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论文

论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

第一，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统一的.人与天地万物感应，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相互制约；就自然整体而言，天、地、物、人，都遵循着既相互关联又各自独立的节律而在变化着，第二，自然世界必须人化，具有人的属性。因为，哲学是人对自然世界的探求，人只对其生活的自然世界有发言权。所以，真实的自然世界是人的世界，真实的自然世界是与人息息相关的、人化了的自然世界。

第三，自然世界的人化具有人的本质，是由自然界和人的对象化活动的性质所决定的。第四，人的对象化活动的最终归结是“天人合一”。人的本性必然会引导人走向这样的结局：人属于自然、自然也属于人，人即是世界、世界也即是人，人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人与自然达到本质合一。

总之，人与自然关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关系。一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也是人与自然关系史。人与自然共处在地球生物圈之中，人类的繁衍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大自然，所以必须以大自然为依托，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让大自然造福于人类，服务于人类。

一、人与自然不和谐的表现

（1）自然灾害频发，损失惨重

全球发生的重大自然灾害主要是水灾、风暴和地震。2024年全球发生的各种重大自然灾害共700起，损失550亿美元，比2024年高出57％。2024年全球重大自然灾害达700次，死亡5万多人，是2024年的5倍。2024年全球发生的重大自然灾害总数为366件，死亡约32万人。[2]

（2）各类污染严重

一是大气污染严重。我国三分之一的国土被酸雨侵蚀，使农作物产量减少，林木枯萎，鱼类死亡；二是水污染严重。全国浅层地下水大约有50%地区遭到一定程度的污染；三是海洋污染严重；四是固体废弃物污染广泛。

（3）资源枯竭，能源危机

人类过渡消耗各种矿产资源，无节制地开发，按照传统的消耗量计算，世界石油仅够维持50年，煤、天然气仅够开采200-300年。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我国人均水资源只有世界水平的四分之一。

（4）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

人口爆炸式的增长和人类对保护环境意识的浅薄使全球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土地荒漠化。全球荒漠化面积已占陆地面积的 29％，约100个国家的10亿人口正受到日益严重的荒漠化威胁；我国水土流失面积达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生物多样性减少。越来越多的动植物因生存环境的恶化而从地球上消失。科学家推测，地球很有可能面临着第6次物种大灭绝。气候变暖。亦称温室效应，其危害主要有：病虫害增加，海平面上升，气候反常，海洋风暴增多，土地干旱，加剧沙漠化。臭氧层破坏。直接威胁着人类的健康。森林锐减。全球平均每年有4000平方公里的森林消失。

二、造成人与自然不和谐的原因

造成人与自然不和谐的总根源，无非是人类对大自然无节度的开发和无节制消耗自然资源,从而破坏了自然的生态环境。具体来讲：

1、人类对自然、生态环境缺乏足够的认识

人类生活在地球上，阳光、水、空气、土壤、植被和动物等，为我们提供了天然的生存和生活的条件。人类是大自然的产物，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人与自然环境是对立统一的整体,它们之间存在一种生态平衡关系。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和干预越大，自然环境对人类的反作用也就越大。当自然环境达到无法承受的程度时，生态平衡就会被打破。

2、人口增长过快

就整个世界而言，如果人口增长过快，要满足人口不断增多而带来的需求，就要更多地从自然环境中索取，这就必然造成人与自然资源的尖锐对立。

二战后的50～70年代，世界人口出现爆炸式增长。1960年世界人口30亿，1975年达到40亿。短短15年，世界人口就增加了10亿。目前，全球年净增人口达9000多万，人口增长与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这也是造成人与自然不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国人多地少、人多水少、人多油少的人口资源特点越来越突出。可再生资源尽管能持续利用，但是生物资源的自然再生产过程不少有周期，难以满足快速增长的人口的需要。人们为了扩大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曾经大肆地毁林开荒、过度放牧、滥捕滥杀野生动物，使森林、草地、野生动植物等生物资源急剧减少。随着人口持续增长，人均土地和淡水资源拥有量也在不断下降，至于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则更是有限的。

3、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

在过去的25年里，中国创造了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超过8%的世界奇迹，但在环境等许多方面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当前的GDP不能完全反映自然与环境之间的平衡，它将质量好的和坏的产出一视同仁地计算在国民财富之中，并认为资源和生态环境是自由财富。在中国的GDP数字里，有相当一部分是靠牺牲后代利益的机会获得的。数据显示，1985年至2024年的15年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期，GDP年均增长率为8.7%。但如果扣除损失成本和生态赤字，实际年均增长率只有6.5%。

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带来的污染也相当严重。工业废水、生活废水使大多数的江河湖泊的地表水和地下水严重污染

4、战争与军事对抗对自然的破坏

战争不仅导致亿万生命的丧失，巨额财富的损耗，而且还严重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资源和自然环境。据英国伦敦战略研究所统计，在一些主要战争中，仅消耗的金属资源就相当惊人

战争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更为惨重，它能造成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空气污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前苏联为抵御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敌对双方曾毁掉森林2024万公顷，花圃果园65万公顷，炸死各种大型动物一亿只以上，使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在海湾战争中，大约有700-900万吨原油泄入波斯湾，使大量的生物窒息而死。石油燃烧释放的烟雾伴随着战争硝烟卷向天空，影响了亚洲季风，导致了印度和东南亚干旱。沉积在海湾地区的250万吨硫磺和氧化氮，给当地的农业造成了灾难性的危害。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不仅使十几万平民百姓顷刻之间遭受灭顶之灾，核爆炸造成的放射性污染，至今还影响着当地及其周围的人们。战争还使大量的土地遭到破坏。

4、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途径

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发展趋向及采取措施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辨证统一的，人类只有与自然和谐发展，一方面人类从大自然获取资源，同时大自然有能力恢复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只有这样才能互赢共利，共同发展。大自然对我们早已敲响了警钟，如果我们不积极采取一定的措施，那最后遭到惩罚的必然是我们，所以我们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转变传统的发展观、正确对待自然生态环境，实行绿色经济、提倡绿色消费，节约物质资源和推进公众的环境参与意识来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1）严格控制人口骤增与资源锐减

人口方面，要制定与自然承载能力相适应的人口发展规划和政策，提高全社会的计划生育意识，确保控制人口数量，确保提高人口质量。资源方面，在鼓励使用可再生资源的同时，控制可再生资源的利用率不能超过其再生和自然增长的限度，努力开发绿色资源。

（2）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既要充分发挥我国资源总量巨大、品类齐全的优势，自然、有序、适度地开发利用，又要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节约资源上狠下功夫，科学地采用资源节约

型的发展模式，建立一个包括以节地、节水为中心的资源节约型农业生产体系，以节能、节材为中心的资源节约型工业生产体系，以节省运力为中心的资源节约型综合运输体系，以适度消费、勤俭节约为中心的资源节约型生活服务体系。

（3）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研究、开发和推广新能源、新材料，广泛采用符合域情的污染治理技术和生态破坏恢复技术，包括投资少、效益高的废水处理技术、城市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技术、固体废物的无害处理技术等，全力推行清洁生产，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3]

（4）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转变传统的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关于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如何进行经济、环境和社会综合决策的方法论。它对环境治理的意义在于更新人们对自然的认识观念，并相应地采取一系列政策和行动以实现经济绩效、环境绩效和社会绩效的最大化。

什么是科学技术

科学是人类认识自然的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系统知识，是人类在社会进化的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方法。技术是人类改造自然的技能，是人类生存下去的法宝。科学技术是人类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劳动过程中所掌握的物质手段、方法和知识等各种活动方式的总和。科学技术在发展过程中成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变换的“媒介”，是变天然自然为人工自然，以及实现对社会调节、控制的手段。由此可见，科学技术具有以下特征：自然性和社会性、物质性和精神性、中立性和价值性、主体性和客体性、跃迁性和累积性等特性。科学内涵是使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实现具体统一的实践活动，是通往预期目标的桥梁、是联结现实与理想的纽带。也可以说科学是使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包括真实的联系与变化的规律）和创造符合主观认识的客观实际（事物、条件、环境）的实践活动。

科学，从本质上讲是为了人类本身利益而进行的一种实践活动和精神活动，科学的最高宗旨就是为人类增进福利、实现幸福。不可否认，科技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又表现出二重性[1]，既可为人类带来好处，也为人类带来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甚至灾难。

科学与社会的基本观点

首先，技与社会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的扩散使其商业化的过程，就是社会不断进步的过程。科技对社会的促进作用一方面便现在对生产力功能的变革。“现代科技革命的实

质是生产力革命”。随着科技与社会的关系日益密切，科学技术不断渗透到生产过程中。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另一方面，它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人类的衣、食、住、行、娱乐、旅游等诸方面都离不开科技，人们利用科技手段将最新的科技成果融入到产品中。极大丰富了我们的物质消费品，并改变了我们的消费方式和价值取向。现代科技全方位地影响人类的社会生活和价值观念。使得人们向着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发展。

同样，社会发展推动着科技的进步，一方面，社会进步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观念，特别是对待科学的态度，从原始社会盲目的崇拜神灵，到近代社会人们对科学的探索，正是社会进步打开了科技的大门，引导更多的人关注科技，另一方面，社会进步变革着人们进行科学研究的方式和手段。从古代落后的天文台，到今天先进的天文望远镜，正是社会的进步促进了科研方式和手段的进步。

人类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来发展的模式是利用科学技术来认识与改造自然，从自然中获取人类生存所需要的物质资源，再用这些物质资源来不断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的出现是同步进行的，也就是说科学技术的出现离不开人类社会，它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产物，同时它也是改变人类社会的内在力量。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程度是有着密切相关的一对因素。总的来说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有不可分开的关系。

其次。科技对社会也会产生消极的影响。人类跨入21世纪，世界发生了多少惊人的变化。在人们为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欣喜之余，又经历了更好的不安甚至灾难。

2科技进步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

2.1 科技进步带来物理威害

科学技术带来的不仅仅是正面的影响，在积极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的同时，伴随而来的也有巨大的危害性：爱因斯坦著名的“质能方程式”的伟大发现，原子物理理论的发展，使人类掌握了核能技术，但也带来了广岛和长琦的核灾难，带来了人类五十年的“恐怖的和平”，人类第一次具有了自己毁灭自己的能力；石油勘探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前进的步伐大大加快，可也带来了太多的战争太多的纷扰，也使得地球开始感冒发烧；生物技术的发展使得我们具备了以前由上帝垄断的创造生命的权力，可这也带来了伦理的紊乱；现代工业飞速发展使得生态问题日益尖锐，非再生资源的枯竭使资源形势越来越严峻等等。

2.2 科学技术所带来的价值带有阶级性和主管倾向性

规律本身是价值中立的，它既可以造福人，也可以危害人。当科学活动具有了实用目的之后，就既有利用和发扬或者避免和弱化客观规律造福人类之功能的那一面，又有利用和发扬或者避免或弱化客观规律危害人类之功能的那一面。但是，我们知道，核能技术没有错，错就错在不该将之运用于战争；石油勘探技术没有错，错就错在对立的利益团体或阶级之间的争斗，利用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去保存自己，发展自己，对抗对方；生物技术没有错，错就错在它挑战了人类伦理与道德的界限，形成了对人类社会的全方位扭曲；现代工业发展也没有错，错就错在它牺牲了过多的资源代价„„ [3]

如何利用科学技术

科技进步对社会发展影响的反思

——发展科技应该以人为本，发挥人的主体作用

科技只是一种手段，而不应是主宰，人类作为科技的掌握者，应正确利用科技的力量，尽量规避和抑制科学技术的负作用，让科技发展成果惠及全民。只有合理使用科学技术，将科技运用于对社会和谐的建设、对人类物质及精神的丰富与塑造、对真理永不停息地正确的追求，才能使生活更美好。马克思曾经说过：“任何人类的进步同时也意味着人类的退步，人类文明的光辉只能在其黑暗的背景上闪烁。”科学技术的发展亦当如此。恩格斯也曾这样警告过我们：“我们不要充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将对我们实行报复。”虽然技术的负面效应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小的灾难，但毋庸置疑的是，技术是人类文明社会进步的阶梯，技术进步让人类生活发生了质的飞跃。

科技发展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甚至灾害不可忽视，环境污染、智能犯罪、能源危机、资源枯竭等都是科技发展的副产品。所以，必须正视科技的两面性，全面正确地理解科技与社会之间的联系，趋利避害。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要注重以人为本，重构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关系，实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高度融合，提高科技人员的道德素质，发挥科技政策的规范指导功能，以达到抑制科技负面影响的目的，促进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4]

第二篇：人与自然关系论文：中国古诗中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与自然关系论文：中国古诗中人与自然的关系

摘 要:古代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传统的国家,这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诗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处理。与西方不同,中国诗中自然既不是人化的自然,同时中国诗中人也没有消失,人与自然是一种平等的关系。中国古诗中没有浪漫主义。

关键词:神;人;自然 一

古代中国被认为一个没有宗教传统的国家。此言甚当。但在孔子之前,殷商时期是有宗教的,而且已进入人格化一神崇拜的阶段。[1]到了西周,天的观念又增加了上神赏善罚恶的神人感应观念。[1]22这样,“天”被赋予了善恶和理性色彩。这样,“天”就出现了分裂,一方面,天是至高无上的神,另一方面,重人事的观念又显现出来,[1]25也就是说,西周宗教观念已开始淡化,事实上,中国也跟西方一样经历了漫长的宗教阶段,但中国率先走出了这一愚昧的阶段。到了孔子,这一变化得到了强调。“西周时代的天命论,总体上说,仍然是一种神意论,而不是后来发展的自然命定论或宇宙命运论,仍然拽着皇天上帝的神性外衣,但也不可否认,其中已缓慢地向一种秩序和命运的思想发展。”[2]孔子的思想正是体现了这个发展过程。

孔子对上天始终是恭敬的。他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他也相信天的正义:“文王既没,文不

在滋夫?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于予何?”(《论语·子罕》)他注意维护天的至上地位:“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如果到此为止,则孔子是一个十足有神论者了。其实不然。孔子对“天”“神”的根本态度可用一句话来概括:“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又如:“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还有:“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八佾》)这是说,祭祀应庄敬,但几个“如”字,又表示一种态度,即孔子并不真的相信鬼神的存在。

于是命运的观念与天并列出现“子夏曰::商闻之,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与。公伯寮其如命何?’”(《论语·宪问》)所谓的“命”,无疑就有更多的理性色彩。而孔子弟子也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孔子还有一段著名的话:“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这里的“天”已是自然之“天”。已没有人格神的色彩。这是中国文化史的一件大事。

孟子则更进一步,孟子的“天”指人力之外的必然,与命的意思相近[1]44,孟子并有著名的命题“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总之,说中国到了战国时期,改造了宗教传统,是没有疑问的。不管我国和西方的某些学者如何把“儒家学说”说成是“宗教”,也改变不了其非宗教的本来面目。[3]同时,由于中国没有类似西方的国教,本文也不再讨论佛道等教。[4] 而老子认为“道”或“无”是天地的本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章》他对天的态度很明确:“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老子·五章》)“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老子·七十九章》)“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老子·七十三章》)总起来看,天至少不是一个人格神。而道呢?《老子·二十五章》说得很详细: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名之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

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这里的“道”明确反对“天”为最高的主宰,明确破除了神创的宗教观念。尽管“道”仍然保留了某种神秘主义的色彩。

正是与此相对应,中国文化产生了与西方文化中“主客二分”迥异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

二

而主客二分的传统,不是客观战胜主观,便是主观战胜客观的思维方式也贯穿西方文化的始终。

“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在中世纪哲学中所采取的形式,一般地说是追问世界是由神创造的还是本来就存在的。这里的思维,表现为神和天国,存在表现为尘世,因此,中世纪哲学中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就表现为天和人的对立,人的灵魂和肉体的对立,精神方面与自然方面的对立,宗教生活与尘世生活的对立。”[5]49确实如此,在神学中,主体就是神的主体。诚如张著所指出的,西方哲学史长期以主客二分为主流。“柏拉图的‘理念说’把理念世界和感性世界对立起来,破坏了‘物活论’,在一定意义下分离了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5]72主体要和客体分离,必须有宗教的支持。正因为有理念世界,才谈得上主客的对立,所以主客对立是宗教的必然结果。在中世纪结束以前,宗教在生活中占主导地位,自不必说,文艺复兴以后呢? 文艺复兴以后的哲学家普遍把神的种种特权加到人的身上,这就是所谓的“人的解放”或“人本主义”。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家一致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精神性的,精神、自我、自我意识、主体,在他们的哲学中都占中心地位,他们要求克服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用的方法是以主体去统一客体,主体在统一中占统治地位。“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西方近代哲学史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所谓‘主体性形而上学’的传统,黑格尔是这一传统的顶峰。所谓‘主体性’原则,按西方传统哲学的原文原意,其实质是强调、赞扬以至吹胀自我、主体,主张自我能最终认识世界之真实,能创造一切,征服一切。对自我、主体的这种自负,发展到极端,就是像黑格尔那样把自我、主体神化为‘绝对精神’”[5]147也就是说,神学既是主客二分的来源,又是主体膨胀的根源。主客二分必然导致主体性的极度膨胀。在西方人看来,自然必然是人化的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这样一种主客二分的传统,不是客观战胜主观,便是主观战胜客观的思维方式也贯穿西方文化的始终。

从这种思维方式出发,黑格尔就对东方诗(包括中国诗)产生了著名的评论：

“就东方抒情诗的较具体的情况来说,它和西方抒情诗的最本质的差别在于东方诗按照它的一般原则既没有达到以主体个人的独立自由,没有达到对内容加以精神化,正是这种内容的精神化形成了浪漫型艺术的心情深刻性,与此相反,东方诗的主体意识完全沉浸在内容的外在个别对象里,所表现的就是这种不可分割的内外统一的情况和情境。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主体意识在它本身上找不着一个稳固的支柱,从而在面对着它所认为自然和人类生活中具有力量和实体性的那个对立面之中,否定了自己,在思想感情上努力去获得这种力量和实体性,发现这些对它有时消极,有时较自由,但总是可望而不可及。———所以从形式方面看,我们在东方诗里很少看到对事物的情况有独立见解的那种诗的表现形式,而碰得较多的却是对与思索无关的亲身体验的直接描述;因此主体所显示的不是返躬默省的凝聚的内心状态,而是在与外在事物和情境的对立中对自己的否定。在这一点上东方抒情诗特别与西方浪漫型诗不同,往往采取一种比较客观的语调,诗人往往不是把外在事物和情况表现为他所想的那个样子,而是表现为它的本身原来的样子,这样,诗人就赋予它们以一种独立的有灵魂的生命。”[6] 三

与西方相对应,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一直占着主流的地位。同样提倡天人合一,儒道又有所不同。

孟子最早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5]19孟子的天人合一注重道德方面,“仁人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孟子·告子上》“尽其心也,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这样鲜明的道德主义倾向,是儒家天人合一的特点。而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则与此不同,正是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真正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审美追求。

庄子描述了虚静的意义。《天道》:“圣人之静也,非曰静也善,故静也。万物无足以铙心者,故静也。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休焉。”

有了虚静的心境,才能排除一切杂念的干扰,才能洞鉴天地万物,达到“物我为一”的境界。《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

蝶与?蝴蝶之梦为庄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除了这种诗意的描述,庄子还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正是物化的另一种说法。

与西方人与自然的对立不一样,庄子的自然是与人和谐的。在西方的自然中高大的物体给人以崇高感,恐惧感,体现了神的旨意和人征服自然的崇高,在《庄子》中与之相反: “列御寇为伯昏无人射,引之盈贯,措杯水其肘上,发之,适矢复沓,方矢复寓。当是时,犹象人也。伯昏无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尝与汝登高山,履危石,临百仞之渊,若能射乎?’于是无人遂登高山,履危石,临万仞之渊,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进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无人曰:‘夫至人者,上阙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尔于中也殆矣夫。’”(《庄子·田子方》)这就很明白了,《庄子》中的自然不是崇高感的象征。无论多么危险的自然物都不应与人形成对立的使人恐怖的因素。

在庄子的自然观中,自然不是人化的自然。

“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馽,编之以皂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者橛饰之患,而后有鞭策之威,而马之死者过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圆者中规,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钩,直者应绳。’夫埴、木之性岂欲中规矩钩绳哉?然且世世称

之,曰‘伯乐善治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之过也。”(《庄子·马蹄》)也就是说,庄子提倡的是顺应自然,而不是改造自然,不是主体性凌驾于自然之上。这就和所谓人化的自然有根本区别。“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庄子·秋水》)庄子反对一切人为的东西。

在庄子的自然观中,人与自然不是对立的,是不是就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人就否定了自己呢?也不尽然。

四

庄子的“心斋”、“坐忘”忘掉的是什么呢?是一些理性的成见,是消除了凌驾于万物之上的自我,那是不是自我彻底消失了呢?不可能。彻底消失了,还写诗干什么呢? 叶维廉在《中国古典诗中山水美感意识的演变》的名文中,涉及这一重大问题。他引用禅宗的著名灯录:“老僧三十年前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体歇处,依处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并指出西方诗人实际只达到第二个境界,而中国诗人则高一层次。[7]但是他在比较王维与华滋华斯以后,说“:王维的诗,景物自然兴发与演出,作者不以主观的情绪或知性的逻辑介入去扰乱眼前景物内在生命的生长与变化的姿态,景物直观读者目前,但华氏的诗中,景物的具体性因作者介入的调停和辩解而丧失其直接性。”他认为中国古诗认可“山水自身具足”[7]89这些话所体现出的黑格尔式的思维方式说明叶维廉并没有真正理解

禅宗的灯录,也没有理解王夫之“情景交融”的含义。禅宗灯录的第三重境界“依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并非排斥作者的主观情绪,事实上正融入了作者主观情绪。中国诗当然极力排除知性的干扰,当然也排除情绪的干扰,但融合不是干扰,这种融合中是人与自然是对等的,人没有凌驾于自然之上。如果按叶维廉的说法,则中国诗怎么与西方的摹仿说相区别?中国诗岂不正像黑格尔所说否定了自我,从而让山水以直接的原貌出现? 刘勰《文心雕龙·神思》说:“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

这里把创作主体与自然的关系论述得相当透彻。“神与物游”四字,可作为中国诗学的总纲。“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中国诗又何尝排斥主观情绪呢? 与西方诗不同的是,这种神与物游不是以主体精神覆盖外象,也不

是凌驾于自然之上。这个神是虚静的神,已经澡雪过的精神。而这种虚静不是绝对的寂静,而是清除了杂念和成见,也可以说是清除了虚妄的自我观念,至于自我作为主体所具备的理智与感情,则不在清除之列也不可能清除。庄子有一段话颇能说明其妙: “梓庆削木为鐻,鐻成,见者惊犹鬼神。鲁侯见而问焉,曰:‘子何术以为焉?’

对曰:‘臣工人,何术之有!虽然,有一焉,臣将为鐻,未尝敢以耗气也,必齐以静心。齐二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齐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齐七日,辄然忘吾有四枝形体也。当是时也,无公朝,其巧专而外滑消;然后入山林,观天性;形躯至矣,然后成见鐻,然后加手焉;不然则已。则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由是与!’”(《庄子·达生》)这个故事真是精妙绝伦。那种忘我的境界不就是这样的吗?忘我,忘掉的是功名利禄,瞻前顾后,患得患失的我,忘的是世俗的我,杂念丛生的我。“用志不分,乃凝于神,”信哉!《庄子》里还有一段对话: “惠子谓庄子曰:‘人故无情乎?’ 庄子曰:‘然。’

惠子曰:‘人而无情,何以谓之人?’

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恶得不谓之人?’ 惠子曰‘既谓之人,恶得无情?’

庄子曰:‘是非吾所谓情也。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

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庄子·德充符》)这就说得更明白了,庄子并不是否定情本身,而是世俗的好恶之情,如果是自然之情,则不是否定的对象。

事实上也是如此。即以叶维廉上文中所引并分析的诗为例,就是神与物游所得,而不是叶维廉所说的“以物观物,”或“山水本身的呈现。”所谓“山水自身具足”,从来就不可能,也不是山水诗中的实际。

叶文中引用的王维《鸟鸣涧》、《辛夷坞》、《鹿柴》诸诗,无不渗透诗人的主观情怀。“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鹿柴》)“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鸟鸣涧》)“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辛夷坞》)“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由光影的静止而更显出林的寂寞。“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以动衬静。“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则虽曰无人,实则描写了芙蓉花的自然状态。这些诗都寄托了诗人的情怀,那就是对寂寞的共鸣。“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给人以很多联想。寂寞者得其寂寞,恬然者得其恬然,既感受到自然的永恒生机,又感受到生命的无常和寂寞。中国古诗从来就不是一种纯客观的西方式的描写,也就是说,不是一种西方式的摹仿。

古诗中其它山水诗也同样。“杨帆采石华,挂席拾海月。”(谢灵运《游赤石进帆海》)“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谢灵运《登池上楼》)这些句子之所以好,正在于作者表现在大自然的美景的热爱。“池塘生春草”这里面正有一种新鲜的感受,才得以流芳百世,成为大谢诗的名

句。其它象“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初去郡》)“白云抱幽石,绿篠媚清涟。”(《过始宁墅》)“海鸥戏春岸,天鸡弄和风。”(《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泽兰渐披径,芙蓉初发池。”(《游南亭》)这些诗中,“净”“明”“抱”“媚”“戏”“弄”“渐”“初”诸字,都恰如其分地渗透了诗人的感受,这就是王夫之所说的“情景交融”。

谢眺的诗也同样。“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晚登三山还望京邑》)“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游东田》)“余雪映春山,寒雾开白日。暧暧江村见,离离海树出。”(《高斋视事》)“朝光映红萼,微风吹好音。”(《和何议曹郊游》)“日华川上动,风光草际浮。”(《和徐勉出新亭渚》)这里的每一句诗都表达了诗人的心情,那种清新,明丽的景象既感染了诗人,也感染了所有读这些诗的后来者。

我们再看一看唐代诗人所写的诗。在文学史研究中,以西方文论解释古代文学的现象,早已存在。比方苏雪林《唐诗概论》,[8]第十章标题为“浪漫文学主力作家李白。”第十一章标题为“写实主义开山大师杜甫。”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9]第十四章的标题为“浪漫诗的产生与动摇”第五节为“浪漫派的代表诗人李白”。不过两种文学史论著都没有说明李白为什么是浪漫主义诗人。

林庚的《诗人李白》也把李白当作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但也没有进行理论上的阐明。只说“李白的诗歌气质是浪漫的。这浪漫是意味着更高的解放要求,是带着不可抑制的力量,是鼓舞着更为高涨的热情的,这就是积极的乐观的浪漫主义。”[10]而同时,作者又极力强调李白的现实主义传统,这从一些标题即可看出:“李白诗歌的现实性”“李白与杜甫的现实主义传统”。从这些方面看出,林庚对用西方概念来解释古诗是犹豫不决,左右为难的。它从反面体现了林庚对古代文学的深刻理解。

然后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中国社会科学院编《中国文学史》,这些书中的观点流传甚广。

以影响最大的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为例。游著认为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有两条理由:一是诗中“处处留下深厚的自我表现的色彩。”“他的胸怀、性格”,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李白的诗有一种“强烈的自我表现的主观色彩。”二是“感情的表达上不是掩抑收敛,而是喷薄而出,一泻千里。当平常的语言不足以表达其激情时,他就用大胆的夸张;当现实生活中的事物不足以形容、比喻、象征其思想愿望时,他就借助非现实的神话和种种奇丽惊人的幻想。”[11] 李白的所谓自我表现实际仍是继承了魏晋人的率真风气。“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金乡送韦八之西京》“)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其二)“夜台无李白,沽酒与何人?”(《哭宣城善酿纪叟》)这种率真风气不回避对自我的描绘与评价,这是一种具体的肯定,而不是对抽象自我的绝对肯定。也就是说,这种自我不是凌驾于外物的自我,这种自我所表现的无所顾忌与其说是自我膨胀,不如说是与自我相关的世俗利害关系的消失,这种自我的潇洒与飘逸恰恰是一种忘我。我们

也因此看到,李白诗中的自我形象有一种亲切、自然的神态。

至于李白诗中的表现手法,更不足以说明他是浪漫主义的诗人。夸张和运用神话作为素材并不足以表明李白的宗教性质,使用神话也并不意味诗中的神学色彩。运用夸张与运用神话素材造成了李白的瑰奇、豪放的诗歌风格,而不是造成崇高感。正如前面我们所说的,崇高来源于痛苦与恐惧,而雄浑则没有这种恐惧与痛苦。曹顺庆对崇高与雄浑从风格上进行了区分:“康德所描绘的高山断崖,飓风怒涛,是着意渲染自然界的威胁人的暴力,所以有‘狂暴肆虐’,‘狂啸’,‘摧毁’,‘威胁着人’等等字眼,这些威胁人的暴力,自然会令人恐惧、害怕,从心惊胆战中感受到生命力受到‘阻滞’的痛感,而司空图所说的‘雄浑’,虽然十分强调形体的巨大雄伟,力量的强大无比,但却并非是威胁着人的暴力。恰恰相反,这巨大的形体与无比的力量,正是人们蓄集涵养来的,体现了人的巨大胸怀与主体力量。”[12]这种说法,抓住风格特点,是颇为精彩的,但分析有问题,实际上,雄浑并非体现人的主体力量,崇高也并非仅仅使人恐惧。崇高与雄浑的区别不仅在于风格的区别,更在于其对待自然的态度:一为对抗的,一为和谐的。其实崇高的目的才真正是为了实现人的主体力量,而雄浑风格的目的则是一种忘我状态。

“总而言之,中国古代雄浑范畴,其主导倾向是一种豪迈的美感,而不是具备西方柏克、康德等人所认为那种由恐惧、痛感转化来的快感。”[12]确实如此。中国古代诗歌的雄浑风格,才真正达到了一种吞

吐大荒、横绝太空的品格,其豪情壮志、宏大壮阔,是浪漫主义文学所无法比拟的。“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李白《将进酒》)“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李白《宣州谢眺楼饯别较书叔云》)“凭高远登览,直下见溟渤。云垂大鹏翻,波动巨鳌没。”(李白《天台晓望》)“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泻入胸怀间。”(李白《赠裴十四》)“一溪初入千花明,万壑度尽松风声。”(李白《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望岳》)在李白诗中,即使是《蜀道难》,也不是造成恐怖,凶险的效果,而是瑰奇、豪放。《将进酒》中“: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也不是压抑的、恐怖的。《观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我们仿佛看到庐山瀑布飞泻而下的仙姿,这是一种真正神与物游的境界,李白的诗,不能以浪漫主义来概括。

再说,李白的诗从来就不是喷薄而出,一泻千里。那是一种效果,而不是过程,李白的诗,有最高明的技巧,那就是后面还要分析的兴的运用。而无节制的感情的宣泄,怎么会有诗。

屈原也是这样。尽管各种教科书及论文都把屈原列入浪漫主义作家的行列,其实都很勉强。我们只要从神秘主义的根源,从对自我的态度,从“天人合一”还是“天人相分”,从与自然是和谐还是对立,从雄浑还是崇高等进行分析,便可知道,屈原也不是浪漫主义的作家,这里

就不详细辨析了。

参考文献: [1]向世骏,冯禹.儒家的天论[M].济南:齐鲁书社,1991.[2]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M].北京:三联书店,1996:194.[3]吴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81.[4]牟钟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 176.[5]张世英.天人之际[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德)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229.[7]叶维廉.中国诗学[M].北京:三联书店,1992.[8]苏雪林.唐诗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7.[9]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10]林庚.诗人李白[M].上海: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11]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第二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74-76.[12]曹顺庆.痛感和美感———西方崇高范畴与中国雄浑范畴的比较[J].社会科学辑刊,1990,(3).

第三篇：人与自然的关系

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

院 － 系： 信息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专 业：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年 级： 2024 级 学生姓名： 朱 丹 学 号： 2011204082 任课教师： 樊勇

2024年11月

摘要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关系。近代以来，由于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提高，但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却严重失衡。所以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正确处理好二者的关系，缓和人与自然的矛盾，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 人与自然 和谐发展

引言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技术的创新，人对自然的改造能力越来越强。人类的智慧创造了经济的奇迹，但无知与贪婪却留下了可怕的后果。环境污染、生态恶化、地球发出了痛苦的呻吟„„在我们经历了禽流感、非典、海啸、地震等天灾之后，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全世界的共识。人们普遍认识到，人类目前所面临的人与自然不和谐问题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复杂和严峻，但是人类绝不可能退回到被动适应自然的道路上去，只有依靠科学发展，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资源的合理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

一、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演变

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演变是一个从和谐到失衡，再到新的和谐的螺旋式上升过程。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人类历史的不同发展时期会发生性质上的巨大变化，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过程实质上是人与自然矛盾不断展开和不断解决的循环过程。马克思曾说过：“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本质的统一，才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不断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人类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共同的价值取向和最终归宿。

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纵观人类历史，这一过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远古时期：在远古时期，人们尚未形成对自然界的深刻认识，认为大自然都是神创的。面对变幻多端的外部世界：电闪雷鸣、地动山摇„„充满畏惧和恐慌。对于自然界，只是单纯的屈服与膜拜，为自然界的力量所左右。人类也只是主动地去适应它而不是改造。这一时期，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们使用木器、石器、骨器等直接从大自然中获取食物和其他生活资料，人口较少。对自然界的破坏也不大，而自然界对人类的惩罚也微乎其微，人与自然还处于原始的统一体中。

2.农业文明时期：到了农业时代，人们对自然界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自然界改造的能力也有所提高。人们开始使用铜器、铁器开垦农田，砍伐森林。人与自然的关系出现初步对抗，出现了相互竞争和相互制约的局面。在这一时期，由于人们对自然环境的初步开发，人与自然的关系出现了很多冲突。如刀耕火种的农业技术，使许多森林消失。总的来说，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文明时期，人类对自然界的改变还未超出自然的负荷，在某种程度上，环境可以自行恢复，人类大部分的活动仍受自然因素制约，人与自然的关系尚处于平衡时期。3.工业文明时期：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把人类带入了工业社会，18世纪以来，世界各主要国家先后走上了工业化道路，人类利用突飞猛进的科学技术，不断提升改造自然的能力，试图征服自然，成为自然界的主宰。在这个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为了生存，人类不得不向自然界过度索取，积累巨大的物质财富，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不协调，人与自然的矛盾空前激化。环境污染、生态危机已成为全球性问题：全球臭氧层严重耗损，温室效应加剧，土壤退化严重，能源资源危机等等。大自然对人类破坏生态平衡给予了严厉的惩罚,人类的生存面临着威胁。这一时期，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矛盾冲突时期。

4.生态文明时期：工业文明的到来带来了社会的进步，也带来了生态的破坏，随之，一种新的文明—生态文明呼之即出。它要求人们通过对生产和生活方式进行生态化的改造，以改善人与自然间的关系，也要求人们转变思维方式，树立正确的生态观，制定相应的环保法则，保障人与自然关系的良性发展。在生态文明时期，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缓和，人类致力于自然环境的净化与美容，生态系统的和谐与生态链条的完整，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这一时期，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以生态价值观为指导的和谐共处关系。

二、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认识

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我们面对的现实世界，就是由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双方组成的矛盾统一体，两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人与自然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人类的存在和发展，一刻也离不开自然，必然要通过生产劳动同自然进行物质、能量的交换。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现在的自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自然，而是到处都留下了人的意志印记的自然，即人化了的自然。“人化自然”表明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渗透越来越密切。人与自然之间客观上形成的依存链、关联链和渗透链，必然要求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要自觉地接受社会规律的支配，同样要自觉地接受自然规律的支配，促进自然与社会的稳定和同步进化，推动自然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与此同时，人与自然之间又是相互对立的。人类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总是要不断地否定自然界的自然状态，并改变它；而自然界又竭力地否定人，力求恢复到自然状态。人与自然之间这种否定与反否定，改变与反改变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如果对这两种“作用”的关系处理得不好，极易造成人与自然之间失衡。所以，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还要对自然进行涵养保护。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应是共生、共赢、共荣的伙伴关系，必须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为前提，克服目光短浅、急功近利思想，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并进的科学发展观。

三、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审视

1.树立正确的观念

首先，要改变传统的自然观，建立生态的自然观。人类一直以为社会要发展就要不断征服并改变自然，人类社会要发展进步，就得向大自然不断的索取，索取的越多，发展的程度越高，物质财富越丰富。这种建立在人与自然对立基础上的传统的自然观，导致了人类对自然界无休止的掠夺，资源日益枯竭，造成生态危机，进而也威胁到人类的生存。这完全违背了生态自然观的科学内涵。其次，要改变传统价值观，树立生态价值观。人类的活动是有意识的活动，受一定的意识和观念指导，要改变人与自然的对立局面，必须转变过去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然而，21世纪是生态文明的世纪，我们追求人与自然、人的身与心、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社会文明。这无疑使人类社会文明发生根本转变，它要求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也随之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再次，要改变传统的发展观，树立科学的发展观。传统的社会生产只强调人类对自然的改造，以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为日标。仅仅通过经济的增长来衡量和评价一切发展，其结果必然是全球性生态危机和人类的毁灭。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发展又能满足人类的长远利益及子孙后代利益需求的发展，是经济、生态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十分明确的选择。

最后，要改变传统的生产观。自从人类文明产生以来，生产就被当做是人们谋生的手段，用来获取满足自身需要的生活资料。然而，就是这种以工具性为基础的生产的发展及人们对工具理性的宣扬与膜拜，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对大自然的破坏。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里，发展生产应认识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前提下进行物尽其用，避免对自然的破坏和浪费。

2．依靠科技进步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当然它也是一把双刃剑，带来人类财富的同时，却也对自然生态造成了破坏。为此，我们就要进一步的发展科技，利用新技术消除旧技术对环境的破坏。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的那样：“要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发现物的新的有用属性„„采用新的方式加工自然物，以便赋予它们新的使用价值„„因此，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顶点。” 而要使物尽其用及把浪费降到最小，就要利用科技发展应用低耗、高效、无污染、可再生和替代技术。例如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实现社会经济向低能耗、低碳排和高能效转变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

3.控制人口增长，发展绿色科技

要通过制定合理的社会制度来约束人类活动，把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是我国领导人作出的一项英明正确的抉择。因此，要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尖锐矛盾，就要有效控制世界人口的增长。一方面要继续加强生态科学、环境科学、环境资源学、生态经济学、生态伦理学等绿色科学的研究；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可以保护环境的绿色技术。

4.改造和引导人性 我们每个人，不论高低贵贱，对物质需要的满足实际上是有限的。人吃饱了，即使山珍海味摆在面前也难以下咽；房子装修得豪华无比，人也只能睡在床上。因此，我们的文化要引导人类选择健康适度的物质消费，追求健康高雅的精神生活。要把人的思想从过分追求物质需要的满足、物质财富的占有的贪婪中拉出来，引向更多地追求人的精神生活，满足人健康、理性、高雅的精神需要。这既是人性改造的出发点，也是人性改造的归宿。只有守望好精神生态，才能保护好自然生态，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总之，在我们倡导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必须认真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是一个对立统一的综合体，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件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好事，需要全人类联合起来共同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未来社会里，人类应该主动地、自觉地、积极地保护自然，维护自然生态的平衡。

参考文献

[1] 蔡晶晶.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原因及出路[D].西安社会科学，2024（2）.[2] 李慧勤.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思想与当代价值[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s1）.[3] 冯淼．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哲学思考[D]．吉林大学．2024．

[4] 郭玲玲．自然主义环境伦理学的伦理基础与环境问题的解决[J]．辽宁大学学报，2024(4)．

第四篇：协调人与自然关系

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加快建设生态城市

——学院资源学院专业 资源勘查学号 411111010205姓名黄紫硕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人的生命活动分秒也离不开它。他们相互之间构成了一个统一又相互矛盾的整体，相互影响、依存和发展。由此构成我们人类丰富多彩的社会。萧灼基在《人民日报》中指出，自然界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物的摇篮。不管我们人类的明天多么的发达，我们的科学技术有多么先进，我们人类永远也离不开大自然。大自然是我们人类生存的基础，即使现在我们人类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工业化、城市化在加速发展，但是我们现在依然不能忽视我们和大自然的关系，如果大自然被彻底摧毁了，那么我们今天所追求和强调的都是空的，所以今天我要论述的是：在全面发展的今天，我们一定要协调好与大自然的关系，加快建设现代化生态城市。

一、一起从实际出发。一起玩从实际出发就是要把客观存在的事物作为处理问题的根本出发点，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根本要求和具体体现。从实际出发说道底就是要做到实事求是。正如邓小平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 实事求是 四个大字。”

二、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辩证统一。首先必须尊重客观规律，认识和改造自然，要尊重社会规律。其次，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就当今世界发展形势来看，很不乐观，摩天大楼，城市开发，道路建设，城市化建设，各种工业化建设等都不符合大自然发展需求，造成生态不平衡，环境恶化给我们自己也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和威胁。如果我们不能协调好我们与自然的关系，我们人类就会和几亿年前的恐龙一样，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美丽的乡村在一点一点消失，一片片森林都倒在人类的斧头下，现在不少农村人一窝蜂的加入到城市的舞台中来，使城市不断的膨胀，所以城市在不切实际的扩大。占领着原来美丽富饶的大自然。邓小平说过：“实事求是。”可是，我感觉现在不能从实际出发，才导致大自然在一点点被破坏。另一方面，现在人们盲目的 开采资源，比如地面塌陷，这都是盲目区开采资源带来的恶果。更值得注意的是：总有一天这次经过上万年的资源会被我们剥夺完的。不要说到时候人们会找到东西取代它们，万一技术还不够成熟，实现不了取代，我们的社会会受到多大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尊重客观规律，正确认识和改造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跨世纪重大关系，而且是人类生存与发展面临的基本关系。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 “要在调整人和自然关系的若干重大领域，特别是对人口控制、环境保护、资源能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等方面取得扎实的成果.”感悟：即使当代社会飞速发展，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不断的发展、完善。我们也必须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事实，实事求是。不能以牺牲自然为前提而去谋求人类自身的发展。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有一个就是在城市化发展的今天，应该加强环境的建设，不要让原始的环境被一点一点破坏，如果城市化的环境跟不上去，工业污染日益加重，这不仅会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活，而且会导致自然从根本上被毁灭。试想，如果地球上不再有绿地、森林。我们人类何以生存在这个星球上？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和大自然具有一体性，我们应该去认识、改造和合理运用大自然，让它更好的为人类服务，把握自然规律，不要过分陶醉与我们对大自然的胜利，因为那只是短暂的，它必会报复我们人类，只有我们和睦相处才能营造出一个温馨的环境，自然给了我们很多，人类就应该回馈给它，尽力去保护它，而不是孼待它，对于这位人类的慈母——地球。我们应该孝敬她，可是我们还是和孩子一样叛逆，肆无忌惮的破坏她，自然用各种的自然灾害为我们敲响警钟。而我们却不加理会，甚至有的人还愚蠢的认为我们有宰割地球的权利。

愿我们的地球越来越年轻！明天越来越美好！

第五篇：人与自然论文

人与自然论文

大自然是万物赖以生存的基础，人的生命活动一时一刻也离不开它，它们构成矛盾的统一体，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发展，由此构成千变万化、丰富多彩的人类社会。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生态环境则是大自然的有机整体，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

生态问题是一个“全球问题”。进入六十年代以来，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继之而来的是粮食、人口、自然资源和环境污染的压力，直接冲击社会的经济发展和人类的生存。生态破坏主要体现于物种灭绝、植物破坏、土地退化等自然破坏。九十年代初，一名著名专家经过考证称：人类对自然的破坏，欧洲是先破坏，再保护；美国是破坏了一半，保护了一半；中国是正在破坏之外。因此，协调经济发展、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相互作用所构成的矛盾，已成为当代社会发展亟待解决的售点问题。在国内，由大兴园林绿化到创建园林城市，从运用生态规律制定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到生态城市、生态省的提出并付诸行动，其核心都是寻求达到城市与自然、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和。我市将生态城的概念定格为：生物资源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得到合理利用，环境污染得到有效控制，城市规划建设做到科学有序，经济社会保持协调发展，人与自然达到高度和谐。由生态城市的理论与实践，归根结底实际反映人与自然可持续和谐发展的要求。

一、“天人合一”、“以人为本”是生态环境建设的哲学基础

我国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提出“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可以说，“天人合一”的思想已全方位地渗透到中国人的生产、生活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历来是理论家积极探讨的课题。人与自然在实践基础上的辩证统一也是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基本内容。马克思说：“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本质在于它从实践角度出发，揭示自然界通过人的实践活动不断被人化的实质，使人与自然形成实践为基础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辩证统一关系。一方面，人从自然中分离出来与自然对立；另一方面，人与自然又密切联系。离开自然，人就失去了获了物质生活资料以及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在生产劳动中，人致力于塑造一个和谐的“人化的自然”。但由于社会中异化劳动的存在，人实际上成了自然界的破坏者，如自然景观的破坏，生物资源的毁灭、环境的污染等。由此，人与自然矛盾的解决有赖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

生态环境是大自然的基本要素，又是构成人与自然高度和谐和发展枢纽。通过园林绿化和改善人民居环境，不断增强节能效益、生态效益已成为人类的共识。以我市为例，百二河的治理、园林城市创建活的实践证明，生态园林、生态环境已表现为一种生命、一种理想的生存环境。正是出于寻求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当代人热情倡导一种热爱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通过积极主动的生态建设来修复已遭破坏的地球环境的道德态度。为此，联合国颁布了《21世纪议程》，我国也制定了《中国的21世纪议程》，把人与自然和谐和作为走向21世纪的哲学导向，寻求“高效和谐——持续发展”，创建绿色城市生态文明的优化模式作

为跨世纪城市规划战略的永略目标去求索，以促进人类文明的升腾。

二、生态环境建设是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必然

人类发展史表明：“政治是人为的短期行为，在历史的长河中只能是短短的一瞬

间，而人类生态的需要却是子孙万代永恒的需要”。全球生态环境现实说明，发

展中国正经受来自的贫穷和生态恶化的双重压力，贫穷导致生态恶化，生态恶化

又加剧了贫军。我国的国情是：城市人口多，人口增长速度快，人均城市建设用

地资源水平和人增绿地水平都大低于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国民经济还欠发达，现代城市园林起步晚，起点低，投入有限，总体的质量、数量和水平低于发达国

家。这就迫切需要树立一种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协

调发展的新发现。同时，生态园林的发展已经成为经济对外开放、持继续发展的需要。

“植树种草就强国路”正成为人们共识。为了使生态环境建设适应人与自然可持续

发民要求，国内有专家明确提出：以山水资源为环境基础，以山水文化为民族特

征，以整体观为思维方式，以山水景观作为城市构图要素的中国园林城市或“山

水城市”，是中国城市化运动发展的方向，“是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国城市构筑的模式”；是《中国21世纪议程》“是人类住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具体体现；是

中外文化的有机结合，也是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有机结合。

“未来的城市应当充分体现，生物圈与技术圈的协调以及人与环境和谐相处”才

行。融生态、文化、科学、艺术为一体的园林建议，符合人与环境的关系中人对

环境综合需求的准则。生态城市建设是实现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凝练。建设生态

城市，实质上是调控城市生态系统，使城市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传递与转化持续

不断地进行，其目标是遵循城市社会功能整体性——和谐生态——平衡发展规

律，对自然由无序蔓延变为合理分布，变恶性掠夺为最大值利用，建设经济、社

会、资源、环境同步协调的资源配置机制和合理布局，最终的发展目标是达到以

人为本改造自然，优化环境，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推动人类社会的文明和发展。

三、建设生态城市是人与自然和谐和发展必然选择 城市是人赖以生存发

展的空间，是受人为活动强烈影响的生态实体。从生态城角度看：城市是特定地

域范围内以人的行为为主导，以自然环境为依托，物流流动为载体，科教文化为

动力，社会体制为径络，由其“因子——要素——子系——系统——巨系”构成的人工生态综合体，也是一个开放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生态

城市的提出基于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是将生态系统的概念引入到城市研究中，是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思想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具体体现。

十堰市属山区城市，生态环境建设渊源流长。早在500年前即明永乐年间，朱

棣在武当山大兴山林时就明确规定，不准动武当山一石一木。历时11年，武当

山形成长140华里，总面积160万平方米的道观建筑群，而生态环境却未受到

破坏；后来明朝廷又几次下旨，将武当山方圆括800公里的山林划归道观管理，使之形成一个生态保护区。清代志书载有十堰地区十大自然风景。清代以前城区

建筑风格和区内绿化，给民众创造了风景如画的场所。解放前后，城市农村田园

式绿化特色仍十分突出。从六十年代以后，随着“三线”建设、城市发展，生态环

境又历经了毁坏、恢复、建设的历程。经过三十年艰苦奋斗，我市于1999年荣

获“国家园林城市”殊荣，由此也不断深化着人们对生态环境的认识，即不应仅仅

停留在环境保护层面上，而应该注重从生态系统的深层次上处理好建设与保护的关系。

二十一世纪，人类将由追求功能齐全旧城市转向追求清新绿色的优美环境，这是

人类的觉悟，也是自然法则使然。基于生态环境的重要作用，党中央确定的“西

部大开发”战略，明确提出把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作为全局的重点来实施，我市市委、市政府也积极采取措施，将本市列为“国家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试点

示范区”，并提出建设生态城市的目标。无论从科学理论和具体实践上来看，加

快建设生态城市对发挥十堰在“西部大开发”战略支点作用都有着举足轻重作用。

生态城市的前景应该是“山翠草绿、花香鸟语、空气清新、天蓝水碧、经济繁荣、文明守纪、关系融洽，天人合一”。它的归根点就是人与自然高度和谐，这是永恒的主题。作为一项长期性、持续性、社会性的系统工程，生态城市建设

首先应遵循系统原则、生态原则、自然原则和经济原则。在此基础上，要把握好

以下几个重点：

一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价值观导向。只有从这一哲学基点出发，才能围绕“以

人为本”原则，促进良性的生态城市建设运行机制形成，实现整体协调发展。只

有用“高效和谐和一持续发展”优化模式框定其战略属性，才有构筑建设生态城市的可能。

二是转变战略思想。要从传统的城市发展战略转向城市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

协调发展的战略。应按照客观规律把保护自然资源，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指标列

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标体系中去。为适应生态城市建设规划中协调发展战略的客

观要求，还必须科学地设置经济目标、社会目标和生态环境目标并抓好落实。

三是用优化规划蓝图作指导。建设生态城市必须加强生态环境的客观管理和控

制，从根本上解决城市生态环境问题。必须运用用生态规律看待城市发展问题，在制定城市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时，既要考虑经济规律，又要考虑生态规律。同时，城市总体规划的修改，必须强调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的重要性，反映特色，把改

善城市生态环境的目标和措施具体化，并作为现代化城市建设的一项基本任务

四是认真处理好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处理好近期利益与

长远利益的关系，处理好局部与整体利益的关系，更要处理好建设与保护、建设

与发展的关系。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经济手段在城市发展

中的作用越来越强，这迫切需要制定与城市经济协调发展的生态环境经济政策。

五是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生态环境法制体制，强化环境管理。应借鉴发达国

家“经济靠市场，生态保护靠政府”的有益经验。必须加强城市环境管理和法规的制定和实施，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执法与监督结合，为生态城

市建设提供重要保障。

六是加强环境教育，不断提高全民环境意识。应创建富有我国特色的环境生态教育体系，以增强生态环境危机意识，普及环境生态知识，提高全民族生态文化基础。生态环境的保护要形成人人有责、齐抓共管的社会风尚，树立尊重自然规律，珍惜自然资源，爱护生态环境，与自然和谐和相处的新观念，努力为建设生态城市和保护生态环境提供根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