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金融危机对我县开放型经济工作的影响及应对建议

国际金融危机对上饶县开放型经济工作的影响及应对建议

此次波及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是由美国次贷危机恶化而来，次贷危机主要是由于美国国内房地产市场下滑导致，金融衍生品市场起到了加速危机传导作用，并使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为影响全球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破坏严重，资本市场大幅动荡，美国华尔街五大投资银行“全军覆没”，欧洲部分金融机

构相继陷入困境，实体经济受到一定冲击，今年以来全球金融资产损失高达27万亿美元。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上饶县开放型经济工作必然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下面就上饶县开放型经济工作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作简要分析并提出应对措施如下：

一、全县开放型经济工作预计完成情况

今年，预计注册外资项目6个，合同资金3550万美元，利用外资4000万元，完成年任务数的80%，同比增长28.2%；外贸出口2200万美元，完成年任务数的107.3%，同比增长43.2%；外贸进口500万美元，完成年任务的112.5%。

预计全年新签约合同项目120个，同比下降23.1%；完成内资实际进资40.6亿元，同比增长9.3%，完成全年任务的102.6％；新签约5000万元以上工业项目15个，同比增长36.4%，完成全年目标任务（15个）的100％，实际进资11亿元，同比增长45.3%，完成年任务（11亿）的100％，新签约亿元以上工业项目3个，实际进资6亿元，完成年任务（6亿）的100%。

二、金融危机对我县开放型经济工作影响

（一）利用外资困难进一步加大。一是企业在资本市场上再融资规模下降，融资成本提高。江西捷众生物化学有限公司属美国艾玛特（amdl）上市公司的子公司，由于美国股市一路下挫，adl股票从5美元多一股降为1美元左右，这就造成该公司拟投资3000万美元建设“紫杉醇”、“dr—70”抗癌药品生产项目的计划不得不暂时分步实施。江西闽泉实业有限公司拟投资近3000万美元生产葛制品加工项目，也因融资成本过高不得不暂时停止项目建设。二是外资企业出于对未来宏观经济走势的担忧，投资信心不足，从而在投资决策上持观望态度。目前，金融风暴让投资者提高了警惕，很多企业首先考虑的是生存问题，已不再是规模扩张和产业转移，如上海瑞得投资公司意向与德国一家外资公司合作，拟投资7000万美元建设年产60万头的生猪养殖基地，但因为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致使德方公司投资信心不足，合作事宜暂时停止。此外还有台湾桔野有限公司意向投资1000万美元生产环保空调生产项目，马来西亚容祥公司意向投资 1000万美元的咖啡生产项目，广州保胜光电有限公司拟投资5000万美元的光电生产项目等企业也持观望态度。

（二）外贸出口受影响较大。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主要的贸易伙伴国如美国、欧盟、日本、东南亚等进口能力进一步弱化。从今年我县外贸出口总量上看，外贸出口额预计达2400万美元，完成年任务数的117.1%，但离今年年初预计数4000万美元相差甚远。由于欧美是此次金融风暴的重灾区，东南亚也影响较大，这就造成了我县产品的国际市场需求大大萎缩，订单屡屡取消，据统计，仅江西锦裕实业、恩泉油脂、旭日冶炼厂、江西飞扬窗帘、斯德尔实业等企业订单出口额缩减了1500多万美元。

3、对利用省外资金影响。一是发展势头有所下降。1-10月完成内资实际进资30.83亿元，完成全年任务（39.6亿）的77.8％；5000万元以上工业项目实际进资7.35亿元，完成年任务（11亿）的66.8 ％；亿元以工业项目3个，完成年任务（5个）的60%，亿元以上工业资金2.81亿元，完成年任务（6亿）的46.8%。新引进的96个项目中，工业项目56个，同比下降37%，6至9月份均同期下降40%以上。二是主导产业发展遇到新困难。我县有色金属产业受铜材价格暴跌、企业铜原料库存量大的影响，发展势头严重下挫，华丰铜业库存铜900吨，直接损失2024余万元；明大实业、天利金属、中都贵金属、永鑫金属等都处于半停产或技改状态。光伏产业也受市场主导，兴达能源、长兴实业等处于半停产状态。

三、金融危机带来的主要机遇分析

1、国家调整宏观调控政策带来机遇。10月份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要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11月份又部署七项工作贯彻落实“十条措施”，明确提出，要鼓励金融机构增加对中小企业贷款，满足中小企业发展的合理需求，江西加威实业、江西德晟能源等外资企业，恩泉油脂等外贸出口量大的企业，应充分利用好国家调控政策带来的机遇，积极融资，进一步做强做优。

2、产业转型升级面临机遇。此次金融危机对我县一些劳动密集型、技术含量低的纯加工型或初级生产企业冲击较大，如外资企业华怡服装公司和劲泰弘服装公司目前已完全陷入停产状态。这样就迫使企业必须转型升级，我县应抓住关键时期，县经贸委、中

第二篇：金融危机对就业的影响及应对政策建议

金融危机对就业的影响及应对政策建议

2024-04-15 16:08:31 摘要]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劳动力市场已经并将继续遭遇就业冲击。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等青年劳动者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就业群体。由于他们所处的劳动力市场环境与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下岗和失业职工相比已经明显不同，因此，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要求，保增长、调结构和扩内需的政策手段，需要与保就业的目标紧密结合，从就业入手创造国内消费需求，为经济稳定增长提供更可持续的源泉。本文对当前就业压力和失业状况做出估计，概括并解析中国转轨时期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并从此出发提出稳定就业和治理失业的政策建议。

（50人论坛·北京）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劳动力市场已经并将继续遭遇就业冲击。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等青年劳动者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就业群体。由于他们所处的劳动力市场环境与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下岗和失业职工相比已经明显不同，因此，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要求，保增长、调结构和扩内需的政策手段，需要与保就业的目标紧密结合，从就业入手创造国内消费需求，为经济稳定增长提供更可持续的源泉。本文对当前就业压力和失业状况做出估计，概括并解析中国转轨时期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并从此出发提出稳定就业和治理失业的政策建议。

一、如何看待当前劳动力市场

在2024年以前的若干年中，由于经济高速增长和劳动力供给速度减缓的双重影响，我国就业形势良好，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幅度减少，甚至许多地方遭遇到劳动力短缺。但是，当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并对我国实体经济产生影响以后，就业的这种局面就发生了变化，即劳动力需求大幅度减少。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全国88个城市收集的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我们看到，劳动力市场求人倍率（岗位供给数与岗位需求数之比）从2024年的0.75大幅度逐年回升，并持续到2024年的0.98。但是，到2024年的第四季度，求人倍率急剧下降到0.85，系2024年以来的最低点。可见，我国实体经济增长显著减缓的后果，主要表现为就业增长的减速，以及失业率的上升。

如果失业率上升得到证实，很显然，其性质属于直接受经济增长波动影响的周期性失业率。我们可以利用有关分析机构提供的采购经理指数（简称PMI）的情况来理解这个性质。PMI是反映经济运行情况的先行指标。它主要通过企业调查，将以下五类指标合成为一个综合指数，即企业的新定单情况，存货水平，生产情况，供应情况以及就业环境等。一般认为，PMI在50以上表明经济处于上升的区域，而低于50则表明经济处于收缩。考虑到PMI的先行性，因此，它是预测其他宏观经济指标走向的一个有用指标。从PMI中的产出指数与就业指数两者之间的相互关联性来看（图1），它们从相对景气的水平上同时下跌到50以下，从而证明了当前失业率的周期性质。

图1：2024年下半年的周期性失业

资料来源：Markit Economics 《CLSA中国制造业PMI报告》，2024年12月1日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2024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仅比2024年提高了0.2个百分点，与大多数人所预期的情形不尽相符。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根据一项样本为7139个城镇居民的抽样调查，发现在2288个经济活动人口中，有215人符合失业的定义，据此推算城镇调查失业率为9.4%（汝信等主编，2024）。这个结果的积极意义在于，采用更具有可比性的调查失业率指标，及时反映了经济下滑对就业的影响，以引起决策者对周期性失业的关注。此外，这个关于调查失业率估算的优点，还在于它把农民工的失业状况首次包括进来，而这在正式的统计中和以往的调查中是一个缺项。然而，由于以下原因，如果以这个调查的结果推断整体，并不令人十分信服，应该说高估了城镇调查失业率。

首先，这个调查的样本量太小，难以推断整体。特别是其中的农民工是一个户籍所在地与常住地及工作地点截然分离的就业群体，他们在地区的分布是非常不均匀的，因此，把他们混在一个仅7000人的样本中，实在无法具有任何代表性。

其次，农民工的抽样是难度极大的，该调查没有足够的信息让我们确信其具有对农民工的代表性，尤其是农民工与城镇本地劳动者之间的比例关系。在经济处于下滑区间的时候，农民工又是最先遭到冲击的群体，就业损失最为严重。如果在城镇调查的抽样中高估（或低估）了他们的比重，在正常的年景中就会低估（或高估）城镇调查失业率，在危机年景则会高估（或低估）城镇调查失业率。

最后，根据调查失业的定义，农民工的劳动力市场状态通常难以精确判定。面对农民工群体，我们常常难以精确地区分失业与退出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差别，简单把失去某一项工作看作失业，与调查失业率的概念是不符的。

二、怎样估计就业冲击程度

认识当前劳动力市场状况，判断失业严重的程度，从而正确地制订应对政策，的确需要借助失业率指标。但是，中国目前的统计信息相对复杂，不了解统计定义就难以准确理解。因此，我们先从关于失业的统计谈起。

我们通常从公开的统计年鉴上看到的是城镇登记失业率。这个指标在2024年以前并不能充分反映劳动力市场的实际状况，这是因为当时在城镇还有一批没有工作的下岗职工，他们不被统计在登记失业中。但是，2024年以后，由于实现了下岗人员与登记失业并轨，这个指标对城镇就业状况的反映程度就提高了。不过，登记失业仍然有一些条件，如达到退休年龄的不再登记，没有当地户口的不予登记，那些不愿意登记或暂时没有登记意愿的人，即使处于没有工作的状态，自然也没有被统计在内。

根据公开发表的统计数据，我们还可以计算一个符合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因而可以进行国际比较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失业人员和就业人员都是针对16岁以上的劳动年龄人口。如果满足下列三种情况，他们就处于失业状态：（1）调查周内未从事有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劳动（即就业不到一小时）；（2）有工作机会可以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现规定调查时点之后两周内）应聘就业或从事自营职业；（3）某一特定期间（现规定调查时点前三个月）内采取了某种方式寻找工作。否则，如果不符合第一种情况就属于就业；如果不符合第二和第三种情况就属于退出劳动力市场。根据中国的统计特点，这个调查范围仅仅能够包括少量在城市务工的外来常住人口，所以它主要还是反映城镇户籍人口的失业情况。可惜的是，尽管中国已经开始了可以计算该指标的调查项目，但是，迄今为止没有官方的关于调查失业率数字发布。

我们在（图2）中提供了城镇登记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两组数字，前者是国家统计局实际公布的，后者则是我们估算的。鉴于这些数字分别代表的意义以及不同的来源，特别是由于一些数字带有估计的性质，这里的失业率数字只能作为一种有胜于无的参考信息。从图中我们首先可以看到，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自2024年以后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直至2024年再次上升到4.2%。由于登记失业率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失业者必须自愿主动进行登记，才可以反映在整体登记失业人群之中，城镇就业在2024年较晚时期才开始遭遇明显的就业冲击，因此，该指标对就业市场的状况反映相对迟钝一些。因此，我们仍然需要用调查失业率作为一种补充，以便更全面和及时地认识劳动力市场的最新变化。

图2：两种城镇失业率的统计和估计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24》及作者估计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开发表的数据，我们可以间接计算城镇调查失业率。1997-2024年期间为实际计算数字，2024年及以后为估算数字（在图2中用虚线表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虽然没有公布调查失业率数字，但指出近年来该指标与登记失业率的变化趋势相同，并且比后者高1个百分点左右。以此作为估算的依据，我们在2024年和2024年登记失业率的基础上加1个百分点，作为调查失业率的估计值。

我们估计2024年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即偏离了该指标与登记失业率相差1个百分点的规律，比2024年提高约1个百分点。关于这个估计有两个依据。第一，根据对美国经济中采购经理指数（PMI）与失业率关系的经验，根据中国2024年后期PMI的下降情况，我们推算了失业率可能的提高程度。第二，根据有关研究机构估算的出口下降对GDP增长率的影响（Green，2024），以及“奥肯法则”显示的GDP增长率与失业率变动之间的关系，推算出的失业率提高幅度也大致如此。值得指出的是，这个估计并不精确，但是也不失参考价值。一般来说，美国PMI与失业的关系也好，美国经验形成的奥肯法则也好，都不能直接应用于中国的情形。但是，中国与美国相异之处通常表现在前者的劳动力市场结构特殊性，而这主要影响自然失业部分。鉴于此次失业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特征，所以，用美国经验印证中国在经济下滑情况下失业率的变动，在一定的范围内有其合理性和参考价值。

至于谈到农民工遭受的就业冲击，根据农业部调查，因失去工作提前返乡农民工2024余万，占1.3亿的15.3%。我们根据投入产出表数据，模拟了2024年因出口下降而导致的非农就业减少量为1763万，其中服务业664万，制造业969万。我们的判断是，迄今这些岗位损失主要压在农民工身上，这是因为容纳大规模就业的外向型企业大都集中在沿海地区，雇用的主要是农民工，而且解雇农民工的制度成本很低。这样的话，看上去我们的估计就与农业部的调查结果十分接近。

这两个数字的接近纯属偶然。实际上，我们还利用投入产出表还估计了投资和消费对2024年就业的拉动效果，两者都是正数，形成的该总就业是净增长的（图3）。不过，我们并不尝试把这个推算的结果与有关部门公布的就业增长数量进行一致性比较。这是因为，在我们的模拟中，出口、投资和消费的就业效果都是理论数值，即按照常规的系数关系，相关因素的变动会引起就业数量的增加或减少，但是企业实际应对的方式可以不同，例如他们并不采取立即裁员的办法，因此实际结果并不一定符合理论模拟。因此，我们仍然采用前述估计，即认为城镇劳动力所受经济危机影响，一方面是因房地产等行业滑坡，及其通过产业关联关系使前向和后向产业遭到冲击以后才发生的，另一方面主要是增量意义上的，如表现为大学生等新成长劳动力的就业难等现象。到2024年底，城镇失业的增加可以用前述1个百分点的调查失业率所包括。

图3：就业受三大需求因素影响的分解（2024年）

资料来源：张华初、王德文、蔡昉《抵御就业冲击的最佳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利用投入产出表的模拟分析》，2024年备忘录

三、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

中国虽然已经接近其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的尾声，但是，经济结构的二元特征仍然十分明显，由此也构成劳动力市场制度的二元性甚至多元性。依照劳动经济学教义，劳动力市场状态无非三种，即就业、失业和退出劳动力市场。但是，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状态，比教科书上所讲的这三种类型要丰富得多，我们分别描述如下。

1.城镇正规就业。主要指拥有城镇户籍的劳动者，大多数从未经历过下岗或失业，在国有部门、集体部门和一些相对正规的新兴部门就业。他们具有稳定的劳动合同、法定的社会保障网络、随着工作年限而逐年提高的工资。宏观经济遇到危机的冲击时，他们总是最后被裁员的，他们的工资甚至具有一定的刚性。对于国有企业职工来说，其工资刚性来自于制度性的保护；对于某些新兴的非公有企业来说，工资刚性则来自于效率工资。如果忽视细节上的差异而仅仅以单位的注册类型来划分的话，这类就业人群占不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全部城镇就业人口的约40%。而按照某些更有针对性的定义来划分，城镇户籍就业人口中大约60%-70%属于这个正规就业群体。

2.城镇正规失业。主要形式是登记失业，即在拥有本地户籍身份的前提下，享有进行失业登记，从而在规定的时期中取得失业保险金的权利。除此之外，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还为同一群体提供更加保底的社会安全网。在政府实施积极就业政策的情况下，各种瞄准到企业、社区、个人和家庭的就业扶助措施，也主要针对这些有本地户口的人群。在2024年4.2%的登记失业率下，这个登记失业群体大约有886万人。

3.非正规就业。他们的特点是在非正规的部门，如一些用工不规范的个体、私人企业，以及没有进行工商注册的经济活动；或者在正规的部门却不享有正规劳动待遇，如没有稳定的劳动合同，工资低于市场决定的水平，没有加入法定的基本社会保障项目。城镇居民中一部分经历过下岗或失业的再就业人员，以及一些新成长劳动力目前处于这种状态，大约为全部城镇户籍就业者的30%-40%。不过，由于具有本地户口，他们通常可以被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所覆盖，也能够享受到一些地方性的就业扶助。

在城镇就业的农民工，处于非正规就业状态的比例就更高了，据调查大约在2/3以上。目前，在城镇就业的农民工中，那些在城镇居住超过6个月的，已经被统计为城镇常住人口，而另一部分则具有更强的流动性，统计对他们的捕捉能力有限。但是，无论是否被统计为城镇常住人口，农民工和他们的随迁家属大都没有被纳入城镇社会保障网络，迄今为止也难以被纳入登记失业统计和就业扶助对象之中。此外，本地和外地农民工在乡镇企业的就业，也具有这样的非正规性质。

4.农业就业。在二元经济中，非农产业发展和城市化过程中所需要的劳动力，都来自于农业中的剩余。由于把城乡劳动力市场割裂开的户籍制度的存在，每当发生经济周期，城市对劳动力需求降低时，劳动力转移就会遇到系统性政策阻挠，农民工只好退回到农村的承包土地或其他家庭经营上面，而农业和农村家庭经济则周期性地执行剩余劳动力蓄水池的功能。这种中国特色的“工资分享制”导致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临时性、农村就业的不充分、农户收入的不稳定，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存在。

在农村务农的劳动力，可以被划分为常住务农劳动力和返乡农民工两个部分。常住务农劳动力的人数大约在1.78亿-2.28亿之间，他们呈现出年龄偏大的特点，只有18.8%在30岁以下，而81.2%超过31岁。至于返乡劳动力，在常规的情况下是个体行为，即有来有去，他们的年龄结构大致与上述常住务农劳动力相似。然而，受经济危机影响和劳动力市场冲击的返乡行为，则是以成批成群的方式进行的，而且返乡劳动力的年龄结构更接近于外出农民工，即61.3%年龄在30岁以下，38.7%超过31岁。

这种劳动力回流现象既有其积极的意义，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从积极的角度说，由于近年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大幅度减少，农业和农村非农产业已经遇到一定程度的劳动力短缺，而且农村劳动力的年龄结构已经趋于老龄化，因此，这些相对年轻的劳动力返乡对于新农村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另一方面，由于许多长期在外打工的农村劳动力已经没有了承包土地，其中年轻劳动力从未有过务农的经验，因此，他们中许多人回到土地上的可能性已经很小。加上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尚不完善，就业机会不足和社会保护不充分，会使他们陷入比较脆弱的劳动力市场状态和生计境况。

四、应对就业冲击的政策建议

从上述几个就业群体的划分，可以看到具有中国特色的错综复杂的劳动力市场结构，相应的则是劳动力市场上寻求就业岗位人员的多样化。例如，对全国88个劳动力市场的监测显示，在城市职业介绍市场上，寻职者的构成十分多样化和分散化，没有哪些组成部分占有绝对优势的比重。根据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监测中心“历年分季度部分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分析”，就业转失业人员占17%，本市农村人员占15%，其他失业人员占13%，在业人员占5%，失业青年占22%。外埠人员占22%，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的一般结论是，虽然我们可以针对每一组特定人群制订相应的就业扶助，或者分别提供有效的社会保护，但是，除了稳定和恢复经济增长这个普遍有效的举措之外，并不能指望用某种单一的劳动力市场手段来一揽子解决所有群体的失业问题。

自2024年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已经出台很多具体的保增长和促就业的措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形成的积极就业政策基础上，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就是要求把保增长、调结构和扩内需，更加紧密地与扩大就业结合起来。具体来说应该包括政府积极就业政策在以下几个方面的拓展。

1.以扩大就业为目的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就业扩大的前提，但是，同样的经济增长率却可能产生不同的就业扩大效果。特别是在刺激经济增长的投资计划中，偏重哪些产业会产生十分不同的就业拉动。在利用投入产出表对16个非农业部门进行分析时，我们可以发现，产业的GDP拉动效果与就业拉动效果没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实际计算的相关系数为-0.225。中央政府进行的大规模投资和实施的产业振兴规划，通常以基础设施等大型项目和重化工业部门为关注重点，对于替代房地产等行业不振影响到的对上下游产业的需求，预期能够产生显著的拉动效果。而对于吸纳就业效果最明显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则需要利用上述投资计划的地方和民间配套投资，以及减税、减负等财政手段给予扶持。

历史经验显示，经济危机的时期也是进行创新和产业重组的大好时机，包括在东部地区进行产业升级的同时，把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仍然具有比较优势的中西部地区转移。这是因为一方面企业竞争压力加大，创新和产业升级成为生存的必需；另一方面生产要素价格相对低廉，有利于进行重组和产业承接。例如，返乡农民工为中西部地区带回有制造业技能的人力资源，劳动者接受更多教育和培训的机会成本也下降了，投资者和创业者可以利用这个时机积聚人力资本；一部分机器设备处于闲置状态，通过形成租赁和转让市场低价转让，可以大幅度降低产业形成的投资门槛；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鼓励性的产业政策，为东部的产业升级和中西部的产业转移承接，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2.就业和创业扶助的瞄准点是青年劳动者。在整体就业压力加大的同时，青年就业难问题更加凸显。除了农民工就业面临困难之外，大学毕业生等新进入劳动者群体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在正常的经济增长情况下，青年就业遇到的难度就比其他群体要大，失业率也更高。例如，2024年按照城镇调查失业率口径计算，16-24岁年龄组失业率与平均水平相比高83.7%。在经济增长减速，就业机会减少的情况下，即使一些企业努力不解雇现有员工，也会大幅度减少对新人的雇用。目前在每年需要解决的就业人群中，各类毕业生大约占一半，他们在经济危机中面临着最严峻的就业困难，各种扶助就业和创业的措施应该更加瞄准青年人。

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使创业与产业结构升级、转移和承接相互促进。把就业指导、信息服务和就业扶持等政策扩大到城乡所有需要就业的对象，消除对农村劳动力的政策歧视。这包括将农村劳动者纳入小额担保贷款、就业援助、职业培训和技能鉴定等就业扶助政策范围；探讨适当的方式，将税收减免、信贷担保和岗位补贴等政策覆盖到进城求职农村劳动者；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就业和创业能力。培训是教育的补充，在经济危机中加强培训，不仅有助于改善求职者的就业能力，也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从而整体经济的更快恢复。此外，提供对路的职业培训，不仅可以帮助农民工尽快回到劳动力市场，在达到这个目的之前，还可以延缓青年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

3.保持劳动力市场规范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劳动合同法》的严肃性决定了不应该因为经济形势变化而在其执行力度上有所减弱，更不应暂缓执行。因为经济波动周期是永远都有的，因为经济周期波动就对一部法的执行力度有所差别，显然是非常不严肃的态度。另一方面，企业遇到困难，职工自然会受到影响，依法守法，保持良好的劳动关系对保持社会稳定尤为重要。在规范的同时，制定更多的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措施，应该说是解决当前劳动关系的正确思路。在困难的时候，灵活的就业渠道对保持就业稳定是至关重要的。劳动合同法的目标不是伤害劳动力市场灵活性，而是规范后者，因此我们要在执法中格外重视发挥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进一步规范劳务派遣用工制度等。

观察过去不同时期的GDP增长速度和就业的关系（图4），我们发现1991年－1996年GDP平均增长率（历年增长率的算术平均值，下同）是11.9%，1997年－2024年是增长率较低的时期，平均增长8.4%，2024年之后又达到了11%。但是，在上述三个时期就业的增长是同样的，增速都很快，差别在于凡是GDP增长率下降的时候，非正规就业，也就是说灵活就业就加速增长，而正规就业有所减少。特别是在1997年以后一段时间里，正规就业增长是负数，但是通过灵活的就业渠道，这个损失是可以补回来的。在困难的时候，灵活的就业渠道对保持就业稳定是至关重要的。

图4：经济增长表现与就业渠道消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24》

4.发挥政府职能，降低自然失业率。在中国的失业现象构成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结构性和摩擦性因素。根据我们的估算，2024年5.34%的总体调查失业率中，周期失业率大约只占1个百分点，其余超过4个百分点是自然失业率。虽然在经济危机时，周期性失业即由于GDP增长率下降导致的失业成为主要的因素，自然失业率仍然保持较大的比重。充分利用缩小自然失业率的办法弥补可能产生的就业损失，是一个有效的政策选择。由于自然失业率可以通过改善劳动力市场功能得到降低，因此，加强政府劳动力市场服务职能，即通过提供就业和再就业的中介服务和培训，完善劳动力市场功能，可以用自然失业率的降低来抵偿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可能导致的周期性失业率上升。对于此次就业冲击中的主体青年就业群体来说，这点特别重要，由于他们在劳动力市场常态下，通常就是自然失业率的主要承受者，因此，以帮助这个群体就业政策重点，政府在降低自然失业率方面的努力，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中国发展观察，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蔡昉）

作者：蔡昉

第三篇：积极应对金融危机影响

当前，受国际金融危机大潮及国内经济发展放缓影响，税收形势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对此，该局主动采取五项措施强化税源管理，积极应对金融危机对当前税收带来的不利影响，确保税收收入持续稳定增长。一是强化户籍管理。依托国地税及工商、海关等信息共享平台，对漏管、漏征户进行清理检查，摸清税源底数。同时加强注销登记管理，建立注销登记内部巡查、注销前检查等制度，强化注销事后跟踪管理，防止纳税人以“假注销”转移管理归属，造成税源流失。二是强化纳税申报监控。建立日常监控分析制度，重点加强对零申报、异常申报的监控，通过CTAIS系统和数据质量管理信息系统数据，分析纳税人申报数据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对零申报及重点税源户纳税人由税管员进行实地核查，重点通过“看、问、查”方法，准确及时掌握纳税人实际经营状况及税款实现情况，对存在问题及时纠正，及时处理。三是强化重点税源监控。强化税源分析预测，通过对重点税源税收增减变动分析，查找管理中存在的漏洞。四是强化纳税评估管理。完善评估机制，利用税收分析的成果以及税源监控信息加强评估对象的管理工作，重点对长期税负偏低、久亏不倒的纳税人开展纳税评估，深入剖析对纳税异常问题的成因、特点，促进税源监控水平的提高。五是强化纳税服务工作。从纳税服务工作入手，通过优质高效的纳税服务，加大税收政策宣传力度，提高纳税人的纳税意识、纳税能力，营造依法纳税的良好社会氛围，从而提高纳税申报质量，为税源监控工作提供保障。

第四篇：浅谈当前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以及应对措施

浅谈当前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以及应对措施 摘要:自2024年起,一场次贷风暴从美国刮起,并迅速席卷全球,演变成一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使得世界经济增长放缓,部分国家甚至频临破产的境地。本文通过对当前金融危机的分析认为,美国一直鼓吹的经济增长模式等是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所在。然而,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直接冲击并不是很大,但是间接影响不容低估。面对危机,中国应汲取教训,严格控制房地产泡沫,扩大内需,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经济的转型。

关键字:次贷危机;金融危机;中国经济

2024年4月2日,美国第二大抵押贷款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因无力偿付投资人贷款回购申请而破产,美国金融危机拉开了序幕。时隔两年之际,我们尝试着对此次金融危机逐本溯源,探求这场金融危机的根源与启示,以便能够从中汲取教训,积极探索中国经济的发展之路。

一、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源

(一)美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可持续

在美国,私人证券市场占GDP比重远远超过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这主要得益于美国高度发达的金融创新(如资产证券化)水平。然而,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深入,跨境金融交易成本下降,工业化国家资本本土偏好下降,工业化国家资本向海外投资的倾向增强,美国通过资产证券化将大量非流动的、不可交易的资产变成了具有流动性的、可交易的资本市场投资工具,大大推动了美国私人债券市场的发展,MBS、ABS、CDO、CLO、CDS等金融产品成了投资热点。这些金融创新能够满足不同风险偏好投资者的需求,尤其是某些高风险信用衍生产品,因其高收益特点而备受海外投资者青睐。于是,一个如此的资本链条逐渐形成:工业化国家通过生产投资活动不断地积累利润,终将导致资本过剩,过剩的资本受本性驱使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必然在世界范围内寻求获取超额利润的机会。借助其高度发达信用制度,美国通过资产证券化,创造出各种信用衍生工具,满足不同风险偏好投资者的需求。于是,大量资本从发达工业化国家流入美国债券市场,跟美国国内的投机资本融合在一起,引起房地产投机过热,最终触发危机。可见,高度发达的信用制度和资本本性结合起来,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爆发全球金融危机。

(二)信用的过度扩张导致投机过热

银行等信用机构把借贷货币资本大量集中在自己手中,以致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相对立的,不是单个的贷出者,而是作为所有贷出者代表的银行机构。这样,一方面银行机构成了货币资本的总管理人。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为整个商业界而借款,他们也把借入者集中起来,与所有贷出者相对立。因此,银行等信用机构在社会化大生产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在现实中,银行本身受预期高额利润的吸引,从事投机业务,用吸收来的存款购买大量风险高的债券和股票。银行用客户的资金从事投机业务,自然不像用自己的钱投资那么小心谨慎,那么力求稳妥。银行家尤其倾心于风险高、回报率高的投机行为。一旦投机成功,他们将大赚一笔;即使投资失败,损失的也是客户。这为此次金融危机埋下伏笔。一旦作为金融产品(债券或股票)的基础产品出现问题,金融危机便自然而然的爆发了。

(三)美国金融监管的缺失

随着20世纪80年代金融自由化浪潮的兴起,金融机构之间趋向混业经营,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的差别渐渐消失,权责不甚明确,不同抵押贷款人所受的监管程度相去甚远:美国商业银行受制于央行的严格监管,而非银行金融机构却免于央行的严格监管。于是,一些非银行金融

机构便在不必向公众披露交易信息买下大量收益率高的资产(如房地产、土地等),而对资产的质量却不管不顾。然而,公众却对这些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交易情况往往一无所知。为了获得高额回报,这些非银行金融机构无视风险,疯狂收购次级抵押贷款,发放次级债券。因偏好高收益和高风险的债券,同时,对冲基金疯狂吃进次级债。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加之对非存款金融机构监管的缺失,经济人的贪欲膨胀,受人性盲目乐观和从众心理驱使,抵押贷款市场和资本市场掀起了投机赌博狂潮。随着次级抵押贷款违约数量的增多,要求抵押贷款公司回购贷款的申请越来越多,抵押贷款公司没有足够的现金回购贷款,不得不破产清算,金融危机便随之爆发。

二、当前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一)直接影响

由于我国国内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从事境外信用衍生品交易管制一向比较严格,虽然一些国内一些金融机构购买了部分次级债产品,但是投资金额占总资产的比重很小,不会对公司的整体运营产生重大影响,投资损失在可容忍的限度之内。因此,可以说此次爆发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直接影响并不十分明显。此外,美元贬值给中国也造成了一定的损失,由于中国的海外资产大部分都使用美元计价,美元汇率的升降直接影响我国海外资产的价值。但美元作为国际储备的地位仍然没有动摇,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保留美元,以防外部经济冲击仍然是必要的。

(二)间接影响

此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的间接影响主要体现在出口方面。中国沿海一些省份有不少出口企业倒闭,造成一些人失业,同时由于受到危机预期等因素影响,中国股市出现暴跌。根据海关总署统计表明,今年1-8月,中美双边贸易总值为2197亿美元,增长13.3%,比去年同期回落3.1个百分点。而在广东,对美出口走软的趋势更为明显,广州海关统计报告,今年1-7月,广东对美出口同比增6.3%,增速与去年同期比回落7.5个百分点,其中,服装及衣着附件、塑料制品和玩具出口出现负增长,出口额同比分别下降25.1%、12.4%和4%。中国沿海地区的大量出口企业经营困难甚至破产,很多企业迁移至越南等人力资本更加低廉的国家和地区。根据国家统计局2024年10月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三季度全国企业景气指数同比、环比均明显回落。出口企业云集的东部地区景气指数下跌最严重。东、中、西部地区企业景气指数分别为128.1、131.7和126.8,比二季度回落11.7、6.0和5.5点;与上年同期比,回落幅度在10—20点之间。

另外,受国内通货膨胀的影响,自2024年以来,我国一直采用从紧的货币政策,银行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不断提高,这也使得困境中的出口企业融资成本上升,融资越来越困难,企业经营举步维艰。复杂的经济形势和不利的国际经济环境使得我国目前的货币政策面临着两难的抉择,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实现经济的“硬着陆”。

三、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一)实行审时度势的经济政策保持宏观经济稳定

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完善的管理体制可以减少各种金融不稳定因素出现的概率,而脆弱的宏观经济环境和管理体制容易使一国出现金融危机。因此,保持宏观经济基础的稳定是金融体系改革的基础。近年来,由于中国的国际收支结构一直保持双顺差,人民币面临较大的升值压力。中国汇率制度在趋向浮动利率制度转变时,人民币也在逐步升值,即是要减轻人民币升值对金融体系的影响。如果当前中国政府侧重于单纯地采用人民币升值来解决人民币升值压力问题、解决贸易顺差过大问题,一旦人民币实现了大幅升值,并且得不到经济基本面的支持,那么国际资本就会大量流出,人民币汇率走势就会出现逆转,就可能会发生金融危机。因此需要从国家宏观经济基本面着手,保持宏观经济稳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衡量金融体系健康稳定的宏观审慎指标包括两大部分。其中一部分就是反映宏观经济状况的宏观经济指标。当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环境不稳定时,经济“繁荣一衰退”的反复会造成金融部门发展的不稳定,而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会破坏制定商业计划和进行可靠的信用评估所依赖的信息基础;除了经济增长、对外贸易条件、通货膨胀率等宏观指标要求外,当法律不健全、腐败盛行、官僚主义造成效率低下、强制执行合同的机制无效时,金融自由化对银行危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会特别突出。从国际上看,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薄弱就是造成墨西哥银行危机的根本原因。

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总体健康,但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的过热和局部地区、行业的经济泡沫问题已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宏观经济环境的改善应该是下一步金融自由化改革的重要前提。除此以外,中国有关政策的完备和有效性、经济主体的行为合法性以及腐败与官僚问题等,对于金融自由化过程中银行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也有重要影响。

(二)加强金融主体内部控制

对于银行而言,应当通过不断完善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体系,增强其防范风险的能力,保证商业银行安全稳健运行。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水平与国际先进商业银行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内控薄弱是中国商业银行普遍存在的问题。最近几年中国加快了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并进行了一系列有意义的尝试。例如对国有商业银行实施股份制改造推动国有商业银行上市;通过外资银行和投资者购入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即利用外资银行成熟的内部控制经验来完善中国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体系。

(三)企业应变革现行发展模式,实现“两条腿”走路

相对于西方等其他国家而言,我国企业当前是一个对外贸过度依赖的国家。在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金融体制下,这种状况使我国企业发展具有极大的风险,这次金融危机下我国企业生存现状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正是所谓“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于美国,拖累的却是中国经济”,这句话不仅反映了我国市场主体的不成熟,更表明我国企业对外贸的过度依赖性。因此,我国企业应当以这次危机为教训和契机,在传统的依赖外贸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模式的基础上,积极开发国内市场,真正实现“两条腿”走路。

四、结束语

综上,当前所谓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美国借贷资本对超额利润的无限追求与资本有限增殖能力之间矛盾的激化。当宏观经济下滑,房价下跌,利率上升时,一方面借款人的还款额突然增加造成部分借款人违约,贷款人陷入坏账危机,另一方面次级抵押贷款相关证券预期收入的现值因利率上升而下降,导致资本边际效率的崩溃,最终引发计算货币和实体货币的矛盾,支付危机爆发。然而,对于资本账户没有完全对外开放的中国,资本账户交易额相对小,即使在新兴市场中,中国资本账户交易额也处在较低水平。因此,此次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并未造成实质性影响,仅在商品出口方面受挫。但是,作为新兴市场化国家,中国必须从此次危机中汲取教训,审时度势,稳步推进国际资本流动自由化进程。

参考文献:

[1]廖子光,金融战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24年

[2]甄炳禧,透视美国次贷危机及对我国的启示[J],经济与管理研究,2024年第11期

[3]李俊、王立,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及应对策略[J],国际贸易,2024年第8期

[4]张明,论次贷危机对国际金融体系、国际格局和中国经济的影响[J],国际经济评论,2024年第2期

(作者单位:江苏法尔胜新型管业有限公司)

第五篇：金融危机对中国酒店业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金融危机对中国酒店业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一、影响表现

在这场危机面前，和欧美国家相比，中国目前仍保持着高于30年来的平均增速的速度平稳发展，中国在这场危机面前具有更大的主动性。但我们也不可否则，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中国很难独善其身，危机已经悄然来临，中国的酒店业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全球多个城市酒店出租率普遍下滑从2024年9月份德勤的酒店通用指标统计来看，全球主要城市的出租率普遍下滑，中国的香港、北京和上海与去年同期相比，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跌。上海9月份平均房价首次出现同比下跌，而5星级酒店的好日子也开始终结。上市公司业绩下滑较为明显国内酒店类上市公司在这场危机面前，除了股价重挫、融资告急外，三季度的业绩显示也不容乐观。首先华天酒店净利润跌破九成，再是锦江酒店、金陵饭店、如家旗下酒店OCC普遍下滑。万好万家多项财务指标也不太乐观。香港的三支酒店股票：鹰君集团、香格里拉三季度业绩下滑；唯有大酒店有盈利，但大酒店旗下的半岛酒店除曼谷半岛酒店入住率由去年67%升至76%，其他地区的半岛酒店入住率均出现跌幅。欧美三季度上市公司业绩下挫更为明显：洲际盈利下降28%，精品国际利润下降6.5%。餐饮需求尤其是高档餐饮需求开始缩减从消费需求表现来看，杭州、深圳、香港等城市报道称消费者已开始减少外出就餐的次数，尤其是高档餐饮的次数。一些公司为减少开支，可能会降低或取消年餐预算。而酒店的餐饮，尤其是高档酒店的餐饮，将会受到较为严重的打击。从城市表现来看，国际化程度越高，外向型经济依赖程度越高，受金融危机影响越严重，当地的酒店业也未能幸免。高档酒店首当其冲美国著名酒店房地产行业研究咨询机构LE的主席Patrick Ford说，豪华酒店的收益率在9月中旬减慢，10月真正下滑。由于高档酒店的境外客源比重较大，而经济型酒店的客源80%以上是内宾，在这场由外而生的危机中，高档酒店成了最大的受灾户。近期，国内多个城市如香港、上海、北京、武汉等地的高档酒店出现经营困难的局面。香港的一些五星级酒店在街上促销，一些五星级酒店开始采取降价策略应招揽顾客。酒店投资项目放缓或取消受金融危机影响，酒店投资商资金紧张，许多已开工的酒店项目进程放缓，而未开工的项目被取消。LE的统计显示：第2季度亚洲131家酒店的建设项目已在今年上半年被取消或延期。例如澳门几家酒店的建设就已暂停，包括希尔顿和洲际酒店。项目建设放缓或取消对酒店管理公司而言，托管业务将受到影响。

二、09年预期 房价将可能下跌，但幅度不大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副会长徐锦祉说：“旅游酒店肯定会有所影响，但是绝不至于翻天覆地，预测明年的酒店房价可能会出现一定的下降幅度，但降幅不会很大。” 酒店消费需求不会太过缩减位于亚特兰大的研究机构PKF在9月份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称，尽管中国今年的旅游业前景存在不确定性，有关人员也预计今年中国的增长率将会放缓，不过分析师们预测，中国市场旅游需求将依然保持强劲，因为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消费者的心理压力会比较轻。近期，根据全球知名市场调查机构尼尔森最新发布的消费者调查，面对全球范围的经济放缓，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高于全球，尤其是消费者储蓄率也明显高于全球水平。酒店的长线投资仍被看好介于对中国经济基本面没有改变的认识，酒店业专家普遍认为，作为与宏观经济基本面相关性非常高的行业，我国酒店业的长线投资仍然被看好。中国旅游研究院副院长戴斌教授说，酒店资产和宏观经济基本面的相关性非常高。我国经济基本面决定了我国旅游酒店业长期仍然看好。泛太平洋集团中国区副总裁蔡硕说，遭遇金融风暴时，很多酒店发展商急于出手，其实越是在这个时候，越是要挑选最合适、最适当的机会出手。三智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人赵祥龙说，面临整个市场进入一个向下调整的周期，酒店业最好的投资机会来自于对原有资产的重新再整合。从目前情况来看，已经形成酒店资产的，加强资产管理的能力会成为未来两到三年经济周期里各个酒店最关注的问题。4 跨国酒店看好中国旅游业近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了题为《跨国酒店继续看好中国旅游业前景》的文章，文章指出：虽然旅游者已感受到全球信贷危机的压力，但中国似乎是个亮点。至少有两家跨国酒店连锁公司称，虽然他们在其他地区感到压力，但仍有意扩大在华业务。在新兴市场投资的私人资本运营公司英联投资向7天注资6500万美元。另一家私人资本运营公司华平创投也共同投资了这项交易。洲际、喜达屋、雅高等酒店集团表示，将不改变在中国的扩张计划。区域性将向全行业蔓延目前金融危机对局部地区和部分酒店集团的影响较为明显，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这种影响较扩至全行业。锦江之星副总裁俞萌分析认为，金融危机对于酒店业的危害从部分抗击打能力小的区域性经济型连锁酒店开始，接下来有可能将向全行业扩散，企业是否可以支撑住，就要看自己的实力和财力了。持有相同担忧观点的还有格林豪泰，其董事长徐曙光也指出，目前整体经济环境不景气，商旅减少的情况下，肯定会直接影响到酒店业，这还不是最致命的，最关键的是极度需要资金支持的经济型酒店一旦资金“断炊”，则面临倒闭危机。部分酒店将为缩减开支而裁员六国酒店总经理李国仪表示：酒店面对金融海啸的应对措施，是审慎增聘人手，控制工资增长及经营成本、加薪幅度减少和冻薪。他说，未知业界会否裁员，但将与业界商讨措施面对困难。但在全球裁员的号召下，部分酒店明年可能会因经营困难，而不得不选择裁员，而酒店又是临时工、小时工较多的行业，受劳动合同法的制约较少。

三、应对策略 调整客源、瞄准内宾顺应国家扩大内需的号召，各大酒店尤其是高档酒店，应调整客源结构，瞄准内需市场，以度过危机。缩减开支、降低成本在没办法开源的前提下，节流显得更具有可操作性。如做好节能降耗、人员招聘的预算等，都是降低成本的好方法。3 练好内功、抓住机会一般低迷过去，便会出现行业的快速发展期，在低迷时期应做好员工的培训，为下一步的发展做好准备。酒店资产在经济低迷时，价格合理，同时机会较多，是并购的好时机。巧妙促销、现金为王在低迷时期，不能过于依赖降价策略，因为降价策略使用的前提是有降价的空间，而酒店作为微利行业，降价空间有限。而消费需求有一定的刚性，总有一部分人得住酒店，所以应抓牢商务市场，开发散客旅游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