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农村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教育现状调查报告

农村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教育现状调查报告

城镇化进程是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客观规律，现在农村发展的必然趋势，正如马克思所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近年来，在我国坚持城市和城镇协调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在现实执行中，由于农村教育的不配套，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因此，我就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教育现状这一课题在诸暨市陶朱街道白门下村展开了相关调查。本文中将谈谈我的调查结果以及相关思考，就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的农村教育问题进行探讨，希望能更好地促进农村教育发展。

在文章的开始，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城市化进程与农村教育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农村教育可以使农民适应非农产业就业的要求，使农民有机会进入第二、第三产业；有助于农民适应城镇的生活；更为重要的是农村教育能为城镇经济的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促进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健康发展。

在调查过程中，我发现农村教育存在着以下较为明显的问题：

一、农村教育片面追求升学倾向

中国历来有着重教育的良好传统，特别是农村地区。随着我国高校扩招政策的出台，农村学生进入高校的机会更大一些，高考就成了指挥棒，在学校方面，尽可能地让农村的孩子通过考试进入城市。从学生来说，学习的最终目的就是考大学。而作为家长，更是寄希望于考试，进大学，做城里人，光门耀祖。片面追求升学率，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时代背景。

升学主义思想的存在主要是由于以下三点：一是，“学而优则仕”传统观念的影响。在现代化的历程中，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城市和乡村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境遇使得农民对自己的子女的最大希望就是能考上大学，改变自己的社会身份，获得社会升迁的机会，成为城里人，享受城里人的同等待遇，这是农民对自己孩子抱有的最美好的愿望。农民寄希望于自己的子女“跳出农门”，这就很明白地使学校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不得不追求分数，追求升学率之路，这也是农村片面追求升学率之风屡禁不止的根源所在。其二，“跳出农门”的思想普遍存在。农村学生渴望通过高考“跳出农门”，享受城里人的优厚待遇。农村孩子读书最大的动力也在于改变自己可能重复的做农民的命运，那么，升学就成了是他们的最直接的愿望就是。其三，是鄙薄职业技术教育的思想倾普遍存在。在诸暨地区，学校开设的职业技术教育业和课程都是为了当地的经济建设服务的，与农民“跳出农门”的愿望相违背。农民历来是在没有掌握多少文化知识技术的情况下从事生产，使他们对文化技术产生误解，对“科技就是生产力”缺乏理解，不少人认为子女学习农业技知识是没出息，还有的人认为农业知识没啥可学的，他们无论在思想情感，知识结构，劳动技能方都不能适应需要。

而在教育成本不断走高的前提下，要么不断升学脱离农村;要么辍学，留在农村。这样造成的结果是：一方面，片面追求升学率，“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思想大有群众基础，另一方面，农村厌学、失学、辍学的现象时有发生。无论那种情况，都使得农村基础教育的办学目标越来越偏离农村。因此，必然形成和加深农村经济和社会与教育发展的失衡，使得农村社会和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不断流失，农村教育变成了在农村办城市教育，这必然会制约农村城市化的进程。

二、离农问题

在白门下村，存在着大多数乡村都存在的问题，那就是较多农民进城务工问

题。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打工出现的“民工潮”是一种“离农”的现象，因为“离农”，不仅是一种工作的变动，空间的移位，也是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由农业文明向城市文明的重大转变。已经搬迁到城镇的居民，要从“内涵”上实现这种转变；尚在乡村的居民，要迎接城镇化的挑战，继续准备向二、三产业转移和向城镇大量转移；留下少数务农者，也就是逐渐成为懂得现代科学技术、从事现代农业规模经营的高素质的劳动者，也可能是“离农”。对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打工出现的“民工潮”，应采取包括教育培训在内的恰当的疏导政策，使其适应城镇化发展对专业人才和高素质劳动力的需要，实现有序流动。

从教育结构来看，农村教育应该包括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三个组成部分。但是，目前的结构以基础教育为主，基本上是九年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比重非常小。况且基础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也以向发达地区培养、输送人才为主，而不是为农村地区培养人才。

农村教育的目标定位来看，它直接关系到农村教育为谁服务，是“离农”还是“亲农”，“为农”。目前农村基础教育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其培养方向的城市性、离农性。农村与城市采取相同的教材、教法、进度，这与农村的实际情况相距甚远。农村普通初中教育，尤其是课程设计、教材编写与农业生产活动、城乡经济发展实际需要相脱节，学到的基础文化课，根本解决不了农村产业技术与经营问题。国家实行的全国统一高考制度，更是把农村的中小学生引上了应试的道路，使原本就脱离农村实际的教育走得更远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已是我国一项基本国策。农村的城市化化，决定了农村人数要不断减少。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预测，到2024年，我国农村将有2.2亿-2.3亿人口转移城镇[7]，意味着现有的农村适龄儿童将来面临大规模转向城镇，如何使农村人口在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文化素质等方面适应城镇生活，并且在城镇安家乐业，是农村教育必须面临的挑战。农村教育就是为农村经济和社会服务的，因此农村教育应为培养建设人才，提高全民素质服务，为农村经济建设培养人才。目前不少农村学校中，忽视思想教育，忽视学生素质全面发展，把学校教育变成单纯的“升学教育”“离农教育”，而农村社会中又缺乏重农的风气。结果造成学生、家长、社会的普遍错觉，“读书——升学——离开农村”。这种被扭曲的社会现象有悖于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目的，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对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也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必须根本改变这种状况，将实际行动转到与人和一和素质教育的道路上来，加强思想品德教育，使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观，人生观和社会主义农村观，为建设家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不懈努力。尤其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体劳动差别还很大，更需要加强这方面教育，通过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劳动去实现农村城市化的伟大目标，是我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农村青年的历史使命和光荣职责。

第二篇：城镇化进程 及现状

中国城市化进程即中国农村转化成城市的过程。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中叶，由于受到世界列强的侵略，以及受到军阀割据的困扰，导致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不均衡。自50年代中期以后建立了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使得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由于中国的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如何依照可持续发展理论，积极稳妥地推进城市化进程，是21世纪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

1978年以前 1.城市化水平。

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大陆的城市化相当缓慢，在1950至1980年的30年中，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由28.4%上升到41.3%，其中发展中国家由16.2%上升到30.5%，但是中国大陆仅由11.2%上升到19.4%。这种城市化的缓慢并不是建立在工业发展停滞或缓慢的基础上，正相反，改革开放前的29年，中国大陆的工业和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并不算慢，工业总产值1978年比1949年增长了38.18倍，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30%提高到1978年的72.2%；社会总产值增长12.44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全社会总

上海 产值中的比重，则由1949年的41.4%上升到1978年的77.1%；国民收入总额则从1949年的358亿元增长到1978年的3010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提高7.41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国民收入构成中的比重，也由1949年的31.6%上升到1978年的64.6%。从1950年到1973年，世界GDP总量年均增长4.9%，人均GDP增长2.9%，其中中国大陆GDP年均增长5.1%，人均增长2.9%，高于和等于世界平均水平，高于同期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

2.城市化特点。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城市化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1)政府是城市化动力机制的主体。(2)城市化对非农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很低。(3)城市化的区域发展受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制约。(4)劳动力的职业转换优先于地域转换。(5)城市运行机制具有非商品经济的特征。

这种城市化的结果，是形成了城乡之间相互隔离和相互封闭的“二元社会”。这里所说的二元社会结构，是指政府对城市和市民实行“统包”，而对农村和农民则实行“统制”，即由财产制度、户籍制度、住宅制度、粮食供给制度、副食品和燃料供给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就业制度、养老制度、劳动保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甚至婚姻制度等具体制度所造成的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构成了城乡之间的壁垒，阻止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由流动。

1978年以后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的城市化，是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条件下迅速推进的，城乡之间的壁垒逐渐松动并被打破，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发展，使得中国的城市化呈现出以小城镇迅速扩张、人口就地城市化为主的特点。

1.城市化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1978-1984年，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要动力推动城市化阶段。这个阶段的城市化带有恢复性性质，“先进城后建城”的特征比较明显。第一，表现在大约有2024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下放干部返城并就业，高考的全面恢复和迅速发展也使得一批农村学生进入城市；第二，城乡集市贸易的开放和迅速发展，使得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和小城镇，出现大量城镇暂住人口；第三，这个时期开始崛起的乡镇企业也促进了小城镇的发展；第四，国家为了还过去城市建设的欠帐，提高了城市维护和建设费，结束了城市建设多年徘徊的局面。这个阶段，就人口来看，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1984年的23.01%，年均提高0.85个百分点。2）1985-1991年，乡镇企业和城市改革双重推动城市化阶段。这个阶段以发展新城镇为主，沿海地区出现了大量新兴的小城镇。

3）1992-2024年，城市化全面推进阶段，以城市建设、小城镇发展和普遍建立经济开发区为主要动力。1992年到1998年，城市化率由27.63%提高到30.42%，年均提高0.42个百分点。

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城市化，已从沿海向内地全面展开。1995年底与1990年相比，建制市已从467个增加到640个，建制镇则从12000个增加到16000多个；从人口来看，城市化水平也从1990年的26.41%提高到28.62%。

2.城市化政策的变化。

1978年以后，在经济高速增长而城乡户籍分隔的背景下，积极发展小城镇就必然成为可供政府选择的最佳城市化政策。中国的城市化终于由被压制转为松动和放开，过去那种控制城市人口增长和城乡分隔的政策被鼓励小城镇发展的政策所取代。1980年，在当时城乡分隔、大城市基础设施滞后的情况下，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提出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总方针。为贯彻上述政策，80年代初，开始实行市地级市管理县级市制度，地级市数量增加较快，1983-1998年间，共有100多个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其中仅1983-1985年的3年里，地级市的数量净增加50个。

1983年，加强小城镇建设，以小城镇为主，大中小城市为辅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

1984-1986年“撤社建乡”，并降低建制镇标准，3年里建制镇数量增加7750个；1992-1994年，国家对乡镇实行“撤、扩、并”，结果3年里建制镇又增加7750个。这6年里建制镇增加数相当于1979-1999年间(21年)净增加数的71%。

1986年国家有关部门修订“建市”标准后，县级市也增加很快。1986-1996年的11年间，县级市数量净增加286个。1992年，国务院再次修订小城镇建制标准，促进了小城镇的发展。

1993年10月，建设部召开全国村镇建设工作会议，确定了以小城镇建设为重点的村镇建设工作方针，提出了到21世纪末中国小城镇建设发展目标。会后，经国务院原则同意，建设部等6个部委联合颁发了《关于加强小城镇建设的若干意见》。1995年4月，国家体改委、建设部、公安部等11个部委联合下达《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指导意见》，并在全国选择了57个镇作为综合改革试点。1997年6月10日，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和《关于完善农村户籍管理制度意见》的通知。通知认为，应当适时进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允许已径在小城镇就业、居住并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村人口在小城镇办理城镇常住户口，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有序地向小城镇转移，促进小城镇和农村的全面发展。农村新生婴儿可以随母或者随父登记常住户口。此后，许多小城市为促进经济发展，基本放开了户籍限制；不少大中城市，甚至北京、上海等，也放松了外地人口进入本市的限制。

1998年10月，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进一步提升了发展小城镇的重要地位。2024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指出，加快城镇化进程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抓住机遇，适时引导小城镇健康发展，应当成为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农村改革与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

2024年10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十五”规划的建议中提出：“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中国推进城市化条件已渐成熟，要不失时机实施城镇化战略。”为了加快城镇化，2024年5月，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2024年5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意见》指出：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实施范围，是县级市市区、县人民政府驻地镇及其他建制镇；凡在上述范围内有合法固定的住所、稳定的职业或生活来源的人员及与其共同居住生活的直系亲属，均可根据本人意愿办理城镇常住户口；已在小城镇办理的蓝印户口、地方城镇居民户口、自理口粮户口等，符合上述条件的，统一登记为城镇常住户口。这标志着小城镇已经废除了城乡分隔制度。有些地方甚至采取了鼓励农民到小城镇居住和创业的政策。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政策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过去实行城乡分隔，限制人口流动逐渐转为放松管制，允许农民进入城市就业，鼓励农民迁入小城镇；二是确立了以积极发展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方针。

发展现状

2024年8月17日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报告显示，十六大以来中国人口总量低速平稳增长，人口生育继续稳定在低水平，人口文化素质不断改善，城市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人口婚姻、家庭状况保持稳定。报告显示，2024年城镇化率达51.27%。

城市化水平稳步提高 十六大以来，中国城镇化发展迅速，2024年至2024年，中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024万人。2024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比2024年上升了12.18个百分点，城镇人口为69079万人，比2024年增加了18867万人;乡村人口65656万人，减少了12585万人。

历次普查城市化水平-柏加镇信息网 历次人口普查城市化水平

根据中国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历次人口普查城市化水平依次为：12.84%，17.58%，20.43%，25.84%，35.39%，49.68%。

质量不高

从宏观层面来看，城市化的质量不高突出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人口，1.6亿多农民工不能市民化，仍然处于半城市化的状态，没有享受或者没有完整地享受城市居民应该有的国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低保、社会救助、住房保障。特别是没有享受到住房保障这些公共服务，还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样一些政治权利。如果扣掉2亿多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没有真正融入城市化的人口，中国实质的城市化率只有36%。

二是布局，布局的混乱主要表现在一些城市不顾及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物理极限，盲目地扩张城市功能，放大城市规模，增大经济总量。这样使全国大跨度的调水、输电、输气，治污的压力越来越大，其中水带来的问题尤为突出，全国657座城市400多座城市是缺水的，必须依靠地下水维持生产生活，其中110座属于严重缺水，严重缺水就必须靠超采地下水维系生产生活。当然地下水是可以采了，但是地下水如果过度超采会带来地面沉降，部分城市地面沉降的面积越来越大，国土资源部正在做一个治理措施的全面规划。

三是城市形态。对全国有代表性的55座城市20世纪70年代以来扩张过程的遥感监测表明，平原地区的城市多数以原来的城市中心区为中心进行环形扩张了。

城市化率偏低

日本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农业人口下降了65%；美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农业人口下降了72%；而中国在1985~1990年期间，从农业人口转移出去的人口，即使包括临时流动人口在内，也不超过10%，如果不计算农民进城打工的人数，真正转移出去的农业人口仅有10.5%，这将大大限制中国经济总量的进一步扩张。

统计数据表明，在200年前的1800年，当时全世界的城市化率仅有3%，到1850年达到7%，1900年为15%，到2024年，全世界的城市化率达到48%。

2024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为36.2%，比1978年提高18.3个百分点，但由于受到传统体制和户籍制度改革滞后的影响，中国城市化发展仍然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发展和经济发展水平。在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下，城市化率偏低将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影响社会稳定与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巨大瓶颈”，成为限制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保持竞争优势的“巨大瓶颈”，也将成为中国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和知识经济时代新一轮财富集聚中的一大困难。

问题挑战

在2024年之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必须从36%提高到70%以上，这就意味着每年平均需增长1%左右的城市化率（即每年约1000至1200万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在这个过程中，下列挑战不可避免：

人口问题

人口总量、劳动就业人口总量、老龄人口总量高峰相继来临，由此产生的城市的生存保障问题，解决劳动力的就业机会问题，全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问题，老龄化社会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等，都是城市化进程面临的巨大挑战。

环境能源

能源和自然资源的超常规利用对中国城市化的压力。从2024起到2024年之间，中国城市要达到资源和能源消耗速率的“零增长”和“负增长”的要求，要实现联合国提出的城市“四倍跃进”的目标（即能源消费总量在2024年的水平上降低一半，而GDP要在2024年的基础上增加一倍），要全面达到城市土地利用的合理平衡，要全面达到城市的能源清洁化并逐步将能源结构中煤炭所占四分之三的比重，下降到40%以下，都是严重挑战。

中国城市的生态环境（大气环境、水环境、固体废弃物环境、社区环境和居室环境）仍然处于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状态。

城市化对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的影响

1）城市化过程对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

其中基本要素有4大类，分别为地形、气候、水文、生态。

地形：对原来的地形进行改造，使之趋向平坦或起伏更大（如摩天大楼）。容易造成水土流失、滑坡、泥石等地质灾害。

气候：强烈改变了下垫面的原有性质，使气温、降水等要素发生变化，使城市产生热岛效应，也影响了日照、风速和风向。形成城市热岛效应，将城市大气污染带到郊区，也将郊区大气污染带到城区，扩大了污染物的污染范围，加快了净化速度。

水文：市政建设破坏了原有的河网系统，使城区水系出现紊乱，也使降水、蒸发、径流出现再分配。易使城市在暴雨时排水不畅，造成地面积水，也使水质、水量和地下水运动出现变化；过量抽取地下水导致地面沉降。

生态：城市的生产生活污染、交通工具、尤其是工业“三废”，破坏了所在地区的环境生态，也影响了生物的多样性。城市生态系统成为一个脆弱的系统。城市是人类对自然地理环境影响和改变最大的地方。

2）城市化过程对人文地理环境的影响：农村转变为城市，农业用地变成城市建设用地，居民就业方式由第一产业转变为第二、三产业。人口由分散变的密集，信息更加发达，文化观念得到提升，教育程度变高。

保护和改善城市环境的主要措施：（1）建立卫星城，开发新区；（2）改善城市交通和居住条件；（3）保护和治理城市环境、扩大绿化面积。

基础设施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和质量对于中国城市化亦有压力。到2024年前后，中国城市发展所需要的基础投入，大约在40万亿~45万亿元人民币的数额，相当于每年平均投入8000亿至9000亿元人民币，这大约是2024年GDP总量的十分之一。只有基础设施的健全与完善，城市才能担当起新一轮财富集聚的经济增长点。

城镇平衡

加速不同地区间城市发展的平衡和地区内城乡之间的共同富裕。如何实现区域之间城市发展的平衡，并最终达到克服社会的二元结构，实现国家整体的共同富裕，是长期任务。

国家信息化

国家信息化进程的急速推进和国际竞争力的培育。城市信息化水平是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基本标志，2024年中国城市的信息化水平只是发达国家的8%至10%左右，离现代化的要求尚有遥远的路程。

发展措施

如何克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表现出的各种问题，是城市化战略推行的中心思考。以下六项基本措施是未来中国城市发展的要点。

一、适应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要求，尽快修改《城市规划法》，放松对大型、超大型城市的规模控制，构建2—3个世界级城市，作为我国城市体系的龙头。同时要十分加强城市功能与基础设施的完善、积极投入数字城市的建设、传统产业的信息化改造、城市服务体系的提升等，将中国城市的竞争力置于国际的大背景之中。

二、将中国城市的发展视作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系统。城市化进程中的规模设计应统筹考虑城市大中小分布的系列谱和不同规模城市的“生态位”，不能人为地强调只能发展城市体系中的某个部分而忽略另一个部分。应当进一步调整全国城市布局，优化城市功能和加强产业转移力度，放大城市扩散效应，将其真正塑造成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中国超大型、特大型城市现有32个，其中东部16个，西部6个．中部10个，基本覆盖全国。可以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建立以广州、深圳为核心的城市群，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建立以上海、南京、杭州为核心的城市群，在环渤海地区建立以北京、天津为核心的城市群，作为进入国际竞争前沿的中国高地。

三、认真规划国家大城市的规模和数量，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第三产业发展，将其塑造成国际级和国家级的人才中心、贸易中心、物流中心、金融中心、技术中心、信息中心、文化中心等，充分发挥城市的集聚效应、辐射作用、带动作用。大城市在城市体系重复发挥了城市的规模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国家城市化战略的核心主力。

四、加大中小城市的建设步伐，重点提升城市建设的质量，尤其要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服务业和社区建设的力度。中小城市是中国城市体系的中坚力量，其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到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目标。

五、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选择合适的路径，对于乡镇企业比较发达且分布比较集中，城镇密度比较高的地区，鼓励城镇集中合并，选择以中心城镇为中心、卫星城镇分布周围的方式发展小城镇。对于乡镇企业不发达地区，首先大力发展经济、培育实力，为城镇的建设创造条件。对于有大型企业的地区，可以在其周围建立城镇，但一定要注意城镇的区位分布，注意其他配套产业的发展，防止企业风险转化为城镇风险。

六、改革户籍管理制度，逐步打破“二元结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体制，积极引导，加强管理，实现人员自由流动，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城乡一体化。

第三篇：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变迁

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变迁

谭翊飞

在对中国经济最乐观的论调中，城镇化始终是个支撑点。十一假期，回到农村，便可以顺路探寻城镇化未来可能的增长空间、前景和问题。

我的老家位于赣北农村，从广义上属于鄱阳湖平原，但老家村子所在地并非平原，而是丘陵地带，三山六水一分田是当地的口头禅。这里也是典型的中部小农经济景象。这些年来，每次返乡都有许多对于乡村的思考，却未一一记录。下面以微博体来记录这次所见所闻：

1，在我回村的路上，我竟然看到了一台小型收割机，自动割禾、脱粒，我非常好奇。去台湾时，我反复向台湾的农民描述家乡是如何收割水稻，对方却不能理解，因为他们早已实现了机械化。而在这里，人均不足8分地，整块土地平均大小不到1亩的丘陵地带，竟然也开始实现了机械化耕种。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回到家里，我细细打听才知，原来不少人家已经开始雇佣收割机进行收割，一亩地90元，半个小时就可以完成。小时候的印象，收割水稻是最辛苦的日子，被称之为“双抢（抢收抢种）”，学校会专门放农忙假，我们戏称为“流氓假”。我作了一个简单的计算：依靠过去的方式，完成一亩田水稻的收割、脱粒和运送回家，需要3个劳动力2天时间完成全部工作，而且非常辛苦。因此，过去有钱人家双抢期间会雇佣劳力帮忙收割。

而现在，90元就可以买到相当于三个劳动力两天的服务，以现在每日劳动力日工资100元计算，相当于600元的人力费用。由此看来，农村将有更多劳动力被机械所替代。后来，我向一个承包了100亩地的初中同学请教，他告诉我，他自己有一台收割机就可以满足100亩地的收割任务，不用另外请工人。国产的收割机只需要三四万元一台，进口的要十几万。我想，如果这种机械得以推广，未来农村需要转移出去的劳动力不可想象，估计整个村庄只需要几个农户就可以了。我问那个初中同学，种田政府提供什么帮助、有什么风险，他称，除了保护价、种田补贴外，政府并无特别针对种粮大户的帮助，他最担心的是水灾。去年过年，我曾听说过这个同学种田的故事，村里人也对他采用的强光灭虫法饶有兴致。他完全依靠种田和养殖的收入，买了一辆小汽车。这或许是未来农民的样本。再靠一亩三分地的小农，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致富，更不可能让年轻人留在土地上。

但是，要实现机械化耕作最大的难题在于土地的平整，只有土地能大块平整，农业生产的规模化效应也才能产生。我听说，在我老家附近的一个乡，国家已经投资进行了农田平整工程。可这是个失败工程，因为平整不达标，产生了纠纷。不过，我好奇的不仅仅是土地平整，而是平整之前土地的产权是如何整合的。

对于广阔的中国农村来说，在东北、河南、安徽等粮食主产区实现农业机械化并不奇怪，可如果这个趋势已经发展到了中部的小农生产地区，那么意味着中国非粮食主产区的农业生产形势可能面临大的改观。

未来的农业生产制度设计，如何顺应而又不急躁地推进新技术，这是个难题。如果土地的交易制度设计得过于便利交易，可能导致非常多的社会矛盾。但是，如果过于阻碍交易，可能延缓本应推进的新技术。而农业生产技术改进，必然会对城镇化进程和速度带来直接影响。

2，农村公共工程的腐败触目惊心。农业税免除之后，无论是村级，还是乡镇或县域的公共治理，都无任何进展。因此，虽然农民个人的住房卫生、居住条件都有较大改善，但是公共领域的卫生、环境、公共工程几无任何改善。政府层面的腐败体现在公共工程建设。从县城到乡、村的柏油马路，才修了几年时间，现在已坑坑洼洼，这条乡村公路几乎没有什么货车运行，也不是什么交通要道。如此严重的质量问题，只能说明这是豆腐渣工程。在我们村还出现农网改造的高压线路工程出现严重质量问题，导致附近整个工程段重修。

在村级层面。村内曾要求每户缴纳390元安装自来水，可是水管入户了，水还没用几天，水却出不来，原因是劣质水管在冬天都爆了。村民纷纷要求退钱，可是没人理会。我曾一度拍照留取了村账的凭据，并且通过省水利系统的一位人大代表进行督促，村里人却通过我的亲戚找到我，让我不要插手此事。考虑到家人尚在村中居住，我也未进一步跟进。

各种腐败公共工程的产生，因为这些工程大多数仅仅对上负责，也未向村民收取费用，因此村民只叹息而无动力去监督。相比于苛政猛于虎的上世纪90年代末，大多数村民还是觉得现在政府不错。至于腐败工程，反正浪费的也是国家的钱。

此外，另一重豆腐渣工程可能更令人担忧。我曾去云南地震灾区采访，一些花园小区的业主拉我去看他们的房子，才入住一个月，二层以上的房子全部移位数公分，主承重梁柱交接点水泥脱落，钢筋外露。

近年来，县城的房地产业亦如火如荼，外表美观时尚的房屋耗费了许多人一辈子的积蓄，可是如果真有类似地震灾难，哪个房屋可以达到当地地震烈度标准的设计？

农村休养生息，富裕起来的农民个人生活条件都有改善，可是基层治理的缺失导致所有公共领域的失败，村庄规划缺失、环保观念淡薄、建筑错乱，这些影响长远，却无人能管。我所在的村子，保留了许多清末风格的江南瓦房，早年的照片仍可显现像云南丽江般的景致，可现在面貌全无。而今，村子不少空置破败的房屋，但是村子的边界已大幅扩展，许多人占用了基本农田建房，虽然按照政策不允许。这导致了土地资源的浪费。可能也是土地买卖和租赁交易不活跃所致。

3，在家期间，我两次去了县城，道路比早年好，但是交通成本昂贵且不便，一趟班车要等上个小时才凑满一车人出发，而且下午早早地收班，16公里的公共汽车收费6元。一位从景德镇来的客人与售票员吵了起来，说本地就是坑人，这么点路程竟然这么贵。

我的分析是，一是农村人口大规模进入县城之后，农村常住人口减少，导致农村公共运输的规模效应降低，于是剩余的农村生活人口出行更加不便。二是部分农村的生意人或城里人已经购买了自己的运输工具，如货车、小汽车或摩托车，这进一步挤压公共运输的需求量。三是汽油、人力等成本上涨导致了价格上涨。

我未专门调查农产品运输的物流成本，下乡收棉花的一般有自己的货车。未来，农村人口如果进一步下降，这一趋势还会加剧，对于偏远地区的公共服务，政府应当采取补贴政策，对乘车人或者运输企业（个体户）进行补贴，以保障基本公共需求。

4，农村野外的生态环境有较大改善。小时候，去村后面的山上砍柴，还要担心被人家发现，因为柴草是宝贵的燃料，每个生产小队有固定的区域，有些人为了砍到好的柴草，炎炎夏日的中午去其他生产小队的山上偷柴，这被认为是严重的偷窃行为，如果偷砍树木则更为严重。

而今，山林已分到户，柴火已不再是宝贵的东西。过去光秃秃的山，现在已经绿油油，这并不是分林到户的结果，而是农村主要燃料的改变。煤和燃气的使用替代了柴草，虽然还有不少依靠柴火为主，但农村常住人口减少导致需求减少。现在，村民们最担心的问题不是柴草，而是野兽出没，把庄稼给吃了、毁了。多年不见的野猪越来越多，花生地、红薯地到处是它们的踪迹。还有其他各种野禽。去年年前，村里有个猎人打了野猪，可漫山遍野却找不到，最后听说邻村的人发现了一头被打的野猪。最近，我们村有个人放的火药被野猪吃了，炸死了一头野猪，最近野猪吃庄稼的事少了一些。

但是，农村的生活垃圾、村区的环境没有什么改变。而且农药的污染，仍没有得到任何遏制。

5，县城建设如火如荼。这次回家，一个初中同学结婚，顺便同学聚会，去了鄱阳湖边上的南山上游玩。这座山上有一首苏东坡的诗句，诗句里有两个字就是现在县城的名字。

站在南山上登高远望，县城已远非前几年的样子。老城区只占整个县城的一小部分，过去几任将县城往反着鄱阳湖的方向发展，陆续盖起了一排排政府大楼：一个局一栋。然后，汽车站也再三东边搬到西边，西边又搬回东边。现在，这边已经发展起来，商城也有一些人气。然后，这几年，又开始建设鄱阳湖边，县中已经盖了一排排红色的楼房，新楼边上还建了一个球状建筑，据说是体育馆。在南山脚下，以苏东坡诗句中的四个字，盖了几个仿古建筑，依山旁水，大概是未来达官贵人的静谧幽会之所。

县城附近还建设了宁波工业园区，但我未前往考察。据说主要是一些裁缝厂。因为县城地处鄱阳湖边，交通不便，前几年才通高速，至今未通火车。县城近年来的建设，据说近年是因为获得了环鄱阳湖经济圈的国家投资，但是无论如何，估计地方的投入不少，过去盖楼堂管所的债务消化了吗？仅仅依靠卖地能支撑这么高速的建设吗？ 地方债务是个抽象的话题，但只要到每一个县城去走一走就再具体不过了。未来，这些基建还能持续多久？负债几何？未来怎么办？这可能是县级政府迟早要面对的大问题。

6，如果说城镇化是拉动中国经济的引擎，那么城市的房地产则是引擎中的核心部件。可是，县城的房地产前景几何呢？以我所在的村子来看，稍微有些钱的外出打工者已经颇具眼光地在前几年投资房产，起初是被迫在城市租房，让下一代获得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后来，越来越多的主动买房，甚至有些买了二手房转手获利巨大，卖掉后再买新房。

只要有人接手，再贵都不是问题。小县城的平均工资只有1000多元，房地产的每平米最高价格却达到4000多元，而平均价格也要3000多元。初中同学聚会，不少人也聊到房子，他们大多在当地或附近城市做一些生意，算是同学中“混”得不错的一群，大多已经购房。

我个人的判断是，80后及更早一批农民工的住房“刚需”其实大多已经解决，剩余的是有需求没有购买能力的人群，而90后人群则属于完全飘荡在城市的一代，无心为房子苦心工作，也无购买力，或部分90后的父辈已经实现了进城购房的梦想。因此，指望城镇化提供中国经济未来20年高速发生的内生动力说法相当不足。

除非人为再次创造激烈的城市化，即土地兼并。否则城镇化拉动经济增长潜力有限。而且，真正的需求是（无论是乡村，还是城镇）公共设施的改善，这些改善投资，周期长，回报率低，并非一日之功，冒进反而问题更多。急速土地兼并是大忌，将导致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并最终影响经济增长。目前，县城的物价已经高企，超市里不少商品的价格和大城市不相上下。未来，不仅仅是北上广存在挤出效应，小县城也是如此。年岁稍长的进城农民可能重新返回乡村生活。

7，下一步要思考的问题是，除了公共设施（硬件）的改善之外，农村的最大需求是什么？如果抛开尚在大城市打拼的农民工而言，农村未来的主要生活需求可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人为中心的需求，即健康、养老、环境、医疗、文化等等；

另一方面是制度需求，即公平、高效的基层治理，对乡村、城镇进行良好的规划、土地管理、环境管理等等。这种治理一定是参与式，行政主导的必定会产生严重问题，而如何将已垂死的自治制度和整个国家行政体系对接，是个考验。台湾的经验值得借鉴。但发育乡村社会、重构民主的县域治理机制是当务之急。

对城市居民而言，这些需求尚未满足，对农民更是如此。而且，因为农村地域广阔、生产水平低下，因此要实现规模化运作并不容易。一些公共需求必须依赖于政府补贴或其他方式的帮助，才能维持基本的运转。但在一些领域，私人服务应仍有相当的前景，需要的是政策放开、提供优惠的税费条件、土地政策，并进行公正且严格的监管。

政府之手，如何帮助市场运作，却又不干预市场，这是关键。

当然，并非说上述需求就立马会成为现实的主要需求。目前，近年来重新进行住房改造的仍然是小部分的先富农民，大部分仍住在老房子里，对这部分人而言，更好的住房条件仍然是主要的需求，建材、家居市场仍有相当的发展空间。

此外，生产方式的变革，也会带来农业机械的新需求。

第四篇：驻马店城镇化进程调查报告

驻马店城镇化进程调查报告

一、全市城镇化工作的现状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党的十七大提出的“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要求，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城镇化进程的意见，紧密结合我市实际情况，遵循城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坚持以打造“文化特色鲜明、产业布局合理、环境优雅宜住、发展活力旺盛”的现代城镇体系为目标，以完善规划体系、深化体制改革、强化产业支撑、加快人口集聚、健全工作机制为手段，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取得明显成效。至２００７年底，全市１个中心市、９个县城关镇、６０个县城以下建制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２２０．０７亿元，增长４１％，城镇基础设施投资累计完成２７．８亿元，城镇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达到６５％以上，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城镇人口达到２１８．６２万，较上年新增１８．９８万人，城镇化率达到２５．９％，人口聚集速度明显加快。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９７６２元，增长２３．５％，居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１．高度重视，加强对城镇化工作的领导。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城镇化工作，出台了《驻马店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的实施意见》，明确了城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发展目标、发展任务和工作重点。成立了高规格的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城镇化工作的领导和协调。明确提出了“打基础、抓项目、创品牌、上台阶”的要求和“工业立市、项目带动、四城联创”的发展战略，有力地推动了城镇化进程。

２．坚持规划先行，加强城镇规划体系建设。按照“深化中心城区规划，完善城镇总体规划，加快新农村规划”的总体思路，完成了一大批各类规划编制工作。一是以把中心城区建设成为区域性中心城市为出发点，进一步完善了新区规划，编制了中心城区的产业发展、交通网络、文化保护、人文生态、旅游开发等１００余项控制性和修建性专项详细规划，使中心城区详规覆盖率达到２８％。二是加强了县城和重点镇的规划工作，全部完成了９县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工作。三是紧紧围绕新农村建设，开展了村庄规划编制工作。

３．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城市功能。全市各县区、镇在新区开发、旧城改造、城市道路、环卫设施、园林绿化等方面实施建成了一大批基础设施项目，有效拉大了城市框架，完善了城市功能。治污减排工程取得进展，９县污水处理厂全部建成，部分已投入使用；垃圾处理场也陆续建成，平舆、泌阳已投入使用。

４．实施项目带动，做大做强城镇经济。全市借助每年的东西合作会，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促成了一大批规模大、效益好的项目落户我市。中心城区初步形成了以医药、能源和煤化工、食品加工、机械制造、轻纺、建材等为支柱的新型城市工业化格局；以物流、贸易、信息、中介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服务业也落户中

心城区。县域经济有了较快发展，如遂平的食品加工业、平舆在兴办教育事业拉动下的第三产业等都各具特色，为城镇化建设和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提供了强力支撑。

５．加快体制、制度改革，强化城市经营管理。确山、平舆、西平、驿城区等地相继出台了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和措施，积极试行按实际居住地进行登记的户籍管理制度，为农民向城镇转移敞开了大门。积极推进公用事业改革，采取市场化运作手段，鼓励企业和个人投资经营市政公用设施。对城镇用地通过协议和招拍挂出让土地使用权。对一些存量资产的经营权进行公开招标、拍卖。通过招商引资筹集资金用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扎实开展“四城联创”活动，改善市容市貌，提高居民整体素质。中心城区和部分县城已获得国家级、省级卫生城市、文明城市、园林城市等称号。

二、我市城镇化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我市城镇化建设近年来迈出了较大的步伐，对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１．城镇化总体水平较低。２００７年底，我市城镇化水平达到２５．９％，低于全省平均水平（３４．３％）８．４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平均水平（４４．９％）１９个百分点，在全省１８个省辖市中仍居末位，距市委、市政府提出的２０１０年城镇化率达到３０％的目标尚差４．１个百分点。

２．城镇化发展缺乏强有力的产业支撑。我市县城人口一般在１０万左右，乡镇人口一般在５０００左右。在全市１８７个乡镇中，建制镇只有６０个，仅占乡镇总数的３０％。除中心市区有一批大的企业集团支撑外，大多数县城经济基础都比较薄弱，缺少能够大量吸纳农村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对全县经济的辐射和拉动作用有限。乡镇经济多数还以小摊小贩式的集贸经营为主，条件差、基础弱、底子薄，吸纳农民进镇的能力不强。第三产业发展较为缓慢，缺乏吸纳大批劳动力的载体，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受到制约。

３．城镇规划相对滞后。随着我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部分县的总体规划已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适时调整；全市详细规划覆盖率普遍还比较低，可操作性也有待进一步提高；由于观念、资金等因素的影响，相当一部分小城镇的总体规划水平不高。市中心城区因规划滞后，企业设址无序，“四处冒烟”的现象依然严重。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公益事业严重缺失，规划结构比例失调。

４．城镇建设投入不足。加快城镇化进程，面临产业结构调整和加强城镇建设的双重任务，需要较大的资金支持。目前，财政用于城镇建设的资金极为有限，城市硬件指标项目还存在很大的资金缺口，加上多渠道吸引社会资金的机制和环境尚不完善，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远远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城镇道路、给排水、供气供暖、垃圾及污水处理、文化、体育、教育、卫生、休闲、娱乐等方面，现有设施的数量和质量均难以满足城镇发展的需要。城镇化建设的硬环境亟待加强。

５．城镇管理水平有待提高。科学管理城市、综合管理城市的长效机制尚未形成，城镇管理的合力不强。特别是小城镇大部分还处于管理的盲区，脏、乱、差现象还比较普遍。市民的城镇意识不强，文明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城镇化建设的软环境也亟待改善。

６．制约城镇化发展的体制障碍依然存在。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造成户籍管理、社会待遇、计划生育、教育医疗保障、就业、失业养老保险等一系列关系进城农民切身利益的问题，尚无较为详细和可操作性的政策法规或实施意见，导致了农民进城的保障不足，甚至出现进城农民回迁现象，城镇化建设的制度保障体系需进一步完善，使之具有规范性和可操作性。

三、加快推进我市城镇化进程的建议

最近，省委要求：“２０２０年全省城镇人口要达到５４００万人以上，城镇化水平要达到５０％以上的目标必须达到。”按此推算，２０２０年我市城镇化水平要达到５０％，城镇人口将达到５４０万。经过３０年改革开放，目前我市城镇人口才达到２１８．６万，１１年要翻一番，时间紧迫，任务繁重。针对调研中反映的情况和问题，借鉴外地的经验，我们建议：

１．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对推进城镇化工作的认识。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重大举措，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目前阶段的必然选择，也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推进城镇化需要民众尤其是农民群众的普遍认同和参与，要把这项惠农措施落实好，就需要大力宣传城镇化给农民带来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宣传城镇化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使民众自觉自愿地参与其中。因此，我们必须紧紧围绕加快农村人口转移步伐、提高城镇化水平这一核心任务，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强度投入、高效能管理”的原则，加大宣传力度，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力争提前实现２０１０年３０％城镇化率的目标任务。

２．把发展经济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首要任务。没有经济发展就没有城镇化。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和城镇经济，重点发展二、三产业，为城镇化发展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为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构建大容量的载体。

加快“两县两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利用驿城区、开发区和遂平县、确山县空间距离较短、交通条件便利、文化背景相近、产业互补性强的便利条件，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加快天中崛起的大局为背景，以资源、产业最佳配置为重点，以统筹、协调、兼顾、互补为手段，使两县两区统一规划，加强协调，形成合力，联动发展。同时，注意防止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努力做到你无我有，“链条”互接，功能互补，特色鲜明。

加快工业集聚区建设。工业集聚区要成为我市转变发展方式、提升产业层次的平台，做到规模优势突出、功能定位明晰、集聚效应明显、辐射带动有力。积极引进和发展带动性强、关联度高、成长性好、覆盖面广的产业集群，以产业促发展，以产业增活力。抓紧贯通驿城大道至遂平、蓝天大道至确山工业园区的道路建设，形成中心城区南北的一条重要工业走廊。

借助东西合作会的动力和平台，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在我市逐步形成集生产、加工、销售、科研、新产品和新技术推广应用、信息发布等于一体的综合型农产品加工业专业市场，使之成为全国农产品加工业终端消费品集散地，把农产品加工业打造成我市的主导产业。

要重视教育对房地产业和相关产业的拉动作用。抓住“国家职业教育改革试验区”落户河南、国家加大对教育投入的大好时机，大力发展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城区高中教育和寄宿制中小学教育、幼儿教育，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加快城镇人口聚集。

３．进一步强化城镇规划工作。科学规划城镇体系，加强中心城区建设规划，增强中心城区在城镇化中的核心作用；加强小城镇建设规划，发挥小城镇在城镇化中的覆盖作用；加强产业体系建设规划，发挥产业体系在城镇化中的支撑作用；加强城市功能建设规划，发挥城市功能在城镇化中的基础作用。要认真落实城镇建设规划先行的原则，结合市、县、镇功能定位和发展目标，高起点、前瞻性地编制、修订和完善相应的规划。加大规划稽查力度，防止违法、违规、违章建设。要落实好规划专项经费。

为落实“两县两区”一体化建设，应把两县纳入市中心城区总体规划之中，以避免在不远的将来重新修编，同时需加快撤县建区步伐。

１０７国道白桥收费站严重影响着“两县两区”一体化建设，市政府应责成有关部门，采取必要措施，做通工作，协调好各方关系，把该收费站南迁至我市南入境处。

４．深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市场化改革。逐步建立和实施城镇市政建设、园林绿化、环境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大胆探索城镇建设市场化融资方式，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建立和完善市政公用行业产品与服务的价值补偿机制，拓宽投、融资渠道，多方筹措建设资金，满足城镇化建设实际需要。

５．强力推进区域性小城镇建设。我市１８７个小集镇与市中心区和９个县城共同担负着２０２０年我市城镇人口达到５４０万的历史重任。在当前多数农民还不具备完全离开土地的条件下，发挥区域性小城镇与农村联系紧密、农民进镇成本较低、吸纳就业空间较大的区位优势，为多数农民在搞好土地承包经营的同时兼营二、三产业提供平台和载体，体现城镇化有别于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的中国特色、地方特色。

６．努力消除城镇化发展的体制障碍。要解决户籍管理上的二元体制，逐步消除依附于户籍上的计划生育、社会保障、教育、退伍安置、交通事故赔偿等城乡差别性政策，还户口以本来面目。允许进城落户的农民过渡性地保留土地承包权和依法转让承包土地的权利。积极探索“以土地换保障”的政策，对自愿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并在城镇购买商品房的农村居民，试行与城镇居民享受同等的社会保障待遇。

７．在全市大力开展“全民创业”活动。认真学习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全民创业的经验，鼓励有能力、有条件、有理想抱负的民众自力更生、自主创业，在政

策上给予扶持，在资金上给予倾斜，营造“全民创业”的舆论氛围和发展环境。倡导和实施“回归工程”，用优惠政策和优厚条件，鼓励和吸引事业有成的农民工回乡创业，造福乡梓。

第五篇：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社区管理

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社区管理

以苏南地区为例

引 言

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促进了城市化进程，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变城市、农民变市民”的转变步伐也在不断加快。城镇化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使城镇数量增加、规模扩大的一种历史过程。它主要表现为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其农村人口居住地点向城镇的迁移和农村劳动力从事职业向城镇二、三产业的转移。包括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大英百科全书)。其核心是人口城镇化，实现人口转移由此成为城镇化的核心内容。新型城镇化的“新”是由过去片面注重追求城市规模扩大、空间扩张，改变为以提升城市的文化、公共服务等内涵为中心，真正使我们的城镇成为具有较高品质的适宜人居之所。即释放城镇化的外部效应，不仅仅是建高楼、建广场，将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完成农民到市民的转变，更主要的是提高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促进农村人力资源的转移，满足农村劳动力产业间的迁移，实现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农村新型社区建设也已成为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城镇化进程对农村社区管理的现实意义

（一）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1、农村城镇化是开拓市场扩大内需和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

2、通过发展小城镇来转化农业剩余劳动力,是极为有效的途径。

3、农村城镇化是更新农民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有效选择。

4、农村城镇化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二）我国的城镇化在不断发展，城镇化发展促进了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营造了农村和城市“双赢”的格局。城镇化不单纯是农民进城，它意味着国民经济增长模式、国民生活形态和国民意识的重大转变。事实证明城镇化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启动国内市场需求，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途径。

（三）近些年来,在各级政府以及各方面力量的共同努力下,我国三农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不断进步、农村整体发展状况的持续改善、农民生存空间以及生活水准的有效提升,都为我国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社区管理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目前仍有超过50%的人口为农村人口。因此,我国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社区管理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工程,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目前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社区管理的现状

（一）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贫困问题，人口相对集中，居住人群比较单纯。从目前来看，已经有几亿农民转移到城市。这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全国城镇化发展的结果。

（二）文化程度偏低，居民自我服务意识强，生活方式简单，技能不高，形式单一。

（三）因城镇化滞后，资源短缺，导致农民收入难以提高，就业难以增长，内需难以扩大。

（四）治安方面，安全性不高，人杂素质低，不服从管理，脏、乱、差现象严重等。以上各种现状，都直接加剧城镇化进程中农民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矛盾。

三、以苏南地区阳山街道社区为例概略介绍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社区管理

本小节我们将对主要研究对象 – 撤村建居后新形成的阳山街道社区状况作一介绍。阳山街道社区，从2024年开始全面实行撤村建居的城市化工程。按照统一规划、集中动迁、统一安置原则，经过03-04年的第一轮大规模动迁和06-07年的第二轮补充动迁，分区新拓展开发空间15平方公里，共动迁农户6300多户，企业300多家，建造动迁安置房150万平方米，2万2千多农民“洗脚”上田、“洗脑”进城，成为撤村建居后新成立的阳山街道社区居民。阳山街道社区含“阳山花苑”和“新鹿花苑”两个居民区。其中阳山花苑占地1.34平方公里，规划多层住宅490幢，建筑面积达133万平方米，最终将形成4-5万人的居住规模，是目前苏州市乃至江苏省最大的农民动迁居住小区。自2024年至今，包括“阳山花苑”和“新鹿花苑”两个居民聚居区的阳山社区凭借着实施苏州高新区“北扩西进、二次创业”发展战略之“撤村建居”的东风从无到有，拔地而起。短短三年中，按照“城市居住区规划规范”进行规划和遵循“现代化新城区标准”组织设计建设，阳山社区的公共和配套设施已取得长足进展：水、电、天然气、宽带网、有线电视、电话等各项配套设施全部落实到户；行政办公、中小学、幼儿园、社区服务中心、党员服务中心、卫生服务中心、大型农贸市场，以及商业、金融、邮电、公交、文化娱乐、物业管理等公共配套设施完整齐全；保安、保洁、绿化、停车等各项物业服务亦全面到位。居民不出小区就可以享受到全方位的生活配套服务。到目前为止，阳山社区的治理较多地呈现出政府主导特色，亦即体现了治理即政府管理的意味。2024年5月开发区管委会组建了阳山街道办事处，将原社会事业局、农村经济管理局的职能和建设环保局村镇建设职能划入阳山街道办事处，并将主要承担社会服务职能的“社会事业服务中心”、“劳动保障事务所”、“文体教育服务中心”三个事业单位成建制划归街道管理。街办建造了建筑总面积3850平方米的集社区、党员、卫生等服务功能于一体的大型社区服务中心，在中心功能配置上，充分考虑农民社区的实际和动迁农民的需求，将农保、计划生育、劳动社保、合作医疗、职业介绍、就业培训、婚姻登记、纠纷调解等与社区居民密切相关的职能整合到服务中心。同时街办组建了阳山花苑第一、二、三、四和新鹿花苑五个社区居委会，设置了21个居民服务网点。还组建了阳山物业公司和市政工程管理公司等城市维护管理机构。与此同时不断加强和完善社区党组织网络建设，形成了从阳山街道党工委、社区居委会党委到楼宇党支部、楼幢单元党小组的新的社区党建工作格局。近年来，阳山街道各社区积极参与和谐社区、文明社区、文化社区、绿色社区、平安社区建设活动，社区发展速度加快，居民文化素质提高，没有出现一般城市化过程中发生的那种一迁就乱，社区矛盾突出的问题。

就上述情况介绍和业绩评估而言，阳山社区建设和治理显然是较为成功的，那么，比照前文理论和经验层面的分析，本文个案又增添了哪些类同或独特的经验？根据调查中的发现，下面我们就此问题作一概略的解答。

与国内同类开发区/转型社区的建设和治理类同，阳山社区建设和治理得力于一个强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在分区开发上，这一模式主要依赖土地、资金、优惠政策、廉价劳力、潜在市场等要素驱动，通过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拓展地区标志性亮化工程，发展区域硬环境；同时通过专业化、高强度、全方位的招商引资推动区域产业向面向国内市场、大而全或小而全的方向发展。在社区建设和治理中，这一模式则较多地体现了政府全面干预、治理即政府管理的特色。事实证明，上述强政府发展模式在一定的历史契机或开发建设初期是相当有效的，然而，随着战略起飞期首轮效应的结束，当情况改变，开发区原先的优势逐渐失效后，则必须寻找新的路径依赖，发生模式转换，才能有效突破发展瓶颈，再创新的辉煌，注重发

展与稳定协调一致，妥善处理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注意学习吸收各地社区建设和治理经验，构建多主体同建共治多赢格局。

不足之处，调研中我们也发现，阳山社区建设和治理亦存在着一些不足和缺憾之处，可以简要归纳如下：

就发展公民意识，培育社区文化而言，这正是包括阳山社区在内所有转型社区建设和治理中亟待关注的问题。阳山社区问题表调查显示，85%的填表人参与社区事务意识不强，并不认为自己是城市居民，不少人仍然保留着乱倒垃圾、污染环境等传统农村社区居民的不良习惯。如何通过提供各类社区服务和组织开展各种社区活动，提高居民的文化素质，转变他们的观念，逐步形成包括先进理念、现代价值体系、良好行为习俗和完善制度设施在内的社区文化，增强社区可持续发展的软实力，确实是摆在包括阳山社区在内所有转型社区建设和治理工作中的一项重大挑战。

就阳山社区建设和治理内容或目前社区服务提供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而言，对照前文理论分析部分所述及的六大内容14，我们发现，鉴于以下原因：A。尚未制订保障社区长期稳定发展的战略规划；B。服务提供主体单调，市场和志愿主体功能发挥不足；C。政府财政投入除了支付人员工资和办公费用外，主要用于解决“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问题，缺乏统筹兼顾和前瞻性的计划安排；D。服务提供人员素质亟待提高；当前阳山社区正在提供的社区服务，无论从数量、质量、广度、深度等各个方面来衡量，都只能说还尚是一种较为初级的产品，距离完善、完备的社区服务提供体制和机制，阳山社区仍有很长的路程要走，而其中尤为重要的一环是发展公民意识，培育社区文化。

四、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社区管理的对策与建议

（一）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贫困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正如有的专家指出的那样，制定并坚持“三集中”的长期战略方针，即人口向城镇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是实现城市化的社会基础。尤其是只有实现了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才可能实现农民身份的战略转型，这种战略转型是中国迈向工业化、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农民转移到城市，也可实现亦工亦农，做“人人有工作，家家有产业，个个有技能”的新型农民或农业工人，为全面小康打下技能基础。

1、广开就业门路，大力提高社会就业率。政府应把再就业问题列为国家宏观调控的战略目标之一，通过宏观政策的调整增加就业机会；同时，就业扶持要向贫困倾斜，政府要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以培训促进就业。

2、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调整社会福利政策向贫困者倾斜。今后应加大“三条保障线”的扶持力度，继续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同时应逐步调整现有社会福利政策，在住房补贴、退休金、医疗保险、义务教育等方面向低收入者倾斜，通过社会保障的再分配，起到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要建立和健全覆盖全社会劳动者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各种经济类型的劳动者都覆盖在社会安全网内，这不仅能增强劳动者的安全感，也有利于劳动者的合理流动。

（二）文化程度偏低，居民自我服务意识强，生活方式简单，技能不高，形式单一。不断完善公益性和鼓励营利性群众文娱、体育、科技、教育投入，吸引和组织开展丰富多彩、健康有益的文化、体育、科普、教育、娱乐活动，缩短社区成员距离，增进社区人员知识，形成健康向上、文明和谐的社区文化氛围。

1、鼓励居民参加社会多种技能培训，鼓励和促进社区居民参与解决自己的问题，改善自身生活质量。

2、鼓励社区居民发表自己的意见，使社会资源和权力公平合理地分配。

3、提升社区居民的自主意识和社会意识，充分发挥他们的潜能。

（三）因城镇化滞后，资源短缺。对资源问题，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树立科学发展

观，谐发展” 在城市化进程中，资源是有限的，有不少资源是不能再生的，尤其是那实些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和精神文化休戚相关的资源利用问题，不能只顾眼前，一定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1、对土地实行可持续利用。土地可持续利用具有区域性和利用方式的特定性、时间动态性、系统开放性以及尺度多维性。对土地可持续利用动态过程的认识，在于着重提高预测土地利用变化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区域土地可持续利用研究的基本目标，不仅是提高对全球土地利用驱动力的分析，而且也是实现可持续利用的战备对策的选择。目前国际上土地可持续利用研究主要是从合理利用系统分析、评价和综合研究模型三个方面展开的。综合研究模型综合了土地利用的自然、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土地持续利用研究，而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的广泛应用为其定量化和多种方法的综合提供了可能。具体地还要重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加强建设用地调控，严格控制土地供应总量，改进土地总体规则；集中土地供应权，把分散在各个部门的用地审批权集中在城市政府手中；实现土地配置方式的配套与协调；进一步完善土地储备制度，以进一步提高国家对于土地市场的垄断能力；建立顺畅的信息渠道，加大土地市场地位变化情况监测力度，以充分发挥国家对地价的调控作用。

2、对电力、水等实行可持续利用，建立能源节约型社会。因此电力建设的投资应加强。我国的发电只能主要依靠燃煤，故大型煤炭生产基地的建设必须加强。同时，必须尽早考虑能源的多元化问题和开拓新的清洁能源，如核能、风能、太阳能以及其他方面的能源做到电力的可持续发展。在城市化进程中，还要注意节约用水，解决城市水资源平衡(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水处理回用等等。

3、对城市生态环境实行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和持续发展的一个核心概念是对环境和生态的保护。高投资强度发展阶段对环境和生态的保护提出了非常强的挑战，面对挑战，唯一的选择是更加重视环境和生态问题，在恢复并保护生态平衡、增加环保设施方面做更多的工作。

（四）治安方面，安全性不高，人杂素质低，不服从管理，脏、乱、差现象严重，目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时期，城市社会内部发展、失衡和社会分裂，以及城乡差距的持续扩大，使得城市发展面临整体性的风险。

有专家列举了城市化过程中最突出的六大社会安全问题：贫富分化加剧，众多人口的生命安全和社会尊严安全受到威胁；社会治安状况恶化；食品质量降低，众多人口的健康安全和心理安全受到威胁；SARS、艾滋病、性病等高强度传染病暴发和流行；生态恶化及灾害应对机制落后；危机预警和监控机制欠缺，行政执法监控出现漏洞，以及危机处理操作不当而导致人为社会安全危机等。在这六大问题中，危机预警和监控机制欠缺，行政执法监控出现漏洞，以及危机处理操作不当而导致的人为社会安全危机，成为国人最焦心的问题。

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面临诸多安全隐患，但确保社会安全的准备并不充分，从而加大了风险威胁；同时，负责危机处理的机构分割严重，配合生疏，很难协同作战、信息共享，更增添了应对城市公共安全问题的难度；尤其是不负责任的心理和城市建设中的急功近利心态，使城市风险经常防范失灵，加上我国预警机制还相当落后，而且政府的协调能力也不尽如人意，这样，必然使中国城市化付出比其他国家更大的成本，包括社会资本、社会正义和社会进步方面的巨大损失。

五、结 论

以上本文对我国当前农村城市化进程中转型社区建设和治理课题进行了研讨。通过转型社区建设和治理的目标和内涵，构筑起一个用以实证分析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梳理了国内外有关社区和转型社区建设和治理的相关经验，并以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结合起来而形成的参照体系聚焦于探讨苏南地区阳山街道社区转型社区建设和治理个案，从中总结成功经

验，发现存在问题，提出对策建议，以期对现阶段各地城市化进程中正在实施的转型社区建设和治理实践带来有益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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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文献搜集法、典型案例法、社会调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