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陆学艺接待过很多外国社会学家，他们对中国大惑不解：城乡实际收入差距已达6∶1，居世界前列，如果在其他国家，早就会发生动乱，为什么中国还能保持基本的社会稳定？

这个问题也为众多富有责任感的中国学者所思考：1亿多农民在城市打工，他们从事极其艰苦的劳动，遭受到歧视和不公待遇，但居然还能基本与城里人相安无事，为什么？

日前，中国社科院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对于前述现象作出了社会学上的解释：20多年来，中国的职业结构渐趋高级化，相当多的人实现了向上流动，很多人发现，只要自己肯努力争取，就有向上流动改善地位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存在希望，因此在心理上更多地认可这个社会结构，而较少与之抗衡。

该报告的主编陆学艺说：“农民工虽是弱势群体，但它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还是高于那些没有进城务工的农民。农民可以成为农民工，农民工可以成为小商业者，小商业者可以成为私营企业主。人们有不断进入更高社会阶层的希望。这可以解释中国为什么没有乱。”也有社会学家指出，这些现象要放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才能看得更清楚。这些年来，国家出台不少政策，解决“三农”问题和其它社会问题，对社会稳定起到积极作用。

两年多以前，以陆学艺为首的课题组推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鲜明提出中国社会已经由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分化成十大社会阶层(国家和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引起了海内外的极大关注。而作为续篇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则重点研究了这十大社会阶层是如何分化演变而成的，到底是什么因素在影响一个人从社会低层向上流动。

哪些人最有可能成为官员

在十大阶层中，国家与社会管理者排在最前列。

职业是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企业主的人，其子女最有可能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这些人的子女100个人中约有7人成为国家和社会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家庭出身的人，在这方面也有优势，每百人中，大约各有3人能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自雇劳动者和小业主家庭出身的人，百人中大约有两人进入这一阶层。而工人家庭子女，每百人中只有1人。农民家庭子女，连1人也不到。

陆学艺说，这个问题并不独有中国存在，比如美国的布什家族，“不同的家庭对子女有不同的影响，这很正常。但这种流动必须是公正的。” 报告指出，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主要来源，而工人和农民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机会少得多，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则基本没有机会。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流入渠道在经济改革前后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在此之前，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业员工和农民都有一定的比例进入这一阶层，尤其是农民，略超过十分之一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其最初职业是农业劳动者。经济改革开始之后，商业服务业员工仍有一定比例进入此阶层，但产业工人和农民则基本上没有机会。

报告的参与者、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李春玲说：“改革开放前，有从农民中选拔干部的渠道，比如陈永贵，从一个农民一下子成为副总理，而在改革之后，这条路子基本堵死，变为重视能力与学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机制。”

从分析来看，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多进少出的阶层。换句话说，在社会流动链条中，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通常是流动的最终目的地，人们流动进入此阶层后不想再流往其他阶层。

20世纪90年代以来，干部流向经理人员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比例略有上升，掌握组织资源的人向掌握经济资源的阶层流动，这也反映出经济资源在人们的价值评价体系中的重要性逐渐上升。不过，这一趋向的流动仅仅是微量的。

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成长较少依赖于家庭背景

与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不同的是，处为社会优势地位的私营企业主，对其事业的发展影响较大的，是个人的职业经历，而不是家庭背景。

调查发现，私营企业主家庭出身的分布，并没有明显的倾向性。这一阶层的成长较少依赖于父辈和家庭资源。私营企业主的绝大多数成员(78.1%)出身于农民家庭。不过，从研究人员的个案访谈来看，有两种情况会对一些人获得大私营企业主的地位有影响。一种情况是，某些国家干部和国有企业管理人员有权调配国有资源或享有经营上的特权，有助于其子女成为大私营企业主；另一种情况是，有些大私营企业主父辈曾是企业家，他们向子女传递经商创业的经验和价值态度，这有助于子女在商界获得成功。但这些大企业主在整个私营企业主阶层中数量极少。

报告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私营企业主阶层本身的社会构成也在发生变化，新加入的企业家越来越多来自于在传统体制中具有较大优势的阶层，而原本来自弱势地位阶层的业主，在私营企业主阶层中所占比例越来越低，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可能已经被淘汰。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随着市场体制的逐步完善，创办企业对业主个人的人力资本(学历水平、教育背景等)的要求会越来越高，仅仅拥有很少人力资本的人很难进入这个阶层，甚至原来已进入这个阶层、但拥有较少人力资本的人，也逐渐难以适应新的市场关系；二是中国的市场化是渐进的市场化，传统体制内的优势很容易转换为体制外的优势，那些传统体制内优势阶层的人比其他人更容易成功。

那么，私营企业主大部分是些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发展趋向？报告对此进行了描述：

这是一个男性主导的阶层。研究人员指出，这表明，在我们这个社会，女性独立创业并非易事。正因为此，女性私营企业主总是受到社会的特殊看待，通常被称作“女强人”、“女大款”。 中共党员比例上升。2024年，私营企业主中的党员比例达30%。与党员在全国成人中所占比例(2024年为8%)相比，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

调查显示，作为一个社会精英阶层，私营企业主越来越多地来源于其他领域的精英，尤其是经济精英，而普通百姓创办私营企业的机会越来越少。比如，在1993年的私营企业主中，原来是企业负责人的，只占六分之一。而10年后，这一比例已到一半以上。而出身于工人和农民的私营企业主比例，则下降了很多。

大量的私营企业主，在保留其私营企业主身份的同时，进入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他们参与政治的机会和路径，主要是成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调查显示，私营企业主参与政治的比例上升，而层级也在上升。

研究人员认为，这种趋势，有两个原因：首先，这个阶层的经济力量不断扩大，国家日渐重视，不断扩大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空间。其次，私营企业主参与政治的积极性越来越大。比如，在江苏射阳县，258个村中，有250个村的村主任由年收入超10万元的“富人”充任。

工人的流动

在课题组的研究中，工人和农民处于十大社会阶层的底部。那么，什么样的工人向上层流动，即从工人岗位进入较高层级的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组织负责人？在传统国有企业，这一流动被简化为从工人提拔为干部。

在工人阶层中，商业人员向上流动的机会较多，生产和运输工人居中，服务人员的机会最少。统计表明，与一般工人相比，向上流动的工人受教育程度较高。在政治方面，向上流动者近80%是中共党员，而一般工人中的党员比例是27.4%。这说明，对这些人需要更多的政治忠诚和企业忠诚。

父亲的职业背景在工人的向上流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父亲如果是组织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或办事人员，则有更大的可能向上流动。但是，研究者说，组织负责人的父亲不能将子女提高到企业的较高层次，而只能达到中等层次。大型国有企业的高级负责人需要高水平的智能，父母的权力很难帮助子女突破智能方面的局限。

令人惊讶的是，这一报告指出，在生产和运输、商业岗位上下岗的工人，其受教育年数平均高于在岗工人。原因在于，很多企业裁减了学历较高，但体能、技能和勤力性(勤奋与努力程度)较低的城镇工人，由学历较低，但体能、技能和勤力性较高的农村户籍者代替。

农民的出路

研究人员在西部一个村调查，发现该村党支部7个党员，最大的83岁，最小的67岁，当地人称他们为“7个党员6颗牙”支部。所有能跑得动的都出去打工了。

绝大多数农村人口没有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和渠道。成为农民工，是他们主要的向上流动机会。虽然他们在城市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是，与农民相比，他们的地位有了很大改善。

那么，农民工的出路在哪里？他们最可能向上流动的机会，是成为个体工商户，而要成为城镇正式工人和企业老板的可能性很小。

超过90%的农业劳动者出身于农民家庭，同时，超过半数的农民家庭子女仍然是农业劳动者。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进行地域流动和处出打工机会大大增加，但从社会流动角度来看，农业劳动者是上升流动机会最少的社会阶层。

报告认为，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缘于导致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陆学艺说，当代中国的社会流动渠道还不畅通，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一些制度性障碍，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仍在阻碍着人们向外流动以获得更高社会地位，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化社会流动机制正处于形成过程中。

破除流动之碍

按照通常规律，社会流动越畅通，社会流动率越高，就越能调动各个阶层尤其是中低阶层的积极性，使他们充满希望，通过后致性规则也即通过个人的后天奋斗，实现上升到更高层次的社会地位的愿望。这样的社会，就叫做开放性社会。总体而言，在封闭社会，先赋性规则(家庭出身、阶级成分等)是主要的社会流动规则；而在开放性社会，后致性规则(个人教育程度等)是主要的社会流动规则。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现代社会流动机制的模式，那些标志着社会区隔的重大制度和政策，诸如阶级成分、单位制、城乡二元体制，或者退出历史舞台，或者式微。个人的教育程度和那些先赋性要素，在社会成员的地位获得上的作用力大幅度地此消彼长，现在，对于社会上绝大多数人们而言，他们不是通过国家而安排工作，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而决定自己的事业的局面。这一切可以说：中国社会的开放性程度正逐步提高。 与此同时，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依然存有一些既不合理又欠公平的制度歧视，如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分配的畸重畸轻、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隔离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有针对性的解决。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我们应该意识到，经济持续发展要依靠公平而合理的社会关系加以保障。只有进一步打破对社会成员流动的一些不公正的制度性歧视，中国社会的开放与公平程度才能更为提高。”陆学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