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整个世界逐步纳入了一个高速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现代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它极大地改变着二十世纪后半期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方式，并通过巨大而畅通无阻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将现代化的产品及其影响力播撒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把地球连成一个关系紧密的“大社区”，从而使人类社会开始进入了一个“全球化”时代。有幸生活在世纪之交的人们，在充分“享受着”现代化给人类带来的巨大成果的同时，也时刻承受着现代化给人类造成的恐惧和不安。在人们的“成就感”占优势的时候，他们在地球的各个村落和城市中燃起篝火，庆祝他们征服地球、征服宇宙的伟大胜利;此时的政府领导者常以激动人心的言辞和掩饰不住的“族群荣誉感”来激励他的勇士们;当他们冷静下来，审阅另一部分科学家关于地球生态和人类内部争斗的报告时，面对满目疮痕、不堪重负的地球和危机四伏的人类组织，一种无形的不安和恐慌笼罩在心头。这是大自然对地球人类的警示，一个灭顶之灾的早期信号，一个历史性伟大转折的前奏。它告诫地球上的芸芸众生，人类以往那种粗放式的生存和发展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地球与人类共生的需要，要求各国政府共同筹划自己的、地球生物的和地球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组织各国政府、各种社会机构、社会团体行动起来，协调人类、生物、地球和宇宙间的共生关系以及人类内部的协作机制，节制人类自身的过分欲求和恶性争斗，抑制人类对其他生物、对地球的过分利用与开发;减少各国之间、一国内部的各级政府之间、各类企业和各种社会组织之间及其内部的巨大内耗和浪费，在它们之间建立起新型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增强人类社会组织的内聚力，提高单位组织效能和人类整体组织效能。

　　就是说，有组织的破坏，必须通过高度组织化的管理，才能使地球和人类得到拯救。 一、从战争废墟上走来的“大政府” 近现代市民社会的行政管理是以“官僚制”为基础的，基于官僚制组织的行政管理的基本特征是：牗牨牘法制化、职业化行政管理;牗牪牘官僚组织的技术化、职务权限的明确化和指挥命令系统的一元化;牗牫牘薪俸货币化和发达的货币经济;牗牬牘行政事务量增质变和行政手段的集约化;牗牭牘重视以文书为核心的行政能力和专门能力等等。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两次世界大战加速了西方各国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官僚化进程;在此前后获得新生的民族、民主国家政府也面临着争取人民支持的严峻课题，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各国政府及其首脑们，都以重建国计民生、振兴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重塑政府形象为己任。当时的西方先进国家正面对着一片废墟和饱经战争创伤的穷苦大众;而那些刚刚挣脱法西斯的殖民者铁蹄的新兴民族、民主国家的人民，面对着更加凄惨的处境。

　　无助的人们都以期待的目光观望着他们的政府，希望政府能够给予全面的帮助，……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系列福利国家政策使政府“无形的手”变成了“有形的手”，一个个近乎全能的“大政府”如雨后春笋般在世界各国成长起来。而这种“巨型政府”一旦产生，就使一些人可以统治另一些人的制度具有某种令人尊敬的外表，因为它毕竟使社会有了固定的结构，从混乱中建立了秩序。在这一新秩序初始化阶段，那些长期受尽战乱之苦的贫民百姓对它报以极大的热情和希望，并积极投入到由政府组织的恢复经济、重建家园的现代化进程之中。 实际上战后的“大政府”对人们生活的影响远不至于此，它几乎包揽了人们一生“从摇篮到坟墓”过程中的所有事务，并在提供全方位的社会服务的同时，实现其对社会的全面管制。这种大政府是一种巨大的“万能政府”，其组织特征主要是： 第一，巨大的行政权力，广泛的社会职能。 第二，庞大的组织机构和紧张的内部关系。 二、“大政府”与领导形象危机随着全球范围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教育和社会生活诸领域现代化的迅速发展，以及人类开发能力的急剧膨胀，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人类组织间的交往日益频繁，随之而来的便是管理组织变得越来越庞大，管理行为变得越来越复杂。在我们这个日趋狭小的地球社会中，虽有装备齐全的管理组织、高效的官僚机构、百里挑一的文官队伍，复杂的管理制度和程度，但是，人们照样可以经常听到许许多多的人们，那些法国人、德国人、美国人、俄国人、日本人、韩国人……

　　以及那些生活在当今所谓“理想国”中的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的人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谴责、声讨、抨击甚至反对他们的政府。不管你生活在哪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对政府的非议似乎就像在一个农村社 区不时传来的邻里谈笑声一样司空见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公民不抱怨他们自己的政府。 在当今世界，人们对“好政府”的期待已经失去了信心，什么样的政府才是“好政府”牽“好政府”的标准是什么牽一个绩效优良的政府应该具备什么条件牽当然，“好政府”不是设计出来的，问题的实质不是设计一个尽善尽美的政府模式，为各国人民提供一个改进本国政府组织及其运行机制的样板，而是置身于全球化时代的现代化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 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时期，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经济体制、政治参与以及社会生活方式，都处在剧烈的变革与发展之中，政府能力和领导形象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在一些领域和范围内，矛盾和冲突不断表面化、公开化，从而加剧了政府领导能力危机问题的负面影响。

　　目前，我国政府领导危机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政府职能范围宽泛、界限模糊，降低了政府对社会的调控能力和领导能力，影响了政府权威的有效性和社会动员能力。

　　(2)政府法制不健全，自我控制能力低，进而导致权力过分集中、机构人事失控、内部管理紊乱低效、外部形象恶化等等，影响了政府自身的领导能力和社会对政府的信任。

　　(3)我国是一个潜在的人才资源大国，但在政府内部缺乏一种高级管理人才的培养机制和制度保证。

　　(4)领导观念和行为中公私界限模糊，人情主义和非正式关系泛滥，贪污腐化蔓延，严重破坏了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信任关系。

　　(5)国家和社会公职人员的法治观念和公仆意识淡薄，管理和服务水平较低，影响了政府在人民中的形象。总之，在当今世界，政府领导危机不是一个国家或一个组织的问题，而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甚至是一个时代特征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正处在一个领导危机的时代。严格说来，我们这个时代的领导危机不是领导者个人的问题，因为从来就没有这样的“救世主”，而是人类组织管理能力的危机，人类自我领导能力的危机。面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政府领导危机，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正处在一个异常复杂的时代，人们所面临的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领导者是这个复杂社会中最为复杂的角色之一，他们置身的政府或组织，都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庞大、复杂的组织……。

　　因此，提高领导者处理“复杂事物”的能力，培养善于处理复杂事物的领导者，是目前尝试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领导危机，提高人类组织管理能力的最好途径之一。那么，善于处理复杂事物的人，应该是一批什么样的人，他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或能力?根据目前研究的结果，可以初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树立“复杂事物”意识。哲学家们早就揭示了“客观事物的复杂性”。

　　第二，培养对“复杂事物”的识别能力。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同时代的哲学家早就揭示了“客观事物的普遍联系性”，这给我们识别复杂的客观事物提供了一个基本线索，循着这一线索，借助于那些已被实践证明、并对处理“复杂事物”行之有效的现代科学方法。

　　第三，培养在“复杂事物”中合理选择的能力。 第四，控制“复杂事物”的能力。我们应该变革传统和管理哲学，确立与自然、与地球共生，与社会、与时代并齐驱，以及与同事、与人类共图未来的管理思想，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建立共生共存的良好伙伴关系。第五，转化“复杂事物”的能力。正如哈林·克里夫兰在谈到“处理复杂事物的人们的锦绣前程”时所说的那样，“未来的行政首脑很容易被描绘为‘转变媒介’———加速转变就是他们的使命，而不论他们是否喜欢，他们终归是转变媒介。这决不是轻松的任务。行政首脑在复杂事物的丛林中摸索前进，一边走一边制定政策，他们很有理由感到沮丧自艾。但他们也意识到自己的作用就是做出别人难以做出的困难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