中要注意的“是什么”“操作点”“模型”等三大方面问题。之后，刘校长又讲了教学质量管理的六个方面基础工作、好学校的三条标准、优秀教师的八条标准等内容。讲座中，刘校长结合自己所在学校进行学校课程改革的各种鲜活事例，凭借自身深厚的文化积累、独特的心得体会以及幽默的语言表达，展示了校长的课程领导力，赢得了在场听众的阵阵掌声。正如陈玉琨教授的点评，他的报告是以实践为导向，是为解决问题而研讨的，是在批判中建设。能够近距离地聆听陈玉琨教授的报告，应该是“优质教育全覆盖工程”项目合作带给像我这样一位普通的一线小学语文教师最大的幸运了——而且接连幸运了三回：第一次是聆听陈教授关于学校规划与制度建设的报告，第二次是解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这一次是基于目标的课堂教学研究。如果前两次的印象是高屋建瓴，那么这一次则是逻辑缜密，细致入微——从目标在课堂教学中的地位的概述，到教学目标的设计和实现，无不以大量实例一一剖析和解读。教学目标的设计与实现是教师的基本教学规范，看似平常简单，反观我们自己编撰的教学目标，为什么不是含混不清就是指向错误，问题百出？反观我们的课堂，为什么讲的越多成效越低？陈教授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应该关注影响教学目标的关键行为而不是细枝末节或教学目标无关的行为；应该关注影响教学目标实现的实质性的因素，而不是形式的因素；应该关注教学活动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事件；应该关注预期的学生行为；应该关注课堂提问的技术含量，增加具有探索性的问题。

2024年11月，打虎山路小学，朱震国老师的语文课仍犹言在耳，这一次又能聆听他的报告，不能不说不是一大幸事。温文尔雅、深刻睿智是我的词典中能找到的用来形容他最恰切的词。他以不疾不徐的语言，以自己工作经历中的故事，将自己的教育教学理念娓娓道来，像他的语文课那样，谈笑间,风清云淡，一一道破自己对中小学语文教育中若干问题的研究，没有大口号，没有豪言壮语，却掷地有声、发人深省，证实了一位特级教师的实力与魅力。这也是我——一位语文教师永远努力的方向。

刘莉莉教授与刘京海校长一样，虽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而她那略带东北味的口音，果敢的行事风格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讲课伊始她就明确地告诉我们自己没有准备任何PPT等媒体资料，而这节课的教学内容就在我们自己身上。于是，从逐段解剖在座一位教师的现场说课开始，穿插了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教学设计，与我们共同探讨了课前积累、预习导学、课文朗读、问题设计等多方面的问题。每一方面的问题她从来都不是先阐述自己的观点，而是用近乎“逼迫”的手法促使我们思考，聆听我们的声音，甚至是聆听我们与她不一样的声音。整堂课，虽然我们头顶巨大“鸭梨”，却收获颇丰，也领略了华师大一位个性鲜明的教授的风采。

“优质教育全覆盖工程”三年项目合作的开展，吴教授已是我们最熟悉、最亲切的一位教授了。继上一次引领我们开展走近名师孙双金的工作坊之后，这一次在他的引领下我们再一次感受了名师窦桂梅的风采，感受了她主题教学的魅力，感受了她一点点营造着自己的理想，从一个山区的农家小姑娘最终成为一代名师的心路历程。再度的走近名师，也让我再度思量身为一位语文教师为学生和自己的生命奠基的职责与使命。是的，教师的专业发展要有我们自己对自我的专业追求，要体现在行动上拥有专业探索的精神，成为课程的建构者、践行者、创造者，要学会在言说和行动中思考，在反思批判中成长。这不也是我要努力的方向么？

印象·备战论坛

这次培训不仅是学习还是带着任务的，这是我们出发前就已经明确了的。

报到第一天晚上，参训各学校的领队就抽取了在论坛上发言的主题。我们抽取到的主题是如何在语文教学中培养小学生的问题意识——于是，备战论坛的日子从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于是，“问题意识”也成了我们课前、课后的话语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四个字。

每天下午结束了最后一堂课的学习，为了节省时间，我们总是选择在最近的学校餐厅用完简单的晚饭。华灯渐上的时刻，还来不及去洗去白天的疲乏，更来不及领略丽娃河黄昏时静谧的风采，我们语文组八位老师就抱着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凑在了一起。从汇报的内容到形式，从实例的选取到语词的选择，每一次探讨都持续到深夜，虽睡意缭绕却兴致犹存。有时，我们也思维凝固，灵感全无；有时，却谈笑风生，灵光四射。

细数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忘不了睡意缭绕时徐菁老师给我们带来的铁观音；忘不了万校长、曾丽萍主任亲自买来的水果；忘不了舒淑芳老师爽朗的笑声；忘不了邓金华老师幽默中闪烁着智慧的话语；忘不了许许多多思维的碰撞与启迪，忘不了团队的合作与情谊……忘不了我们精心设计的那第四个别具深意的“苹果”，忘不了那四个字——问题意识！更忘不了的是，丽娃河畔我们的思考。

三天的学习，我们在刘京海校长的带领下感受了学校课改的力量，在陈玉琨教授的指引下明晰了什么是基于目标的教学。我们听朱震国老师畅谈语文教学的种种问题，又在吴志宏教授的带领下解析课堂，走进名师窦桂梅，在刘莉莉教授的带领下解剖自己的课堂教学。

使卵石臻于完美的不是锤的敲打，而是水的载歌载舞！三天的学习，每一位讲学者给予我们正是这种载歌载舞的力量，而我们也理应将这种力量传递给我们的学生。

仰望天空我们感慨良多，在实践中扎根则是我们当下需要的思考和方向。

——我真的关注每一位学生的发展了吗？我对学生的发展需求了解多少？关注了多少？给予了多少？

——我在组织教育教学活动时安排满足学生的发展需要了吗？ ——我对语文课程真的了然了吗？课改精神在我课堂中真的体 现了吗？

——我的课堂目标明晰吗？准确吗？ ——我的问题设计恰切吗？

——课堂上我讲的是不是太多了？是我的课堂还是学生的课堂？……

附：

印象·经典语录

改革不是用新的错误代替老的错误。

聪明的教师往往教出傻的学生——一批又一批，都考进了大学，思维习惯能力未得到充分发展。

普通教师学习优秀教师的经验要经过是三个过程：模仿（做中学）、理解（做中思）、创新（做中创）。

学校老师责怪学生文化肯定是落后的，老师之间内耗，老是教学生已经学会的东西这样的学校文化肯定是落后的。

我们现在的问题：该讲的不讲了，不该讲的讲了；该练的不练了，不该练的练了；该想的不想了，不该想的想了；该学的不学了，不该学的学了。

用中国元素重新结构课堂形成模型——第一种 以讲为主（上课以讲为主，回家大量练习，多数学校，多数教师，多数家常课）；第二种，讲练结合，“帮助成功”课堂模式；第三种，讲想练结合，“尝试成功”课堂模式；第四种，学讲想练结合，“自主成功”课堂模式。

——刘京海校长

建议老师研究课程最基本的要求，抓住这些是对学生发展有利的。

对学校教育来说没有分数是过不了今天的，只有分数是没有明天的。没有必要花百分之八十五的精力解决百分之十五的问题，却又没有解决。任何拓展都是有限度的。所以回到课堂的基础是最基本的，让学生做想做的事，感兴趣的事，不要包办。

教学目标的编制一定要以学生作为表述的行为主体，不应当是教师。教学目标的行为动作必须是具体的而不能是抽象的。所谓具体就是说，这一动词所对应的行为或动作是可以观察的。

人的认识总是从最基础的到丰富的过程。教师应该把握住这个发展的过程。教师在实际教学中总是忘记自己要讲什么，总是派生出太多的实例，总是忽视教学中关键行为是什么，转移了学生的注意力，对教学是无益的。要明确什么是目标，手段是为目标服务的，不能把辅助的东西当作目标，否则课堂肯定是低效的，千万不能本末倒臵。

教育是充满智慧的事业，不能把教育搞成劳动密集的产业，这是教学质量下降的一个根本原因。

——陈玉琨教授

老师的预设应不应该统治整个课堂？2老师的思考在不应该完全代替学生的思考？老师的思考应不应该考虑学生的认知基础？

要改变对教参资料的迷信态度、学会思考，力求心灵觉醒，当教材的新型“设计师”。

主题教学的基本操作框架：生活切入——探究文本——比较拓展——升华自我。

在教材中努力挖掘主题，如知识主题、哲学主题、文化主题，这些主题连接儿童精神世界和现实生活，往往表现为与历史典故、风土人情等相关的“词语”或“关键词”，即教材的“眼点”、“课眼”。如《晏子使楚》中的“尊重”、《珍珠鸟》中的“信赖”，《圆明园的毁灭》中的“毁灭”。这些词语源于教材又高于教材，是教学的灵魂，能启发思考，对学生的精神成长起到引领的作用。

——吴志宏教授

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开卷就是有益的。

既然做了语文老师，应该把自己的朗读水平提升上去。

教案是老师驾驭课堂的翅膀，老师对教学内容非常熟悉则能顺利驾驭。学思结合，怎么才能思呢，老师必须要引导，问题需要具体，层层递进，带着问题读，教师设计的问题要引发学生的思考或者质疑。

文章要有结构，课堂要有一个魂。魂就是一连串的问题，也贯穿着整个教学过程。

——刘莉莉教授

课程是需要执行力的。有的时候方案听起来很美，但是一实行破绽就很多，这就是缺乏执行力。

我们经常讲宣传教育，但是教育真的不能等同于宣传。从本质上讲，宣传就是广告，宣传的本质就是广告式的。教育它不是广告，教育是讲理念的。广告的东西是外加的，理念是由内而外渗透的，是我们要化作我们的语言举止的，成为我们身体的一个部分。

教育是对人格的一种塑造，而不是一种行为的矫正。未经解压的教材是无法被打开的。第二套语言系统开启时说出的话是假话和套话。我们往往给学生的是一个压缩文件。语文把故事说好说透非常重要。

进入语文教育的必由之径是从语入文。学生不是通过看来进入文本的，很多时候学生看了之后没什么感受，是通过老师的口语来进入文本的。

语文课一定要和生活牵扯挂起来。语文的外延等同于生活的外延。如果课上没有同学把自己的现实生活掺和进来的话不能上好，要把对生活的感受联系起来，把虚实的关系把握好，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不要惊动学生。

有些话语讲得很浅未必没有深刻的道理，有的很深的东西未必要用很深刻的话来讲。

做一个真诚的教师，怀着一颗真诚的心来教孩子做一个真诚的人。

——朱震国老师

第三篇：关于海娃读后感

在抗战期间，出现了秋瑾、江姐、董存瑞等青年英雄，而儿童团的小英雄：王二小、雨来这些人也不会被人们忘记。今天，我想告诉大家，还有一个孩子，叫海娃，他也是伟大的！

在华北的抗日根据地，12岁的海娃一边放哨，一边放羊，监视着平川地里敌人的据点。一天，跑楼鬼子进山抢食去了，民兵中队长老赵画了一张攻打炮楼的路线图，让海娃带给八路军的张连长。一路上，海娃碰到了鬼子，幸好，他把鸡毛信拴在了老羊的尾巴里，这才瞒过了鬼子，躲过了一劫。海娃被鬼子折磨得难以想象，终于，被他找到了机会从鬼子的魔爪中逃了出来。一口气跑了好几里路，他拼命往山上跑，可不是所有人都是有同情心的，无情的鬼子开枪打中了海娃的手。最后，海娃忍着痛，还是把信交给了张连长。

12岁，在现在应该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尽情的学习知识，而海娃，却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做了一件极其重大的事情。海娃他是机灵、聪明的，在最危险的时刻，他把信藏在了羊尾巴下，瞒过了鬼子。在最紧要的关头，他乘机从鬼子那里逃走了。

12岁的孩子，我觉得是不应该有这么大的负担的，“一气跑了好几里”！现在的孩子，整天坐在汽车中，那还能跑成这样？一个400米就把他们累得够呛了。他是拼了命的，用全身的力气，为的只是不让这重要的信落入敌人的手中。

12岁的孩子，不应该承受这样的痛楚！被枪射中，是怎样的让人难以忍受！这让人揪心的疼！这些，在海娃的眼里，一定都不重要了，因为他在做一项伟大的工作，他在用自己的生命进行革命事业！

我已经13岁了，我的12岁是平凡的，但海娃的12岁，绝对是不平凡的！

在抗战期间，出现了秋瑾、江姐、董存瑞等青年英雄，而儿童团的小英雄：王二小、雨来这些人也不会被人们忘记。今天，我想告诉大家，还有一个孩子，叫海娃，他也是伟大的！

在华北的抗日根据地，12岁的海娃一边放哨，一边放羊，监视着平川地里敌人的据点。一天，跑楼鬼子进山抢食去了，民兵中队长老赵画了一张攻打炮楼的路线图，让海娃带给八路军的张连长。一路上，海娃碰到了鬼子，幸好，他把鸡毛信拴在了老羊的尾巴里，这才瞒过了鬼子，躲过了一劫。海娃被鬼子折磨得难以想象，终于，被他找到了机会从鬼子的魔爪中逃了出来。一口气跑了好几里路，他拼命往山上跑，可不是所有人都是有同情心的，无情的鬼子开枪打中了海娃的手。最后，海娃忍着痛，还是把信交给了张连长。

12岁，在现在应该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尽情的学习知识，而海娃，却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做了一件极其重大的事情。海娃他是机灵、聪明的，在最危险的时刻，他把信藏在了羊尾巴下，瞒过了鬼子。在最紧要的关头，他乘机从鬼子那里逃走了。

12岁的孩子，我觉得是不应该有这么大的负担的，“一气跑了好几里”！现在的孩子，整天坐在汽车中，那还能跑成这样？一个400米就把他们累得够呛了。他是拼了命的，用全身的力气，为的只是不让这重要的信落入敌人的手中。

12岁的孩子，不应该承受这样的痛楚！被枪射中，是怎样的让人难以忍受！这让人揪心的疼！这些，在海娃的眼里，一定都不重要了，因为他在做一项伟大的工作，他在用自己的生命进行革命事业！

我已经13岁了，我的12岁是平凡的，但海娃的12岁，绝对是不平凡的！

第四篇：论思想自由

论思想自由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

● 杨守森

向往自由，痛恨禁锢，是人类，也几乎是所有动物的天性。与其它生命个体不同的只是，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除了向往身体的自由之外，还渴望着心灵自由。故而被法学界视之为“背景性权利”，构成知情自由、隐私自由、信仰自由、表达自由、沉默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等法理基础的思想自由，当然也就成为人类文明与社会理想境界的基本标志之一。

一、思想自由何以成为问题

思想，原本就是自由的精灵。思想者可以被扼住咽喉，而思想的精灵仍可以挣脱强权与横暴之手，漫游于无垠的天地之间；思想者可以被投进监狱，而思想的精灵仍可以穿透囚室，飞越高墙，站在阳光下的枝头上傲视邪恶；思想者可以被处以极刑，而无法处死的思想精灵，则仍会令思想的敌人颤栗不安。

作为会思想的动物，思想自由，亦是人的天赋权利。按《中国人权百科全书》中的界定，思想自由是指一个人“进行思考，形成一定主张、意见和想法的权利。与信仰自由、表达自由、宗教自由、学术自由、出版自由等权利有密切的联系。思想自由强调个人内心活动的自主性，它是保证公民依照自己的世界观和思维能力进行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做出各种自主性行为的基础。”按说，人类这样一种天赋性、本原性、自主性、个人性的内心活动，原本是没什么办法为之划定禁区的，也是无法用权力予以限制或剥夺的，正如英国哲学家休谟所说：“没有任何东西像人的思想那样更不受限制，它不仅超出人类的一切力量和权威，而且甚至也不限制在自然和实在的范围之中”。（《人类理智研究》，吕大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2页）。

据此看来，思想自由，也许本来应该是一个不需要探讨，也没有必要争论的假问题。

那么，思想自由为什么又会成为问题呢？其关键原因是，人们所说的思想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指言论自由。１９４８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中，对“思想自由”的解释即是：“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也就是说，思想自由，在更为普泛性的现实层面上，主要体现为不受任何干涉地发表言论的自由。

概而言之，人类的言论自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私人场合的言谈，公众场合的宣讲，或以文字形式出版发表文章。看不见的思想，最多只能左右思想者的个人行为，而作为思想之外显的言论，则是能够对现实与他人产生影响的，是能够导致相应社会效果的。而这样的思想言论，就不能不成为一个敏感问题了，于是，在许多情况下，就有可能受到限制了。

人类言论自由的受限，大致上有以下几类情况。第一，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允许某些有害于公共安全或侵犯他人权益的言论，故而在当今许多国家的法律文本中，虽然都开列了言论自由的条目，但同时往往又有诸多限制性的条款。比如在民主化程度很高的美国，法律条文中亦有“不能对他人予以名誉伤害性攻击”之类限定，司法解释中亦有：“最 大的言论自由也不保障任何人在戏院中有诳呼失火造成惊慌奔逃的自由”等等。第二，在历史上的某一非常时期，有些言论往往也要受到严格控制，如在战争条件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大可能允许自己的国民发表有利于敌方而不利于自己的言论，特别是告秘性、泄秘性言论。第三，任何一个政权，在初创时期，出于巩固统治，稳定社会之需要，总要不惜一切手段，镇压不利于自己统治的言论。第四，当一个社会因问题积累太多，各类矛盾有激化之势，政权面临危机的时候，出于维护社会稳定，执政集团总会竭力压制言论自由。第五，在人类社会中，总有一些人，以为只有自己的思想才是最伟大、最正确的，芸芸众生只有膜拜服从的份儿。而这样的人，一旦拥有了一定权力，出于维护个人自尊，或是缘之于其它某些不可告人的私欲，总会想方设法压制他人的思想言论，甚至假借“国家”、“人民”，或者“革命”的堂皇名义，横加罪名，疯狂迫害思想家。

言论自由，当然不等于不负责任，不顾公共秩序与他人合法权益的胡说八道。这样的言论，实际上已不具备正当的思想性，故当不属“思想自由”的论题之列。言论自由，也不可能脱离时空背景，不顾现实，毫无界限，比如在中国的抗战期间，对于背叛国家，危害民族利益的汉奸言论，当然是不能听之任之的。在一个新政权创生之初，反抗性的思想言论有可能引发新的**，重置民众于血火之中，因此，用暂时牺牲言论自由的策略，来换取社会稳定，亦可以被视为面对两害而择其轻。由此可见，在上述五种控制言论自由的情况中，前三种尚是可以理解的，至于后两种情况，就需要具体分析了。

一个社会面临某些危机的时期，也往往是社会上思想言论最为活跃的时期。有关言论中，可能不无偏激之词，不无有违情理之处；其言论者中，亦可能不无别有用心之政客，甚至蓄意制造事端之奸佞。但应当相信，绝大多数人还是出于对现实的忧虑，对民族命运的关心。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当权者应以冷静的态度，正视社会矛盾，探寻问题根源，并顺势而行，切实采取修正与改革措施。否则，如果漠视历史发展的潮流，回避矛盾，过分注重通过控制言论而维持社会稳定，结果往往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危机。即使能够赢得某些方面的成功，也很有可能付出延缓历史进步乃至历史倒退的代价。

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有片面性与局限性的。无论多么英明、多么智慧的人，思想也不可能绝对正确，万无一失。我们中国人总结得好，三个臭皮匠，能抵一个“诸葛亮”，而这也许正是“民主”社会体制得到广泛认可的法理依据。但由于人性中的自尊本能，一个人总会倾向于认为自己是正确的，用黑格尔的话说，这是人类“获得认可”的一种本能欲望。对于一般个体而言，这一本能欲望，通常是无碍于社会的，而且是有积极意义的，是一个人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内在动力。但对于某些掌握了权力，特别是那些掌握了缺少约束的权力的人来说，这一本能有时就是危险的了。正是由于“获得认可”本能的驱驶，他们极易自以为是，总在设法强求他人的臣服，甚至不惜滥用手中权力与国家机器，蛮横地压制他人的言论，其结果，只能导致民族的悲剧。希特勒第三帝国的覆亡，东欧某些政权的顷刻崩溃，中国“文革”期间的浩劫，均可为惊心动魄的历史明鉴。

正是人类历史上不断重演的一幕幕悲剧证明，一个国家的昌盛，一个民族的繁荣，必须在通过严明的法律制度，有效地控制那些有害于国家与社会的言论的同时，给人以充分地自由表达正常思想的权力，最大限度地保护真正属于思想范畴的言论自由，并将其汇之于治国方略。只有这样，一个社会才能充满活力，一个国家才会长治久安。

在人类历史上，我们当然也可以发现，即使存在于个人内心深处的纯然的思想活动，有时也会遭到严酷的控制。例如，在中国的“文革”期间，“灵魂深处暴发革命”，就曾被视 2 为纯化人的内在思想的重要方式，与之相关，逼迫一个人交代所谓思想问题，也就曾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手段。实在难以想象，一个时常在暴发着革命火花的灵魂会是怎样的灵魂？当看不见的“思想”也被判定为有“问题”（有时实际上是被判定为“有罪”）的时候，一个人的大脑还会怎么运转？１９７９年，被关押审问了２０多年的胡风出狱时，曾经问儿子晓谷：“有没有一种能使人头脑混乱的机器？”可见即如胡风这样的硬汉子，经由长期的思想迫压之后，也会陷入怎样的绝望之境。正是通过胡风这样的悲剧个案，可以看到，限制纯然的思想自由的结果只能是：以摧残大脑的方式，摧毁人的意志与思想能力。由胡风这类的个案我们还可以意识到，在人类走向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卫护纯然的思想自由，而不只是言论自由，有时也还是一个问题。因为在当今世界上，剥夺人的纯然思想自由的意图与行径并未绝迹，而且谁也难以保证在未来的历史上会永远绝迹。

二、为什么要思想言论自由

正当的思想言论自由之于人类文明与社会发展的意义，一直为历史上许多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高度重视。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要享受自由的话，就应该使每个人能够想什么就说什么；要保全自由的话，也应该使每个人能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在1790年1月8日的国会致词中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在每一个国家，言论自由都是公民获得幸福的最为坚实的基础。”英国著名思想史家伯里在《思想自由史》中得出的结论亦是：“思想自由的原则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条件”。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解体，随着对封建专制制度之危害的深入批判，中国人也已越来越意识到了思想自由的重要性。早在1918年，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就曾在《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一文中写道：“思想本身，没有丝毫危险的性质。只有愚暗与虚伪，是顶危险的东西。只有禁止思想，是顶危险的行为。”“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为保障人生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无论什么思想言论，只要能够容他的真实没有矫揉造作的尽量发露出来。都是与人生有益，绝无一点害处。”陈独秀也在《法律与言论自由》一文中强调：“言论思想自由，是文明进化的重要条件。无论新旧何种思想，他自身本没有什么罪恶。”，而真正的罪恶，是“利用政府权势，来压迫异己的新思潮”。他还进一步强调：“法律只应拘束人民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

具体来说，思想言论自由的重要性，可以从个人权利、人性培育、文化创造等多方面见出。

思想能力与语言表达能力，是人类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因此，只有在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的环境中，才能使人充分体现人的类本质。人也不同于机器，人是有七情六欲的血肉之躯，总会有个人性的精神活动空间，因此，只有得以思想自由，才能使人成为人的存在。人类的生命个体又是千差万别的，总会有各自观察问题、思考问题的不同方式与角度，而正是赖此才形成了人类世界的丰富多彩。显然，如果人类纯然的思想活动也要受到控制，人类也就只能被纯化为机器；如果所有人的思想都要被强求一致，那也就等于否定了人类世界。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无端压制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实质上是对人性的蔑视。

2024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提出，要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新的奋斗目标。和谐，这其实也是任何一个文明健康社会都应具备的基本特征。所谓和谐，最基本的标志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3 诚信与互爱。而要建设这样一个和谐社会，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同样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只有在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的环境中，人与人之间才能平等相处，相互信任，相互关爱。如果没有思想与言论的自由交流，又何谈平等？如果敢于说出真话就有可能祸端临头，敢于发表不肯迎合时势的思想见解就有可能被视为异端，甚至被打入另册，谁又敢于诚信？如果时常心存禁忌，当教师在课堂上讲授的有时可能是连自己都不相信的教条时，当发言者在会议上宣讲的有时可能是自己都不相信的言论时，当新闻记者发表的有时可能是自己都不相信的通讯报导时，又怎么有可能培育人性的诚信？建立社会的诚信？相反，只能加剧虚伪，激发谎言，败坏人性。如果动辄因言获咎，乃至动辄因言获罪，又怎么有可能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相反，只能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戒备，相互欺骗，乃至相互敌视。像在中国的“文革”期间那样，由于言语稍有不慎，就极有可能被定性为“反对什么”、“诬蔑什么”、“攻击什么”，就极有可能陷入灭顶之灾，故而朋友反目，夫妻成仇，父子决裂的现象也就寻常可见了；由于敢于冲破思想禁区如张志新者，被视为敌人，判处死刑，而投机钻营，卖身投靠者则反而会被视为“忠于革命忠于党”，故而丧尽天良，无中生有，栽脏陷害他人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冤假错案的累累而生也几乎就是必然的了。

人类的历史，是一部文化创造史，而卓越的文化创造，也只有在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的环境中才有可能。事实证明，人类思维活跃，英才迭现，智慧喷涌，文学艺术繁荣的时代，也往往是思想言论相对自由的时代，如西方的古希腊时代、文艺复兴时代，中国的春秋时代、“五四”时代等等。这是因为，只有破除了思想与言论禁锢，才能激发人类精神创造的活力。相反，一个缺少思想自由的时代，也必将是科学精神匮乏，文化成就低下的时代。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中华民族的振兴之路之所以圪坷缓慢，重要原因之一正是，思想言论的权力总是操控在少数领袖人物手里，丰富的国民智慧遭到了禁锢与压抑。我们虽也提出过“百家争鸣”之类的口号，但实际上一直是一家独鸣。最高领袖毛泽东曾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这样语重心长地告诫过领导干部：“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而实际上，对言论自由的控制一直没有放松。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思想”虽然一直是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字眼，但倍受重视的主要是思想占领、思想斗争、思想教育、思想改造，而另一个真正应予以高度重视，关乎国家福祉与民族命运的字眼却被回避了，这就是----思想创造。由于思想占领常常是散射着火药味的，思想斗争是充满着严酷性的，因而中国人很小就在潜意识中产生着对思想自由的恐惧。而所谓思想教育，则往往是以灌输的方式，让人们被动地接受各种既成思想的匡拘。显然，这样的结果只能是扼杀了人的思想能力，窒息了人的精神创造活力。

三、思想自由的守护

１９４９年，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致雅斯贝尔斯的一封信中写道：“在这个不断加强的世界危机中，思想的保卫者寥寥无几。他们还要为反对一切形式的教条主义而不得不坚持斗争，而且不计后果。世界的公众论坛和它的组织，并不是人类命运自己作出决定的地方。孤独性不应该是谈论的对象。孤独是从事思维和进行吟咏者能依人类的能力而坚守在存在身旁的唯一场所。”不管当时的海德格尔说这番话时是出于什么心态，什么动机，守护孤独之思，守护思想自由，这无疑是人类社会应予进一步高扬的旗帜。因为在当今世界上，4 思想自由，虽已成为人们普遍认同的公理，对此，已很少有人敢于采取公开反对的立场，但事实上，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至今，尚缺乏真正的思想自由，更缺乏对思想自由的守护。

守护思想自由，国家的责任无疑是第一位的。国家的责任在于：要真正从全民族的而不是从某些或某一社会集团的利益出发，制定确保言论自由的法律制度。要利用权力资源，切实维护宪法的尊严，在惩治诬陷诽谤、泄露国家机秘等与言论相关的罪行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国民言论自由的合法权益，保护出以公心、爱国心、学术目的或无害于他人与社会的一切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消除社会公众对思想问题的敏感与恐惧，创造出宽容与和谐的社会氛围，才有利于民族的繁荣与昌盛。此外，要有意识地培育国家思想基地，如高等学府、学术机构等。高等学府与学术机构，本应是激发智慧创造的场所，激励自由思想的圣土，培育思想家的摇篮，在这些地方，如果亦禁忌重重，令人心态萎缩，一个国家的思想创造空间也就可想而知了。

国家要完成上述职责，某些相关性的前提条件是：第一，要习惯于用思想方式解决思想问题，即使对于某些明显错误的思想见解，也应注重通过自由争论的方式予以解决，应如罗素所主张的“有人与你意见相左时，即使这些意见来自你的丈夫或孩子，也应该用争论去说服他们，而不是用权威去征服，因为靠权威取得的胜利是虚幻而自欺欺人的”。第二，要消除予设性的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二元对立之标准。因为在即使被证明是错误的思想观念中，也可能包含着正确的成份。事实上，如果为了遏制错误思想的产生，而严加控制，正确的思想也就可能被扼杀于思想的摇篮之中了。第三，有价值的思想，往往更多出之于知识分子，因此，应充分相信知识分子的良知，而不是轻易怀疑其用心，而箝制其口。第四，要进一步打破思想禁区，特别是打破与政治问题相关的思想禁区。因为人类的许多思想观念，正是因其与政治关系的密切，才更具思想价值，也才更有利于政治的进步。如果失去了思想的滋养，政治就会缺乏生命力；如果拒绝了广泛的思想营养的汲取，政治甚至有可能走上邪恶之路。

思想自由，当然亦需要思想者的自我守护。尤其是在思想自由机制尚不健全的社会环境中，自我守护的意义更为重要。就其自我守护的方式而言，我们不妨将其分为消极卫护与积极卫护两种情况来看。

消极守护是指，当个人的思想言论不能得到自由表达的时候，宁可选择沉默，但也决不放弃，更不应言不由衷地屈从某种权势。康德当年因发表了不利于宗教神学的言论而受到官方警告之后，虽然表示不再写此类文章，但同时又宣称：“我没有勇气说出我确信的许多事情，但也决不说我不相信的任何事情。”在我们的某些哲学史教科书上，康德的表现，曾被讥讽为18世纪德国知识分子的软弱，但实际上，能够做到“决不说自己不相信的任何事情”，这本身就是在卫护思想自由，就是对做人的良知底线的坚守。由于见风驶舵，奉迎权势，常常是知识分子得以自保，乃至是获取功名利禄的最为安全也最为轻巧的方式之一，因此，能够做到这样一种消极守护，亦实在是大不易。回想一下在我们的“反右”期间、“文革”期间，中国的知识分子，真正能够守住这一底线的，又有几许人也？

积极守护是指，敢于抗争，勇于直言，为了思想自由，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在人类历史上，许多卓有贡献的思想家，如苏格拉底、伽利略、马克思、达尔文、李卓吾、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风等正是这样的勇者。他们的思想本身，也许并非完美无瑕，但他们守护思想自由的人格精神，无疑是人类不断走向文明与进步的基石。

守护思想自由，所依赖的当然不只是正直的人格，也不只是胆量的比拼，还要具备善于自由思想的能力。思想言论之自由，不是情绪化宣泄，不是义气化用事，不是信口开河。思想，是一种基于丰厚学养基础上的精神观念的创造，是一种严肃而负责任的学理化思考，是对社会问题、人生问题的深邃透视，是关于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案的构想。如果失去了上述透视能力，思考能力，构想能力，即使在最为充分的自由环境中，恐也无话可说，又遑论守护？而这，抑或才是所谓思想者的真正的悲哀。

第五篇：论国家思想

论国家思想

梁启超

人群之初级也，有部民而无国民。由部民而进为国民，此文野所由分也。部民与国民之异安在？曰：群族而居，自成风俗者，谓之部民；有国家思想，能自布政治者，谓之国民。天下未有无国民而可以成国者也。

国家思想者何？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

所谓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者何也？人之所以贵于他物者，以其能群耳。使以一身孑然孤立于大地，则飞不如禽，走不如兽，人类之翦灭亦既久矣。故自其内界言之，则太平之时，通功易事，分业相助，必非能以一身而备百工也；自其外界言之，则急难之际，群策群力，捍城御侮，尤非能以一身而保七尺也。于是乎国家起焉。国家之立，由于不得已也，即人人自知仅恃一身之不可，而别求我相团结、相补助、相捍救、相利益之道也。而欲使其团结永不散，补助永不亏，捍救永不误，利益永不穷，则必人人焉知吾一身之上，更有大而要者存。每发一虑，出一言，治一事，必常注意于其所谓一身以上者（此兼爱主义也。虽然，即谓之为我主义，亦无不可。盖非利群，则不能利己，天下之公例也）。苟不尔，则团体终不可得成，而人道或几乎息矣。此为国家思想之第一义。

所谓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者何也？国家如一公司，朝廷则公司之事务所，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事务所之总办也。国家如一村市，朝廷则村市之会馆，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会馆之值理也。夫事务所为公司而立乎，抑公司为事务所而立乎？会馆为村市而设乎，抑村市为会馆而设乎？不待辨而知矣。两者性质不同，而其大小轻重，自不可以相越，故法王路易第十四“朕即国家也”一语，至今以为大逆不道，欧美五尺童子，闻之莫不唾骂焉。以吾中国人之眼观之，或以为无足怪乎？虽然，譬之有一公司之总办，而曰“我即公司”，有一村市之值理，而曰“我即村市”，试思公司之股东，村市之居民，能受之否耶？夫国之不可以无朝廷，固也。故常推爱国之心以爱及朝廷，1 是亦爱人及屋、爱屋及乌之意云尔。若夫以乌为屋也，以屋为人也，以爱屋爱乌即爱人也，浸假爱乌而忘其屋，爱屋而忘其人也，欲不谓之病狂，不可得也。故有国家思想者，亦常爱朝廷，而爱朝廷者，未必皆有国家思想。朝廷由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代表，爱朝廷即所以爱国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蟊贼，正朝廷乃所以爱国家也。此为国家思想之第二义。

所谓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者何也？国家者，对外之名词也。使世界而仅有一国，则国家之名不能成立。故身与身相并而有我身，家与家相接而有我家，国与国相峙而有我国。人类自千万年以前，分孳各地，各自发达，自言语风俗，以至思想法制，形质异，精神异，而有不得不自国其国者焉。循物竞天择之公例，则人与人不能不冲突，国与国不能不冲突，国家之名，立之以应他群者也。故真爱国者，虽有外国之神圣大哲，而必不愿服从于其主权之下，宁使全国之人流血粉身靡有孑遗，而必不肯以丝毫之权利让于他族。盖非是则其所以为国之具先亡也。譬之一家，虽复室如悬磬，亦未有愿他人入此室处者。知有我故，是故我存。此为国家思想第三义。

所谓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者何也？宗教家之论，动言天国，言大同，言一切众生，所谓博爱主义，世界主义，抑岂不至德而深仁也哉，虽然，此等主义，其脱离理想界而入于现实界也，果可期乎？此其事或待至万数千年后，吾不敢知，若今日将安取之？夫竞争者文明之母也，竞争一日停，则文明之进步立止。由一人之竞争而为一家，由一家而为一乡族，由一乡族而为一国，一国者，团体之最大圈，而竞争之最高潮也。若曰并国界而破之，无论其事之不可成，即成矣，而竞争绝，毋乃文明亦与之俱绝乎？况人之性非能终无竞争者也。然则大同以后，不转瞬而必复以他事起竞争于天国中，而彼时则已返为部民之竞争，而非复国民之竞争，是率天下而复归于野蛮也。今世学者，非不知此主义之为美也，然以其为心界之美，而非历史上之美，故定案以国家为最上之团体，而不以世界为最上之团体，盖有由也。然则，言博爱者，杀其一身之私以爱一家可也，杀其一家之私以爱一乡族可也，杀其一身一家一乡族之私以爱一国可也。国也者，私爱之本位，而博爱之极点，不及焉者亦野蛮也，过焉者亦野蛮也。何也？其为部民而非国民，一也。此为国家思想第四义。

耗矣哀哉，吾中国人之无国家思想也！其下焉者，惟一身一家之荣瘁是问；其上焉者，则高谈哲理以乖实用也；其不肖者且以他族为虎，而自为其伥；其贤者亦仅以尧、跖为主，而自为其狗也。以言乎第一义，则今日四万万人中，其眼光能及于一身以上者几人？攘而往，熙而来，苟有可以谋目前锱铢之私利者，虽卖尽全国之同胞以图之，所弗辞也。其所谓第一等人者，则独善其身，乡党自好者流也，是即吾所谓逋群负而不偿者也。夫独善之与私恶，其所以自立者虽不同，要其足以召国家之衰亡一也。以言乎第二义，则吾中国相传天经地义，曰忠曰孝，尚矣。虽然，言忠国则其义完，言忠君则其义偏。何也？忠孝二德，人格最要之件也，二者缺一，时曰非人。使忠而仅以施诸君也，则天下之为君主者，岂不绝其尽忠之路，生而抱不具人格之缺憾耶？则如今日美法等国之民，无君可忠者，岂不永见屏于此德之外，而不复得列于人类耶？顾吾见夫为君主者，与为民主国之国民者，其应尽之忠德，更有甚焉者也。人非父母无自生，非国家无自存，孝于亲，忠于国，皆报恩之大义，而非为一姓之家奴走狗者所能冒也。而吾中国人以“忠”之一字为主仆交涉之专名，何其亻真也！（君之当忠，更甚于民，何也？民之忠也，仅在报国之一义务耳。君之忠也，又兼有不负付托之义务，安在其忠德之可以已耶？夫孝者，子所对于父母的责任也，然为人父者，何尝可以缺孝德？父不可不孝，而君顾可以不忠乎？仅言忠君者，吾见其不能自完其说也。）以言乎第三义，则吾国历史弥天之大辱，而非复吾所忍言矣。计自汉末以迄今日，凡一千七百余年间，我中国全土，为他族所占领者三百五十八年，其黄河以北，乃至七百五十九年。今列其种族及时代为表如下：国名国祖种族都今地起兴年代（西历）灭亡年代（西历）汉刘渊匈奴平阳山西平阳府三○四年三二九年成李雄巴氐成都四川成都府三○四年三四七年后赵石勒羯邺直隶顺德府三一八年三五一年燕慕容鲜卑邺直隶顺德府三三七年三七○年代拓跋猗卢鲜卑盛乐山西大同府三○九年三七六年秦符健氐长安陕西西安府三五一年三九四年后燕慕容垂鲜卑中山直隶定州三八三年四○八年后秦姚苌羌长安直隶定州三八四年四一七年西燕慕容冲鲜卑长子山西潞州府三八四年三九四年西秦乞伏乾归鲜卑苑川甘肃巩昌府三八五年四三一年后凉吕光氐姑臧甘肃凉州府三八六年四○三年南燕慕容德鲜卑广固山东青州府三九八年 3 四一○年南凉秃发亻辱檀鲜卑廉川甘肃西宁府四○二年四一四年北凉沮渠蒙逊匈奴张掖甘肃甘州府四○二年四三九年大夏赫连勃勃匈奴统万甘肃宁夏府四○七年四三一年后魏拓跋鲜卑平城山西大同府三八六年五**年契丹五代时燕云十六州金完颜阿骨打女真汴河南开封府一一二六年一二三四年元成吉思汗蒙古北京直隶顺天府一二七七年一三六七年呜呼！以黄帝神明华胄所世袭之公产业，而为人纟而夺之者，屡见不一见，而所谓黄帝子孙者，迎壶浆若崩厥角，纡青紫臣妾骄人，其自啮同类以为之尽力者，又不知几何人也？陈白沙《崖山吊古诗》有云：“镌功奇石张宏范，不是胡儿是汉儿。”嗟夫，嗟夫！晋、宋以来之汉儿，其丰功伟烈与张宏范后先辉映者，何啻千百！白沙先生，无乃所见不广乎？国家思想之销亡，至是而极。一以言乎第四义，则中国儒者，动曰平天下治天下，其尤高尚者，如江都《繁露》之篇，横渠《西铭》之作，视国家为眇小之一物，而不屑厝意。究其极也，所谓国家以上之一大团体，岂尝因此等微妙之空言而有所补益？而国家则滋益衰矣。若是乎吾中国人之果无国家思想也。危乎痛哉！吾中国人之无国家思想，竟如是其甚也！

吾推其所以然之故，厥有二端：一曰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

其误认国家为天下也，复有二因。第一由于地理者。欧洲地形，山河绮错，华离破碎，其势自趋于分立。中国地形，平原磅礴，厄塞交通，其势自趋于统一。故自秦以后，二千余年，中间惟三国南北朝三百年间，稍为分裂，自余则皆四海一家。即偶有割据，亦不旋踵而合并也。环其外者，虽有无数蛮族，然其幅员，其户口其文物，无一足及中国。若葱岭以外，虽有波斯、印度、希腊罗马诸文明国，然彼此不相接，不相知。故中国之视其国如天下。非妄自尊大也，地理使然也。夫国也者，以对待而成。中国人国家思想发达，所以较难于欧洲者，势也。第二由于学说者。战国以前，地理之势未合，群雄角立，而国家主义亦最盛。顾其敝也，争地争城，杀人盈野，涂炭之祸，未知所极。有道之士然忧之。矫枉过正，以救末流。孔子作《春秋》，务破国界，归于一王，以文至太平。孟子谓天下恶乎定，定于一。其余先秦诸子，如墨翟宋老聃关尹之流，虽其哲理各自不同，至言及政术，则莫不以统一诸国为第一 4 要义。盖救当时之敝，不得不如是也。人心之厌分争已甚，遂有嬴政刘邦诸枭雄，接踵而起。前此书生之坐论，忽变为帝者之实行。中央集权之势，遂以大定。帝者犹虑其未固也，乃更燔百家之言，锢方术之士，而务刺取前哲绪论之有利于己者，特表章之，以陶冶一世。于是国家主义遂绝。其绝也，未始不由孔墨诸哲消息其于间也。虽然，是固不可以为先哲咎。彼其时固当然。而扶东倒西，又人类之弱点而不能避者也。佛以说法度众生，而法执者即由法生惑焉。后人狃一统而忘爱国，又岂先圣之志也。且人与人相处，而不能无彼我之界者，天性然矣。国界既破，而乡族界身家界反日益甚。是去十数之大国，而复生出百数千数无量数之小国，驯至四万万人为四万万国焉。此实吾中国二千年来之性状也。惟不知有国也，故其视朝廷，不以为国民之代表，而以为天帝之代表。彼朝廷之屡易而不动其心也，非恝也，苍天死而黄天立，白帝杀而赤帝来，于我下界凡民有何与也！禀受于地理者既若彼，薰习于学说者又若此，我国人之无国家思想也，又何怪焉，又何怪焉。

虽然，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此不过一时之谬见，其时变，则其谬亦可自去。彼谬之由地理而起者，今则全球交通，列强比邻，闭关一统之势破，而安知殷忧之不足以相启也。谬之由学说而起者，今则新学输入，古义调和，通变宜民之论昌，而安知王霸之不可以一途也。所最难变者，则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之弊，深中于人心也。夫独善其身、乡党自好者，畏国事之为己累而逃之也；家奴走狗于一姓而自诩为忠者，为一己之爵禄也。势利所在趋之若蚁，而更自造一种道德以饰其丑而美其名也。不然，则二千年来与中国交通者，虽无文明大国，四面野蛮，亦何尝非国耶？谓其尽不知有对待之国，又乌可也？然试观刘渊、石勒以来，各种人之入主中夏，曾有一焉无汉人以为之佐命元勋者乎？昔稽绍生于魏，晋人纂其君而戮其父，绍腼颜事两重不共戴天之仇敌，且为之死而自以为忠，后世盲史家亦或以忠许之焉。吾甚惜乎至完美至高尚之忠德，将为此辈污蔑以尽也。无他，知有己而已。有能富我者，吾愿为之吮痈；有能贵我者，吾愿为之叩头。其来历如何，岂必问也。若此者，其所以受病，全非由地理学说之影响。地理学说虽万变，而奴隶根性终不可得变。呜呼！吾独奈之何哉？吾独奈之何哉？不见乎联军入北京，而顺民之旗，户户高悬，德政之伞，署衔千百。呜 5 呼痛哉！吾语及此，无眦可裂，无发可竖，吾惟胆战，吾惟肉麻，忠云忠云，忠于势云尔，忠于利云尔。不知来，视诸往，他日全地球势利中心点之所在，是即四万万忠臣中心点之所在也。而特不知国于此焉者之谁与立也！

呜呼，吾不欲多言矣！吾非敢望我同胞将所怀抱之利己主义除净尽，吾惟望其扩充此主义，巩固此主义，求如何而后能真利己，如何而后能保己之利使永不失，则非养成国家思想不能为功也。同胞乎！同胞乎！勿谓广土之足恃，罗马帝国全盛时，其幅员不让我今日也。勿谓民众之足恃，印度之土人，固二百余兆也。勿谓文明之足恃，昔希腊之雅典，当其为独立国也，声明文物甲天下，及其服从他族，萎靡不振以至于澌亡。而吾中国当胡元时代，士大夫皆习蒙古文（《廿二史札记》言之甚详），而文学几于中绝也。惟兹国家，吾侪父母兮！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兮！茕茕凄凄，谁怜取兮！时运一去，吾其已兮！思之思之兮，国及今其犹未沫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