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陶渊明诗歌地位在古代有两种观点，主要以钟嵘和朱光潜两人的评价为主。钟嵘在《诗品》中认为陶渊明的诗歌地位应为中品，而朱光潜却给予其极高的评价，甚至置于李杜之上。这两种不同的评价主要源于两人所处的时代与美学观念不同。论文从时代背景与当时的美学观念进行多维分析，运用美学理论的观点对其评价进行探究，以获得新的研究发现。

[关键词]：陶渊明；诗歌；中品；美学

引言

陶渊明是东晋末期向往田园与自由、鄙弃权贵的诗人，被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除此之外，他在文学、辞赋和散文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陶渊明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不言而喻，因此，后世对其作品的研究从未停止过。钟嵘在《诗品》中举陶渊明两句诗“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称之为“风华清靡”,将陶渊明诗歌品第列为中品。但这个论断却没有受到当时人们的认同与接受，直到朱光潜的出现，对陶渊明诗歌的评价才达到无以复加的高度。这两种,评价的源于两者美学观念的不同。而两者的美学差异在于钟嵘重在自然，认为没在滋味，而朱光潜则是重视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强调以“静穆”为审美理想。

一、钟嵘与朱光潜对陶渊明诗歌的评价的差异

《诗品》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被誉为“六代诗话之祖”。钟嵘在《诗品》中细致分析了陶渊明诗歌的创作风格与特点，赞誉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并把陶诗列于中品地位。而在朱光潜看来，陶渊明的地位是崇高，唯有前之屈原，后之杜甫能与之比拟。

（一）钟嵘对陶渊明诗歌的评价

钟嵘在《诗品》中评价陶渊明云：“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静,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陈延杰.诗品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4

首先毋庸置疑的一点是，陶渊明作为一位重要的诗人，其诗歌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从整体来看，陶渊明诗歌的遣词造句方面质朴明快，情感表达真挚，表现其气质与正直。钟嵘据此将陶渊明置于中品。

钟嵘在《诗品》中对陶渊明诗歌的评价受时代影响而造势。他评价陶潜诗歌说：“世叹其质直”，显然,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质直”是陶渊明诗歌的重要特征。这决非钟嵘个人的看法，苏轼说：“卜诗质而绮，癯而实腴”。

朱熹说：“辞翔简占，概而要之,质朴少文。”尽管钟嵘将陶渊明列为“中品”，但是还可以看出钟嵘对陶渊明其实还是赞赏的。“世叹其质直”一个“叹”字,表达了钟嵘对陶潜的婉惜之情。就从文体而言，“质直”，显然与钟嵘所一直标榜的“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才高词盛，富艳难踪”有所区别。

钟嵘对陶渊明的品评将放在我国文学发展史历史的比较中加以考察。《诗经》是我国文学的源头，其民歌语言是朴实自然的。到屈原《楚辞》发展，文辞就华美起来了。汉赋辞藻富丽，开大兴骈体文的先河。经过了汉末的社会大**,儒家思想受到了空前的大冲击,文学崛起，走上了“自觉时代”。曹丕提倡“辞赋欲丽，陆机要求“诗缘情而绮靡”，而刘勰强调诗歌语言要“英华弥缛”，钟嵘推崇诗歌“词采华茂”，到了齐梁时代，骄体文达到了顶峰，文学创作倾向“文风华靡”，华美的词藻成为一种迁客骚人追求的风尚。与此同时，人们的审美情趣也发生了变化，被雍容华美所取代，也成为文学批评的标准。

在崇尚文风华靡的时代，陶渊明显然是独树一帜。他甘愿弃官从农，在质朴无华的田园生活中享受男耕女织、其乐融融的农家之乐。陶渊明用他弃官从农的决定有力地抨击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对当时官场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其次，陶诗诗歌语言质朴，感情真挚，呈现出一种自然朴实之美，与当时文风华靡的社会风尚是相悖的，因此钟嵘将他列为“中品”，放到当时的大背景之下是非常开明的。

（二）朱光潜对陶渊明诗歌的评价

朱光潜是在美学方面有独到之处的学者，在我国文学界享负盛名。他曾经这样评价陶渊明：“渊明在中国诗人中的地位是很崇高的。可以和他比拟的，前只有屈原，后只有杜甫。”王攸欣.《朱光潜之乐山交游及其学术转向》[D].湖南.2024年.159-173

“渊明则如秋潭月影，澈底澄莹，具有古典艺术的和谐静穆。杜甫还不免有意雕绘声色，锻炼字句，时有斧凿痕迹，甚至有笨拙到不很妥贴的句子；渊明则全是自然本色，天衣无缝，到艺术极境而使人忘其为艺术。”③在朱光潜看来，陶渊明诗歌的地位是很崇高的，可以与屈原、杜甫相媲美。屈原开创了我国楚辞之先河，杜甫则以“为国为民”的热胆衷心赢得世人的爱戴。屈原是浪漫主义诗人，开创《楚辞体》，多用比喻、夸张的艺术手法，语句参差不齐，以长句为主，多用“兮”字结尾。杜甫是现实主义诗人，作品多与下层人民相关，诗歌风格为“沉郁顿挫”。陶渊明的诗歌，在创作上，应高于屈原与杜甫。陶渊明用简朴自然的话语把读者带入描绘的田园生活中，我们仿佛看见“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傍晚时候抬头看见“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陶诗选取的意象无非就是大自然中常见的实实在在的事物，用简单的语言就勾勒出一个别有洞天的世界，那是属于陶渊明向往自由与农耕的世界。

《诗论》是朱光潜对于诗的评价的论著，他在最后一章特地对陶渊明进行详细的论述：“陶诗的特色正在不平不奇，不枯不腴，不质不绮，因为它恰到好处，适得其中。也正因为这个缘故，它一眼看去，却是亦平亦奇，亦枯亦腴，亦质亦绮。这是艺术的最高境界。”朱光潜在《诗论》中高度赞扬陶渊明，认为其诗歌地位应超越屈原、杜甫，位于极崇高的地位。而朱光潜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论断，是因为他在研究诗歌过程中，提出了著名的“静穆说”，在当时是颇受争议的论断。首先，他认为陶渊明的思想，对自然有很深沉的情感，从“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就可以看出来。其次，朱光潜是著名的美学大师，他基于中国国情，参照西方理论，得出自己的结论。（这段后面我建议对静穆说进行论述，我找不到别人的论文资料）如他在文章《诗的主观与客观》中这样评价:“诗的情趣都从沉静中回味得来。感受情趣是能入,回味情趣是能出。诗人对于情趣都要能入能出。”⑤陶渊明的《情赋》,李白的《长干行》,杜甫的《石壕吏》和《无家别》,韦庄的《秦妇吟》,都是体物入微,出而能入,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在研究陶渊明的同时,他在创作和人生观方面也受到陶渊明的很大影响。他接受陶渊明既有自身的原因也有时代的原因。

二、钟嵘与朱光潜对陶渊明诗歌的评价的差异的原因

钟嵘与朱光潜对陶渊明诗歌的评价的差异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时代的文学和美学思想。钟嵘的魏晋南北朝是美的自觉时代，整个时代对美有着如生命般热烈的追求，形成了蔚为大观的魏晋风流。在这个自觉追求美的时代，美学思想则表现为追求华丽的文采。而朱光潜文学批评理论在早年的时候受到中西方教育的影响，以及与其他评论派人的交往。因此，他的思想表现为追求“静穆”，崇尚自然之美。新中国成立初期，从美学大讨论开始，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之后，朱光潜的美学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即自我突破，超越唯物主义，提出了美在于主观和客观的统一。

第二，各自的审美评价标准不同。钟嵘作《诗品》的出发点是寻求感情表达的适当方式，在恰当表达感情时，通过“指事造形”构建完美的外壳，加之以描绘事物来达到“穷情”的效果。钟嵘的审美标准注重的是追求情感如何通过外壳给人以“滋味”的审美感受。朱光潜对于诗歌的审美是在于心物关系上。在朱光潜看来美是一种境界，提出符合“纯正的趣味”的审美标准。在朱光潜的美学标准中，他认为艺术创作必须要以情趣为基准，情趣可以沟通人的情感与心灵，通过艺术手法表现生活的情趣。只有达到对生命的顿悟和留念时，生活的情趣与趣味才可以真正体现出来，生活才有意义。

（一）时代背景对钟嵘与朱光潜对陶渊明诗歌的评价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文学发展也是文论发展的高峰期，文学主张以华丽为主。当初，出现了一些比较著名的论断，比如曹丕的《典论·论文》的“诗赋欲丽”，陆机《文赋》的“诗缘情”，刘勰的《文心雕龙》的“衔华佩实”以及钟嵘的《诗品》“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苏勇强.“魏晋文学自觉”辨宋毅[D].温州.温州大学人文学院.2024.110-112

钟嵘所处的时代刚好是是魏晋南北朝，受到潮流影响，文学论断以追求华美为主。而朱光潜先生所处的时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从美学大讨论开始，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之后，朱光潜的美学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即自我突破，超越唯物主义，提出了美在于主观和客观的统一。

1.时代背景对钟嵘与朱光潜对陶渊明诗歌的评价的影响

钟嵘的文学批评观念与当时整个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批评氛围有着必然的联系。因此，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批评观念对钟嵘《诗品》的写作有着一定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是个思想活跃的时期，出现了追求文风华靡的社会风尚，也让当时的文人明白辞采藻饰对于“诗”“文”的重要性。陆机《文赋》也说“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谢文学.怎样评价钟嵘<诗品>的曹操品第[D].许昌.许昌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14-16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谢文学

怎样评价钟嵘<诗品>的曹操品第[D].许昌.许昌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14-16

由此可以知道当时的诗坛，对辞藻的追求是社会风气使然，更是是一种求取名声的手段，因而令世人趋之若鹜。至此，“诗缘情而绮靡”的风格成为了整个魏晋南北朝的主要风格之一，这时候注重的是辞藻的华美和骈丽文风。

再看陶渊明，平淡自然是他不变的生活情趣，也是他诗歌的总体特征，他善用内心独白式的语言和白描的手法，诗句并没有瑰丽的语言，也没有曲折的结构，更没有大气磅礴的气势，只是“润物细无声”，在再加上诗人本身人格高清，对生活经验体验深刻，所以他的诗多是不加以刻画，却显得好不做作，还原生活原本的样子。虽然陶渊明的诗也有“朴素中见绮丽”的特点，但因为陶诗语言的朴素高度精炼，以至于“绮丽”的成分被自然朴素所洗净，还原自然。他对于美的准确把控才可能用嘴朴素的语言为诗再造形象，如：“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陶诗中的“绮丽”需要仔细玩味才可以显现。

因此，陶渊明诗歌地位在《诗品》中被列为中品以及同时代文人对其评价都不高究其原因。魏晋南北朝的诗人创作风气，都受风尚影响，追求辞藻华美，正如曹丕所说的“诗赋欲丽”。由于社会风气的影响，南朝时代的诗人对辞藻华丽的诗文尤其的喜爱和欣赏。反观陶诗，却以意境高远和品格淡雅而为人所知，却并不以华丽的辞藻而为人喜爱，所以钟嵘将其列于中品就在情理之中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陶渊明生前及其死后的一段时期内，也曾有有人以及一些文学评论家对陶渊明的人格以及诗歌成就给予过高度的评价。比如陶渊明“靖节”的谥号就是由其生前好友颜延之在其《陶征士洡》中为褒扬陶渊明的品格和气节而给的。而梁朝太子萧统也是十分的喜爱陶渊明的诗文，为亲自作为陶渊明编辑，作序，作传。萧统的《陶渊明集》就是其代表作之一，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文人专集。在《陶渊明集》中，萧统称赞到“其文章不群，文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如之京。”⑦而事实上这些高度的评价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大部分人对陶渊明诗歌及其艺术成就其实评价并不是很高，比如在颜延之的《陶征士洡》中，颜延之并没有对陶渊明的文学成就给予充分的肯定，他称赞的只是陶渊明安贫乐道的品格。

2.朱光潜对陶渊明的评价的时代背景

朱光潜处于中国新旧文化交替、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社会变革、政治运动风起云涌的大时代之下，其人生命运的轨迹与时代思潮、政治运动都与之紧紧相连。朱光潜亲历了中国现当代美学的发展进程，在这一进程的不同阶段中，他的美学思想都有所发展。解放后，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进入中国，并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之际，朱光潜同样也会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朱光潜早年时候注重自己的个性，带有唯心主义美学思想，在经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他提出了美是主客观辩证统一的观点。美的东西必须要有客观的事物作为支撑，加之以主观的意识形态的作用才能使客观的事物化为物象，变之为美。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点还提出了实践的影响，要将理论运用于实践，才能不断丰富和发展美学思想。

朱光潜对于陶渊明的评价很大一部分也有来自于“京派”的影响。朱光潜与“京派”作家的交往，无形之中也受到影响。“京派”是审美与启蒙的合一。首先，文学是具有审美主义的，要学会审美。其次，文学在当时具有启蒙的功能，在文学接受过程中，启发人们的思想，激发理智。因此，从审美立场看，文学具有审美本位主义，反对文学的社会功利性，认为文学有教化功能。朱光潜与其他京派作家是走正派思想，反对极端主义。过度的写实主义与理想主义都会被他们所摒弃，反之，陶渊明诗歌如甘甜的泉水沁人心脾，符合当时文学主张。朱光潜认为陶渊明的田园写作带有中国古典审美精神。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核心精神讲究不温不火、不偏不倚、温柔敦厚、和谐中庸。因此，在创作中，“京派”作家摒弃官场的尔虞我诈，更多地倾向宁静和谐的乡野生活，因为那里还有温暖的人性美及人情美。陶渊明正是那一位敢于与黑暗势力对抗，大胆追求向往的田园生活的诗人，因此，陶渊明成为京派作家所敬慕的对象。

（二）钟嵘与朱光潜对陶渊明诗歌的评价的差异

钟嵘与陶渊明对于陶渊明诗歌地位的两种观点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两者之间的美学差异。首先钟嵘的美学思想主要以“滋味说”作为理想追求。在钟嵘看来,诗歌的本质是“吟咏情性”,是心物相感之下人的内在清感的强烈抒发和表现。而朱光潜的美学思想则是美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以“静穆说”为审美理想。

1.钟嵘对陶渊明的审美评价标准

钟嵘的论诗标准是“滋味说”，在《诗品》中他参照论诗标准对其他文人作品进行解读分析，至此将陶渊明的诗歌地位被列为中品。钟嵘的“滋味”的审美标准是诗论评价的主要标准。“滋味说”是指诗歌在艺术表现上具有强烈的审美感染力，能穿透内心的力量，达到精神的审美享受。

陶渊明辞官归隐，引起官场上的躁动，但他写下的诗歌并没有被人所知。陶渊明诗人身份被世人所知，源自于《诗品》的记述。《诗品》中，陶渊明被提出且置于中品位置，这显然是与“滋味”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滋味说”在当时影响着钟嵘《诗品》的论断，对后世有借鉴、影响作用。首先，“滋味说”提出了“赋、比、兴”的创作写法。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收录的民间诗歌就是采用“赋、比、兴”的写法，使诗歌铺陈排序，借之类比吟咏他物而意味无穷。其次，提出了诗歌创作的原则是“直寻”。最后，钟嵘提出诗歌的慷慨悲壮之情应与华丽的文采相结合，即“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风力”即风骨之意，魏晋南北朝崇尚风骨之说，强调写文章要有内在的精神与生气，主张风骨与辞采并重。“”钟嵘的‘滋味说’在诗歌创作上,要求抒发悲慨怨愤的情感,以这种情感的表现力量为骨干,综合运用赋、比、兴三种艺术表现手法,发挥它们的审美表现功能,通过瑰美多彩的文辞,达到“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的艺术境界,创造出以艺术形象为本体、以情感抒发表现为生命,文质统一,音调和谐流畅,文彩优美自然的艺术整体。”钟嵘认为诗歌的最高造诣，应该把三项要求融合，描景状物时采用“赋、比、兴”的写作方法，以事物的直接原貌寻找内在的生气、情感，再佐之以辞藻华丽的语言，使人感到诗味无穷，深受感动，体现出诗歌对情感的艺术感染力。钟嵘还提出了诗歌创作的审美理想，将三者结合到完美极致，才是诗歌中最好的作品。

曹植，是魏晋时期著名的诗人，他的诗歌创作与个性有关。而钟嵘在《诗品》中特别推崇曹植的创作，认为其“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在文学创作中体现的“风力”，也就是“风骨”之高，所采用的词藻语言也是声情并茂，文风华丽。对于陶渊明诗歌创作来说，完全相悖，这显然与陶渊明平淡自然的风格是不相符合的。而另一方面“滋味说”认为诗歌要有形象性与审美性,不能只是泛泛而谈的事物。强调自然朴实,也就是强调“即目”、“直寻”的自然英旨，而这一点陶诗可谓是得天独厚。任全身心翱翔于自然界的花花草草、明月星辰，以自然之心写自然之物，不添加任何雕琢装饰之美，浑如天成。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钟嵘意识到其情感的自由抒发、“协左思风力”、语言的“清靡”之美而非“自然”之美。故将其列为中品。

2.朱光潜对陶渊明的审美评价标准

朱光潜对陶渊明的审美评价标准主要受西方古典美学思想得影响，主要体现在：第一，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之前就已经说过，早年时候朱光潜在理论当中注重自己的个性，导致出现了唯心主义美学思想，当1956年批判美学观点大会开始时，朱光潜首当其冲，陷入了主观论。在批判当中，他认识到自己的失误，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并提出美是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的理论。美的东西一方面要有客观事物作为审美的对象，另一方面则是要注重主观的意识形态或审美观点的作用，两者结合，才能使客观事物上升到美的层面，把事物化为美的物象，才为之美。在陶渊明的诗歌中，我们不难发现，自然界之物是客观存在的，陶渊明对它们的喜爱，如对菊花的钟情，使菊花作为一种美的意象落入人们的视野，同时，菊花也是对陶渊明品性的象征，高洁、脱俗是菊花的象征，正如陶渊明的为人一样，清新脱俗。

朱光潜先生在《谈文学》中说：“从前我看文学作品，援引注意的是一般人所说的内容。如果它所写的思想或感情本身引人入胜，我便觉得它好，根本不注意它的语言文字如何

。反正语言文字是过河的桥，过了河，桥的好坏就不用管了。今年来我的习惯已完全改过。一篇文学作品到了手，我第一步就留心它的语言文字，如果它在这方面有毛病，我对它的情感就冷淡了好些。那一句话只有那一句的说法，稍加增减更动，便不是那么一回事…它需要尖锐的敏感，极端的谨严和极艰苦的挣扎。一般人只是得过且过，到大致不差时便不再苛求。”林润生.寻求对话与训练的融合[J].福建教育,2024(3A):20-23.这里主要体现的就是他的审美标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而陶渊明的大多数的田园诗首先表现的是诗人摒弃官场，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思想，而后表达诗人热爱田园生活的真情以及体现诗人高洁的人格。诗歌主要以平易朴素的语言写景抒情，例如《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无论是写南山傍晚美景，还是抒发归隐后的悠然自得之情，或者到人生真意，都做到了融情入景，景情交融。形势与内容都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第二，“静穆说”是崇尚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朱光潜说“它好比低眉默想的观音大士,超一切忧喜,同时你也可说它泯化一切忧喜。”吕菊.陶渊明文化形象研究[D].复旦大学,2024.所以“静穆说”则是朱光潜对陶渊明审美评价的第二标准。“静穆说”在开始之初，体现为“无言之美”，文学创作应该注重以审美的眼光发展，追求艺术的功用，在欣赏艺术的同时身心得到愉悦并达到理想的境界。

“静穆说”受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儒家以“和”为理论体系，崇尚自然，以和为美的价值观。朱光潜的论著《诗论》是一部中西理论合并的诗歌论著，专门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美学观点。《诗论》构筑了“和”的美学体系，而“静穆说”是该论著的核心内容。陶渊明受儒、道思想的影响，主要以儒家思想为主。在追求田园生活时，他对大自然是享受与热爱，甘愿过着早出晚归的农耕生活，而这种生活正是体现了与自然的融合，且和谐相处的原则。陶渊明的生活理想，正是朱光潜所追求的“闲适自然”的完美例子，与他《诗论》中的“静穆说”理论完美结合。“可见在作者的心目中，陶渊明是他最钟爱至高无上的诗人，是任何其他的诗人所无法比拟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陶渊明寄托了他文艺思想的完美性，是他“生活的艺术”的理论的最佳执行者，也是他中西文艺理论融合的最佳点。”巩青燕.也谈朱光潜的“静穆说”[J].时代文学(上半月),2024(6):67-69.正是陶渊明的闲适自然的情怀应证了朱光潜的“生活艺术”的理论，因此，他把陶渊明诗歌地位推崇到了极高的地位，也是为了验证自己的美学理论观点。

结语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在对陶渊明诗歌地位的观点上，钟嵘和朱光潜从自身所处的时代以及各自的美学思想，审美标准上的提出不同的看法。从钟嵘到朱光潜，也可以看做是陶渊明诗歌地位的提升的接受史，由此暴露了时代的文化局限下，人类认知能力的差异。对陶渊明诗歌地位的研究奠定了陶渊明在我国诗词领域的重要地位，同时也是对陶渊明的诗歌与时代的发展相融合，从而发掘其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