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从来不是专业作家的专利，相反，某些作家自从“挂牌”、“闭关”之后，笔下的味道就变的不尽人意了，至少是生活的原味淡了，这样的例子倒很多。文学自古以来就是群众文化的一种形式。近读《衡阳日报》回雁副刊（202_年8月9日）上的《“逃兵”扎西》，更增强了我的这一认识。

《“逃兵扎西》是一位转业武警的回忆录，作为业余写手的作者冉效伟先生却将它写出了小说的效果。且由于作者趟过了近二十年的“社会生活”，那段“平凡而火热”的日子遂显得弥足珍贵，成为如今“温润的慰藉”，作者的笔触自然显得格外深情而柔和。

文章起笔开头的两段写景文字，其实是后文回忆录“正传”的巧妙伏笔。“活着，一千年不死；死了，一千年不倒；倒了，一千年不朽”的胡杨，很容易令人联想起驻疆官兵，乃至在这片土地上曾经屹立和永远安息了的孔繁森。

从文中了解到：尽管官兵们生存环境异常恶劣，“住土坯房，喝咸味的涝坝水。”但战士们发扬了南泥湾精神，“养有猪、羊，种有蔬菜，生活能自给自足。”美中不足的只是娱乐、精神生活方面，娱乐是看电视，电视只有一个少数民族的地方台，且图像不清，雪花大。因身体单薄临时被安排专门负责放羊的新兵扎西，就这样成了不能适应军旅生活的一个典型人物。独处恰又性格内向的扎西在一次独自“散心”中误离警营，身上没钱，一时回不去，以致警营上下都以为他做了逃兵。事实并非臆想，扎西找到了，原因是“都有责任”。文章巧在大段的闲笔其实非闲：“我”在寻找扎西的路途中，深刻领会到了警营中所没有的，少数民族群众的理解和关怀，而这一切，正好与扎西对这户少数民族家庭的付出分不开。因此，“我”寻找扎西的过程，就是被动寻觅真诚的过程；扎西被找回的过程，那就是理性与深挚的友爱回归的经过。文末“我”的一句朴实的话：“知道了，都知道了；再说，也不能全怪你。”于“不说”中道出了这一切。

人是社会的人。社会、集体最需要的是和谐，而和谐最离不开的就是人与人之间超越功利的真诚理解、关怀与互爱。和平年代，互帮共济的微小细节，比赴汤蹈火的豪言壮举更切合实际需要：“我”和“司务长”对扎西背后关切的话语；我们与热情接待的维吾尔大娘的军民一家亲；我们发自内心敬意的“立正、敬礼”以及特地给扎西打工过的“团结饭店”老板的道谢，等等都是。全文浓郁的生活气息与浓浓的人文关怀相互溶合，谱出了一曲官兵互信、军民团结的朴实赞歌。此文写作的时代背景，正是我国群体事件的多发之秋：贵州瓮安、湖北石首、新疆西藏少数民族地区等均相继发生了*，我们的党和政府除了果断处置极少数别有用心趁势作乱的暴徒外，采取的也正是以和为贵的怀柔政策。

阶级斗争岁月，对待顽固不化的敌对势力，“投枪匕首”、“暴风骤雨”是必要的。但当今，对于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自我解剖、和风细雨式的纪实文学更有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