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上的制高点，乃是兵家必争之地。交战的哪一言捷足先登，就可占据地利，居高临下，掌握战场的主动权。这一规律启示我们：在演讲交谈中也要抢占“制高点”。这里所说的制高点，就是观察事物、抒发己见的着眼点、立足点及其高度。古诗云：“居高声自远，非是籍秋风。”只有站在一定高度，才能鸟瞰全局，引发出高人一筹的真知灼见。那么，如何提升谈话的境界与高度呢？在这方面，历代伟人前贤的精彩范例为我们提供了有益借鉴―― 　　
　　从现象提升到本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林肯总统有一次搭乘“日光号”轮船冒雨慰问前线将士。他同船员一一握手，最后轮到一位加煤工，他的手上脸上沾满煤烟灰，于是歉意地说：“总统先生，我的手太脏，不便与您握手，可我是船上最敬重您的人之一。”林肯大声说：“朋友，把你的手伸过来吧！那双手是为美利坚合众国加煤才弄脏的。”（见《外国十元首传》第75页）这番交谈十分真诚而富有人情味。林肯总统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通过加煤工“手脏”的现象，揭示了为美国这部国家机器加煤、应引为自豪的崇高精神和事物本质，闻之倍感亲切、倍受鼓舞。当然，这里只讨论语言与口才技巧，绝无为资产阶级涂脂抹粉抹粉之意。
　　从微观提升到宏观。《资治通鉴·卷36》记载着汉文帝刘恒与周勃、陈平的一段对话，听来饶有情趣。文帝问右丞相周勃：“全国一年判决多少狱案？”周勃抱歉地说“不知”。文帝又问：“全国一年征收钱谷多少？”周勃仍回答不出，此时已惊恐不安，直流冷汗。文帝又问左丞相陈平，陈平坦然回答：“这些事各有主事的官吏：陛下查问决狱之事，可问廷尉；欲知钱谷之数，可问治粟内史。”文帝继续追问：“那么你主管和熟悉何事？”陈平答曰：“陛下委我以丞相之职，对上辅佐天子，调理阴阳；对下安抚百姓，和顺四时，……使文武百官各尽其职，这才是我的职责。”文帝听了深表赞同。左相陈平站在“总领百官”的宏观角度，明辨“帅”与“将”的职能划分，不以偶尔“不知”为失职，从容答问游刃有余。相比之下，职居陈平之上的周勃则囿于“事无巨细必欲躬亲”的微观层次。显然，口才的巧与拙说到底取决于思想认识水平的高与低。
　　从偶然提升到必然。《晏子使楚》的故事人所共知。战国时期，齐相晏婴有一次出使楚国。楚王处心积虑想羞辱他一番。召见晏婴时，故意令一武士押一囚犯从庭前走过，并煞有介事大声问道：“下面押的是什么人？”答曰：“是个盗贼。”楚王又问：“这个贼是哪国人？”武士回答：“是齐国人。”楚王转问晏婴：“你们齐国人惯于行窃吗？”面对泰山压顶般恶意发问，晏婴以退为进，从容对曰：“臣听说有一种树木，长在江南则生橘，长在江北则生桔。这不是树的品质不好，而是水土使然。敝国臣民一向安分守己，可一到上国就变成贼，这不是其习性不良，而是教化与风气所致啊。”在这里，楚王以“齐国人可能会做贼”的偶发事件提出诘难，强调了事物的偶然性、可能性；晏婴则从“楚国一定会使好人变成贼”的角度予以还击，强调了事物的必然性、逻辑性，“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守为攻深刻有力。
　　从孤立提升到联系。据史书载，北宋王安石之子王元泽，幼时聪颖过人。有一次他随同大人游玩，看到一个大木笼子里关着一头鹿和一头獐。大人们故意刁难他，问道：“哪头是鹿，哪头是獐？”王元泽本不识鹿、獐，但据实回答未免遗人笑柄，于是他机敏地回答：“鹿旁边是獐，獐旁边是鹿。”闻者无不称奇。小元泽没有被“这是什么，那是什么”的孤立提问牵着鼻子走，而是站在更高境界，看到互不相关的事物之间的联系，从“此物”与“他物”的关系上做出判断，正所谓“不为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层。” 　　
　　 从细小提升到宏大。《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少时，学书不成，学剑又不成。”其叔项梁因训导未果而“怒之”。项羽却说：“学书，足以记姓名而已；学剑，不过能敌一人，均不足学。我要学‘万人敌’”。无独有偶，后汉时的陈蕃，少时不拘小节，有人劝他打扫庭院以迎嘉宾，他回答说：“大丈夫处世，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干吗扫那小小的庭院？”俗语说“言为心之声”，项羽不愿学“一人敌”而要学“万人敌”，陈蕃不屑于“扫一室”而要“扫天下”，这番石破天惊的宏论，足见其不甘平庸的“鸿鹄之志”！
　　从“得子”上升到“谋势”。三国时期，吴主孙权有一次率军与曹军对峙，鲁肃领兵前来助战。孙权亲自出营劳军并下马而立迎接这员爱将，这一礼节可谓十分荣耀的“我主隆恩”。二人并驾回营时，孙权悄悄问鲁肃：“寡人今日下马相迎，足以在三军将士面前显示你的尊荣吗？”鲁肃回答：“不能。”孙权颇感意外：“那怎样才好呢？”鲁肃答曰：“愿主公一统天下，克成帝业，使我鲁肃以辅佐之功，名垂青史，才能真正显示微臣的荣耀呢！”以上孙权所言，囿于一时一事之荣辱，属“得子”之论；鲁肃却着眼千秋帝业和青史留名，属“谋势”之见，显然棋高一着，挠到了孙权的痒处，故而“龙颜大悦”皆大欢喜。
　　从枝节上升到根本。据《资治通鉴·卷245》记载：唐文宗李昂有一次召见群臣，扬着衣袖说：“朕这件衣衫已洗过多次。”意在夸示自己生活俭朴。在座的柳公权泼来一飘冷水，他说：“陛下贵为天子，最根本的在于选贤能，罢不屑，纳忠谏，明赏罚，才有益于国家社稷。至于‘龙袍三浣’乃是旁枝末节，何必夸耀。”柳公权拨云见日，直指要害，“龙袍三浣乃是小节”，迎头一句棒喝，当使沾沾自喜的唐文宗和颂声盈耳的“众贤卿”头脑清醒些。看来，柳公察微知著的远大眼光和他的书法一样堪为世范。 　　
　 从平淡上升到奇幻。战国时有个“二王比宝”的故事。有一次魏惠王问齐威王：“齐国有宝吗？”齐王曰“无有。”魏王自夸道：“敝国虽小，尚有圆径一寸的十颗宝珠，均可照亮十二乘战车连起来之远。贵国之大岂能无宝？”齐王说：“寡人所说的宝与你不同。我有大臣檀子，令他守南城则外敌不敢侵犯；官吏黔夫，令他守徐州则四邻威服；大臣种首，令他捕盗则道不拾遗。这几位大臣足以光照千里，何止区区十二乘之远。”（《资治通鉴·卷2》魏王夸宝，本是鸡零狗碎的平庸话题，深藏不露的齐王却化腐朽为神奇，从平凡的话题中引伸出深远广阔的寓意，令人击节赞叹。 　　
　　 从个别上升到一般。1971年“9·13”事件*坠亡不久，来华访问的某国特使曾问周恩来总理：“贵国的社会主义这么好，你们的‘副统帅’为什么还要叛逃呢？”对这一十分敏感且带有挑衅意味的诘问，答以“*叛逃无损于社会主义中国的伟大”之类托词，未免落入俗套，苍白无力。周总理轻轻一笑，回答说：“苍蝇总往臭处飞。”直是妙语惊人！对方以偏概全，抓住个别事件蓄意发难；周总理则站在社会历史的制高点俯瞰人生，信手拈来一个生活小常识，赋予它特定的政治寓意，点石成金，做出妙答，收到“四两拨千斤”之奇效。这种“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政治眼光和天衣无缝的外交辞令令人拍案叫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