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湘南传统人居文化论

湘南传统人居文化论

湘南传统人居的宜居环境深深地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村落的族居特点，祖宗崇拜的至高无上，象征着父系制度的男权政治。湘南人居村落的治理目标，基本上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德治，德治的依据为礼。其统治的最高目标是达到当时的社会和谐。湘南人居的建筑装饰的文化取向，主要是儒家文化的中庸。这种中庸文化的审美取向，是达到人与自然、人与建筑的平衡与稳定，但也容易形成机械式的既定格式。湘南人居村落民俗文化具有兼容性，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各民族和而不同的民俗民风。

第二篇：论湘南起义

临床11班曾超 201215171120 论湘南起义

大革命失败后，湘南地区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白色恐怖下仍继续坚持斗争。1927年冬，中共湘南特委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在湘南各县城镇和乡村中恢复和建立了工会、农会及起义队、赤卫队等组织，为湘南起义创造了条件。

1928年1月中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2024多人，从粤北转至湘南宜章县境。此前，中共湘南特委已制定《湘南暴动计划》。于是，湘南特委所属宜章县委即找朱德、陈毅等汇报了宜章的敌情。朱德了解到宜章县城敌人力量空虚，就提出了智取宜章的方案。智取宜章的胜利，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

2月23日上午，中共宜章县委在西门广场召开群众大会，庆祝起义胜利。朱德宣布起义军改名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朱德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王尔琢为参谋长。年关暴动的枪声使反动派惊恐万状，国民党当局命令独立第三师师长许克祥“即日进剿，不得有误”。许受命后立即带着全师人马，妄图扑灭湘南起义的烈火。朱德率部队秘密撤出宜章县城，隐蔽在乡间。坪石一战，击溃了许克祥的兵力，随后重占宜章，成立了宜章县苏维埃政府。

而湘南起义的领导人就有以后的陈毅元帅，而湘南起义可以说是陈毅元帅以领导人身份参与的第一次革命战争，从此之后，陈毅这个名字开始被人民知道。

陈毅1901年8月26日（清朝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十三）生于四川乐至复兴场张安井村。1916年就读于成都甲种工业学陈毅赴法勤工

俭学前在上海的留影[1]校。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10月因参加中国留法学生的爱国运动，被武装押送回国。1922年回到四川家乡，通过与蔡和森通信，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到北京中法大学文学院学习，并经颜昌颐、肖振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共委员会书记。同年参加南昌起义后任国民革命军第11军25师73团政治指导员，率部参加湘南起义。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历任：中共工农革命军第1师师党代表；中国工农红军（初称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师长、军委书记、政治部主任、前委书记；第6军政治委员；中共赣西南特区委员会书记；第22军军长；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西方军总指挥；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红军长征后，留在江西苏区，领导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军委新4军分会副书记、新四军副军长、新4军第1支队司令员、江南指挥部指挥、苏北指挥部指挥、华中总指挥部代理总指挥、新4军代军长、新4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1938年被当时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授予少将军衔。1940年11月4日由於在黄桥战役中表现优异，成功分化、瓦解国民革命军第八十九军，赢得毛泽东的赞赏。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建国后，陈毅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58年兼任外交部部长。还曾任国务院外事办主任，外交学院院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名誉会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至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副主席。是中共第七、九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2年1月6日，因患直肠癌在北京逝世，终年71岁。

陈毅是十大元帅之一，又被称为诗人元帅。性格活泼、幽默，陈毅在当上海市长时，有一次上台演讲时，发现讲台上摆了好多东西，他就说自己说话时容易激动，一激动起来手舞足蹈，怕把那些摆放的东西砸了，为了不惹祸，要求把它们全拿走，引来台下轻松的笑声。他出口成章，但是，有一次，他演讲时，手里拿着一张讲稿，时而打亮一下讲稿。但后来有人发现他的讲稿是一张空白的纸，一问之下他知晓：我不看讲稿，台下的人会认为我不重视这次的演讲。由此可见，他是一个很乐观、活泼、可爱的人。

陈毅是一个风趣的人。建国初期，陈毅任上海市长。有一次对工商界人士演讲，讲台上摆放着名贵的鲜花和精美的茶具。陈毅一上台就说：“我这个人讲话容易激动，激动起来容易手舞足蹈，讲桌上的这些东西，要是被我碰坏，我这个供给制的市长，实在赔偿不起，所以我请求支持会议主持人，还是先把这些东西'精兵简政'撤下去吧。”会场上的人们立刻发出了轻松的笑声。在60年代的一个会议上，陈

毅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而大声疾呼：“不能够经过了几十年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项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头上！”说到这里，陈毅摘下帽子，向参加会议的知识分于代表鞠了一躬，然后大声说道：“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这真挚的感情和恰到好处的幽默，使与会者为之动容。陈毅讲话大都不用稿子。但是，他出口成章，侃侃而谈，常常以机敏而风趣的言辞使听者折服。在一次会议上，有人看见他拿着一份稿纸，还不时地低下头看看，后来竟发现那是一张白纸。“陈总，您怎么用张空白的发言稿啊?”会后有人问他。他回答说：“不用稿子，人家会讲我不严肃，信口开河。” 而有名的“围棋外交”就是陈毅提出来的。外交部长唐家璇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现在大家都知道„乒乓外交‟，我认为„乒乓外交‟之前，首先是„围棋外交‟。”这是从未见诸报端的新外交提法，它背后隐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外交风云。自二战结束后，中日两国间便陷于冷战状态，政府间交往中断，只保持了一部分民间交流，而建国后的中日外交则面临着新的考验。五十年代刚刚出任外交部长的陈毅正在寻找打开外交僵局的突破口，恰逢日本围棋代表团访华，这位闻名政坛的围棋迷抓住这一机会，亲自前往设在北京饭店的赛场与日本棋手对弈，并在宴会上提出，中日两国围棋界今后可以进行交流。从此，也就拉开了中日两国间“围棋外交”的序幕。片中，唐家璇部长介绍说，陈毅正是抓住了围棋在日本的影响（日本有800万人下围棋），把围棋与外交联系起来。在陈老总的热心推动下，日本棋界名人联合发表了呼吁书，要求日本政府改变对华政策，早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今

天，当我们从片中看到陈毅拈起棋子，思考片刻，指落中枰时，都会情不自禁地由衷感叹陈老总胸中的雄韬伟略，演绎出新中国外交史上一个辉煌的范例。

而著名的“四老帅务虚会”中也有陈毅的身影。在有关中美两国建交的厚厚案卷里，这是一个尘封年久的话题。1969年珍宝岛一声枪响，将中苏关系推向更为恶化的深渊。同时，也使得中美苏三国之间的战略关系更为复杂化。此时，毛泽东极需像当年打江山那样，身边有忠臣良将出谋划策，他向周恩来密授机宜，请已经下放劳动改造的四位健在的老帅即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立即回京，用周恩来的话讲：“你们四位都是元帅，毛主席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们，就是希望以战略的眼光分析国际形势，提出战略性看法，供毛主席决策参考。”这也就是多年来人们猜测纷传的所谓“四老帅务虚会”。这年3月至10月，由陈毅牵头主持，四位老帅在中南海武成殿共开了24次会，向党中央呈递了三份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报告。陈毅曾说过：“这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大事，回答必须明确，不能含糊其词。”后来，他在病榻上得知尼克松将于次年访华时，欣然道：“也许我看不到两国正式建交，但我们的建议起了作用，这就好嘛。” 历史证明，四老帅务虚会为毛泽东下决心改善冰封已久的中美关系起到了关键性推动作用。当毛泽东与尼克松的手握到一起时，尼克松曾语重心长地这样说：“今天，我在这里握手时不能忘记另一个人，他在几个月前去世，他就是陈毅……”

陈毅，中国十大元帅之一，新中国首任上海市长。这样一位令人

尊敬的人和朱德总司令领导湘南起义获得胜利。

第三篇：论中西方传统生育文化

殊途同归，生生不息

——简论中西方传统生育文化

杜杨

（南充职业技术学院四川 南充637131）

摘要：生育文化在人类的持续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中华传统生育文化的根基是祖先崇拜，西方传统生育文化的根基是上帝崇拜。中西方传统生育文化虽然在表现形式上不同，但有着类似的精髓，如重视人口繁衍、注重家庭伦理、反对淫乱等。中西方传统生育文化分别支撑着中国和欧美人口的持续发展，为辉煌灿烂的华夏文明和欧美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传统生育文化的诸多理念至今仍然值得借鉴，不应简单地将其斥为“封建”、“愚昧”而加以全盘否定。

关键词：生育文化；中华；西方；祖先崇拜；上帝崇拜；繁衍；伦理

生育文化是指人类在婚育繁衍方面形成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制度和道德等。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两大基本支柱，而生育文化在人口再生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古代，由于生产力水平、科技水平、医疗水平都很低，人类的夭折率高，平均寿命短。同时，自然灾害、猛兽、战争、饥荒等天灾人祸常使得人口剧减。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曾经辉煌的民族由于没有顽强的生育文化而相继灭绝。现存的民族经过长期摸索各自建立起了有自身特色的生育文化，这些生育文化支撑着民族的持续发展。本文将对中西方传统生育文化作简要分析。

一、中西方传统生育文化的根基

中华家庙、祖宗祭祀的历史源远流长。据甲骨文记载，早在夏商时期，一套完整而系统化的祖先祭祀仪式已经形成。没有子嗣（或者子嗣夭亡），祖先祭祀就会结束，香火就会断绝，这就代表着家族不能持续存在。扎根于每个家庭的祖先崇拜将个人责任与利益跟繁衍高度挂钩——养育孩子一方面是对祖先尽义务，另一面关系到自己身后的祭祀——，并且上升到宗教的高度，奠定了中华传统生育文化的基础。对中国社会影响巨大的儒家学说接续了祖宗崇拜的文化基因，进一步认为“孝”首先意味着生育传嗣、延续香火，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深入人心。

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西方也有过顽强的生育文化，其生育文化的建立和衰亡对其民族及文明的兴衰有着重要的影响。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对此不作深入探讨，仅着重论述基督教兴起后西方的生育文化。从公元一世纪开始，基督教开始在欧洲大陆广泛传播，并在后来成为了欧洲的主要信仰。基督教创造出“三位一体”的宗教观念，以此维系着源自犹太教的“一神论”观念，从而保持着以上帝崇拜为根本的宗教信仰。基督教的教义中多次提到了上帝要求信众“生养众多”，虔诚的基督教徒认为生养繁殖是上帝创作的计划，孩子是上帝赐予的礼物，生儿育女是教徒的使命。

总而言之，中华传统生育文化的根基是祖先崇拜，西方传统生育文化的根基是上帝崇拜。

二、中西方传统生育文化的似之处

中西方的传统生育文化均博大精深，不仅涉及到直接生育，还涉及到一系列与生育相关的社会道德和伦理。尽管两者在形式上的表现有很大不同，但其思想内核有很大的相似之处。11作者简介：杜杨，男，1984年9月出生，职称助教。研究方向：英语教学，英汉互译，中西文化对比。

（一）都高度重视并鼓励人口繁衍

中西方的传统生育文化均把人口繁衍放在重要地位。《礼记·昏义》提到：婚姻是“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强调了生育的传宗接代的目的。《孟子·离娄》更是明确提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由此可见，在中华传统生育文化中，生育传嗣在某种程度上是“孝”的最高体现。基督教的经典《圣经》多处提到“生养众多”，例如，“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 ”（《圣经·创世记1:28》）、“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圣经·创世记9:7》）、“我要眷顾你们，使你们生养众多，也要与你们坚定所立的约”（《圣经·利未记26:9》）。基督教坚决反对同性恋，认为“这本是可憎恶的”（《圣经·利未记18:22》）。另外，《圣经》中明确指出上帝将胎儿也视为人——“那造成我在母腹中的，不也造他吗？造我们在母胎里的，不是同一位吗？”（《圣经·约伯记31:15》），因此基督教反对堕胎。基督教对同性恋和堕胎的坚决反对起着鼓励人口繁衍的作用。

（二）都注重家庭伦理，反对淫乱

家庭在生育中占有重要地位，而生育对家庭也有着重要影响。因此，中西方的生育文化不约而同地注重家庭伦理。由于淫乱会严重影响生育能力，降低生育质量，中西方的生育文化都坚决反对淫乱。中华的传统生育文化可以浓缩为两句话：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强调的是利益和精神激励；“万恶淫为首”是通过将“性”局限于夫妻而保护生育器官（当然也起着维持社会道德的作用）。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的家庭关系得到大力提倡，而淫乱行为则受到普遍唾弃，一些大家族甚至会以私刑严惩本家族内有淫乱行为者。基督教各派均遵循的《圣经》十诫均也把“孝敬父母”和“毋行邪淫”放在重要地位。基督教的教义也对夫妻关系做出了规定，如“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正如基督是教会的头；„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圣经·以弗所书5：22-28》）。

（三）都重视男女分工

由于生理条件等方面的原因，女性是人口再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兼顾物质再生产），男性是物质再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协助人口再生产）。在中西方的传统生育文化中，男女分工都得到了高度的重视。在传统中国，社会普遍推崇“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即男性通常在外为家庭获取财富，女性在家料理家务以及养育后代。《圣经》中也提到了上帝对男女分工的要求。

三、中西方传统生育文化的意义

（一）保证了民族的持续发展壮大

在物质条件差、大型天灾人祸不断的古代，许多曾经在历史上叱咤风云的民族都彻底灭绝。在这种情况下，华夏民族和欧洲大陆的各民族不但没有灭绝，反而得到了发展壮大，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中西方的传统生育文化功不可没。顽强的生育文化使得中西方的民族在历经多次灾难后仍能得以恢复元气甚至更加壮大。

（二）有助于维持良好的社会道德

在中西方生育文化中，家庭伦理道德都是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家庭是社会的基础，规范家庭伦理道德有助于维持良好的社会道德。父慈子孝是华夏传统的家庭观。这种父母对子女的关爱，子女的父母的孝敬扩展到全社会就是孟子所提倡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有助于形成尊老爱幼的社会风气。基督教教义中也规定了家庭关系硬和睦，并认为应将其扩展到全体基督教徒之间的相互关爱。

（三）奠定了中西方文明的根基

人口是文明的基础。也是文明的载体。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F.A.哈耶克（弗里德里克·A·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1988）提到：“我们可以做人口稀少的野蛮人，也可以做人口众多的文明人。如果将人口数量减少到10000年前的水平，人类也保不住文明。实际

上，即使将已获得的知识储存在图书馆里，如果没有足够的人从事广泛的专门化和劳动分工所要求的各种工作，人们也不能够利用这些知识。”中西方传统生育文化分别支撑着中国和欧美人口的持续发展，为辉煌灿烂的华夏文明和欧美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的人口长期居于世界第一位，其经济、科技、文化也长期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发明大大推动了中国和世界的科技进步，儒家学说等中国传统人文学说对世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长城等古代建筑至今仍举世瞩目。华夏文明也曾遭到多次破坏和蹂躏——如五胡乱华、金灭北宋、元灭南宋、满清入关等——但都没有被彻底征服和摧毁，传统生育文化所带来的人口优势是关键因素之一。

虽然欧洲长期处于黑暗的中世纪，也历经战乱、瘟疫的巨大破坏，但其顽强的生育文化使得其文明得以延续。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后，欧洲的人文与科技得以迅速发展。与此同时，传统的基督教生育文化仍然在欧洲尤其是英国得到坚持，欧洲各国人口尤其是英国人口得到快速增长。人口的增长和科技的进步使得大规模移民和开发新大陆成为了可能，大批以英裔为主的欧洲人大量向美洲、澳洲等新大陆扩散，并且繁衍出庞大数量的后代。工业革命后，西方文明开始在全球占有主导地位，英语也由一门不起眼的地区方言发展成为了世界语言。当然，必须说明的是：人口是文明的必要条件，而并非充分条件。没有足够的人口肯定无法产生和传承辉煌灿烂的文明，但是单凭大量的人口而没其他条件也难以产生和传承辉煌灿烂的文明。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作深入探讨。

四、客观、理性地对待传统生育文化

不可否认，传统生育文化中也有一定的糟粕。而且，时过境迁，其中的某些内容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因此，有人将传统生育文化贬为“封建糟粕”、“愚昧落后”而全盘加以否定，还有人片面放大传统生育文化的糟粕之处，声称中华文化天生愚昧落后，这些都是有失公允的。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客观地看待传统生育文化，充分肯定其为民族的生存发展和文明的传承做出的巨大贡献。中华传统生育文化的核心思想，例如其大力提倡的重视家庭责任、父慈子孝、反对淫乱等观念对现代中国的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仍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西方世界在这方面有着惨痛的教训。二十世纪，西方世界的女权运动兴起，最初以追求男女平等、反对基督教禁止离婚的戒令、主张婚姻自由为主要诉求，这些诉求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权运动逐渐走向极端，演变成了“性解放”风潮，对生育文化等传统宗教文化全盘否定。性解放主义者反对一切道德伦理约束，反对男女的分工，鼓吹性与婚姻分离、淫乱不该受到谴责，还大力主张娼妓合法化、同性恋合法化。性解放动席卷欧美，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性解放运动既导致西方社会离婚率剧增、大量家庭解体，又使得性病数量大大增多，同时还败坏了社会风气，破坏了社会道德，间接地导致了盗窃、抢劫、贩毒等犯罪现象的加剧、社会治安恶化。另外，性解放运动使得欧美多国的生育率急剧下降，导致了后来劳动力的严重不足，使得许多欧美国家被迫大量地雇佣移民（而移民的大量涌入又导致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目前，西方社会已经开始对性解放运动进行反思，不少有识之士发出回归传统生育文化的呼声。

西方世界已经为全面否定传统生育文化而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其深刻的教训值得中国吸取。我们应该客观、理性地对待传统生育文化，要摒弃其糟粕，但不能全盘否定，而是应该吸取其精华并使之在现代社会发扬光大。

五、总结

殊途同归，生生不息。中西方传统生育文化虽然在具体表现形式上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具有类似的精髓，同时都为各自的文明和世界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在现代社会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中西方传统生育文化进行对比研究，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和理性地对待中国文化，也有助于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同时对当今中国的思想文化建设和人口政策的调整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希望更多的有识之士对此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安希孟.家、国、同胞,与天下万民——中西哲人及基督教的家庭观 [J].宗教学研究,2024(01).高红艳.中国传统生育文化依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J].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24(02).刘忠良.大国危途——民族兴衰与人口政策再思考[Z].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24.严梅福,张宗周.中国古代生育心理思想研究[J].心理科学,1996(03).易富贤.大国空巢——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Z].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24.易富贤.回到传统的婚姻传统防线内[N].南都周刊,2024-09-13.易富贤.生活作风与国家兴衰[J].大科技(百科探索),2024(05).周全德,海文卫.刍论儒学与基督教在生育文化方面的同与异[J].人口与发展,2024(增刊).注：本文发表于《赤子》2024年第5期（发表的内容有个别删减之处），欢迎借鉴、探讨和指正，禁止抄袭。转载须注明作者和出处。

第四篇：论湘西土家族传统聚落文化

论湘西土家族传统聚落文化

我是旅游管理系毕业的学生,毕业的前两年一直在张家界从事着专职的地接导游工作。在湘西生活、工作的短短两年时间里，让我对在这一片神秘的土地上衍生的土家文化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并通过工作实践与书籍中也逐步学习了解了一些关于土家族的传统文化。湘西为丘陵地带，气候湿热，森林植被资源丰富，野兽虫蛇常隐居沟壑之中。远古时代，渔猎是生活在这里的土家人长期从事的主要生产活动。据记载，土家先民曾有过频繁的“赶山”活动，即集体打猎。进入农耕时代以后，早期主要以“烧火畲”的方式种植各种杂粮。由于山多地少，导致土家先民的居住比较分散。后来，随着劳动对象的改变，加之互助协作的需要，土家人逐渐通行聚族而居的习惯，进而，其居住形式不断演化，由初始单家独户的家庭式，逐步扩集成村寨的聚族式，为以后湘西传统聚落建筑文化的繁衍奠定了基础。

一、聚落的起缘与发展

湘西土家族先民的劳作方式，从原始渔猎为主到以农业耕作为主的过程，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岁月。由于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及生产方式的改变，逐渐形成聚族而居的习俗，从以往那种散居山谷、单门独户游离状的社会细胞进化、组合成社会的基本元素——村寨。随着经营耕作，合作互助以及安全保卫等需要的提高，多数先民开始聚族而居，少则几家，多则几十家。这种形式的出现，最先是同姓同宗为一寨，以姓氏为寨名，以相同的血缘关系作为聚居的基础。至清代“改土归流”以后，随着土司制度的废除，领主经济的解体，大量外族“客籍”纷纷入籍，人口大量增多，农业、手工业得到相应的发展。这种以血缘关系维护的封闭式山寨越来越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由若干同姓同宗的小村寨逐步聚集成以大姓为主，杂以他姓的村落，形成了以宗族、姓氏、亲缘关系为主要元素组成的村寨集镇。在这些地区，大姓人口比较集中，间杂有部分他姓，如永顺石堤、王村，龙山里耶，卢溪浦市等，不胜枚举。形成初期，这种较大村落一般表现为两种形态：一种是较为稳定的自然村落，由一个家族或几个同姓家族集合定居在一个地区，协同生活、世代相袭，人员流动稳定 ；另一种为不稳定村落，由若干迁出户与若干迁入户不断交替，稳定户占少数。从以上两种不同形态的村镇聚落大体可以了解到村镇聚落发展的脉络，也就是由家族村寨逐步扩展为亲缘村落再到多姓杂居多样化的集镇村落。

二、“天人合一”的选址理念

湘西土家族是一个多神论民族，崇尚万物有灵。在聚落择址上认为“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将许多自然现象神灵化，认为它们和人一样有“灵”。这种“天人合一”的观点反映在对地形地貌自然环境的崇拜上，这就是风水的起源。土家族对村址、建房基地的选择，都要相“风水”。土家先民在择址这一方面讲究物质功利性，即首先考虑的是生产生活的需要，或靠近田土，或便于捕鱼狩猎，水源柴草充足。其次，满足精神信仰的要求。土家人对“吉”地的要求：村寨前面要“空”，不“空”则不宜建房，民间流传着“坟对山尖，屋对坳”的谚语。村前植大树，拜为神树，是村寨的保护神。按风水要求，一块吉地应以山为依托，背山面水，在龙脉之前有一块平旷的地坪，称之为“明堂”，明堂之后常有一座较高的山称为“祖山”，从这里分出支脉，向左右两侧延伸呈环抱的形式，从而把明堂包围在中央，由此形成一个以明堂为中心的内向的自然空间。

三、宗法、礼制是维系聚落的纽带

村镇聚落及住宅作为物质空间形态，除了满足人们的物质功利要求外，还要满足精神和文化方面的要求。一个聚落的形成，不仅受自然因素、经济因素的影响，而且还要受思想观念、宗教信仰、伦理道德、血缘关系、政治制度、生活习俗等多种非物质功利文化因素的影响。湘西地区的土家先民对村寨的建设，住宅的空间布局，无不受到“宗法礼制”的约束。明朝前，庶居不能建祠堂，敬神拜祖，婚丧嫁娶等一切祭祀礼仪活动皆在自家明堂（堂屋）进行。明朝以后，宗法制度进一步强化，朝廷才允许建宗祠。从此以后，老百姓便有了专门祭祀天地山川、祖宗神灵的地方。至清代，宗祠大量出现，分布各地。土家人通过祭祖可达到“敬宗收族”、“传播礼仪”的目的，扩大了以血缘关系为主的世袭村落，统一规范了宗法礼制的道德思想，进一步树立了宗族权威，增强了村落的凝聚力。

土家人对祖先的崇拜，是通过系列的敬仰、祭祀活动而实现的。每年立春后第五个戊日，土家人都要举行一个叫“社巴节”的节日，主持者“梯玛”（土家巫师），由其操持各种法事活动，不分男女老少，排成长队，敲锣打鼓，吹起土号，由梯玛领队来到社场。队伍中有一头戴烂斗笠、身披土花被面的人，由四个人抬起进入社场，相传这就是祖先，其后跟着一个拿扫帚的人，边走边扫，传说祖先战死后其尸体长了蛆虫须清扫。跟在后面的人群由族长带领，一路吆喝，地动山摇。进行一系列祭祀活动后，各族男女老少随着锣鼓声，跳起舍巴舞（摆手舞），歌舞喧天、通宵达旦。

土家族“敬天法祖”的宗教礼仪文化制约着土家人生活的各个领域，统治着人们的思想和灵魂，维系着以宗族关系为集团体的聚落体制，是“家国同构”宗法伦理社会结构的主要依托，这种独特而古老的文化方式，维系着土家族传统聚落代代相传。

第五篇：论传统

论传统

中华古国曾有“礼仪之邦”的美誉。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周之际，周公就制礼作乐。中国的文化传统可以简要概括成以周初形成的重德、重人文、重民本的“礼乐文化”为起源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

中国的文化传统从周初初步形成到最终确立历经了一个复杂的过程。成体系的文化始于周代，武王灭纣后，天下大治，君仁民忠，父慈子孝，崇文尚礼，是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周礼》详细记述了当时的礼乐文明。后来周室衰微，诸侯并起，礼崩乐坏，战乱不断。这极大的激发了士子们的政治热情，提出各种主张，著述层出不穷，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壮观局面，诞生了老子、孔子等一批伟大的思想家。其中以主张“礼”的儒家和主张“道法自然”的道家影响最为广泛。之后，通过变法而崛起的秦国吞并六国，建立大一统政权，并开始致力于思想文化的统一。汉武帝时，董仲舒对儒家文化进行改良，使儒家文化适应了统治者的需要。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政治与思想两个方面确立了儒家文化今后在中国文化中的正统地位。中国传统文化在之后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曾经历两次大的危机，并由此发生了两次重要的转型。

第一次危机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的兴起，道教的创制与佛教的传入。中国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而佛教以人生为苦，把追求人生的解脱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注重对自我心灵的发展。唐朝时佛教盛行，对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的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巨大冲击。

宋初，许多文人为应对佛教的冲击，开始以唐代的韩愈为标杆对传统文化进行一系列的调整。周敦颐提出“圣人可学，读书人成圣”，成为道学的开端。世称“二程”的程颢、程颐兄弟以“经所以载道”和以义理解经为基本纲领，并在经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天理论哲学，完成了伦理型儒学向哲理型儒学的转化，为北宋理学奠基。之后的朱熹则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以穷理致知、反躬践实以及居敬为主旨。他继承了北宋程颢、程颐的理学，又独立发挥，形成了自己的完成了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后人称为程朱理学。程朱理学的兴起，该学说后来成为南宋以后600余年的统治思想。理学是一种僵化的思想，遏制人性，教人听天由命，制约了人的创新思维。

明清两代的文化，一方面是文化专制主义空前强化，程朱理学占据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与社会形势的变化相适应，又出现了多少具有市民反叛意识的早期启蒙思潮。王阳明、陆九渊提出“即心求理”。他们批判“理学”对人们的束缚，认为人们可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提倡解放人性，尊重人的内在机制。此外，倡导修养践履，倾心自然科技，关心国计民生的实学兴起。代表人物有黄宗羲、顾炎武等。清朝雍正、乾隆年间，文字狱盛行，当权者禁止读书人议政，终止了读书人对文化的进一步探索与调整。

第二次危机源于西方科学民主思想的传入。19世纪中叶前夕，伴随着西方坚船利炮对清帝国的入侵，中华文化也开始面临西方文化的直接挑战，传统文化在矛盾冲突中做着自我调整和重构。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以“打倒孔家店”的激情表达了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反叛。但其破坏有余、创建不足的弊病也是不言而喻的，“中国文化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并未能很好地完成”(1)，因此，重构中华文化以实现其现代化仍是时人的一项迫切任务。

于是，五四后，各种文化改造论粉墨登场。虽然其派别不一说法各异，但从其实质来看主要有三种：其一，以资产阶级文化改造甚至替代传统文化，即“疑古”。胡适便是的代表人物。胡适是第一位提倡白话文、新诗的学者，致力于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他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观念，领导“疑古”学派，主张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学习西方文化，即“全盘西化论”；其二，因时制宜，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阐释、修补，即“释古”。梁漱溟为其中的代表人物。梁漱溟把人类文化划分为西洋、印度和中国三种类型，认为中国文化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家学说为根本，以伦理为本位，它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比西洋文化要来得“高妙”，认定“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复兴”。他反对阶级斗争的理论，以为应该通过恢复“法制礼俗”来巩固社会秩序，并“以农业引导工业的民族复兴”。；其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共产党提出了创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中国文化虽经历曲折，却呈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和深厚的底蕴，直至今日依然散发着它独特的魅力，并不断发展。怎样理解韩愈的古文运动与胡适的白话文运动

古文运动是指唐代中期以及宋朝提倡古文、反对骈文为特点的文体改革运动。因涉及文学的思想内容，所以兼有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的性质。“古文”这一概念由韩愈最先提出。他把六朝以来讲求声律及辞藻、排偶的骈文视为俗下文字，认为自己的散文继承了两汉文章的传统，所以称“古文”。韩愈提倡古文，目的在于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将改革文风与复兴儒学变为相辅相成的运动。在提倡古文时，进一步强调要以文明道。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从北京推向全国的一场划时代的文体改革运动。它提倡书面语不用文言，改用白话或语体。白话文运动先在文学革命的口号下发动，进而在思想革命中发展，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运动的提倡者主要是胡适、陈独秀、钱玄同、鲁迅等。他们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以北京大学进步师生为主力，同形形色色的文言维护者开展论战，赢得了白话文的胜利

一方面，以胡适为代表的温和派，则反对马克思主义，支持白话文运动，主张以实用主义代替儒家学说，即为新文化运动滥觞。梁漱溟 文化的三种路向

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旨在分析什么是文化以及中西印的文化走向。他认为文化是民族生活的样法,而生活是没尽的意欲,所以文化之不同是由于意欲走向的不同。

从不同的欲出发,就出现了三种不同的人生态度及解决方法,即“生活的样法”这就是中西印三大文化路向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

第一路向，是西方人解决问题的思维，也就是在遇见困难时，西方人会从改造局面出发，想方设法满足自己的欲望去解决问题，以不断前进的态度来支撑自己，以直觉运用理智；而第二路向的代表就是中国文化，由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中包含着深深的儒家思想，使得中国人在物欲方面强调顺其自然，强调和谐，随遇而安是中国人的处事风格，以理智运用直觉；第三路向的代表是印度，印度文化的典型特点 是不要求向外发展，而是向内禁欲，做到无欲无求，理智运用现量。这三种文化虽然运用方式不同，但是在地域方面并未有差别，因方向不同，努力不同，结果自然不同，三者虽然在同一领域中发展，但是因发展方向与发展方式的大相径庭，国家的发达程度自然也不相同，虽然中国与印度文化在直观上看似比不上西方文化，其实是因为他们各自的追求不同，即物穷理与即心穷理的区别

致知格物是在即物穷理。通过格物的认识方法,达到穷理的目的,即由物返归到理。那么如何格物呢?他主张“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自然贯通。要使自己获得知识,必须根据事物来弄清它的道理。他说“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缺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缺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缺了一物道理,须著逐一件与他理会过。”⑥由此,构成了他客观唯心主义的认。在“心孙为构成宇宙万物本源的基础上,陆九渊提出了“心即理”的命题。他说“心,一理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又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这就是说万事万物都存在于我的心中,只要把我心中固有的道理发挥出来,那么充塞宇宙的无非就是我心中的道理,人世间所有泰物的道理,无非是我心中的理的体现一。合与理一致,即“道外无事,心外无道。哑宇宙的万化万理皆存于我心,那就不用在客观事物中寻求知识,也不用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因此得出“致知不假外求”的结论。朱熹认为理是客观存在,因而认识的目的就是明理,认识的途径从“即物穷理”到“豁然贯通”。即要“即物穷理”除格物外就要读书,这就叫做“道间学”。陆九渊认为理是主观的心,因而认识的目的就是“明本心”,认识途径是“切己自反’,。“先立乎其大者”。,体认内心,不假外求,这就叫做“尊德性”。怎样理解疑古、信古、释古

一)信古,(二)疑古,(三)释古。`信古'一派以为凡古书上所说皆真,对之并无怀疑。全盘接受传统文化，排斥西方文化。`疑古'一派,推翻信古一派对于古书之信念。以为古书所载,多非可信。主张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学习西方文化，疑古一派的人,以胡适为代表所作的功夫即是审查史料，认为中国所有古代的经典故事都需要用科学的方法检验。胡适说“那证据来”`释古'一派,不如信古一派之尽信古书,亦非如疑古一派之全然推翻古代传说以为古代传说,虽不可尽信,然吾人颇可因之以窥见古代社会一部分之真相。释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功夫,即是将史料融会贯通，并解释古籍的来源。冯友兰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