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在准备事迹材料的过程中需要注意格式正确，一篇成功的事迹材料可以起到宣传典型，评选先进的效力，以下是小编精心为您推荐的于敏先进事迹6篇，供大家参考。

于敏先进事迹篇1

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原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高级科学顾问。

“干惊天动地事，

做隐姓埋名人”

于敏用一生践行了这句话。

“于敏是谁?”

这个名字出现在1987年“全国劳动模范”名单中时，其余4人都有详尽的人物事迹介绍，唯独关于于敏只有短短13个字：“于敏是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

除此之外，人们对他几乎一无所知。

30多年过去了，尽管于敏获得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又被授予“共和国勋章”等至高荣誉，尽管2024年热播剧《功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普及了他的事迹，但记者近日在进行于敏相关采访时，仍有身边朋友不知道他是谁。有些电脑输入法依然不能默认打出“于敏”这个名字。

6月17日，是中国首颗氢弹爆炸成功55周年，作为“中国氢弹之父”，于敏这个名字值得被重提和铭记。

“国产土专家一号”

1961年1月12日，北京飘着雪花，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二机部)副部长兼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钱三强把于敏叫到自己的办公室，严肃地说：“经所里研究，报请上级批准，决定让你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

当时，美国、苏联和英国已相继研制出比原子弹威力大几十倍、几百倍的氢弹。

“杜鲁门跟艾森豪威尔都赤裸裸地讲，他们决不能让中国搞氢弹。”于敏回忆说。

1960年，苏联又撤走了全部在华专家。中国决定自主研发核武器。

二机部负责核武器的研制。作为二机部的科学家副部长，钱三强很了解有哪些“将”可遣“兵”可用。

为什么选中于敏?

1957年5月，日本物理学家朝永振一郎率团访华，对于敏的才华和研究成果留下了深刻印象。日本代表团回国后发表文章称，没有海外留学经历、仅在北京大学学习过的于敏是中国“国产土专家一号”。

20世纪60年代的于敏。

只是，当时一心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的于敏，要转向氢弹预先研究，并非他的兴趣所在。

“父亲一生崇尚‘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他喜欢安安静静地搞基础理论研究，最喜欢从事的工作是大学刚毕业时的量子场论研究，后来根据国家需要改行做的原子核理论研究也还是基础理论研究。而氢弹研究是应用研究，接受这个邀请，就意味着又一次改行，要放弃在原子核理论上取得的一切成就，隐姓埋名地投身于核武器事业。”于敏之子于辛说。

但对于这个影响一生的抉择，于敏当即就答应了。

“爱国主义压过兴趣。”于敏回忆说，“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而严肃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我过去学的东西都可以抛掉，一定全力以赴把氢弹搞出来。”

从此，于敏的名字就在原子核理论界，乃至整个物理学界“蒸发”了。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于敏回忆道。

“百日会战”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转年，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提出：“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周恩来立即要求有关部门作出全面规划。

于敏就是在这个时候率队加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今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理论部(今北京九所)的，与主任邓稼先和副主任周光召、黄祖洽、秦元勋、周毓麟、江泽培、何泽慧，共同被称为理论部“八大主任”。

杜祥琬于1965年3月到理论部报到，那年27岁，是理论部里的小字辈。

他说：“当时，我们不分领导职务大小，一律以‘老’‘小’相称。邓稼先、周光召、于敏叫老邓、老周、老于，我是小杜。大家常常在一起开‘鸣放会’，不管老小，谁有想法，都可以到黑板上去画、去说。从不同的意见中发现每一点有价值的东西。”

理论部聚集了全国的顶尖高手，但天才并不等于天然成功。

一条条途径、一个个方案被提出来，经过仔细讨论和计算分析，又一个个被否定了，“山穷水复疑无路”是于敏等人当时常有的感觉。

为突破氢弹原理，于敏可谓废寝忘食。有一次，妻子孙玉芹让于敏去食堂买饭，他随手拿了一个破底的塑料袋。包子和米饭装进袋子里，没走几步就漏了出去，散落一地，惹得大家哄然大笑。

最终，理论部形成了几种可能成形的方案，需要在计算机上进行大量的数值模拟计算。

1965年国庆节前夕，于敏按上级要求带领几十位工作人员前往上海，利用国庆假期使用j501型计算机抓紧验算。

“核武器爆炸后，每个时间、空间点上，都有温度、速度、压力、加速度等物理量。计算机就把这些物理量计算出来后打印在a4纸大小的连续纸带上。”杜祥琬说。

当时，打印出的字迹很不清楚，用手一摸打印纸，手上就会留下金属烧蚀后的灰烬。于敏等人就是在这样的纸带上，往往一趴就是几个小时，手上、衣袖上都是黑乎乎的一片，但个个依然热情高涨。

经过3个多月的分析、比较，于敏带领同事们发现了实现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杜祥琬说，这就是后来所说的“百日会战”。

1996年，于敏在北京办公室查阅计算机数据。

“三万六千个毛孔全都舒服极了”

很多人看到过一组数字：从突破原子弹到突破氢弹，美国用时7年3个月，苏联为6年3个月，英国为4年7个月，法国为8年6个月，而我国仅用了2年8个月，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

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空军飞行员驾驶轰—6甲型轰炸机，在预定着弹点成功投弹。

这颗全当量氢弹在距地面2930米的高度爆炸，天空中出现了“两个太阳”。烟云上升到1万米高的平流层，蔚蓝的天空中出现了壮观的蘑菇云。

“这种心情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知道，从心提到嗓子眼上，到成功，心情是无法概括的。简直不知道怎么形容，不只是欣慰，也不只是喜悦，是种说不出来的心情。前面提心吊胆得很厉害，知道成功了，好像五脏六腑、三万六千个毛孔全都舒服极了……”于敏回忆道。

一个感人至深的细节是，在马兰基地参加核试验的工作人员来自全国各个单位，他们互相保密。即使是一个单位的，被分在不同岗位，也互不知情。直到在核试验时见面了才知道：“原来你也是干这个的呀!”

在于辛印象中，父亲从不谈起他的工作，只说是做科研。于辛说：“那时候，经常有他的同事来家里探讨工作，这时候妈妈就带我和姐姐出去玩。”

直到1999年，于敏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时，于辛才真正知道父亲具体是干什么的，才知道父亲的成就有多大。

除了氢弹，于敏还是中国中子弹理论设计的技术把关者和负责人。中子弹也是一种核弹。

于敏又被人们称为“中国中子弹之父”，但他生前并不愿意人们叫他“某某之父”，曾说：“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是对于敏老师生动的写照。由于长期过度的脑力劳动，他身体很虚弱，有时实在不舒服，无法来办公室讨论，就约我们去他家里讨论，而且一讨论就是三四个小时。孙阿姨说：‘你们一来，老于就好多了。’”北京九所研究员、于敏带的博士生蓝可说。

他把毕生精力全部投入到国家尖端国防科技的发展上，甚至无暇出版学术专著。

记者苦苦搜寻于敏写的书，结果只发现60多年前出版的那本定价1.1元的《原子核理论讲义》。202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重印了这本书。

1959年夏，于敏与北京大学教授杨立铭合作在成都主办原子核物理培训班，并以此为基础出版了《原子核理论讲义》一书。

2024年9月，于敏获得“共和国勋章”。遗憾的是，他在2024年1月已驾鹤西去，成为唯一一位获得“共和国勋章”却没有机会佩戴它的人。

如今，于敏已离世多年多了，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官网首页仍在显要位置展示着缅怀于敏的照片，上书他的自勉诗句：“身为一叶无轻重，愿将一生献宏谋。”

于敏先进事迹篇2

“我和于敏是堂兄弟，他比我大26岁，但我们一家都是于敏寄钱供养的。”63岁的于确告诉记者，他祖父育有两男三女，大女儿和二女儿因病早亡。长子于振宵即于敏的父亲，曾当过宁河芦台二村的村长;次子于振远即于确的父亲，曾在宁河芦台十村当先生，很受乡亲们的推崇。于家祖上几代都是文人，虽然说家里不富裕，可总是尽力供子女们读书。

“虽然我父亲和我伯父各自成家，但两家9口人吃住在一起，从没分家。”于确说，在他的记忆里，也只有春节能见到于敏。那个时候，他特盼着过年，因为于敏回家给他带许多好吃的、好玩的。

“虽然一年才能见哥哥一面，但是月月都会收到哥哥寄来的钱。”于确说，因为那时其父亲和伯父已年迈，又没正式工作，兄弟姐妹几人都小，没有经济来源。于敏从1951年调到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有了工资收入，从此便开始给家里寄钱，供养一家人的生活。“那时候我还没出生，直到有了记忆后，每月15号收到哥哥的汇款单已经成了规律。”于确说，在他的记忆里，投递员一进大门洞就喊：“于振远，拿手戳!”由于每月寄钱来，投递员都知道是谁给寄来的，每当盖手戳时，少不了要称赞几句：“于先生您真有福气，这样的好侄子，天底下难找呀!”周围乡亲们更是羡慕。

于确说，于敏每月寄来的钱，都贴补了家用。有一次，已经过了15号，汇款单还没寄来，一家人的生活难以为继了，整整过了一周时间，汇款单才邮到。后来家里人才知道，那次于敏的工资被人偷了，只好东筹西借把钱凑足给家里邮寄过来。1960年，于敏的父亲去世后，于敏还继续给家里寄钱，直至1978年于确的父亲去世，在于确家人的要求下，于敏才停止寄钱，整整27年。

“哥哥每月给家里寄钱，绝不是他钱多，而是他礼重，他深深地懂得做人‘以孝为先’的道理。”于确说。

在于确的记忆中，1960年伯父于振霄病故时，于敏回家为父亲送终。此后，长达44年的时间里，家中很少能见到他的身影。“我和哥哥虽然很少见面，但他谦逊谨慎的品格却影响我一生。”于确说。

为工作抱憾没能参加叔父葬礼

在于确家里有一个珍藏多年的箱子，里面全是于敏寄来的家书。“哥哥寄来200多封信，由于种种原因，现在只有30多封保存完好。每次哥哥来信，父亲就把全家人聚在一起读给大家听。”于确说，于敏的信里从不谈工作，全部是关心老人身体健康、关注孩子健康成长的内容。

1978年1月12日，于确的父亲怀着对于敏深深的思念离开了人世，于敏同样也十分想回家见叔父最后一面。然而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我国开始了中子弹研究工作，于敏是我国中子弹物理设计的统帅，为了中子弹的研制，他选择为国尽忠，没能回家尽孝。

10年前，于确到北京探望于敏，提到叔父时，于敏动情地流泪了。于确说，这是他平生第一次看到哥哥落泪，于敏十分愧疚地对于确说：“真对不起叔父，没能在他弥留之际见上一面。”于确劝慰说：“哥哥为了国家强盛，兢兢业业，是为国家尽了忠;27年汇款供养我们全家，已经尽孝了。哥哥是这世上忠孝两全的男人!”

1999年9月18日，共和国五十华诞前夕，于确在电视上看到了于敏的身影。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隆重举行的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大会上，共和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被佩带在于敏胸前，于敏接过荣誉证书，并代表23位授奖科学家，走上人民大会堂的讲台讲话。

当时于确热血沸腾，为哥哥感到高兴和自豪，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他拨通了于敏家的电话，却哽咽地说不出话来。电话那头，于敏的声音还是那样的平静、谦和，他劝慰弟弟不要太激动，自己为国家做点儿事，没什么了不起的。

于确说，2024年5月2日是他终生难以忘怀的日子。这一天，于敏相隔44年重返故里。“当时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不要惊动地方领导。让我领他到小时候住的地方和上小学的地方看看，然后再到汉沽看一看。”看到于确一家生活不错，于敏非常欣慰：“看到你一家人生活得很好，我就放心了。”话语里充满了对兄弟深深的惦念之情。于确说，芦台大桥西曾是于家旧时的宅院，芦台完小是他上学的地方，于敏游兴极高，他对于确说：“人到老年有个共性，对于每个学习工作过的地方都流连难忘，林亭怀旧，频频回首，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于确告诉记者，于家与汉沽及滨海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于家原籍在北塘，后落户芦台。于敏祖父于绍舟就读于通州师范，毕业时第一年赶上废科举，曾被官派到汉沽寨上教书办学，汉沽有名的大买卖“桐裕盛”的创始人张相炎，就是于绍舟的学生，1927年于敏的祖父患病故去。于确的二哥于慰曾在汉沽杨家泊教学，1976年唐山地震时遇难。于确为了照顾年迈的父母和二哥一家，1980年从天津碱厂调到位于汉沽的天津化工厂。

于敏先进事迹篇3

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改革先锋于敏，于1月16日在京去世，享年93岁。

于敏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被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他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1961年，于敏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氢弹理论探索任务，并取得了我国氢弹试验的成功，为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国防实力的增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腾讯新闻精选知乎答主的优质回答，通过这些回答或许你能看到一个更真实的于敏。

知乎答主我是一只小萌刀：于敏是一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人

建国初期参与原子弹氢弹研究，他几乎是唯一一个没出过国的土专家，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参与研究。

国内当时就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95%给了原子弹计算，只有5%用于氢弹设计，他居然不知天高地厚领着人去做，工具就是计算尺，居然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因为他的不知天高地厚，中国也不知天高地厚，从原子弹到氢弹，按照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比较，中国只用了两年零两个月，而美国人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英国四年零三个月，法国八年零六个月，前苏联四年零三个月。

他对自己的身体更是不知天高地厚。1969年，于敏因奔波在北京和大西南之间，胃病严重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1971年10月，幸亏上级考虑于敏身体状况，特许妻子照顾他，才不至于深夜休克无人发现，终于被医生抢救过来。1973年，他在回京车上便血，在医院输液时又一次休克。

但他似乎又懂得天高地厚。因为工作性质，他隐姓埋名三十载。他面对别人甚至最亲近的人时，他说的最多的也是我不能说，就像邓稼先面对妻子质问时，回答的是地点我不能说，去多久我不能说，干什么我也不能说。

他曾遗憾的说一生没有出过国，如果出国学习，也许现在对国家的贡献会更大。其实他可以出国，但为了国家，他放弃了。

对于别人说他是氢弹之父，他总是婉拒。他说：“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

于敏最大的遗憾是他的夫人去世了，他经常看到遗迹遗物，睹物思人，因为他觉得亏欠夫人太多，他引用了元稹的一句诗——报答平生未展眉。

于敏在房间里挂了诸葛亮说过的一句话——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我当年坐在饭馆里吃饭，电视上正在颁发国家最高科技奖。于敏坐着轮椅缓缓走过来领奖。我看着颁奖，我高兴地哭了。

我看着坐在轮椅上的他，我记得他因为家里穷没路费，于是暑假不回家自己跑到景山顶，迎着夏日的凉风，拿着课本，做着习题，他从不认为自己天赋异禀，他只是勤奋。

我看到了那个年代那帮科学家的一个缩影。

于敏先进事迹篇4

我国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于敏先生，于2024 年 1 月 16 日逝世，享年93岁。提起于敏先生，恐怕真的没有多少人知道。世人多念同为“两弹一星”元勋的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等老前辈们。其实，“两弹一星”一共授予了 23 人，每一个人的贡献都无可替代，功勋卓著。

很多时候，因为工作的特殊性，他们的声名不宜大肆宣扬，所以在非学术界，人们很少听到他们的名字。

于敏老先生的名字解密时间是1988年，而第一次公布于大众面前，是在1999年的“ 两弹一星 ”功勋奖章发布会上，此时距离于敏从事氢弹研发，已经过去28年了。

于敏生于 1926年8月，他的年少时期几乎经历了中国最动荡的年代，十三岁的时候他在天津市里骑自行车，迎面而来开车的日本人顺势就想撞他，从此他的心中就生出一个念头“国家强大起来，绝对不要再受外国人的欺负!”

幸而，于敏很聪明，转入天津最好的高中耀华中学，仍能轻松考第一，当学霸。1944年考上了北大，1951年研究生一毕业，就被钱三强前辈指派到刚成立一年的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进行核物理理论研究。

那时候，我们国家刚刚成立，积贫积弱，1950年的朝鲜战争打的更是惨烈。美军在志愿军面前吃瘪，当时的总统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透露出有可能使用原子弹来对付中国和朝鲜，举世哗然。

这个消息传到国内，大家都很慌乱，虽然在英法等国家的劝阻下，美国承诺不再使用原子弹，但是核武器始终是悬在我们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别人用原子弹威胁我们，如果我们没有对应可以牵制对方的武器，那么战争的局势必定一边倒，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就是在那个背景下仓促成立。

幸运的是，50年代，我们跟苏联的关系还是老铁，在1957年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之后，苏联很大方的帮助我们打造核工业设施，也给了我们部分原子弹的核心技术，一直到1959年苏联撕毁协议。接下来在钱三强、邓稼先等老前辈们的努力下，1964年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终于成功发射。

原子弹的研制，算是苏联领着我们走了一段路，可是在1951、1953年，美国和苏联分别研发出氢弹了，氢弹的威力是原子弹的几百倍，我们只有原子弹远远不够。

而氢弹的奥秘，苏联对我们三缄其口，一点话都套不出来，我们国家要想不受制于人，不惧别国的核威慑，只能自己啃下来这个硬骨头。

于敏则是1960年第一批被调去研究氢弹的研究人员。

那时候的研究员们有多艰辛，我们可能根本体会不到。1959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人民还要勒紧裤腰带向苏联还债，许多人饿的全身浮肿，还要坚持在科研一线。

研究氢弹的于敏小组，根本得不到国际上任何研究报告，人们只知道要用原子弹的裂变引爆氘氚产生核聚变，他们只能每个人提出自己的想法，互相讨论攻关，有时想法不同吵得不可开交，就是在大家相互激辩下，氢弹研制的道路越来越清晰。

1965年，于敏带领一只小分队去往中国唯一的计算机研究所进行模型分析，那时候的计算机还是那种打孔纸带式的，效率贼慢，有时还罢工，即使这样，这台计算机也是只有5%的时间分配给氢弹，往往都还是夜里。研究人员在空闲时，就用算盘和计算尺来进行前期数学演算，努力赶进度。

于敏在一次模型结果出来后，果断推测当时设计的原型不能够引燃氢弹，他思来想去，提出了一种新的想法，跟别的科学家一分享，大家均佩服的不得了，赶忙照着这个模型重新演算。终于，于敏提出的新模型，解决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氢弹制造，初见曙光!

00:221967年7月，中国成功的进行了氢弹试验，世界为之震惊。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人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英国四年零三个月，法国八年零六个月，前苏联四年零三个月，而我们国家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

后来据美国那边分析，于敏提出的氢弹结构原理，与当时其他国家的泰勒-乌拉姆结构类似，但于敏提出x射线透镜而非x射线反射镜来实现从初级到次级的能量传送，在设计上更有先进性，因此，我国的第一个氢弹就实现了小型化，实现弯道超车。

之后于敏没有停下研究脚步，美国在研究核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我们国家也不能落后。后来于敏由于常年生活不规律，过度劳累，在1969年到1973年中间有三次和死亡之神擦肩而过，但他总是在病刚刚好转就又投身研究中。

80高龄之时，于敏老先生仍然在研究激光惯性约束聚变研究，他几乎为我国国防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2024年1月9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202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功勋、 中国“氢弹之父”于敏院士获202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于敏先生，一直对于自己的工作成就看的很淡，别人说，要给他封一个“ 中国氢弹之父 ”的称号，他总是拒绝：“这个提法不对，我受之有愧。核武器事业是一项集体的事业，是全国各条战线、多个部门大力协同的成果，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单位能够独立完成的。我自己只是做了应当做的工作，荣誉属于参加核武器研制的全体科技工作者、干部、工人和解放军指战员。”

其实于老太过于谦虚，“中国氢弹之父”并不是记者们强行冠名，而是同为核物理学家，也是诺贝尔奖得主阿格·玻尔在到访中国时提出，作为同行，波尔当然知道于敏先生的成就到底有多么巨大。他说，中国能做出氢弹，于是中国有了“中国氢弹之父” 这个称号，于老受之无愧。

再次向于敏老先生以及无数默默奋斗一生的人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于敏先进事迹篇5

在1988年被媒体报道以前，很少有人知道于敏是谁，更少有人了解他在做什么，连他的妻子孙玉芹都说：“没想到老于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

于敏从事的“高级的秘密工作”是研究氢弹和核武器。

于敏的科研生涯始于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在原子核理论研究领域钻研多年后，1961年，钱三强找他谈话，将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交给了他。从那时起，于敏转向研究氢弹原理，开始了隐姓埋名的28年。

当时的核大国对氢弹研究绝对保密，造氢弹，我国完全从一张白纸起步。

由于大型计算机机时非常紧张，为了加快研究，于敏和团队几乎时刻沉浸在堆积如山的数据计算中。1965年9月，上海的“百日会战”最终打破僵局：于敏以超乎寻常的直觉，从大量密密麻麻、杂乱无章的数据中理出头绪，抽丝剥茧，带领团队形成了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设计方案。

然而，设计方案还需经过核试验的检验。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地处青海高原，在那里，科研人员吃的是夹杂沙子的馒头，喝的是苦碱水，茫茫戈壁飞沙走石，大风如刀削一般，冬天气温低至零下30摄氏度，道路冻得像搓板。于敏的高原反应非常强烈，食无味、觉无眠，从宿舍到办公室只有百米路，有时要歇好几次、吐好几次。即便如此，他仍坚持解决完问题才离开基地。

1967年6月，我国第一颗氢弹空投爆炸试验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多，中国仅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

1969年，于敏带领团队来到了四川绵阳的深山里，研究核武器。他判断，“核武器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如果丧失威慑能力，我们就要重新受到核讹诈。”

他不敢停止脚步。但长期在艰苦环境里工作，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曾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969年初，在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时，于敏上台阶都要用手抬着腿才能慢慢上去，同事都劝他休息，他坚持要到小山冈上观测火球。由于操劳过度，在工作现场，他几近休克。1971年10月的一天深夜，于敏再次因为过度劳累休克……

2024年1月，89岁的于敏荣获202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坐在轮椅上，华发稀疏，满脸谦逊祥和。上一次像这般“抛头露面”，还是1999年，在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他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代表23位获奖科学家发言。对于敏而言，他并不习惯这样的场合，在隐姓埋名的那些年里，默默耕耘的他“沉”在深处很自在。2024年1月16日，于敏溘然长逝，享年93岁。

于敏先进事迹篇6

在我国第一颗氢弹成功空投爆炸指挥现场，于敏凝望着半空中腾起的蘑菇云，一言不发，直至听到测试队报来的测试结果时，才脱口而出：“与理论预估的结果完全一样!”

尽管在氢弹研制中居功至伟，但对别人送来的“中国氢弹之父”的称呼，于敏并不接受。“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他说。

完成了时代赋予的使命，于敏没有停止追寻的脚步。为了研发第二代核武器，于敏隐身大山，继续加班加点搞科研，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此身长报国，拿命换科研，这是何等的奉献!在那些日子，于敏常常会想起诸葛亮，矢志不渝，六出祁山。

1984年冬天，格外的冷。于敏在西北核试验场进行核武器试验，他早已记不清自己是第几次站在这严寒的戈壁上。

“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在试验前的讨论会上，于敏和陈能宽感慨地朗诵起了诸葛亮的《后出师表》。

不同于蜀汉丞相的“出师未捷身先死”以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于敏的事业是“可为”“有为”的。就像他沉默的事业一样，于敏是个喜欢安静的人。他曾对身边人说，别计较有名无名，要踏踏实实地做一个“无名英雄”。

这种“安静”，在于敏子女的记忆中却有点模糊。儿子于辛小时候对父亲的记忆就是一个字：忙。“整天待在房间里想东西，很多人来找他。”女儿于元亦很难觅寻儿时对父亲的记忆，因为父女俩不曾有太多交流。

于敏对“安静”有着自己的解释，“所谓安静，对于一个科学家，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谨的科学精神。”他倾慕文天祥的威武不屈，以及“丹心照汗青”，这丹心于他就是坚持科学，就是献身宏谋。

正如他73岁那年在一首题为《抒怀》的七言律诗中表达的那样，即使“身为一叶无轻重”，也要“愿将一生献宏谋”。

“于敏先生那一代人，身上有一种共性，他们有一种强烈的家国情怀。这种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希望这种精神能够不断传承下去。”与他一起工作了50多年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副院长杜祥琬说。

一棵大树俯身而卧的地方，正在长出一片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