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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军事理论论文

　　科学认识非战争军事行动,深化我军非战争军事行动的理论研究,对于全面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的历史使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军事学界对非战争军事行动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入,成果颇丰,但由于研究角度、侧重点不同,在某些问题上还存有争议。关于非战争军事行动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非战争军事行动概念的提出

　　目前,我国学者一致认为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概念由美国最早提出,但对概念提出的具体时间认识不一。张炜在《美军非战争军事行动理论的兴起和“中止”》一文中提出非战争军事行动概念最早见于1991年11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定和颁发的第一号联合出版物《美国武装部队的联合作战》,该出版物指出:“非战争行动,包括除战争以外所有运用军事力量的军事行动。”“在所有非战争行动中,我们的目标同样是促进国家安全,扞卫国家利益。”朱之江认为,非战争军事行动是美军全维作战中的一部分,与战争行动构成一对基本军事行动范畴,是美军1993年版《作战纲要》(FM100—5号野战条令)中首次提出的。该纲要专辟“非战争行动”一章,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非战争行动的理论意义、原则、行动类型等。在郭炎、杨军主编的《美军非战争军事行动研究》一书中,对于非战争军事行动概念提出的时间有两种说法,一是美国国防部在1993年公布的《防务全面审查报告》中提出美军不仅要善于实施战争行动,还要善于实施非战争军事行动;二是出自于1993年9月美军颁布的《联合作战纲要》(JP3—0):“非战争军事行动包括的范围很广,这种军事行动要使用国家力量中的军事手段,但又不是去实施通常与战争相关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总之,非战争军事行动是冷战结束后美军发明的一个军事术语。一般认为,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991年11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定和颁发的第一号联合出版物《美国武装部队的联合作战》,而1993年版的《作战纲要》则具体阐述了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概念。

　>　二、关于非战争军事行动概念的内涵

　　美军在1993年版的《作战纲要》中首次为非战争军事行动制定了理论原则,但却没有确切阐述非战争军事行动概念的内涵,此后的一些条令对非战争军事行动有着不同的定义,但内容大同小异。直至1997年版的《联合作战纲要百科词典》中,美国参联会将非战争军事行动列为正式词条,解释为包括除了战争以外所有军事行动的军事能力的应用,非战争军事行动可作为其他国家力量工具使用的补充。

　　我国学者对非战争军事行动概念的内涵,主要是从三种角度进行定义的。第一种基本上沿用了美国1997年版的《联合作战纲要百科词典》中对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定义,主要是从非战争与战争的区别上进行定义的。如张炜认为,非战争军事行动是指除战争以外的军事行动范畴内使用军事力量的行动,能够被用于补充任何其他国家力量手段,可在战前、战中和战后发生。第二种主要是依据《现代汉语词典》中关于“战争”、“军事”、“行动”的规范解释。如谢丹认为,非战争军事行动是指除武装斗争之外的与军队和战争相关的各种具体活动。通俗地讲,只要不是武装冲突,所有为达成一定政治目的而展开的军事行动都可归入非战争军事行动之列。第三种主要是基于战略目的来理解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内涵。如朱之江认为,非战争军事行动是指以防止战争,消除冲突,促进和平与稳定,支持行政当局为直接目的,针对非军事力量难以完成的任务,在公认的“战争”水平或国际法标准之下使用军事力量的一种军事实践活动;肖天亮认为,非战争军事行动是指为了达成一定的政治目的,使用军事力量,以非暴力或有限暴力手段遂行的非战争事态的军事活动;汪书敖、汪书轩认为,非战争军事行动实质上是指世界或国家范围内总体处于非战争状态时期,武装力量为维护国家利益而实施的一种非暴力性的战略性军事行动;在张爱华主编的《非战争行动》一书中,强调非战争军事行动是指武装力量为实现某种政治、经济或军事目的而采取的不具有战争性质的军事行动。可以看出,对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定义,共同点在于认为非战争军事行动与战争行动有着本质区别,不同点则在于对非战争军事行动的目的、实施手段、运用场合等有着不一致的表述。

　>　三、关于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性质

　　汪书敖、汪书轩认为,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本质属于军事斗争的非暴力性,主体力量只能是国家武装力量而不是别的力量,其战略目的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主要运用于人类社会处于和平状态与危机状态时期,是一种战略手段,是武装力量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战略运用,而不是一般的军事行动。肖天亮认为,非战争军事行动属于硬实力的“软运用”,其表现方式是通过逐步释放战争能量,对抗程度和强制性都较低,但同样能够实现一定的政治目的。软实力释放战争能量的方式可分为非对抗性释放和对抗性释放。类似的观点还有,刘小力、陈友献认为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本质特点在于:其前提是在非战争状态下实施的行动,主体是军队或以军队为主其他力量参与的力量,目的在于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卫人民和平劳动与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以及消除危机、遏制战争,行动的对象是应对因国家间或人为的某种矛盾激化而导致的恶性突发事件和危机。上述分析立足于非战争军事行动与战争行动的区别,都强调了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战略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非战争军事行动特有的性质。但有些问题仍然有待进一步探讨,如非战争军事行动究竟是非暴力性还是低暴力性,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界定;非战争军事行动可能涉及平时、危机和战时的非战斗行动,在分析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性质时,应考虑到这些因素。

　　>四、关于非战争军事行动的特点

　　朱之江将非战争军事行动的特点归纳为内在冲突比较明显,对进攻性武力手段的使用有着严格的控制,对象十分复杂,往往需要依靠特种部队,成本普遍低于战争行动。尤光旭认为,非战争军事行动具有任务特殊、政治性强,任务紧急、复杂多变,任务繁重、力量多元,任务多样、专业性强,任务突然、实战性强等五个特点。易巧平等人认为,非战争军事行动呈现出常态化趋势,具有广域性、突然性和国际性等特点。刘向阳等人将非战争军事行动的特点归纳为五点,分别是专属性、非暴力性、战略性、多元性、政策性。在王明武等着的《非战争军事行动》一书中,将非战争军事行动的特点归纳为具有行动的突然性、准备的仓促性、快速的机动性、任务的艰巨性。齐敬岩认为,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多样、协调要求高,突发性强、任务转换快,社会关注度、透明度高,危险性强,考验官兵意志。显然,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非战争军事行动的特点进行的归纳,大都突出了政治性、复杂性、多变性三大特点。如何更全面、更准确地概括非战争军事行动的特点,同样需要进一步研究。

　　>五、关于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指导原则

　　在1995年《非战争军事行动联合纲要》中,美军明确提出了六条用以专门指导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原则,分别是目标原则、统一原则、安全原则、克制原则、坚持原则、合法性原则。我国学者对非战争军事行动指导原则的理解与美军所提出的原则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一些学者认为,非战争军事行动指导原则包括依法行动、快速反应、靠前指挥、密切协同、协力保障等。王美权、陈龙认为,非战争军事行动必须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作为最高准则,立足国情民情军情,树立远大的战略眼光,以敏锐的政治头脑谋划全局,整体运筹、军地兼顾、趋利避害、科学决策、果断指挥、通过行动的准确性和及时性确保胜利。肖天亮认为,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应以国家利益为准则,服从国家战略目的;与其他领域斗争密切配合,提高斗争效益;灵活高效地运用各种非战争军事斗争手段;根据需要妥善处理和调控各种军事危机。刘从良认为,一是要在着眼全局大势中搞好科学筹划,牢牢把握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正确方向,二是要在适应特点要求中搞好科学指导,努力确保非战争军事行动的质量效益,三是要在注重协调配合中搞好科学统筹,积极营造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和谐环境,四是要在加强人文关怀中搞好科学激励,大力增强官兵执行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凝聚力。上述指导原则强调了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政治性、合法性、联合性等,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具体表述上也有待达成共识。

　　>六、关于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样式

　　根据美参联会1995年的《非战争军事行动联合纲要》,美军将非战争军事行动划分为16种基本类型。由于涵盖面广,我国学者对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样式研究还不够深入,划分的标准也不尽统一。

　　朱运伟认为,非战争军事行动分为威慑与反威慑、军事冲突和危机控制、反恐与防暴三大类。刘小力、陈友献将非战争军事行动分为军事威慑行动、反恐维稳行动、边境封控行动、强制维和行动、海空安保行动和核生化防护与救护行动等。刘向阳等人认为,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样式包括军事威慑、军事外交、边海空防斗争、建立禁区、软战攻击、军贸军援、维和行动、反恐行动、反黑缉毒、难民监管、武装护送、消除核生化污染、军事管制、民事支援、掩护撤侨、危机处理等。国防和军队建设本身就是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形式。

　　上述观点对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划分过于笼统,肖天亮则从较具体的角度对非战争军事行动进行了划分,将其概括为:从环境和状态看,可分为平时的非战争军事行动、危机时的非战争军事行动和战时的非战争军事行动;从暴烈程度上看,可以分为包含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非战争军事行动和不包含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非战争军事行动;从行动区域看,可分为在国内遂行的非战争军事行动和在国外遂行的非战争军事行动。此外,还有学者就非战争军事行动中的法律、政治工作等问题展开了研究,丰富了我军非战争军事行动理论,对开展非战争军事行动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在我国面临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增多的情况下,军队作为国家安全重要的战略资源,发挥其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的主体作用,既是国家战略的需要,又是军队在和平时期的特殊使命。因此,更加系统、深入地研究非战争军事行动理论,不断深化对非战争军事行动的认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篇二】军事理论论文

　　新世纪新阶段实现我国国防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关键在于不断深化国防经济制度创新。文章从完善宏观调控制度、健全运行机制以及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等方面探讨了新时期深化我国国防经济制度创新的主要措施。

　　中国国防经济60年来深刻的制度变迁实践为我们继续推进国防经济制度创新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有益的启示,为切实消除不利于国防经济制度创新的诸多制度缺陷,更好地推动国防经济军民融合式发展,新世纪新阶段的国防经济制度创新应采取以下主要措施。

　>　一、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制度

　　国防经济制度创新事关国家安全和经济建设与发展全局,涉及各有关部门的职能和利益的调整,需要国家从宏观上进行管理和协调,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国家相关的宏观调控制度。

　　1、完善指导性的计划制度。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日益发展,我国国防经济制度创新的市场化取向也日益明确。但是,市场不是万能的,“即使市场机制是完全地发挥作用,也解决不了全部问题。”而国家利益的刚性又使国防经济运行带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因此离不开国家计划的宏观指导,在坚持市场化的制度创新取向时,必须进一步完善国家指导性的计划制度。

　　针对现有计划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和缺陷,在市场化的制度创新进程中,必须进一步深化计划制度改革,从总体上探索、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以国家指导性计划为主的计划制度模式。要在充分考虑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通过制订国防经济发展战略和中长期规划计划来推动制度创新顺利进行。今后一段时间,在促进国防经济军民融合发展的制度创新进程中,完善指导性的计划制度需要尽快建立以下支持系统:一是科学的宏观调控计划目标系统;二是强力有效的发展战略和政策研究系统;三是计划的决策、审议、咨询与评估系统;四是现代化的经济预测和信息系统;五是重要商品、物资的采购、储存与调节系统等。

　　2、完善多元化的投资制度。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随着国家相关法律政策文件的出台并实施,我国国防经济领域多元化的投资制度已初步形成,大量的非政府财政资金不断进入国防市场,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融资的渠道也不断得到拓展,但同时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和缺陷,必须进一步完善。

　　第一,要进一步改进政府对国防经济的投资管理方式,确立相关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建立国家投资的保全制度,加强投资和项目监管,强化各方面、各环节的政府投资项目责任。政府对国防经济的投资,可采取直接投资、资本金注入、投资补助、贴息等多种方式,同时积极探索采用代建、租赁、借用、补偿和调配等新的投资方式。

　　第二,综合考虑国家安全和引入社会资本的现实要求,积极引入非政府性的社会资本,切实推进国防领域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政府和军队等有关部门应加大政策性引导和资助性投入,可采用事后补偿等办法,鼓励相关主体尤其是民营企业自筹资金进行前期研发,缓解资金紧张等问题。同时加强调控手段的运用,通过对国防经济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和研究,合理、科学地确定国防经济投资发展战略目标,引导相关投资主体进行科学、理性的投资决策。

　　第三,加快培育国防投资领域的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一是深化现有军工企业改革,使之真正成为市场投资主体;二是大力发展投资市场化的投资中介体系,鼓励建立并完善独立于政府部门之外的咨询、信息、资产项目评估、预决算审计验证、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规范的投资中介机构;三是积极发展资本市场,鼓励有条件的军工企业以适当的形式整体上市,适度增大企业债券的发行规模,积极探索和采用国际上通行的新型投融资方式。

　　3、完善相关财税金融制度。在历史上,国家有关财税、金融机构采取各种有力措施,加大对国防经济尤其是国防科技工业的资助和扶持力度,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国防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在国防经济军民融合发展的新时期,现有财税金融制度离保障军民融合发展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需要不断进行改进和完善。

　　首先,要对承担国防任务的有关企业和投资主体一视同仁,建立规范、公平的财政、税收支持、服务体系。从财政、税收上鼓励和支持相关企业开放具有军民两用或通用价值的新产品、新工艺和新技术,加大企业研发投入的税前扣除等激励政策的力度,实施促进高新技术企业进入国防领域发展的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政策。对研发、生产、引进先进科研仪器和设备的企业给予必要的税收减免政策等。

　　其次,建立和完善投资机制,形成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为国防经济军民融合发展的制度创新营造更加有利的金融政策环境。逐步建立军民两用高新技术产权交易市场,积极探索以政府财政资金为引导,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资金投入为主的方式,采取多种措施,促进更多资本进入国防市场。同时建立健全鼓励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知识产权信用担保制度,为进入国防领域的中小企业融资创造良好条件。

　>　二、进一步完善具体、有效的国防经济运行机制

　　国防经济制度创新的顺利进行和最终成功,离不开健全、成熟的运行机制。新世纪新阶段,推进国防经济军民融合发展的制度创新,需要不断完善以下运行机制。

　　第一,完善竞争机制。一是形成民用企业进入国防科技工业领域的准入与退出制度。要由政府主管部门统一管理军品市场的准入与认证,把符合法定条件、具备一定实力的民营企业特别是民用高技术企业广泛吸纳进来,与军工企业一道参与国防科技工业建设,形成合作竞争的良好局面。同时,要对进入军品市场的单位和任务承制单位进行动态管理,形成灵活有序的准入与退出机制。二是建立有利于军民融合的标准制度。可借鉴、参照发达国家推进军民融合的一些成功做法和有益经验,一方面加快建立国家标准、军用标准和行业标准协调互补的标准体系,凡是民用标准能够满足军事要求的尽量直接采用,不再单独制订军用标准,在确保武器装备作战使用性能的前提下,积极采用符合军用要求的民用标准,对那些低于民用标准或能用民用标准代替的军用标准,明确采用民用标准;另一方面要定期对各种已经失去先进型的军用标准进行修改,并使之制度化。

　　第二,完善激励机制。一是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作用,通过财政直接投入、税收优惠、金融扶持等多种方式,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进入国防科技工业领域参与建设和研发;通过设立民用高技术提升国防基础能力的专项资金,鼓励吸纳、引进民用高技术和相关能力。二是鼓励、支持科技创新和技术发明,切实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打消民用高技术企业进入国防科技工业领域的顾虑。对于企业自行投资产生的技术成果和研制生产的武器装备和建设设备,其知识产权归企业所有,成果转让时应缴纳知识产权转让费或培训费;鼓励研发单位和生产企业进行强强联合,共同分享知识产权和由此带来的产业化收益。

　　第三,完善评价机制。要建立有利于推进军民融合的信息服务和综合评价体系,全面评估并动态跟踪民营企业进入国防科技工业领域的相关情况和动向,改善服务质量,提高管理水平。一是建立并逐步完善分级别的军品需求信息发布制度,建设开通政府主管的军品市场网站,搭建适合民用企业发展特点的信息交流和共享平台。及时定向发布相关政策法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目录、社会投资领域指导目录等信息,指导民用企业加强与军工科研生产单位的信息沟通,为民用企业提供了解军品市场进入政策和程序的低成本渠道,解决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种种障碍与问题。二是建立军品市场信息统计、补充、完善制度,建立真实、完整的信息数据库,并适时进行补充、完善,为军品市场的经济分析提供最直接的参考基础,成为有关政策制度形成的有力支撑。

　　第四,完善监督机制。一是加强对引进民用企业的主管部门和相关程序的监督,强化相关部门的法律责任,建立责任追究制度。严格按照军品任务招投标制度的要求,分别制订相应的监督管理办法,最大限度地杜绝寻租等腐败现象滋生。二是加强对程度军品科研生产任务单位的监督管理,根据国家保密规定和相关行业的特殊要求,建立军工科研生产资格审查、资质认证制度和能进能出的准入退出机制,并对承担军品科研生产任务的相关企业进行诚信跟踪和管理,切实把好民用企业的进入关。

　>　三、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一种法制经济,一切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都要受一定法律法规的约束与规范,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因此,在推进国防经济军民融合发展的制度创新过程中,必须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促进军民融合的法律法规体系。

　　1、国防科技工业和装备采购方面。首先要制订、颁布一系列有利于军民融合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国防科技工业投资法》(规范投资主体及其行为,确立投资市场的交易规则和竞争规则,明确各层次投资主体的经济权益和责任风险,以及执法部门的权力和责任等;将承担国防任务的非公有制企业包括民营企业、上市公司、合资企业等纳入投资计划等)、《军品信息发布管理办法》(重点规范军品信息的范围、军品信息的收集和管理渠道、军品信息的发布权限等)、《国防科技知识产权管理办法》(规范国防科技成果产权的属性、管理权限与职责等,明确在国防科技知识产权形成过程中国家、集体、个人等之间的权属关系),等等。其次要对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及时修订和完善,如要完善《合同法》中对军品合同的具体规定、修订有关军品税收政策,对承担国防任务的企业包括军工企业、民营企业等一视同仁等。此外,要对一些已经过时、明显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或总体上已不适应当前军民融合发展需要甚至相抵触的法律或法律条款进行废止。

　　2、国民经济动员方面。一是要加快国民经济动员基本法的立法步伐。国家应依据《宪法》、《国防法》等有关法规,尽快制定出台《国民经济动员法》,确立国民经济动员的基本方针原则、基本任务、动员体制、主要内容、工作程序、奖惩办法等,明确把应对各类突发公共事件和自然灾害纳入国民经济动员范畴。这样,既利用国民经济动员机制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又通过抢险救灾等非战争行动的实践拉动国民经济动员应战工作的发展;同时,在制定、修订其他法律法规时,应充分考虑国民经济动员需要,尽可能地融入国防条款,赋予其国防功能。国家有关部门根据基本法规,逐步制定和完善民用运力、军民通用装备物资征用补偿等配套法规,特别是对民营企业、行业部门如何履行国防义务做出明确规定。二是要加强地方性法规的配套衔接。各级地方人大、政府要紧密结合本地区实际,逐步制定完善配套的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和程序,把党和政府关于国民经济动员的政策指示上升为国家意志,把基层的成功经验用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把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用法规的形式体现出来,使之与基层实际相结合、与动员需求相衔接、与国家基本法相配套、与其他法律相补充,形成依法动员的法律法规体系。

　　3、军队后勤保障方面。当前主要是应尽快出台规范军队后勤保障社会化方面的法律法规,“可设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的统领下出台《军队后勤保障社会化法》,与即将出台的《国民经济动员法》和修订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条例》配套运作,共同作为统揽地方供应商和军队行为的军队后勤保障社会化基本法律体系。”建立健全军队后勤保障社会化的运行机制、合同管理、纠纷调解与仲裁等规范体系。同时,对《后勤条例》进行及时修订,使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与军队后勤保障社会化的发展方向相适应。

【篇三】军事理论论文

　　摘要：构建和谐世界是推动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理念。为实现东亚和谐的长期目标，东亚各国应该采取积极的对策，进一步推进东亚的和平与发展，逐步克服东亚和谐的主要障碍，循序渐进地推进东亚和谐。国与国之间关系和谐是和谐世界的基础，中日和谐是东亚和谐的关键。为实现中日和谐，中日两国都要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共同发展中日友好，加强中日合作。

　　关键词：东亚和谐;中日和谐

　>　一、构建和谐世界与东亚和谐的障碍

　　(一)构建和谐世界是推动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理念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东西方对立的冷战格局结束以来，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两大主流，东亚基本上保持了和平与发展的局面。半个世纪多的和平与发展彻底改变了东亚落后的面貌，使东亚成为继西欧和北美之后的世界上第三个最为发达的地区。其中，日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亚洲“四小龙”和东南亚先后在70年代和80年代实现了经济起飞，中国自8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经济增长。和平与发展给东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进步，各国都得到了最大的好处和实惠，进一步实现持久的和平与繁荣，已成为东亚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以此为背景，中国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上，及时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

　　20_年4月22日，中国胡锦涛在亚非峰会演讲，正式提出了中国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说要“倡导开放包容精神，尊重文明、宗教、价值观的多样性，尊重各国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自主权，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20_年9月15日，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演说，系统阐述了中国关于和谐世界的政策主张。胡锦涛说：“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在人类历史上，各种文明都以自己的方式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积极贡献。存在差异，各种文明才能互相借鉴，共同提高;强求一律，只会导致人类文明失去动力，僵化衰落。各种文明有历史长短之分，无高低优劣之别。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差异不应成为各国交流的障碍，更不能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我们应该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而不是刻意排斥，取长补短而不是定于一尊，推动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实现振兴和发展;应该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努力消除相互的疑虑和隔阂，使人类更加和谐，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应该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兼容的和谐世界。”其后，胡锦涛在参加各种国际会议期间，又多次说明了中国的和谐世界理论，并呼吁亚洲各国携手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亚洲。

　　20_年10月15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谈及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时，又详细阐述了中国构建和谐世界的政治主张。胡锦涛同志说：“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事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此，应该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中国构建和谐世界的政策主张顺应了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的时代潮流，体现了中国对世界和平与繁荣的真诚期望，表达了中国诚心诚意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东亚各国共谋稳定、共求发展的坚定决心，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得到了许多国家的理解和支持。

　　构建和谐世界是推动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理念，是在更高层次上建立全新的国际秩序，其目标是超越国境疆界，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真正的合理、正义与公平，使世界各国真正地团结一心，相互友好，和睦相处，共同发展，共同进步。毫无疑问，这样一个理想的和谐世界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和长期建设，并非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尤其是在国际政治形势因意识形态分歧、宗教信仰不同特别是霸权主义作祟而日趋动荡不安的情况下，构建和谐世界还要克服很多的障碍，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

　　(二)东亚和谐的主要障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过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东亚虽然基本上保持了和平与发展的局面，但从和谐世界方面看，尚存在着一些影响和谐的障碍，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1历史上的积怨和矛盾

　　日本经明治维新实现“富国强兵”以后，走上了以武力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先后发动了日清战争、日俄战争、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给东亚各国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留下了巨大的创伤。战后以来，日本政府虽然多次就战争问题向东亚各国道歉，表示了反省的态度，但由于军国主义残余和右翼势力的影响，日本政府的道歉和反省总是敷衍了事，一直没有深刻认罪的态度，多次在历史问题上伤害东亚各国人民的感情，引起东亚各国人民的愤怒和不满。特别是小泉在执政期间一再参拜靖国神社，更使中日、韩日关系笼罩了冰冷的气氛。这种历史上的积怨和矛盾，无疑是东亚和谐的最主要障碍。

　　2现实利益的冲突与矛盾

　　东亚各国不仅在社会制度、经济体制以及历史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等方面有所不同，而且在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发展水平、发展道路等方面也有很大的差异。由于东亚各国不仅在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发展战略等方面明显不同，而且在对外关系和外交政策方面也都追求各自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在东亚各国的相互关系中，就不时出现各种现实利益的冲突与矛盾。另外，由于历史的原因，东亚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朝鲜半岛存在着南北分裂的问题，中国存在着台湾问题，日俄之间存在着北方领土问题，中日之间存在着钓鱼岛归属和东海划界的问题，日韩之间存在着日本方面称之为“竹岛”、韩国方面称之为“独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围绕中国的南海，中国与东南亚有关国家之间存在着领海争议的问题。上述问题都是一触即发的敏感问题，经常因为各种因素的引发而激化，也是东亚和谐的主要障碍之一。

　　3来自区域外的不和谐因素的影响

　　美国虽然不是东亚国家，但美国作为世界上惟一的霸权国家，却千方百计地维护其在东亚的利益，经常插手和干预东亚问题。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情况看，在东西方对立和美苏争霸的冷战时代，美国不仅利用日本和韩国以及东南亚各国对苏联和中国实行封锁和包围，而且直接发动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挑起了台湾海峡冲突，给东亚留下了许多不好解

　　决的后遗症。冷战结束以后，美国虽然提防日本对其经济霸权的挑战，但面临中国的崛起，美国却把中国视为其在东亚乃至世界上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以此为背景，美国对东亚各国的态度亲疏有别，战略有打有拉。其中，日本仍然是美国在东亚最主要的盟国，韩国和东盟都是美国积极争取和利用的对象。对于中国，美国采取了既利用、又遏制的双重战略，并千方百计地诱导中国经济、社会改革向西方化、美国化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东亚各国为了各自的利益，也都高度重视美国的作用，在相互关系中都打“美国牌”。尤其是日本，多年来一直明确地把日美关系作为其外交的基轴，并宣称依赖美国的“核保护”，防御所谓的来自东亚其他国家的“威胁”。这种来自区域外的不和谐因素，不仅是造成以往东亚不和谐的主要-因素，对今后的东亚和谐也将继续产生不利的影响。

　　4东亚和谐尚无制度性的保障和支持

　　和谐世界必须以相应的国际法为依据。现在，东亚虽然有10+3对话机制和东亚峰会机制，但10+3对话和东亚峰会都是论坛性质的，其发表的宣言和声明对各成员都不具有约束性。另外，中、日、韩三国虽然都参加了《东南亚友好条约》，各成员的行为受到了一定的约束，但《东南亚友好条约》并不是东亚和谐条约，其所规定的行为准则主要是和平与友好的准则，而不是东亚和谐的准则。从经济区域化、一体化方面看，第九次10+3领导人会议和首届东亚峰会虽然以明确提出了东亚共同体的发展目标，但各方对东亚共同体尚有不同的理解，其出发点、范围和发展道路等都需要进一步探讨。而且，在东亚自由贸易区尚需时日的情况下，东亚共同体的建立需要更长的时间，从现在的情况看，其发展至少是20_年或202_年以后的事情。这意味着以构建东亚和谐为宗旨的东亚和谐条约的制定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三)东亚和谐的基本道路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为实现东亚和谐的长期目标，东亚各国应该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共同采取积极的对策，进一步推进东亚的和平与发展，逐步克服东亚和谐的主要障碍，循序渐进地推进东亚和谐，这是实现东亚和谐的基本道路。

　　根据东亚和谐的主要障碍，东亚各国要共同努力，尽快消除历史上的积怨和矛盾，化解现实利益的冲突与矛盾，排除区域外不和谐因素的影响，并从长计议，共同探讨和制定东亚和谐条约。为此，根据中国胡锦涛在前述讲话中所提出的积极而具体的建议，东亚各国应该在现有的和平与发展的基础上，在下述方面共同努力：

　　第一，坚持互信协作，维护和平稳定，建立东亚新型安全架构;

　　第二，坚持相互借鉴，促进各种文明共同繁荣，实现各国共同发展;

　　第三，坚持多边主义，奉行开放包容，加强区域内外合作;

　　第四，坚持互利共赢，继续深化经济合作，推动东亚自由贸易区、东亚共同体和东亚一体化的发展。

　>　二、东亚和谐的基础和关键

　　(一)国与国之间关系和谐是和谐世界的基础和前提

　　如果说双边关系是国际关系的基础和出发点，那么国与国之间的和谐就是东亚和谐的基础和出发点。现在，除个别国家间尚未建立外交关系以外，东亚各国间大都建立了外交关系，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开展合作的同时发展了相互友好关系。以此为基础，各国应该进一步努力，实现国与国之间关系和谐，进而实现东亚和谐。

　　各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大都包括维护和平、发展友好关系的内容。然而，各国在国际交往中是否真正地履行了这一基本原则，其具体的外交活动是否充分地体现了和平与友好，却并不尽然。特别是一些追求霸权的国家，他们在口头上虽然也标榜“友谊”或“友好”，但实际上往往是以强凌弱，以富欺贫，试图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例如，日本当年侵略东亚各国时，就打出了“大东亚共荣圈”的幌子。可见，所谓的“友谊”或“友好”都是靠不住的，只有实际行动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就像“朋友有信”即相互信任是朋友间深厚友谊的基石一样，国与国之间要像朋友一样地关系和谐，各国就必须以实际行动开展诚信外交并努力使其他国家对自己的外交诚信放心，感到满意和认可。这意味着国与国的关系和谐和人与人的关系和谐一样，也存在着一个对实际行动满意和认可即“服”的问题，满意和认可就相互服气，不满意、不认可就互不服气。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所谓“服”，就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诚信及其人品、道德等方面的满意和认可，可以放心地交朋友。在国与国的关系中，所谓“服”，就是一国对另一国的外交诚信及其国体、民风等方面的满意和认可，可以放心地友好往来。无论人与人之间还是国与国之间，服，就相互信任，同心同德，进而关系和谐;不服，就互不信任，离心离德，进而关系别扭。由此可见，服乃是国与国关系和谐的基础和前提，也是世界和谐的基础和前提。

　　要建设和谐世界，各国之间都要相互服气才行，这是没有疑问的。然而，从矛盾的主要方面看，国与国关系中的“服”的主要内容是小国对大国服，弱国对强国服，穷国对富国服。无论是全球性的大国、强国、富国，还是区域性、次区域性的大国、强国、富国，都要努力做到使小国、弱国、穷国服。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和谐，进而实现国际社会的和谐，建立和谐世界。

　　国与国关系中的“服”有理想状态的服、半理想状态的服和不理想状态的服。其中，理想状态的服是信服、佩服、敬服、心服、心服口服、心悦诚服;半理想状态的服是叹服、折服、从服、顺服、跟服、口服;不理想状态的服是臣服、屈服、畏服、口服心不服。理想状态的服是高层次的服，最容易实现和谐世界;不理想状态的服是低层次的服，不能实现和谐世界。

　　使小国、弱国、穷国对大国、强国、富国的服达到理想状态的服，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和谐世界，这应该是世界各国共同努力的目标。为此，大国、强国、富国必须在下述方面以身作则，使小国、弱国、穷国真正对自己的外交诚信及其国风、民风等感到满意和认可：

　　第一，不称霸。近代世界史的经验反复说明，一个国家成为大国、强国、富国之后开始称霸，甚至挑起战争，以武力征服小国、弱国、穷国，乃是世界不得安宁的根源。以武力征服世界是帝国主义的逻辑，这样所建立的国际秩序，只能使小国、弱国、穷国对大国、强国、富国产生低层次的服，其最终结果必然是不服，从而使以武力维持的国际秩序难以维系，走向崩溃。以武力征服世界只能实现低层次的服、不理想状态的服，靠经济力、财富力征服世界充其量也只能实现中等层次的服，半理想状态的服，这是现代世界的基本事实。要真正实现高层次酌服，理想状态的服，所有的大国、强国、富国在国际关系中都必须彻底实行不称霸的基本原则，做到不炫耀实力，不耀武扬威，不以强凌弱，不以大欺小，不仗势欺人，不以富侮贫。

　　第二，主动与小国、弱国、穷国友好相处。在现代国际社会中，威胁世界和平、破坏安定秩序的主要势力不是来自小国、弱国、穷国，而是来自大国、强国、富国。小国、弱国、穷国没有威胁大国、强国、富国的军事力、经济力、财富力和文化力，经常担心大国、强国、富国的侵略、渗透和威胁，所以在对外关系方面，一般都主动采取与大国、强国、富国修好的战略，以确保自己的国家安全。然而，小国、弱国、穷国与大国、强国、富国的关系是否和谐，这不取决于小国、弱国、穷国的态度，而是取决于大国、强国、富国的态度。小国、弱国、穷国主动与大国、强国、富国修好，这很难使其体会到大国、强国、富国的外交诚信，充其量只能使其对大国、强国、富国产生中等层次的、半理想状态的服，不易实现国与国关系的和谐。只有大国、强国、富国主动与小国、弱国、穷国友好相处，小国、弱国、穷国才能真正体会到大国、强国、富国的外交诚信，对其产生高层次的、理想状态的服，易于实现国与国关系的和谐。

　　第三，主动与小国、弱国、穷国开展合作。国际合作是各国为实现同一目标的共同行动或共同努力，是实现国与国之间相互交流、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友好的重要途径。国际合作不仅有助于小国、弱国、穷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有助于小国、弱国、穷国改善与大国、强国、富国的关系，从而确保其和平的外部环境，实现其国家安全。因此，小国、弱国、穷国大都对国际合作寄予较高的期望。然而，国际合作能否真正而有效地开展起来，其主动权不掌握在小国、弱国、穷国的手里，而是掌握在大国、强国、富国的手里。因此，大国、强国、富国应该主动地与小国、弱国、穷国开展合作。只有这样，小国、弱国、穷国才能够对大国、强国、富国的外交诚信感到满意和认可，对其产生高层次的、理想状态的服，从而实现国与国关系的和谐。

　　第四，主动援助小国、弱国、穷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小国、弱国、穷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大都处于落后的状态，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乃是其共同的心愿。然而，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小国、弱国、穷国一般都很难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改变其经济、社会发展的落后面貌。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大国、强国、富国主动地伸出援助之手，帮助小国、弱国、穷国改变经济、社会发展的落后状态，就不仅能实现各国经济、社会的共同发展和协调发展，而且能够使小国、弱国、穷国对大国、强国、富国的外交诚信感到满意和认可，对其产生高层次的、理想状态的服，从而实现国与国关系的和谐。

　　(二)中日和谐是东亚和谐的关键

　　20_年4月24日，中国胡锦在博鳌亚洲论坛发表演说时说，地区大国应该对本地区和平与发展负有更大的责任，欢迎本地区大国在区域合作中发挥更为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中日是东亚的两个大国，在世界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20_年12月28日，胡锦涛在会见访华的福田首相时说，发展长期稳定、睦邻友好的中日关系，实现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大目标，既是两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和期待，也是两国领导人和政治家的共同责任和使命。因此，要实现东亚和谐，必须实现中日和谐，这是实现东亚和谐的关键。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有202_多年友好交往的历史，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促进了各自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古代，日本一直是学习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先进的思想文化，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在生产技术方面，自秦汉以来，中国的种稻、植桑、养蚕、纺织、冶炼等生产技术相继传到日本;在思想、文化方面，隋唐以后，日本学习和引进了中国的汉字、儒学、佛教、典章和艺术。在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迅速发展以后，中国也开始学习日本近代的科学技术和民主进步思想，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等，当初就是参考日文版本翻译和介绍到中国来的。当时，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开展的革命活动，曾得到许多日本友人的支持与帮助。后来，周恩来、鲁迅、郭沫若先生等先后在日本学习和生活，也同日本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

　　然而，1894―1945年，中日两国经历了50年左右的战争。在202_多年的历史长河中，50年虽然是暂短的一瞬，但却给中日两国人民的心灵留下来巨大的创伤。当时，不仅中日两国处于战争敌对的状态，东亚各国也都掀起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抗日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东亚虽然迎来了和平，但日本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初之前一直追随美国反苏的政策，长期采取敌视和包围中国的政策，中日两国处于外交中断的不正常局面。与此同时，围绕50年代初爆发的朝鲜战争，60年代后期爆发的越南战争，中日两国继续处于不战不和的对立局面，整个东亚也笼罩在冷战的铁幕之下。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以《中日联合声明》(1972年2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78年8月)和《中日联合宣言》(1998年11月)三个政治文件为基础，中日关系迎来了正常发展的新阶段。特别是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中日两国交往频繁，经贸关系、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扩大和增加。20_年，中目贸易额由1972年的11亿美元增加到2360亿美元，中国首次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对象国，两国友好城市多达233对，人员往来超过500万人次。由此，中日两国经济上相互促进、相互依存的关系不断加深，政治上相互信任、相互友好的关系也不断加强。以中日友好为基础，再加上冷战时代结束，东亚各国的友好关系迅速发展，东亚真正迎来了和平与发展的新局面。

　　1997年10+3机制形成以来，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定期会晤对推动东亚合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东亚各国从202_年起开始共同研究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东亚共同体，就是一个最有力地证明。然而，20_―20_年，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中日关系一时出现了所谓“政冷经热”的不正常局面。结果，中日两国领导人的相互访问中断了4年之久，20_年在APEC和10+3领导人会议期间的例行会晤也被迫中断了。“政冷”不仅影响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引发了两国间的一些不愉快的事件和有害无益的争端，而且给东亚合作也带来了明显不利的影响。以20_年12月同时召开的第九次10+3领导人会议和首届东亚峰会为例，由于中日、中日韩领导人会谈被迫中断，韩国总统卢武铉也拒绝与小泉首相会谈，会议自始至终笼罩了不和谐的气氛，致使中日两国围绕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东亚共同体的分歧难以弥合，东盟各国无所适从，两个会议都未能取得预期的进展。在小泉首相之后，经过安倍首相的“破冰之旅”、温家宝的“融冰之旅”，中日两国确立了“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即战略互惠关系;经过福田首相的“迎春之旅”和胡锦涛的“暖春之旅”，中日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内容更为丰富，中日关系“花明柳暗又一村”，再现了继续发展的广阔前景。

　　历史经验证明，中日两国是和谐则互利双赢，不和谐则两败俱伤。不仅如此，中日和谐还直接影响到东亚和谐，即中日和谐则东亚和谐，中日不和谐则东亚也不和谐。可见，中日和谐完全符合历史潮流和两国人民愿望，也是亚洲和国际社会的殷切期盼。以中日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为契机，中日两国应该共同努力，实现中日和谐，并通过中日和谐，共同推动和实现东亚和谐。

　>　三、中日和谐的途径

　　根据和谐世界对大国、强国、富国的要求，中日两国都必须反对霸权主义，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并积极开展中日合作，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中日和谐。

　　(一)中国坚持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

　　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崛起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在世界上引起了各种各样的猜测，其中日本就流行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这是日本继“中国崩溃论”之后对中国的又一误解。从世界历史特别是世界近代史看，包括英国、美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以及日本在内，一些大国崛起后大都称王称霸，要求按自己的利益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其中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甚至挑起世界大战，妄图用武力重新分割世界，对国际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威胁，给人类生存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因此，日本散布的“中国威胁论”有一定的市场，东盟各国就担心中国崛起会损害他们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然而，中华民族有爱好和平的历史传统，饱受帝国主义侵略之苦的中国在崛起后决不会走一些国家称霸世界的老路。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是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平衡与和谐，强调“人与天地万物一体”，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因此，中华民族历来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信奉和厉行“中庸之道”，强调用“仁”和“道”来调节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国与国的关系，一直与周边国家和睦相处。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集中精力建设自己的国家，一直奉行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力争保持和平的国际环境，从未威胁过任何国家的安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又多次宣布不称霸，即使将来即使强大了也永远不称霸。不仅如此，面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中国政府一直本着“尊重历史、维持现状”的原则，以最大的诚意，通过谈判与有关国家合理地解决了大部分边界划定问题。对于钓鱼岛、东海、南海等有争议的领土、领海问题，中国也反对诉诸武力的做法，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中国在新世纪初迅速崛起以后，又及时提出了“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宣布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和平崛起作为中国的一项带有根本意义的国家战略，这既是中华民族的需求，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的贡献，意味着中国发展是和平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其目的是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做贡献。为此，在推动国内发展方面，中国将坚持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而真诚地同各国开展交流与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中国将继续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各国友好相处，实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奉行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

　　中国坚持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意味着中国不会走历史上一些霸权国家的老路，中国强大既不会妨碍包括日本在内的任何国家的发展，也不会威胁包括日本在内的任何国家的安全，这是中日和谐的有利条件和根本保障。

　　(二)日本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征服世界的霸权主义行径虽然得逞于一时，建立了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但难逃历史的惩罚，最后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广大日本人民对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也是深恶痛绝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制定了放弃战争的和平宪法，走上了和平发展的道路，经过经济恢复、高速增长和稳定增长，迅速发展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从和平发展中得到了最大的好处。日本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是非常深刻的，侵略战争和霸权主义的道路走不通，和平与发展才是日本惟一的出路。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日本通过扩大对华贸易和对华投资，在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从中获得了最大的好处。实践证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虽然对日本提出了挑战，但更多地是提供了机遇。尤其是20_年以来的日本景气复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中国特需”的推动。因此，在和平与发展方面，日本应该实现与中国的和谐与共同发展。为此，根据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日本首先要彻底摈弃霸权思想的残余和拎战思维，正确地总结和对待历史教训，彻底反省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侵华战争。诚然，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政府和日本领导人多次在历史问题上表明态度，公开承认侵略并对中国表示了深刻的反省和道歉。对此，中国政府和人民给予了积极的评价。现在和今后的问题是，日本政府要以实际行动体现有关表态和承诺，不再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

　　其次，日本要彻底摈弃“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以后，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问题，遇到了一些困难，日本国内开始流传“中国崩溃论”;新世纪初中国经济开始新一轮高速增长，国际经济地位迅速提高以后，日本国内又开始流传“中国威胁论”。从表面上看，“中国崩溃论”似乎是日本对中国的“过小”评价，“中国威胁论”又似乎是日本对中国的“过大”评价，但从本质上看，这两种看法的背后都是霸权主义思想残余和冷战思维的影响在作祟。其中，“中国崩溃论”是部分右翼势力希望看到中国经济崩溃、国家分裂和社会主义垮台的结局，“中国威胁论”则是部分右翼势力担心中国强大，试图阻碍中国崛起。从历史的发展规律看，中国强大是任何力量都阻止不了的，日本为了自己的强大而诅咒和害怕中国的强大不仅是徒劳的，而且不利于日本清除霸权思想的残余和冷战思维，不利于日本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另外，日本不宜争夺东亚合作的领导权。日本作为东亚第一经济大国，在贸易、投资和政府开发援助方面都对东亚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是应该肯定和鼓励的。日本也应该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努力，为东亚合作做出更大的贡献。然而，自20_年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走在了日本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前面以后，日本就一直担心会失去东亚经济联合的主导权，在FTA/EPA方面采取了冷落和包围中国的政策。与此同时，尽管中国一再表示不争夺东亚经济合作的领导权，但日本政府却不时摆出了与中国争夺领导权的架势，一再声称日本应该在东亚经济联合中发挥主导作用，要争取主导权。现在，10+3领导人会议和东亚峰会已经开辟了东亚合作的道路，确立了东亚自由贸易区、东亚共同体和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方向。为此，东亚各国应该平等协商，共同努力，日本也要放下经济大国的架子，与东亚各国友好合作。

　　(三)发展中日友好。加强中日合作

　　根据胡锦涛访日与福田康夫首相签署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中日关系对两国都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对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肩负着庄严责任，长期和平友好合作是双方唯一选择，中日两国必须共同努力，实现中日两国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崇高目标。为此，今后中日两国应该在以下五大领域构筑对话与合作框架，开展合作：(1)增进政治互信;(2)促进人文交流，增进国民友好感情;(3)加强互利合作;(4)共同致力于亚太地区的发展;(5)共同应对全球性课题。在全面开展上述合作的过程中，中日两国不仅要努力消除双边关系的主要障碍，加强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和相互支持，扩大中日交流与中日合作，把两国关系发展到中日和谐的新高度，而且要共同推动东亚自由贸易区、东亚共同体和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而实现东亚和谐。

　　应该强调的是，在全球特别是东亚FTA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双边自由贸易已经成为东亚经济联合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形式，是走向东亚自由贸易区、东亚共同体和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过渡和桥梁。为此，中国政府在积极发展FTA的同时，已经主动建议了中日FTA，这不仅体现了中国对中日关系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了中国对推动东亚自由贸易区、东亚共同体和东亚经济一体化积极姿态。现在，在中日两国努力构筑战略互惠关系的新形势下，日本政府应该尽快放弃在FTA/EPA方面孤立和包围中国的错误政策，改变回避中日FTA的消极态度，尽早启动中日FTA的进程，使中日FTA成为中日合与中日和谐的象征，成为中日两国共同推动东亚合作与东亚和谐的重要行动。

【篇四】军事理论论文

　　摘要：开设军事课程的意义对大学生进行集中军事技能训练和军事理论课教学，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正确决策，它既能体现人才培养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和谐统—，增强学生的国防观念利国防意识，培养大学生的基本军事技能，又有力地促进了大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

　　依法履行兵役义务、自觉接受国防教育，是法律赋予大学生的神圣义务。大学生是中华民族优秀青年的代表，是巩固我国国防、抵御外敌入侵、捍卫祖国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要后备力量。因此，依法履行兵役义务，在校期间接受军事训练，学习、掌握基本的军事理论知识和军事技能，是大学生义不容辞的责任

　　开设军事课程是时代的呼唤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国无防不立，民无兵不安”，所以，必须加强全民的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近代中国充满血和泪的屈辱史对中国人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个国家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国防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苏联的解体，苏美争霸世界的冷战局面结束了，但我们应当清楚地看到，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局部战争、地区战争不断，天下并不太平。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从一个防御性的组织变成了一个进攻性的军事组织，不经联合同授权就自行对不听它话的国家进行武装干涉，对世界和平构成重大威胁。美国还利用台湾问题大做文章，操纵日本联合制定所谓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企图把我国的台湾划入防御体系之内。

　　开设军事课程可以培养高素质的国防后备力量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就是要培养德智体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其核心是要着力培养人才的全面素质。第一，要培养学生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良好的道德素质。军事课是对国防和军事的理性认识，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理沦与实践的教育。从道德意义上说;保卫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最高的社会公德。因此，国防教育与“两课”教育异曲同工，相得益彰。第二，在传授知识的基础上，加大大学生的能力培养，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重要仟务。军事理论课通过讲授军事科技，使大学生了解我国与发达国家在军事技术方面的差距，从而激发学生钻研专业知识，积极参与实践，努力提高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三，科技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培养人才的模式向口径、适用面广的方向发展，而不是一种职业定向教育。因此，培养的人才要做到既能为经济建设服务，又能为国防建设效力，为国家培养大批高素质后备兵源和预备役军官。4.军事课程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课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特殊的社会活动领域，具有其他学科和教育方式无法替代的综合素质培养和教育的功能

　　对普通高校大学生进行军事教学，既是适应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加强后备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强化当代大学生国防观念，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的一项积极探索。几年来，我们在抓好普通高校大学生军训教学工作上做了一些尝试，取得了一定成效，从实践中也引发了不少思考。

　　一、必须以新型人民战争的高度来重新审视搞好大学生军训教学工作的重大战略意义。现代战争虽然是高科技战争，但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仍然还是人，是高科技武装起来的人。纵观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于其说是美军用尖端武器装备战胜了对手，倒不如说是美军用占绝对优势的尖端人才战胜了对手，正是那些用现代知识和先进理念武装起来的士兵，那些藏在高科技武器后边的高智能士兵，打败了图有牺牲精神而无科技素质的士兵。中国大学生从来都有着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每当国家需要的时候，大学生们都会站在时代的前列，挺身而出，用青春热血保卫国家的和平安全。当代大学生有着强烈的爱国之心和报国之志，他们中蕴藏着巨大的人才资源，和平时期抓好对大学生的军事训练和教育，进一步强化他们为国献身的思想品质，提高他们操作高科技装备的能力，一旦发生战争，国家需要的时候，他们就是极为可观的战略后备人才，能够确保我们战胜任何最强大的对手。即便是和平时期，充分挖掘和用好大学生这个人才宝库，让他们在大学校园里掌握必要的军事技能，毕业的时候可以直接择优补入军官或士官队伍，能够减少军人的培养成本，带动军人群体整体素质提高，为我军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提高打赢高技术战争能力，提供持续有力的人才支撑。

　　二、必须从确保当代大学生积极健康全面发展的角度来充分认识搞好大学生军事教学工作的现实必要性。当代大学生既有文化层次高、思想敏锐、开拓创新意识强和民主平等参与要求强烈等显著特点，同时也存在着生活阅历浅、实践经验少、吃苦精神不够等自身不足。许多学生也希望自己在大学校园里,在学到理论知识的同时，能锻炼毅力，强健体魄,学会如何做人。开展普通高校大学生军训教学工作，引进一部分军事化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模式，可以有效解决普通高校军训人才不足的问题，促进大学生综合素质全面提高。比如，通过进行队列训练，可以培养学生的纪律意识和吃苦精神，养成雷厉风行、令行禁止的好作风;通过军事理论学习，可以让学生掌握现代军事理论，站在世界军事理论的前沿来分析了解我军建设的发展现状和未来，逐步打牢他们从军报国的思想基础;通过定期安排大学生到军营参观见学，组织他们模仿战斗班排过军事化生活，有计划地让学生轮流担任营长连长排长班长，交给权力，明确职责，相互学习，定期讲评，可以进一步锻炼提高大学生的领导才能，增强集体主义观念和互帮互助意识。通过我们的实践来看，大学生们对开展军事教学活动热情很高，参与的积极性很强，经过四年的大学校园军训锻炼，综合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先后有多少人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部队直接任命为军官，受到了部队、家长和大学生的充分肯定。

　　三、必须坚持在充分挖掘大学生的内在积极性上下功夫见成效。搞好普通高校大学生军训教学工作，仅有学校、部队的积极性还不够，关键是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开发他们的内在动力，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首先，要把军训教学工作的着眼点放在培养学生成才上。多给学生进行这方面的教育，使他们切实认识到，开展军训教学工作对他们自身的健康成长的现实意义，对他们拓宽知识面的重要作用，对他们走好未来人生路的长远积极影响，从而不断增强参与的自觉性和责任感。在活动设计上，要让学生参与进来，做到目标要适中，使学生们跳一跳能够着，方法得当，既严格训练，又体现以人为本的要求。其次，要把军训工作与学校的正常教学有机统一起来，做到训教结合、动静结合、强弱结合、文理结合。要加强与学校的学生会经常性的协调联系，注意通报有关情况，及时调整工学矛盾，形成抓军训教学工作的合力，确保相得益彰，防止相互撞车。再次，要把评比竞赛贯穿活动始终。大学生作为青年群体，勇于挑战、争强好胜是他们的天性。部队工作的实践也说明，要抓好一项工作落实，必须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灵活有效的比学赶帮超活动。

　　古人说，忧劳兴国，逸豫亡身，这是一条被历史反复证明过的真理。虽然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很不安宁的世界，世界多极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国际形势错综复杂，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存在并且有新的表现，我国的安全仍面临着严峻的威胁和挑战。这些都要求我们必须通过广泛深入的国防教育，增强忧患意识和国家安全意识，把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地位。

　　了使大学生了解军事知识，认识战争规律，预知未来战争特点，在大学生国防教育中，在贯彻少而精原则的前提下，必须把学习军事理论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主要进行古代孔子军事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和江泽民关于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教育;要进行国防和军事历史的教育、了解古代、近代国防史，学习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史;要进行军兵种知识和外军知识的教育，使大学生对解放军的编成、各类武器装备有感性的认识;要进行国际形势和我国周边安全环境教育，使大学生能认识到加强国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增强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要对大学生进行战时动员、军事地理知识等方面的教育。

【篇五】军事理论论文

　　摘要：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但世界仍然动荡不安。大学生不仅担负着国家经济建设重任，更是国防建设的重要力量，在当前重文轻武的环境下，有必要加强对大学生的国防教育，以增强其国家忧患意识，提高其军事素质。

　　关键词：高校国防忧患意识国防体育

　　在国家少生优生等政策影响下，现在大多数高校学生为独生子女。他们在家长从小呵护下，相当大的部分成为温室花朵，白面书生;有些智商发达，而身体素质却奇差，柔弱不堪。大学生是祖国的希望，未来的社会责任承担者。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是担负着国防建设的重要力量。当前世界虽以和平为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世界仍然动荡不安，美伊战争、黎以战争等地区冲突和小规模的战争便是明证。对学生进行国防教育，提高学生的军事素质，养成学生尚武崇军的良好意志品质，已经成为高校教育中刻不容缓的急切任务。

　　首先，应该增强学生忧患意识，提高国防观念。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古罗马帝国由兴盛走向衰亡，其主要的原因之一在于，帝国兴盛时人们的尚武传统所培养的自信精神在和平环境下逐渐褪去，国家疏于武备，人们也以服兵役为耻。中国也有类似的例子。唐太宗时，中国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尔后由于国内承平日久，各项军事制度日益废弛。到唐玄宗时，外患无穷，内乱横生。唐王朝开始走向衰落。宋朝皇帝只知“绿肥红瘦”，轻视武功，终于亡国;清朝“国困、民穷、兵弱”，带来的是腐败和衰亡。所以，国力强盛、武力强大者国防盛;凡全民重视国防，社会崇尚武功者国防强;凡兵民相合，全民皆兵者国防兴;反之则弱。纵观古今中外，无不如此。

　　中华民族有着不畏强暴、为国捐躯的传统美德。清末民初军国民教育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文弱积习，增强了人们的尚武崇军观念。尚武崇军的观念和不畏强暴的传统美德相结合，中华民族变得更加团结和强大。全国人民英勇顽强，不屈不挠，同反动统治和外来侵略者进行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获得独立，并逐步走上强盛之路。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许多人意志消沉，“刀枪入库，放马南山”，国防观念淡薄。随着和平时间的延长，人们的国防观念日趋淡化。在经济意识占主导地位的当前，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随之有所变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占有一定市场，新中国成立后的尚武崇军思想逐渐淡化，影响国防教育的开展。这一系列的观念难免影响到学校与学生。学校中受升学率等各方面因素影响，长期“重文轻武”;学生本“不识愁滋味”，对学国家大事更显得天真无邪，国防观念、崇军拥军的观念相当淡薄，许多学生不了解国情，不从事体育锻炼，整天埋头于书本，久而久之，都“冉冉如弱女，温温如菩萨，戢戢如驯羊”。中共中央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曾指出，“应当加强国防教育，提高人民的国防观念”。江泽民同志也曾指出，“国防教育就要长期进行，作为公民的终身教育来抓”，并特强调“不能搞一阵风”，不能形势紧张就搞，形势缓和就不搞。他还强调国防教育是全民性的教育，不能光靠一两个部门，“必须由党、政军各机关，工青、妇各群众团体，教育、文化、宣传新闻、出版式等各部门通力合作，把国防教育纳入全民教育的大系统”。

　　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中日关系降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点;霸权主义、恐怖活动有增无减;台独势力负隅顽抗，挟洋自重，拒绝和平统一，不断增强台独攻势，大肆扩充军备，甚至提出了“先发制人”的战略主张，妄图以武拒统。在这样一个国际、国内背景下，我们不能不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不能不在加快发展经济的同时加强国防建设。而国防教育是加强国防建设的基础工程和增强国防实力的重要途径，只有加强国防教育，才能引导人民群众自觉增强忧患意识，积极为国防建设贡献力量，才能凝聚人民群众的力量，有效动员人民群众参军参战，发扬人民战争的传统。尤其在我们经济、技术、武器装备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重视爱国尚武精神的培养，将这种精神注入民众意识并变成自觉行动，增强全体公民的斗争意志，就能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始终保持一种奋发向上的活力，进而弥补战争物质方面的不足。因此，我们不仅要继承发扬这一民族的优良传统，更要提倡和宣扬具有时代特色的献身思想，把培养爱国尚武精神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来抓，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强化这种精神的储备。大学生是社会的精英，既是现在的受教育者，又是未来知识与观念的传播者，担负着双重使命。在当前人力物力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加强对大学生的国防教育，强化他们的国防观念和意识，将有利于促进全社会对国防建设的重视程度，从而达到建设强大国防的目的。

　　其次，应该加强国防体育建设。国防体育是指寓国防教育于体育活动之中，通过国防教育与体育活动的有机结合，达到增强人民体质，加强国防建设的双重目的。广泛开展大学生的国防体育活动，加强国防体育训练，增强大学生的身体素质，对于振奋精神，鼓舞斗志，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对于保卫祖国、巩固国防，夺取未来反侵略战争的胜利，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古今中外许多著名的军事家、教育家、思想家都十分重视通过体育运动为军事斗争服务。恩格斯认为，在学生当中开展体育训练，可以促进学生体力和智力发展，这些学生入伍之后，“士兵的质量就会提高两倍”，军队的战斗力和国防建设也就在无形之中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日常举行的许多体育比赛项目，如射击、游泳、跑跳、投掷、骑马、跨栏、拳击、击剑等都与军事活动密切相关，有些则是直接从军事活动演化而来的。组织与国防有关的各种体育活动，举办各种军事体育竞赛，使学生达到国家和军队规定的各类人员的体育标准，以增强其身体素质，磨练国防意志，这是国防体育的根本任务。国防体育不受职业、年龄、性别的限制，具有最广泛的普遍性，是国防实践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国防体育被正式列为国防建设的重要内容。1952年成立了国防体育协会，1956年经国务院常务会决定，建立了中国人民国防体育协会。国防体育活动遂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起来。近年来，我国体育事业蒸蒸日上，奥运会上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但在全民健身、对高校学生的体育教育，尤其是国防体育上做得非常不够，因此，我们应在加强全民体育活动的同时，着重加强对高校学生的体育训练，广泛开展射击、武装越野、定向越野、武装泅渡、军事野营、跳伞、通信、航模、舢板、负重登山等活动，使国防体育成为一项既增强学生身体素质，又提高学生国防意识的重要活动。

　　保卫边疆，捍卫祖国，维护社会稳定，已不是军人独有的责任。在现代战争条件下，每个公民都应尽其责任。身为知识分子的大学生，肩负的责任更为重大。因此，应把国防教育、国防体育推广到各级高校，把学生感奋起来，凝聚起来，将革命英雄主义推广到全社会，在全体学生中形成爱国、崇勇、尚武、拥军的良好风尚，增强学生的忧患意识，提高学生的国防观念。

　　参考文献：

　　1.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4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_年版，第618页

　　2.陈记云主编：《国防教育通俗讲话》，北京：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3.江泽民：《国防教育应纳入思想教育总体系》，《解放军报》1988年10月25日

　　4.任连奎主编：《国防教育教程》，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1年版，第179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47页

【篇六】军事理论论文

　　《影响中国国防经济制度变迁的主要因素》

　　[摘要]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中国国防经济六十年来的快速发展,其实质是一个持续的渐进性的制度变迁过程。文章探讨了影响中国国防经济制度变迁的因素,主要包括国家安全形势、军事战略方针及国家经济体制等。

　　[关键词]国防经济制度变迁影响主要因素

　　任何制度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迁。国防经济制度的变迁,本质上是自身矛盾运动的结果,但同时也必然受到种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正是这些因素的联系和影响,构成了国防经济制度变迁的内在规律。影响中国国防经济制度变迁的因素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

>　　一、国家安全形势

　　国家安全形势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基本态势及其走向。国家安全形势是动态发展的,其决定因素在于国家或地区之间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力量对比。一个国家对自己所面临的安全形势的判断和把握,直接影响着国家关于战争与和平可能性的评判与选择,从而在制度安排上做出相应的调整。国家安全形势对国防经济制度变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第一,国家安全形势的变化直接影响国防经济的总体规模和结构。国防经济的特性决定了它在整个国民经济系统中的比重和规模,但国家安全形势的变化会迅速改变这种局面。当国家面临现实的战争威胁、安全形势趋于紧张时,为保证整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利益,国民经济中的很大一部分会迅速转入国防领域,国防经济的总体规模就会迅速扩张,国防工业生产和武器装备采购就会急剧扩大;当国家安全形势趋于缓和、战争危险解除时,原来紧急转入战争轨道的那部分国民经济就会逐步复员,国防经济的总体规模和结构也就随之改变。国防经济的这种伸缩性就要求国家在不同的安全形势下做出不同的制度安排。

　　第二,国家安全形势直接影响国民经济动员制度的变化。在相对和平时期,国民经济动员制度主要是致力于提高国家的国防潜力,同时应对各种突发性公共事件;而当国家安全形势恶化、战争危险来临时,国民经济动员就会迅速转入应战体制,国民经济动员制度作用的内容、方式和强度等,都以服务战争和赢得战争为根本指针。

　　第三,国家安全形势直接影响军队后勤保障制度的变化。不同的国家安全形势,会对军队后勤保障提出不同的制度需求。当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战争一触即发时,就要求军队后勤保障以直接服务战争、最终赢得战争为中心,在战备物资采购、储备、投送等方面进行科学的制度安排,以保障战争的顺利进行,并加快战争胜利的进程;当战争结束或战争危险解除后,军队后勤保障制度服务于战争的功能并不会随之褪去,但此时就要求军队后勤保障制度更多地关注后勤保障效益的提高、促进国防和军队建设与国民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以及改善军人福利待遇等方面。

　>　二、军事战略方针

　　军事战略方针“是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是战争指导者运用战争力量和手段达成战争目的的一种艺术”,是对战争中一些带有全局性、长远性问题的筹划和经略,赢得战争是其唯一使命。它是敌对(现实的或潜在的)双方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体现着国家的根本利益。军事战略方针的确立和调整,对国防经济制度的变迁有着深远的影响。

　　第一,军事战略方针的确立和调整决定着国防经济的总体规模和结构。一个国家如果奉行扩张性的军事战略方针,就必然会安排相应的制度刺激其国防经济超常发展,以满足其扩张战争的需要,其国防经济的总体规模和结构也就超出了本国防御的实际需要。建国以来,我国的军事战略方针虽然几经调整,但“积极防御”的总体性质始终没变,这就有利于我们在国防经济制度安排上保持适度的国防经济规模,既能保证国家安全的需要,又不妨碍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并且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从而有力地维护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第二,军事战略方针的调整,会对国防工业生产、武器装备的采购及其管理体制、国民经济动员体制、军队后勤保障等方面提出新的制度要求。不同的军事战略方针,要求国防经济在武器装备生产的数量和结构、国民经济动员的方式和强度以及后勤保障的能力和方式等方面做出不同的制度安排。

　　>三、国家经济体制

　　国防经济制度作为一个子系统,既从属于国家的国防制度,又从属于国家的经济制度。因此,当国家经济体制转型时,国防经济制度也会随之变迁。

　　第一,国家经济体制转型引起国防经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变化。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防经济在生产资料占有形式(产权制度)上实行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国家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具有了多种实现形式,这就必然引起国防经济尤其是国防科技工业产权制度、投资制度变迁。

　　第二,国家经济体制转型引起国防经济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防经济资源由国家以指令性计划的形式统一配置,完全排斥市场的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资源配置采用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方式,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种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对国防科技工业制度、装备采购制度、国民经济动员制度和军队后勤保障制度均会产生直接的影响。

　　第三,国家经济体制转型引起军队后勤保障方式的变化。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军队后勤保障自成体系,军队后勤社会功能齐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国家建立起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这必然促进军队后勤保障的社会化改革,引起军队后勤保障制度变迁。

　　当然,影响中国国防经济制度变迁的因素还有很多,但上述因素无疑是最主要的。在一定阶段,当这些主要因素相对稳定时,国防经济制度也较为稳定;当主要因素发生重大变化时,国防经济重大就会随之发生质的变迁。

【篇七】军事理论论文

　　【摘要】本文阐述了传统的《军事理论》课程教育教学的发展状况和慕课背景下军事理论的教学优势；以我校大学生《军事理论》课程教学改革为例，重点介绍了传统讲授与慕课混合式教学的思考研究。

　　【关键词】慕课军事理论混合式教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20_年甘肃省体育卫生与健康教育美育国防教育专项任务项目《甘肃省高职院校军事慕课建设研究》研究成果之一。

　　【中图分类号】H319；G4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2_-3089（20_）08-0043-02

　　引言

　　《军事理论》是开展大学生国防教育的一门重要课程，旨在让学生了解我国基本国防，激发积极为国防事业贡献自己力量的热情。目前，高校《军事理论》课主要是依托授课教师进行课堂讲授，多年的教学实践也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仍然存在教学形式单一、课程体系不健全、师资队伍紧缺、专业性不强等问题；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与普及，人们对教育信息化的要求也逐渐提高，慕课化教学在军事理论课教学领域得到了广泛运用，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实践过程中也存在着不足，因此，如何将传统军事理论授课和信息时代慕课教学有效衔接起来，开展混合式教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1，2]。

　　> 一、传统《军事理论》课教育教学发展现状

　　《军事理论》课是我国高校开展国防教育活动重要的一种形式，对于学生、国家、社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研究发现，在传统的《军事理论》授课过程也存在诸多问题。

　　 1.教学形式单一，课程体系不健全

　　传统的《军事理论》教学是教师运用教材进行大课堂讲授。现在的学生都接近202_后，自主性很强，对教育的信息化要求很高，这种传统的大课堂授课方式激发不了学生的兴趣与热情；其次，《军事理论》教材种类繁多、水平良莠不齐，教材编排形式单一、内容创新性不够[3]。

　　 2.教学师资队伍数量不够、专业性不强

　　教学师资队伍作为《军事理论》课教育教学活动的设计者、组织实施者，在课程实践活动效果上具有重要意义，研究[4]表明，大部分高职院校的《军事理论》授课教师队伍不稳定，授课教师由学工部、保卫处、思政处老师及辅导员等兼任，流动性大，学历层次不高且专业性不强。

　>　二、慕课背景下的《军事理论》课程教育教学优势

　　慕课作为信息时代教育教学的一种新颖且开放的教学方式，被广泛的应用在各类教育教学当中，军事理论慕课教学研究也不少，其中杨凯在《慕课视域下军事理论课教学研究》中从搭建全国教学资源平台、创新线下教学组织方式等方面提出了慕课军事理论教学的可行性对策。

　　 1.军事理论慕课教学的优势

　　慕课平台的教学内容是我國一流的教育资源，学生们在教室就可以聆听我国一流大学的教育者的授课，授课教师的学历层次较高，授课内容全面且贴合当下国际、国内军事情况，让西部地区的学生依托慕课平台共享中东部地区优质资源，拓宽视野；慕课教学方式灵活且多功能性，将知识形象化、动态化、典型化、图像与文字相结合、视觉与听觉相结合、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探索知识的兴趣，有效的提升学习效果。

　　 2.军事理论慕课教学存在的问题

　　慕课的教育教学优势填补了传统教学存在的不足。但是，慕课教学不能完全替代传统教学，其属于网上的开放型教学，存在着授课过程中师生缺乏交流、教学设备要求较高、教学反馈机制不健全等问题。

　　 >三、传统讲授与慕课混合式教学的思考研究

　　 20_年，为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共享校外优质资源，实现信息时代慕课教学，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我校依托东西部高校课程共享联盟“智慧树”平台开展教育教学，引进最先进、最优质、最全面的教学资源，以小班授课、自主学习、集中学习为重点，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学习方式，课程学习及考核方式为：集中学习（30%），见面课（5%）和习题（5%），期末考试（60%），两年来，有5000余名学生完成了《军事理论》课程的学习。

　　《军事理论》课混合式教学改革后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不仅解决了授课教师资源紧缺、专业性不强、教学方法单一、课程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学生学习军事理论的兴趣和热情，提高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增强了学生的国防意识，主动学习了解我国及世界国防。

　　结语

　　综上所述，在《军事理论》慕课混合式教学改革中要不断加强传统教学与慕课教学两者之间的研究，结合当下高职院校的学生特点，探索出传统军事理论教育教学与信息时代慕课教学的有效衔接方式，切实提升国防教育的育人实效。

　　参考文献：

　　 [1]孙士庆.“慕课”背景下高校军事理论教学改革刍议[J].理论观察，20_（1）：140-142.

　　 [2]时慧.普通高校军事理论课慕课教学研究[D].东南大学，20_.

　　 [3]张可.关于提高普通高校军事理论课堂教学质量的思考[J].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_（3）：50-51.

　　 [4]李猷

军事理论论文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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