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梁启超传》读后感

喜剧或悲剧

——读《梁启超传》有感

【读本】：李喜所、元喜著 《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正文】：

本书的传主梁启超先生是活跃于近代中国历史舞台的进步、爱国人士，是政坛和教育界、思想界的巨人。尽管他只在近代的舞台纵横了56个春秋，但他11岁中秀才，其16岁成为举人，25岁与其师康有为一起发动戊戌变法，29岁出任《新民丛报》主编。辛亥革命后更是建立政党，出任民国要员，参与组织和发动护国讨袁运动。晚年，对于政治冷淡，“此时宜遵养时晦，勿与闻人家国事”1的他，潜心于学术研究，在清华、南开等大学，日益成为一代宗师。他的人生便是一个传奇，读这么一个巨人的传记必有助于我们的身心发展。传记的作者在前言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梁的人生是悲剧还是喜剧”2，循着这么一个主线我读完了《梁启超传》，我的认为是，过程喜剧，他的活动无不在实现他早年的抱负，结果略微悲剧，梁启超文人参政注定其道路不平坦，必要依赖其他实力派，梁启超只能办学会，组政党，造舆论，梁一生对光绪帝等帝党、袁世凯、冯国璋、段祺瑞心存幻想，但是结果却又是那么现实，他不得不在学术上寻求解脱。梁启超的悲喜人生值得我们从中得到启示，值得参悟。在时代的浪潮上，梁启超从来就不是一个落伍者。我们要学的就是怎样和他一样，在时代的浪潮面前，争取做一个弄潮儿，而不是弃儿。

梁启超的人生历程是一个喜剧，他一直怀有一颗救国济世的心。并可以为之奋斗终生。矢志不移的欲望是梁启超前进的不限动力。年少便取得秀才之名，幸得学政使的赞誉，享受众人的艳羡，他“暗下决心向下一个台阶登攀”3。自从遇见了康有为，更是觉得“冷水浇背，当头一棒”。生活道路自此又有另一追求。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远遁日本，而后回国，他的政治欲望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的卖力奔走。1912年，梁启超终于结束了他的流亡生涯，他此时满怀热心，欲在政界施展他的满腔抱负，即便是晚年几位依靠对象的凶相毕露之后，依然沉于政界不能自拔，晚年梁启超无奈的宣布不问“人家国事”。但他依然的对时下的政治运动密切关注，例如主编《改造杂志》、鼓吹国民运动，呼吁联省自治，调和“科学和玄学的论战”，甚至幻想组建第三党。

梁的仕途并不平坦，但他永远的保持他的那颗进取心，这在文人群体中是难得可贵的。梁在学术上更有学问欲，他在近代的历史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宗教学、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上都有不俗的成就。即便是住院时，仍然在伏案作辛弃疾年谱4。

总的来说，梁的生命历程，颇为喜剧，颇有成就，其一大原因，便是他的不变的爱国之心，不变的求知之心。

梁的人生历程中，喜剧的经历大都以悲剧结尾。分析一个人的历史成就应该将传主放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再则就是人物的性格。梁启超在近代特殊的国情下注定难有作为，其创造性的性格，尤其是争强好胜的性格更是让他在与保守势力的斗争中屡受击创。梁在政治上极为矛盾，他未有落伍于潮流，但是却又对旧事物心存怀恋，破旧之际，积极进取，保留旧事物、反对革命时也极为卖力。梁的人生“流质易变”，对国家的灾难用尽心血却无可奈何。目睹军阀混战，一直在抑郁中生活，所做之事大都失败，梁的结局是悲惨的。

若果要分析梁的悲剧的根源，本书有意无意的做一些暗示。结合全本，我归纳了如下的几点：客观上，其一，梁所处的社会环境是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保守势力强大，而其依靠的帝党内部并非是一心革新。再则，就是梁启超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力量弱小，也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充分。同时没能发动群众。主观上，梁启超未能好好的物色靠山，对保守势力1《梁启超传》，第16章，437页。《梁启超传》，前言，第5页。《梁启超传》，第2章，第24页。《梁启超传》，第20章，第665页。

抱有很高的幻想。另一个原因就是梁受社会条件的限制，他更多从事是理论的研究，现实的处理不足，幻想太多。

梁的人生给我们诸多启示，他的求知欲、对国家的热爱值得我们学习，他的矛盾的心境和争强好胜的性格却有需要我们引以为戒。

第二篇：梁启超传读后感

《梁启超传》读后感

最近偶然在图书馆的网站上，发现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正在围绕第三届读书节展开一些列活动，其中有一项活动，便是向读者推荐一系列书籍，不过无奈的是，其中大部分书籍，图书馆都没有收藏，而且收藏的有限几本，早已被借出，最后侥幸的发现，解玺璋编写的《梁启超传》，图书馆中尚存有样品书，有光梁启超的了解，仅限于中学课本中的维新变法中，提到一点而已。于是便怀着对梁启超在维新变法运动之后的行踪的好奇，便借阅这本《梁启超传》了，谁知一睹之后，便爱不释手，只欲读完方休。

解玺璋的这本《梁启超传》，构思新颖、手法独特，同历来诸多传记有着极大的不同，正如刘再复在序言中所述的那般“此书除了前三章讲述梁启超出身、婚姻家庭生活之外，其他皆以梁启超与近代中国历史性人物的关系为章节。”“如此构筑传记，便是以‘人’为中心，相应地，便是历史以‘人’为主轴，从而主客兼宜，脉略清晰，既有历史性，又有文学性。”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这既是一本梁启超传记，也是一部中国近代史，既是梁启超传记，也是一群近代中国历史性人物的综合传记。读罢，方知梁启超对于中国的影响，并不曾因为维新运动的失败而终止，反而其影响贯穿整个近代中国史。这是在以往的历史教科书中，不曾也无法看到的。感谢解玺

璋这本《梁启超传》，带领我们走进梁启超，并对梁启超有了更深的认识。不过就个人观点而言，解玺璋尽管在极力客观的向读者们介绍梁启超，但是其中任然有不少为梁启超辩解的文字，大概是因为解玺璋对梁启超始终怀着敬佩的情愫所导致的吧。

我用了四天时间，终于将《梁启超传》上下卷给读完，纵观梁启超生平，个人认为，梁启超一生致力于呼吁解放思想，开启民智，然而其本身却依然免不了保守，忠于清皇，忠于先生（康有为），以至于在政治立场上，几番变动，尽管他学贯中西，对于中国的政治形势，有着深刻的思索与分析，但是终将因为自身的对人的了解对人性的分析不够，导致几乎一生政治生活黯淡与失败，梁启超对于学术而言，或许是成功的，但是作于政治几乎是惨败的，而且败得彻底，但是他对于中国近现代，国家的发展，人民思想的解放，却无疑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他是近代国民思想解放启蒙的先驱。只是思想的保守性，使得他的对于政治立场，具有极强的的妥协性，总是期望于当权者，能够舍弃自身的利益，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岂不可笑。

知道梁启超的家事之后，尤其是梁启超的幼年时期的而生存环境，难免又发出这样的感慨“梁启超是时代塑造的，是历史的而选择。”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成为梁启超的，伟人的成长之路不可复制，梁启超之所以成为梁启超，这与他的才识，努力固然是分不开的，但是其幼年的而生存环境对其的成长却也功不可没。可以说梁启超的成长是环境因素与个人因素的共同作用的结果，两者缺一不可。所以说，纵然我们达不到梁启超的那种高度，也不全是自身的原因，与生活环境都有着莫大的影响。

梁启超的教育，政治，经济，文明，学术等方面的研究无疑是非常深入的。作为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大师级的人物。在家庭子女的教育上，成就也是鲜明的，不禁想到一句俗语，“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孩子会打洞。”看起来很有偏见，其实也是很有道理的。想到目前社会上，经常发生的家庭伦理道德纠纷，正如《春秋》中所说的，子不子父不父，真是时代的悲哀。让我们不禁思索起来以后如何教育后代的问题，怎么才可以避免这些丑陋的悲剧的产生。

一生著作等身，一部序言洋洋洒洒一挥而就，停笔竟成一本书，估计也只有梁任公这样的学术大师，才能做得到的。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影响深远。

梁启超直到病危最后时刻还在带病继续《辛稼轩年谱》，其治学精神可歌可谈，让我辈望尘莫及。梁任公弟子诸多，几乎每一个都是名满天下，不可能不受梁启超的极大影响。

正如胡适之所言：“任公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

梁任公弟子诸多，朋友也很多，在当时一度成为国内一

尊舆论的领袖。固然与其渊博的知识，名满中外的名气分不开，但其中也少不了个人的人格魅力。可以说其为人是相当成功的，只可惜其有一个重要的弊端就是不会识人，以至于屡屡受挫不被理解。

当然正如其信仰的那般，“宇宙是有缺陷的”，梁启超自身又有着学多不可诟病弊端，做事过滤过多，闯劲不足，思想还有着一定的保守性，可是是他成名太早，后期缺乏师长引领的缘故吧。

以至于，师长、弟子、朋友只见都有诸多矛盾，甚至视其为仇人，岂不悲哉！以至于死后还受多方排挤，英名难以流传，如同日月蒙尘，真是悲哀！

梁启超一生为解放国民思潮，做了极大的贡献，但终归不是一位称职的政治家。缺乏政治家的手腕与谋略，因而其政治生涯，屡屡受挫。不过梁启超极大的爱国情怀、爱国情结，是不可置否的！

正如他个人所言：“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我一生的政治活动，其出发点与归宿点，都是要贯彻我爱国救国的思想与主张，没有什么个人打算！”

总之，梁启超一生为近代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一个对历史有着重大影响力的伟人，其高贵的人格、严谨治学精神，博大的爱国情怀等，有太多太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

第三篇：《李鸿章传》梁启超著读后感

李鸿章传读后感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

抬抬头，回想这一年的时光，在高考的重压下，在考后疯狂的放松下，似乎很久都没静下心来读过文学类的书了，更不要说是什么历史传记了。正好借着现代史的这门课程，我静下心来读了这本《李鸿章传》，很有感触。

以前，对李鸿章没什么特别的了解，只是在高中时的历史老师总是拿李鸿章的事不断调侃，自然对他是没什么好印象，但是，同样是一代名家的梁启超，却将他和诸葛亮、曾国藩、张之洞等人作对比，给了他高度的评价，那他到底是一名什么样的人，在书中给了我们答案。

由于此书是文言文书写，读起来甚为不畅，理解有不正确之处，还请多多指教。

李鸿章被梁启超认为是有苏秦张仪之辩才的外交家，但是作为**时代的不幸的中国晚晴大臣，在中国缺乏强大的国家实力的条件下，他在外交上不得不用不断的妥协来谋求国家的安宁。只有自己的国家强大，才能在外国人面前挺直腰杆，在今天依然如此，更何况是在那个弱肉强食被放大到极致的时代，如果我是李鸿章，这也必然是我的无奈之举，但是大多数国人并不考虑这种种不利，往往将这种过错一味的安在李鸿章的头上，我实在是为李鸿章可惜。

但是，梁启超也客观的说道，李鸿章的外交方式有可取之处，也存在拘泥于此而不敢有所突破的情况，以至于出现不败而败的惨事。但是，李鸿章不能主导整个中国的行政大事，即使他对洋务运动倾注了满腔热血，力图改变中国国运，但是往往遭受力量的牵绊，有志而不得果。同样，签署卖国条约其实无非是太后的旨意，李鸿章不过是挡住国人口水谩骂的挡箭牌罢了，他能做的也只不过是尽量减少中国的损失。

李鸿章和众多洋务大臣办洋务运动，起初也是为了消灭太平军，而近代以来，外患不断，必须加强军事装备，以备国防。故而办起了以军工为主的重工业，这使中国近代海防开始进入现代化的行列，但洋务运动没有采取西方制度，生产效率低下，后来因为军事洋务没有足够的军费，被迫开展经济洋务，从而把洋务运动推向高潮。这次大规模的引进西方科技的做法使中国重新了解世界，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开始重视西方文化。但是这项应当举国参与的运动并没有使大多数国人能够清醒的认识世界形势，仍有许多保守派不愿改革。这样洋务运动步履维艰，李鸿章无疑是那个时代最为进步的改革者，但他的改革却是小心翼翼，进展十分缓慢。

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褒奖和批评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李鸿章既不是一个纯粹的卖国贼，也不是一个绝对的民族英雄。他对中国的进步有贡献，兴办了洋务运动，让中国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但身在腐朽官场，机构的腐败不能让他摆脱贪污，无论是他的震惊的贪污记录，还是无奈的外交业绩，还是洋务运动的呕心沥血，都不能让我们片面的评价这样的富有正义的历史人物。

今天，我感觉，简单的说李鸿章是卖国贼十分情绪化，尽管面对当时国家，民族遭遇的危难，李鸿章身为朝廷重臣，脱不了干系，但是，也应该从历史背景来客观评价。梁启超对李鸿章的批评说的特别好，李鸿章不清楚民众的本质，不通晓世界发展趋势，不懂政治的本源，在十九世纪这个竞争进化的时代，还尝试

着小修小补的改良，贪图一时偏安，不想扩充国民实力，把中国建设成威名远播的富强国家，却仅仅学习西方的皮毛，取水却忘记寻找源头，便安于现状，更靠着一点小聪明，想要和世界上的著名的大政治家相抗衡，让出大的利益，却去争夺一些蝇头小利。——“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绪论：第八段）

此外，梁启超先生还在书中分析了他失败的原因，一般是因为有人在后扯后腿，他自己也要负另一半的责任，在他的责任里，有一半是用人不当，另一半是自己见解上出了问题。他对曾经的老部下念旧情，同富贵，让他们相互推荐，占据许多重要的岗位，委以重任，去不看他们适不适合这个岗位，以至于在遇到事情的时候把机会搞坏，贻误大局。这就是当时的统治阶级腐败，不是一个人做的如何好与坏就能解决了得事情。

更重要的是，在书中，梁启超教了我们看待历史的态度，至今还对绪论中的深刻话语印象深刻，“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有人于此，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毁之者亦达其极点；今之所毁，适足与前之所誉相消，他之所誉，亦足与此之所毁相偿；若此者何如人乎？曰是可谓非常人矣”。“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在此，我深刻地感受到梁启超先生的优美文笔，也同样感受到身为后人，我们应该客观地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要主观臆断，根据它所处的历史背景来评判，只有庸人才会没有赞誉与谩骂，而伟人必是伴随着批评与赞誉一路走来。

第四篇：梁启超《李鸿章传》 读书报告读后感

《李鸿章传》读书报告

书之开章，梁启超曰：“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之人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诽谤天下，未必不为伟人。„”针对时人对李鸿章的贬讽，梁启超用客观的事实，客观求实地定位李鸿章，评价李鸿章一生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梁启超十分欣赏李鸿章的才识：“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对李鸿章所犯的错误和自身的不足，梁启超也尖锐地指出：“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道，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

作者并没有将当时的许多责任归咎于李鸿章，而是从史学的角度来看待李鸿章。梁启超在文中客观地分析道：“凡人生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所困，而不能自拔。„然则其时其地所孕育之人物，止于如是，固不能为李鸿章一人咎也。”

综观李鸿章，得益于淮军失意于淮军。咸丰、同治间，受曾国藩之托，回乡建立有别于八旗而效仿湘军的淮军，作为李鸿章得意的淮军，在剿灭太平天国、捻军的军事行动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也由此 1

为李鸿章奠定了其飞黄腾达的官宦生涯。然而，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淮军在朝鲜的失败，在东北的望风披靡，以及所倾力打造的北洋水师（其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亦属淮系）在黄海大黄沟的战败，在威海的全军覆没，使得李鸿章的声誉扫地，四十年所经营的淮军、二十年所倾力打造的北洋舰队就此溃崩瓦解，李鸿章的政治生涯也就此开始走向末路。

其二，滥觞于外交亦身败于外交。十九世纪中叶，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进行传教，而两种文化的冲突，以及固有保守守旧的思维，使得这些冲突变得尖锐复杂，由于满清多年的闭关锁国政策以及官僚保守自大无知，对西方的文化以及政体了解甚少。正因为如此，在许多外交事物的处理上，满清政府官僚自以为是的处理方式，往往引发了许多冲突，综观从鸦片战争的外交事物的处理，清朝庭官僚多不熟谙外交为何物。

同治九年（1871年），天津教案爆发。身为直隶总督的曾国藩接案处理此事。然而，处理的结果让法方和国人皆不满意，李鸿章奉旨接任曾文正的直隶总督。梁启超评述道：“是为李鸿章当外交冲要之滥觞，使同治九年八月也。”因为有在上海与洋人打交道的经验，李鸿章在天津教案的处理上有了个双方满意的结果，从此李鸿章善于外交的解决纠纷的声誉大起，从此以后三十年大清国的重要外交国事基本受其操纵。

但是随着甲午战争的失利和义和团运动的失败，清政府都任命当时最善外交的李鸿章出面解决，虽然签署的《马关条约》和《辛丑条

约》，确保大清江山的暂时稳定，但是屈辱的协议使得大清帝国割地赔偿而颜面皆失，作为议和大臣的李鸿章自然难以逃脱国人的责难以及历史给他的垢耻。

李鸿章临终前一小时，沙皇俄国与大清的条约还没有谈妥（此协约为李鸿章出访俄国根承慈禧太后默许，为抗衡日本出卖东三省的权利求得沙俄的保护而与俄国的达成的秘密协议，），俄国公使还到李鸿章的病榻前，逼请李鸿章签署画押《中俄秘约》。如此的外交结局，不得不叫人感叹“成也萧何，败亦萧何”

梁启超的《李鸿章传》中，就时人议论李鸿章是权臣，而论溯历史上的权臣事迹。梁公曰：“溯夫春秋战国之间，鲁国三桓，晋国六卿，齐之陈田，为千古权臣之巨魁。”，并将历史上的权臣归纳为四类。

第一类为“功定天下之半，声驰四海之表，俯仰顾盼，则天命可移，而犹鞠躬狼狈，无有诲心，是以归公儒术之效，斯固然矣。然亦贵族柄权之风衰，故非贵族不敢有异志也。”，如张奂、皇甫规等。第二类则“窃大位，以武功而为权臣者”，如曹操、司马懿、桓温、刘浴、萧道成、萧衍、陈霸先、高欢、宇文泰等。第三类“起于布衣，无所凭籍，而以才学结主知，委政受成，得行其志，举国听命，权倾一时”，如霍光、诸葛亮、王安石、张居正等，第四类“巧言令色，献媚人生，窃弄国柄、荼毒生民”，如的秦赵高，汉十常侍，唐李林甫，宋蔡京秦桧、明刘瑾、魏忠贤等。

权臣中，人们影响最深的莫过于曹操了，而能贯穿着权臣风格并

能延续其精髓的则莫过于司马懿父子。由“司马师之心，路人皆知。”演绎出另一个有趣的成语“司马家风”。（“司马家风”又叫“典午家风”，蔡东藩在《两晋演义》中对“司马家风“和”典午家风“的解释，“午肖马，典者司也，故旧称司马为典午”，所以两个成语是相同的意思，只是“典午家风”是从“司马家风”延续而来的。），司马家风的另一个变种的成语是“典午家风”，而“典午家风”的继承却并非是谙知此道的汉人，而是鲜卑化的汉人高欢以及鲜卑族的宇文泰之后人。

李鸿章虽三十年于高位、权倾一时，然而却没有到成为权臣的地步，一则虽然权重，但并非手握重权的军纪处军机大臣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也就是说虽然李鸿章权重，可是并非是清廷重权在手之重臣。为此梁启超在辨解李鸿章为什么不是近世中国之权臣时，有段文言非常精彩。这段文字基本上勾画出了李鸿章这位北洋通商事务大臣、直隶总督、肃毅伯大学士的基本面貌。

“论者动曰：李鸿章进世中国之权臣也。吾未知论者所谓权臣，其界说如何。虽然，若以李鸿章比汉之霍光、曹操、明之张居正，与夫进世欧美日本所谓立宪君主国之大臣，则其权固有迥不相侔者。„以视古代中国权臣，专擅威福，挟持人主，天下侧目，危及社稷，而鸿章乃匪弓蹇蹇，无所觊觎，斯亦可谓纯臣也矣。„而鸿章乃委靡因循，畏首畏尾，无所成就，斯亦可谓庸臣矣。”

“界说”是定义的意思，“侔”是等同、齐等、相等的意思，蹇蹇（则是忠正耿直的样子，在这里梁启超既否定世人对李鸿章的“权

臣”的议论，也肯定了李鸿章弓身求实的为政风格，同时也一针见血毫不留情地认为李鸿章并没有根本剔除满清王朝的弊端，也没能从根本上改变满清腐败保守没落的政治格局。当然，过多地强求李鸿章是难为他了，作为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政治背景，又有何人能挽救飘摇之中的大清帝国？大清帝国的灭亡既是一个朝代消失的历史使然，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粱公在李鸿章薨殁后，感叹到：“现在政府失一李鸿章，如虎之丧其伥，瞽（gǔ）之失其相„”，对满清失去一个能从长远角度看待世界并能与西方进行外交辞令周旋的李鸿章表示了极大的惋惜。粱公所说的“虎伥”到是常见，字意自然不难解，而“瞽相”两字，则鲜少使用。“瞽”的解释“无目曰瞽”，就是盲人，相是引导盲人行走的人。梁公如此描述李鸿章，可见当时飘摇动荡的大清对李鸿章的依赖。我们可用“瞽相相依”来表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依赖关系，但与强调两者相互依赖关系的成语“唇齿相依”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李鸿章发迹于太平天国，借着剿灭捻军的东风，趁着曾国蕃外交的失意，而一蹴而就直隶总督，进而迁就五口通商大臣，依其外交的能力而成为北洋通商大臣，在清末经历三个皇帝，在政坛上风云四十余年而不倒，虽不是内阁军机大臣，但对朝政所起的作用非同小可。

李鸿章得意起于外交，但也羞辱殁于外交，而后者，百年后的今天国人提及大陆台湾问题时无不与之相关，李文忠于黄泉之下了望人间，恐怕其也难以瞑目，满清的失误，所有丧权辱国之羞辱，几乎都压在李鸿章的肩上，为此梁启超也为李鸿章而鸣不平。如此多的灾难，并非一个人能担当的起，而位于旋涡之中的李鸿章自然也就难逃历史和后人对他的垢误。

第五篇：梁启超读后感

读《梁启超传》有感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少年中国说》 之所以想了解一些有关梁启超的生平事迹，可以说完全是因为《少年中国说》里的这段话。身为梁启超口中的少年的我们，在如今快速发展的时代洪流中，又该如何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做到真正的中国少年呢？或许通过对《梁启超传》的阅读，了解他的身处的特殊环境，感受他屹立时代前沿的想法，能让我收获不少吧。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他的名字与中国近代史上一系列重要的事件，如公车上书、立宪行动、辛亥革命、护国战争等等紧密相联。他一生多变，受复杂的社会环境和古今中外各种思潮的影响，其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都极其复杂，且时常出现前后矛盾的现象，在中国近代史上，他是争议颇多的人物之一。他的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通过他既可以从一些侧面了解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脉络，又可以从一些层面了解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变化的轨迹。

《梁启超传》是李喜所和元青所著，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学术性传记。一方面对其思想文化建树分析评价；另一方面对他的家庭生活、个人性格、业余爱好、人际关系，以及后人情况等进行介绍。

读书之前，就曾听说读梁启超，如果能读出忧患，便是读懂了他所处的时代，甚至也会读懂他身后即今天的中国和世界。确实如此，梁启超一生，可谓波澜壮阔而事业多艰，这也是跟近代国家之忧患坎坷相合。他的思想，也是在不断地求新求变，其思想正如他自己所言的：“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以明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战。”但其思想的一个核心，还是爱国，强国之梦，忧国，忧民之心。

梁启超所生于的时代，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末世，内忧外患，乱象毕现，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堕入地狱的底层”。然而最可悲的还不在此，而在于当时道德的堕落、思想的颠倒和民智的固陋，堕入地狱的底层而不自知，“哀莫大于心死”！梁氏师从康有为，率先睁开了眼睛，为挽狂澜于既倒，发动戊戌变法，创学会，办报纸，达到了其政治生涯的顶峰。然而，诚如梁氏后来所言，“戊戌维新之可贵，在精神耳”，戊戌变法是次很不彻底的改革，依靠的是绝无寸柄的光绪帝，方行百日，即为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势力所扼杀。如何不叫人感到无奈与惋惜呢？或许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悲哀吧。

读《梁启超传》给我新的认识是：一是不能用“维新志士”这样一个简单的标签来概括梁启超复杂的一生，二是不能把康梁混为一谈，梁启超是常求新求变的，其后来之发展，远远走在了康有为的前面。如果说孙中山先生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则梁启超便是民主思想的先行者。他为民主共和冒死冲锋，其功绝不在武人之下。他自己承认“陈胜、吴广”之功，但天下后世的公评，他的勤劳、他的气魄、精神、声威，实在比陈胜、吴广高出万倍。

梁启超处国家危亡之时势，奋而欲变法救国。其维新运动之时，思想为学日本明治维新，实行君主立宪国体。相对于维新运动之前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是一大进步。中学为体者，封建专制之政体也，不变则仅用末节之技术又有何用！变法者，变封建政体为资产阶级立宪政体也，制宪法，立议会，除科举，开新学，变官制，建立近代国家也。梁启超在其《论变法不知本源之害》中对此有详尽论述。他在北京办《中外记闻》，在上海办《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凡六十篇，震动天下，实是近代中国开启民智之先声。但百日维新还是迅速被扼杀了，戊戌六君子死难，康梁避难日本。究其失败，非为变法不对，奈何这些秀才们太天真，变法者，国之大事也，变法派无政权，无兵权，未能唤醒组织民众，只靠一个自身难保之光绪帝，靠几个知识分子呼号奔走，最终是什么也无法成功的。但维新运动毕竟是清王朝黑暗世界里的一丝亮光，即使运动失败，但其思想之传播，已是成功。

梁启超的思想是不断进步的，当他看到清廷预备立宪骗局的破产，看到辛亥革命的胜利，他终于与保皇的康有为分道扬镳而拥护共和。当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他冒死愤然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揭露袁氏复辟阴谋，又与学生蔡锷谋划云南起义，发动护国战争，亲制起义文电。蔡锷起兵后梁启超又冒险只身孤行，奔走万里而秘至广西，策动广西独立，为扭转护国战争局势发挥巨大作用。袁世凯兵败被迫取消帝制。护国战争之胜利，梁启超及其学生蔡锷之功大焉，同为共和护国之英雄！

晚年的梁启超以潜心学术，培养人才为重，其学术论著浩繁精深，举其要者有《先秦政治思想史》，《先秦学术年表》，《老子哲学》，《庄子天下篇释意》，《孔子》，《读孟子届说》，《荀子评诸子汇 释》、《子墨子学说》、《墨经校释》。《韩非子显学篇释意》，《清代学术思想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文化史稿》，《儒家哲学》，《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研究》等等。我抄这些书目的时候，心窃慕之，如能为梁先生当个跟班的小厮，听听他讲这些课也不枉这一世了，就文史哲学术方面而言，他涉猎区域之广，研究之深近代可能无人可比。他于教育不遗余力，与陈寅格、赵元任，王国维时称清华园四大名教授，同时他还奔走于南开、燕京、东南等著名大学，时称梁任公巡回讲学。他的学生可谓是桃李遍天下，硕学之士不胜枚举。他讲课时脱口而出一句话：“教育是什么？

教育是教人学做人——学做现代人。”此语成为影响一代教育家的金言。

通过对《梁启超传》的阅读，也让我对梁启超有了新的了解。他这一生克己省身，待人宽容、讲求恕道，无论对曾经爱他提携他后来又骂他甚至动手打他的其师康有为，或是朋辈中人，总是宁肯人负我，不肯我负人。他一生思想多变，屡遭人攻击，但这“变”恰恰是他可嘉之处，随万事万物之变化而变化，才不至于陷入康南海后来的顽固不化。而他也有始终不变之衷，即他的“少年中国梦”！激动感慨之余，念如今又有几人仍悉心去了解梁任公，去继承他未完成之遗志，解当今中国之病痛。吾辈应当深思矣。

回到开头所说的今日中国少年之责任，或许梁启超一生的所作所为已给了我们答案，他已用自己的行动去承担起他所处时代的中国少年责任，而我们也该向他学习，用自己的行动去证明一切，向全世界证明今日中国少年的担当。

今日的少年啊，你又在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