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扩大内需的讨论综述 关于扩大内需的讨论综述 关于扩大内需的讨论综述

一、扩大内需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种观点认为，当前扩大内需的制约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1、持币动机增强，影响现期消费。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社会成员有一种储备倾向的内在愿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在提高消费的同时，谨慎动机也在增强，特别是在当前，城镇居民的谨慎动机更为明显，这主要是由三个因素造成的：一是大批国有企业职工下岗；二是政府机构改革，精简机关工作人员；三是子女上学、购买住房、医疗养老保险等费用增加。

2、市场供求的结构性矛盾影响消费的有效增长。我国目前的买方市场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供给与需求的不协调直接制约着消费的实现。主要是市场供给未能适应不同收入水平和富裕程度的消费群体的需要。地区之间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雷同，多年的重复建设形成大量的无效供给，造成生产能力的相对过剩。相当多的企业只是把生产的着眼点定位于城市居民，但对拥有8亿多消费者的农村市场却研究不够，使许多产品生产脱离了农村的实际，也就等于放弃了农村这一广阔的市场。

5、体制性因素和改革滞后的影响。当前社会成员普遍感兴趣的消费产品，如住宅、汽车等，虽然出现供大于求和积压的现象，但这并不是生产能力绝对地超过了市场容量，而是有着诸多的复杂原因。

6、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亚洲金融危机对国内经济增长形成巨大的心理压力，甚至造成某种程度的恐慌心理。对未来经济的预期不明，甚至预期看淡，就会直接影响现期的经济运行和国内消费走向。[1]

第二种观点为认为，从深层原因分析，目前消费需求的实现障碍主要来自于以下四个方面：

1、供需结构障碍，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相适应，造成消费需求实现困难。从城市居民的消费结构看，需求的重点转移：一是从基础的吃、穿、用类转向以居住条件改善、通讯和交通为主要内容的住、行类消费；二是从简单的商品性消费，如餐饮、医疗保健、教育、误乐、旅游、家庭服务等；三是从大量的普遍性商品转向注重选择、追求时尚的个性化消费，商品的质量、品牌意识日趋增强。从总体看，用于享受资料、发展资料的需求比重有较快上升。可是，由于多年来的重复建设、重复生产，使供给结构不合理，结构升级滞后，是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障碍。

2、体制障碍导致市场有效需求得不到实现。以住宅为例：一是传统的实物福利分房制度制约了居民买房的积极性，由此出现商品房严重积压与福利房紧缺的奇特矛盾；二是住房价格体制不合理，房价过高，居民缺乏承受能力；三是住房金融体制改革滞后，支持居民购房力度较弱。居民买房心有余力不足。

4、消费心理障碍，消费者信心指数下降。由于供过于求，价格下滑，持币观望的人数增多。同时，由于收入预期不稳定，消费者为防范下岗，应付医疗制度改革、退休养老制度改革、住房货币化改革和子女教育费用等积攒资金的倾向加大，消费更加谨慎。即期消费下降，具体表现就是少消费多存钱。[2]

第三种观点认为，首先从消费需求来看，造成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工农“剪刀差”依然存在并继续扩大。二是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未建立起来。三是一些产品不适应市场消费需求变化。四是由于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少数高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低，而绝大多数中低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高却无力购买。其次从投资需求来看，由于前几年的重复建设，盲目发展，一些行业、产品的生产能力严重过剩。据1996年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对900多种重要工业产品的调查资料显示，50％以上的工业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在高新技术方面，由于技术力量薄弱等原因而难以大量投资。再次，从出口需求方面看，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我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人民币币值坚挺，大大削弱了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直接制约着我国出口需求的增长。[3]

第四种观点认为，扩大内需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最终消费持续下降。

2、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应该合理拉开的收入差距没有拉开。例如，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的收入差距，对企业家的激励机制，等等。此外，目前我国国家干部和多数职工的工资制度仍具有很强的原有计划体制下的低工资制度特点，不适应市场经济环境和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

（二）目前的一些正在出台和正在蕴酿出台的各方面的改革措施，使居民未来支出预期增大，产生了较强烈的减少目前消费的影响。一方面许多改革方案，例如，医疗体制改革、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养老金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等等，特别是住房制度改革，都要求居民自己支付相当一部分费用，这就需要人们减少部分当前消费，增加储蓄数量。另一方面，目前居民的直接投资渠道少，证券市场尚不规范，风险较大，因此居民储蓄仍以银行存款为主。这就不仅减少了当前消费，而且使居民储蓄转化为投资需求的速度也相应较慢。

（三）目前有些地方对1999年宏观经济增长的宣传也在某种程度上对居民的预期产生了不利影响。虽然目前GDP增长速度已经出现了一定的回升，而且1998年开始采取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效果正在逐渐显现出来，但是人们目前从不少渠道得到的印象确是1999年宏观经济仍将处于增长率下滑的状态之中，因而对相当多数的居民来说，他们的预期是1999年收入状况不会乐观，消费仍需谨慎，并且物价可能还会进一步下降，因此 等待消费可能是明智的。这些问题都会对增加消费需求产生负面影响。

（四）1998年开始采取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虽然在通过扩大投资需求来拉动宏观经济增长方面产生了较明显刺激国有投资的效果，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为了避免盲目投资搞重复建设，国家财政投资指向重点是基础设施建设。这种政策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对于刺激最终消费需求来说，传导路程相对较长，因此，国家财政投资很难在较短的时期内对刺激消费需求产生十分明显的作用。[4]

第六种观点对1999年我国居民消费走势做了一个判断。从中长期看，我国居民消费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的基础和条件是存在的。居民收入水平还比较低，人均GDP仅700美元有余；居民耐用消费品拥有率还不高；居民服务消费还比较低。但从1999年看，随着制约因素的逐步显露，影响强度的不断加大，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增长势头将会有所放慢。主要依据有：

3、居民预期支出提高。20年来的改革开放，可以说居民是最大的受益者。但为适应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需要，近期的重点主要是住房、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制度的改革。这些制度改革的共同特征都要求居民在当前或未来时期要有一笔较大数额的支出，反映到当前必然是居民推迟当前消费，即期消费增长放慢。

4、不适应居民部分消费领域需求的消费环境。当前不适应居民消费领域要求的消费环境方面还是比较多的，但较为突出的方面主要有：一是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较低。1977年末城镇居民人均居住8.8平方米，限制了居民对装饰材料、对家具家电等的消费；二是受输电线路特别是农村输电线路覆盖面及负荷偏低的限制，加之农村电价偏高，影响了居民对空调、冰箱等家电的消费；三是道路拥挤、停车摊位偏少，影响了一些大城市居民对汽车的消费。

5、不利于居民消费增长的体制和制度。这主要表现在一些职能部门对一些商品和服务的管理上。如对私人购买汽车的不合理收费，一些城市规定的“占地费”，电力部门收取空调增容费及超用电过高加收电费，对公有住房限制房产买卖的规定，等等。这些规定和制度都不利于居民对相关商品和服务的消费，影响了居民消费的增长。[6]

二、对扩大内需政策的不同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扩大内需是从我国实际出发的必然选择：理由是：第一，我国是一个大国，具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和特殊优势。我国地域辽阔，消费人口多，国内需求巨大且市场潜力更大，当受到国际经济变化的冲击时，国内的回旋余地也很大。第二，应从战略性高度看待扩大内需，而不应把它看作是权宜之计。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的最大影响，应该在今明两年，这是回避不了的。因此，我们不可能被动地等待国际经济的回暖，而必须主动地寻求发展的新路，所以扩大内需就显提极为必要。从另一个角度看，扩大内需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有利于推动国内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的战略性改变，使整体的经济运行上一个新的台阶。第三，扩大内需有巨大的潜力。我国的市场广大，消费增长点多，扩大内需的潜力也相当巨大。[7]

第二种看法认为，扩大内需必须解决体制栓塞。首先，尽管微观上企业已不能不参与市场竞争。但全社会宏观投资体制却依然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的变化。特别是占据社会总资本60％以上的国有经济，无论其总规模还是分布结构，均处于僵死状态：虽然它们所处的消费品生产领域已显然竞争过度，虽然它们因不能赢利而亏损，但却不能破产，生产要素无法向其他领域或部门流动；而从全社会角度看，大量的社会资本沉淀在低效的国有经济组织中，不能向其他相对高的经济成份转移，同样造成了经济的栓塞。其次，至今尚未打破的城乡二元管理体制严重阻碍了市场的有效扩大。传统的户藉管理限制了城乡人口流动；基于计划经济时代城市平衡观念的规划政策限制着城市需求的迅速提升；现有的农村土地制度阻碍着城镇资本向农村流动；凡此种种，无疑造成了城乡市场之间的栓塞。再次，政府运作目标的所谓“效率优先”虽然短期可以强力推动经济发展，但却日益导致地方保护盛行、市场分割严重以及经济环境的扭曲。这同样是提高国内市场需求和优化经济结构的巨大障碍。[8]

第三种看法认为，调整消费政策鼓励消费。

2、调整供给结构，扩大消费容量。一是对供过于求、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行业和产品，要坚决实行限产压库，避免边生产、边积压的情况继续发生；二是实行资产并购重组，促使资本和社会资源向优势产品、名牌产品集中，扩大适销对路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三是采用高新技术推进产品结构优化升级。

3、调整消费结构，引导消费增长、消费结构是随着经济发展、收入增长而不断升级换代的，合理的消费结构可以使消费得到全面实现，从而拓展消费总量。

4、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形成消费群体。通过深化房改，取消福利分房切断职工对就业单位分房的依赖，愿意买房，同时增加买房补贴 ，降低房价，又买得起房，才能把大多数人推向商品房市场，形成购房群体，也才能使住房消费真正成为消费热点。从消费结构的演变趋势看，可能形成消费热点的除住房外，还有轿车、家庭电脑、旅游、教育以及新一代的高科技产品等。工作的重点应当放在培育消费群体方面，通过消费热点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

5、扩大消费信贷，提倡负债消费。消费信贷是市场经济社会中货币信用关系发展到较高水平时，缓解生产和消费之间矛盾的必然产物，是使消费增长速度适应生产增长速度的金融服务产品。在当前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形势下，应大力拓展消费信贷，以此启动市场，扩大消费，推动经济增长。[9]

第四种看法认为，扩大内需关键要恢复信心。目前扩大内需的障碍是如何恢复信心。扩大内需要从启动居民消费开始，看不到这个迹象，投资方也会按兵不动，否则会产生新的库存。启动居民消费，最主要的是恢复居民对未来的信心。有关部门应该帮助老百姓算一笔帐，降低他们对未来个人支付增加产生的过高估计心理，适当增加即期消费。近年来曾经缩小的城乡差距又开始扩大，减轻农民负担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政府要拿出一个新的姿态。如果老百姓没有信心，内需很难扩大。因为财政政策的作用毕竟是非常有限的。[10]

第五种看法认为，扩大内需，技术创新是根本。要扩大内需，扩大有效消费，最根本的途径是技术创新。当产品不断更新换代，产品寿命期不断缩短，这时的内需既来自拥有量的扩大，更来自拥有量的更新。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内需的扩大，与其说要靠拥有量的增加，还不如说是靠拥有量的更新。[11]

第六种看法认为，市场启动要依赖整体经济形势。对任何一种经济形势来说，国内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是社会总需求的主要组成部分，投资和消费的疲软，会使原本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况更趋严重，而陷入一个“社会生产能力过剩导致投资和消费疲软，投资和消费疲软导致社会生产能力更加过剩”的恶性循环之中。[12]

第七种看法认为，扩大内需的根本在发展第三产业。扩大内需也要在结构上进行调整。因为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产业，不同的企业，就业量是不一样的。比如，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已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达到了0.75左右，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保持在10％左右，每年增加的就业岗位是1000万，去年没有达到。所以第三产业是今后扩大内需的一个重点。[13]

第八种看法认为，政府应在降低投资风险和消费风险上加大力度。风险大于消费投资预期，就叫没有投资热点，没有消费热点。因此，在降低投资风险和消费风险上政府大有文章可做。社会永远有需求，永远有项目可投，问题不在于政府为企业设计生产什么，让消费者去买什么好，而是应规范法律、社会交易环境、降低投资风险、打击地方保护，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等，这才是政府为启动消费所要做的事情。[14]

第九种看法认为，启动内需的关键是以国债调动劳动积累。能否通过巨额国债发行启动内需，关键在于国债的使用效益。启动内需的根本思路是：五年内作用国债调动1.5亿农民的劳动积累，以整治国土为纲，加速农村城市化。

整治国土包括，第一，南水北调，整修长江黄河，塔里木河；第二，改造少漠荒地，将耕地扩大三分之一，实现大规模移民；第三，治理环境污染，植树种草，改造气候；第四，建立大批中小城市，将中国城市化比例，从30％提高到70％以上；第五，全面建立农村公路网和电网。[15]

第十种看法认为，扩大内需要注重政策转型。1999年，扩大内需、拉动经济，主要还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扩张的财政政策是短期性的，所以研究政策转型的问题显得尤为重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既要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又不能老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这怎么办呢？就应该今后不仅靠财政政策或是货币政策，而要加强二者之间的协调配合。在政策组合上，要搞好协调配合。在政策重点上，要调整政策的方向。现在主要是以扩大基础设施建设为主，今后，特别是1999年在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要把注意点逐步转移到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又刺激消费，刺激民间投资这方面来。[16]

第十一种看法，启动经济必须增加投资。经济运行进入收缩阶段，需求必然减少，调控不好，供给必然大于需求。启动经济必须增加投资，如果再紧缩，国有企业将更加困难。我们必须适应经济运行的规律，认清经济周期波动的规律。在投资问题上，国家在能源、交通、运输等方面运行切入是正确的，政府通过财政投资来拉动需求是正确的，但是靠它是不能维持长久的。经济真正起来不是光靠基础设施来推动的，是靠加工业、装备工业的启动。而装备工业还处在低水平，基础设施再好创不了效益。另外要处理好扩大内需与产业调整的关系。应该增加需求，缩小供给需求差距。[17]

第十二种看法认为，扩大内需应重视非义务教育的产业化。非义务教育产业化可以很好地起到扩大内需和减轻就业压力的作用。当前发展非义务教育深得人心。我国历来就有重视学历教育的传统。望子成龙的古训使得父母愿意资助、子女愿意就学，目前中高等教育资源供不应求，是传统狭义的教育发展思路造成的。只要解放思想，使非义务教育产业化，这个瓶颈很快就可以打通。大力发展非义务教育，可以使国家增加税收，青年劳动力提高素质，就业压力得到缓解，是一项不可多得的选择。当前急需通过非义务教育的产业化，大力促进中高等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发展。[18]

第十三种看法认为，一年来以扩大内需为主旨的财政－倾向政策运用有几点启示：

1、去年的财政－货币政策，特别是积极财政政策，对投资需求起了明显的拉动作用，但对最终消费需求的提升的作用还有待加强。

2、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亟待改进和健全。此次启动经济，一些市场经济条件下惯用的货币政策手段，诸如利率、准备金率、信货的扩张和收缩等，之所以作用效果不甚明显，固然与体制、制度和结构障碍直接相关，也与政策传导机制或传导路径的缺乏和阻滞有很大关系。

3、在体制、制度、结构等方面的问题依然突出的情况下，不宜过分夸大宏观经济政策，以及政府干预的功能与作用。因为上述问题，会对财政－货币政策赖以发挥作用的政策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乃至干扰和破坏。因此，必须把进一步深化改革，解决体制和结构障碍，创造良好的宏观政策环境，与充分发挥财政－货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