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专题讲稿：“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与新特征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
2024年全国两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24年远景目标纲要》，这个规划纲要确定了“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擘画了未来五年我国发展的宏伟蓝图，是指导经济社会工作的纲领性的文件。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从经济发展方面来讲，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在“十四五”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同时也是根据我国当前的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做出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无论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24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都明确提出“十四五”时期我们要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一、“十四五”时期中国发展环境的变化
我们先谈一谈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得世界大变局加速演变。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均发生了深刻调整。世界大环境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从全球经济、贸易、投资、产业布局，还有治理体系变革等方面来看，“十四五”时期世界经济将呈现以下发展态势：
一是世界经济有可能持续低迷，国际贸易和投资增速放缓。2024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就进入了一个深度调整期，增速显著放缓，国际贸易增速持续低于世界经济增速，跨国直接投资也趋于回落。2024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又使得世界经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陷入最严重的衰退，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下降。2024年下半年以来，虽然全球经济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改善有所回升，但未来的走势在很大程度上还将受到疫情防控形势的影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因此，未来几年，特别是“十四五”时期，世界经济有可能处在持续低迷的态势，出现强劲复苏的可能性较低。
从近30年来世界经济的增速看，世界经济在2024年金融危机之前，尽管常有一些波动，但总体是向上增长的态势。2024年金融危机使得世界经济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回落。此后，随着应对危机的刺激政策效应逐步减退，世界经济在这次疫情之前也处在疲弱的复苏状态，走势并不强劲。从目前看，今年世界经济有可能出现恢复性增长，增速有可能达到5.5%。但是除去2024年的负增长，今年世界经济总量仍然很难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
从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走势的相互关系看，金融危机之前和金融危机之后也呈现出明显不同的特征。金融危机之前，在经济全球化高速增长时期，国际贸易增速持续快于经济增长，可以说是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平均来看，金融危机之前，国际贸易增速应是世界经济增速的2倍以上。但金融危机之后，在多数的年份国际贸易增速低于世界经济增长。这反映出金融危机后经济全球化退潮，逆全球化的趋势增强，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使得贸易的增速低于经济的增速。受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国际贸易的回落幅度较大，接近10%。
从全球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入量看，2024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曾经达到了历史峰值，此后逐年回落。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基本上稳定在1.5万亿美元左右。但2024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总量下降了42%，仅有8590亿美元。其中发达经济体只有2290亿美元。而新兴市场国家基本保持在6000亿美元以上的增速。2024年中国也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
由此可见，2024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发达经济体的投资，特别是企业并购产生的影响比较大，全球跨国直接投资也进入了低迷期。未来要想重新恢复到比较快的增长态势，仍然需要很长时间。
从我国的情况看，近年来我们对外投资和利用外资持续保持较快增长。尽管2024年我们也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但我国利用外资仍然达到了1444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一。2024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冲击很大，美国吸收外资大幅度回落。同时，我们的对外投资仍然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的稳定水平。特别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和项目仍然保持较快增长。
不久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了2024年关于世界经济最新的预测。根据最新预测，2024年世界经济有望出现5.5%的恢复性增长，但前提是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就目前的全球大环境而言，在“十四五”时期，世界经济的增速与历史比，应该处在相对较低的水平。
二是国际分工深刻变革，全球产业链布局调整加快。一方面，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国际分工发生深刻变革。特别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为引领，生命健康、先进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等相互促进、交叉融合，科技创新进入了大融通时代，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新经济、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迅猛发展。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价值链发生了深刻重组。
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的背景下，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使得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问题更加凸显，各国内顾倾向增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向多元化、区域化方向发展，世界各国更加重视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以往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时期，以效率优先为导向而形成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在加速向以安全可控优先方向调整，所以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格局在我国“十四五”时期将发生更加深刻复杂的变化。
三是经济全球化势头继续减弱，国际治理体系呈现“碎片化”。2024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在经济增长放缓、全球化收益不均、贫富差距扩大的大背景下，西方国家出现了社会撕裂，民粹主义盛行，对外大搞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凌主义，经济、贸易、投资问题政治化。在我国“十四五”时期，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但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较量依旧激烈，经济全球化的势头仍有可能减弱。围绕着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应对公共卫生领域挑战等方面的博弈和斗争可能更趋激烈，国际治理体系变革达成共识的难度在上升。所以，在“十四五”时期，我国势必要在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自身的发展和推动同其他国家的合作发展。
我国发展的内部条件也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的优势和条件，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发展的内部条件也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
一是我国仍处在成长的上升期，但是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难度在加大。我国仍处在新兴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发展的内生动力依然强劲，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发展趋势没有改变。与此同时，我国也正处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阶段，以往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都有很大的改变，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难度加大，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进入了中高速增长区间。其中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结构调整、协调发展、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压力和需要前所未有。所以，未来一个时期，经济潜在增速仍有可能继续有所回落。
《纲要》没有像以往对整个未来五年提出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而是强调每年度根据形势变化决定年度增长目标，这也是考虑到未来的发展环境有很大不确定性。当然，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有充分的信心和条件保持经济适度的发展。
2024年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经济增长从2024年达到峰值以后逐渐回落。特别是过去10年，中国经济增长更加平稳，增速比以往波动的幅度越来越小。当然这反映了我们的经济结构有重大变化，经济增长目的在转换。所以，“十四五”时期，我国仍将保持中速到中高速的增长态势。
二是我国已经转向了高质量发展阶段，但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我国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方面已经取得了积极进展。过去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单纯依靠增加要素投入，追求经济总量增长的粗放式发展模式逐渐被摒弃。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有机统一，已经成为新发展导向。但是，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比，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我们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改革任务依然艰巨。
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并不意味我们已经实现了高质量发展，而是意味我们已经到了必须要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来推动经济发展的阶段，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本身就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从过去几年我国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成绩看，我们的经济结构也在持续优化。从三次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看，服务业占比持续上升，去年已经达到54.5%。包括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现在在经济中占比已在40%以下，农业总体维持在接近10%的水平。这种结构变化，与世界各国工业化发展路径的一般规律是相符的。从一定程度上讲，我国经济已经由过去工业主导型的经济转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
由于服务业的占比上升，也使得我们的经济增长更加稳固。过去在工业主导时期，工业周期性比较强，所以，往往会带来经济增长速度的波动。现在服务业占比提升到50%以上以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60%以上，这也使得我们的经济运行比以往更加稳定。这种结构变化，也使得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我们的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总体趋势是有所减弱的。另一方面，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持续增加。过去几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基本上是60%以上，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的60%现在都来源于服务业。
从贡献度和经济增长速度分解来看，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是最大的。由于这种变化，我国的就业结构也发生了新变化，特别是服务业占比的提升，使得服务业成为过去几年吸纳就业唯一保持增长的产业。第三产业已经成为我们吸纳就业的最主要的渠道。从就业方面来看，我们还要依靠更多的服务业来创造就业。
近几年，我国每年新增就业超1300万人，去年受疫情冲击影响，我们的城镇新增就业有所回落，但也实现了目标。这说明，我国经济结构在发展过程中为保持就业稳定增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基础。
三是“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难以维系。完善内需主导、内生增长的新发展模式紧迫性在上升。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24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发挥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低的比较优势，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大循环，形成了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成为世界工厂，这种发展模式有力带动了经济快速发展。
但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国内要素条件的变化，这种两头在外，也就是市场和资源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近年来明显减弱，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受限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加凸显，经济安全的风险增大。
我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全球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和配套齐全的完整产业体系。我们本身具备内部循环的大国经济优势。2024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所以，在“十四五”时期，我们要继续顺势而为，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支撑，加快完善内需主导、内生增长的新发展模式。
2024年金融危机之前，我国对外贸易，无论进口还是出口都是两位数增长。但是2024年金融危机以后，由于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复苏缓慢、外需减弱，我国的外贸出口增速也在减弱。个别年份甚至出现了负增长。总体看，我们的对外贸易增长潜力已经被挖掘得差不多了，和以往相比，再出现高速增长的机会也不是很多了。
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内外需占GDP的比重也明显回落。2024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最高达到过8.7%，接近10%的水平。因此，外需对我们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是非常大的。2024年我们经常项目顺差仍然接近3000亿美元，但是占GDP比重只有2.0%。2024年，我们的GDP按照人民币计算是101.6万亿元，折合成美元是14.7万亿美元。
现在我们基本上实现了内外的均衡。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在现在被提出来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做这个事情。从需求方面看，消费、投资、进出口占GDP的比重也反映出经济结构在持续优化。与此同时，我们的最终消费占GDP比重比过去在持续提升，已经超过50%。但是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消费占比仍相对偏低。
从生产角度看，我们的服务业占比超过一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60%。从支出角度，或者从需求角度看，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接近60%。所以，这两方面的变化，使得我们的经济增长跟以往相比有很大变化，我们不再过分依靠投资、工业。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与新特征
“十四五”时期，我们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既应对了国际环境深刻变化，也是我国在当前阶段的主动选择，更是对“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时期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重塑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重要战略部署。因此，必须深刻理解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科学内涵，准确把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本要求，全面落实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决策部署，把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有机结合起来，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将呈现以下新趋势和新特征：一是更加注重扩大国内需求。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的特征将更加明显。新发展格局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这是要求我们坚持扩大内需，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打通国民经济循环各个环节，加快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完善内需主导、内生增长的发展模式。我们经济发展的立足点，从以往看重国际市场为主，转向以满足国内需求为发展的出发点、落脚点。我们有这方面的条件。首先我国有14亿人口，我们的经济总量已经连续多年超过14万亿美元，大概是美国的70%。按照目前的发展态势，“十四五”期间，按照世行的标准，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有可能最终达到1.2万美元以上，进入高收入国家行业。
同时我国还有4亿多的中等收入群体。2024年，我们的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了40万亿人民币。2024年，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我们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出现了负增长，大概是39万亿元人民币。但总体来讲，我们国内消费品市场规模大概是6万亿美元左右，可以说和美国现在的市场规模相当。但和美国相比，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工业化、城镇化还没有完成，所以，我们的市场是全球最有潜力的超大规模消费市场。
当前，我国还处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的阶段。产业升级、城镇化建设、中西部地区的建设都将不断释放出投资需求潜力。强大的国内市场是我国最大的竞争力。我们完全有条件依托强大的国内市场来支撑经济的长期发展。当今世界，市场是最稀缺的资源。我国有全球最有潜力的超大规模市场，这也是我们能够实现扩大内需，支撑国内经济增长的重要的底气。
但是当前，我们的国内大循环还不够通畅，突出表现在国内统一的大市场尚未形成，地区之间、行业之间还有很多门槛，要素商品流动还受很多因素影响。另外，我们流动体系的现代化程度不高，交易成本也较高。虽然近年来，我国的物流成本持续下降，但是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然较高。2024年，我们的物流成本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仍高达14%以上。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只有8%。所以，我们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还有很多空间。现在我们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深化改革降低流通费用。
当前，我们的金融、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发展也不均衡，这均妨碍了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流通，同时，我们的体制机制问题也较多。这些现象不仅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循环，也制约了消费和投资需求潜力的释放。所以，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问题，表面上看它是一个发展问题，实际上是改革问题。只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才能进一步释放消费和投资需求的潜力。所以，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首要任务是继续深化改革，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有效释放国内市场的需求潜力。
“十四五”期间，我们将坚定不移扩大内需，更加注重和加强需求侧的管理，构建扩大内需的有效机制，全面促进消费和拓展投资空间。在稳定汽车、家电等传统大宗消费的基础上，我们还要进一步推动线上、线下消费融合，进一步扩大养老、健康、家政等服务消费，进一步净化我们的消费环境，促进消费提量升级。同时，我们还要加强像5G基站、大数据中心等一些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推进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积极开展老旧小区改造和市政设施升级。
“十四五”时期，我们在落实扩大内需方面有一系列的举措，除了进一步深化改革，建立一些有利于扩大内需的体制机制以外，我们在促进消费和拓展投资空间方面还有很多具体的举措。扩大消费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提高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
近年来，我们的最终消费比重已经超过50%，呈现上升的态势。但剔除政府消费后，我们居民的最终消费还低于40%。也就是说，我们在扩大内需方面，除了稳投资外，重要的一点还是要扩大消费。扩大消费除了从营造消费环境入手外，更重要的是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切实有效提升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
近年来，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也出现了一些变化，虽然居民收入和经济增长保持同步，但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在2024年有明显回落。所以，这既不利于当期经济可持续的恢复，也会制约我们未来的发展。
二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将不断提升。构建新发展格局，持续推动经济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关键还是要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从而让国内大循环有效运转起来。
畅通国民经济循环。首先，在国内大循环中，供给和需求必须循环起来。我国具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生产能力、完整的配套能力。但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供给体系大而不强，特别是一些传统低端领域的产能和供给持续过剩，而很多新兴的高品质服务供不应求。所以，在居民消费加速升级的态势下，我们的供给体系大而不强、大而不优，供给结构难以适应消费需求变化的矛盾也日益突出。我们国内循环之所以存在很多堵点和断点，最主要的方面是我国有很多个性化的需求。有时，国内的商品难以满足人们的个性化需求，所以，有很多人到国外去采购。
要解决国内经济循环不畅的问题，还是要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所以，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国内大循环，必须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果我们的供给体系能适应国内需求的需要，那么庞大的国内需求就会刺激我们的供给不断创新，我们的工业、服务业也就会更好地发展起来。
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矛盾既有供给侧的，也有需求侧的。但深入分析后，我们的判断是，矛盾主要还是在供给侧。供给体系不能适应需求变化。如果我们仅仅是扩大内需，而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那内需供给就很难能支撑经济增长。所以，我们必须把扩大内需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紧密地结合起来，着力优化供给结构，改善供给质量，不断增加产品和服务的种类和品种，提高它们的质量和品类。“十四五”时期，我们还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着力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要用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来创造和引领新的需求。
三是加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保障将进一步强化。当前，国际上围绕着优质要素资源的争夺在不断加剧，我国正处在由产业链中低端向中高端跃升的阶段。关键技术、核心零部件、高端设备“卡脖子”问题还比较严重，所以，断供风险难以完全排除，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已成为重大课题。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候不掉链子是一个大国经济必须具备的重要特征，也是大国经济循环畅通的关键。所以，我们必须着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
“十四五”时期，我们必须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战略支撑，依托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加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的核心技术，强化对关键领域、关键技术、关键产品的保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我们还可以依托国家超大规模的市场和完备的产业体系，创造有利于新技术快速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的独特优势。在“十四五”期间，我们在加强科技创新方面有一系列重要的部署。
从“十三五”以来，我国在科技投入方面不断加大投入，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在不断提高。科技进步贡献率在一定程度上也等于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剔除资本和劳动的贡献以外，经济增长和其他方面的贡献是来自科技进步方面的。我国科技的不断提升，与我们加大研发投入经费有关。
此外，无论在加强国家科技创新力量，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还是市场引导企业创新主体以及激活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等方面，我们都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四是要发展壮大战略新兴产业。“十四五”时期，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既面临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加快向各产业渗透和融合发展的重大机遇，也面临碳排放达峰和碳中和约束强化的巨大挑战。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是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加快发展，越来越多的高新技术将进入大规模产业化、商业化应用阶段，成为驱动产业变革和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十四五”时期，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进入了关键时期，加快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将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和竞争力。
“十四五”时期将坚持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发展战略，推进数字化转型行动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对各产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改造，促进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跨界融合发展，大力培育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以提升竞争力和产业集中度为导向，把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与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结合起来，依托产业园区和自贸区等平台，推动企业、科研单位、金融机构等有效集聚，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五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十四五”时期，我们要进一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能力会进一步增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机构如果脱离实体经济去搞以钱生钱的自我循环，就会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甚至是金融危机，最终也会危及到金融自身发展。因此，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也是金融自身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
在新发展阶段，金融工作要主动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主动适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形势，把更多的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和薄弱环节，具有现实和长远的指导意义。2024年，从应对新冠疫情冲击的过程中，我们看得很清楚，普惠金融大量发展，引导更多金融信贷资金流向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不断降低实体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严控资金流向房地产、股市。“十四五”时期，我们将从体制机制建设入手，综合施策，引导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
从宏观层面看，重点做好金融领域跨周期政策设计，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使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反映潜在产出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基本匹配；深化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促进金融资源优化配置和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
从微观层面看，我们要进一步创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引入激励相容机制，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优化信贷结构，更多投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进一步疏通金融体系流动性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渠道，支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从支持创新层面看，我们要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建设，围绕创新链和产业链打造资金链，更好发挥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重要作用，促进新技术产业化规模化应用，形成金融、科技和产业之间的良性循环。
从优化结构层面看，我们要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更好服务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从完善货币、监管、税收等制度入手，支持中小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持续健康发展；实施政策性业务和商业业务分账管理，提升支持国家战略的能力；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和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统筹规划建设管理适应金融双向开放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确保金融基础设施安全运行。
从防控风险层面看，我们要健全金融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按照“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方针及时处置各类风险隐患，加快构建宏观审慎加微观审慎的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管理体系，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六是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制度型开放特征更加鲜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要搞封闭的内循环，畅通国内循环与参与国际循环是内在统一、相互促进的，而不是割裂或对立的。
国内大循环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基础，畅通国内大循环就能更好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满足国内需求，又提升我国产业技术发展水平，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有利于我们更好参与国际循环。
坚持开放合作、主动参与国际循环，可以更好地联通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深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互动，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和水平，为国内大循环注入新动力。
因此，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必须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创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多的“中国机遇”，形成更加紧密稳定的全球经济循环体系，促进各国共享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机遇和成果。“十四五”时期将以完善内外贸一体化调控体系为方向，健全制定内外贸、内外资统一的维护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制定新的外资基础性法律，清理涉及外资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性文件，限期废止或修订同对外开放大方向和大原则不符的法律法规或条款，加快推动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为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制度保障。
依托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探索实践更高水平更高标准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措施，加快金融等服务领域开放，促进制度型开放。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统筹推进“五通”合作，健全多元化投融资体系，扩大西部和沿边地区开放，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特别是世贸组织改革，开展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提出更多中国倡议、中国方案。
专题讲稿：“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与新特征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
xxxx年全国两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xxxx年远景目标纲要》，这个规划纲要确定了“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擘画了未来五年我国发展的宏伟蓝图，是指导经济社会工作的纲领性的文件。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从经济发展方面来讲，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在“十四五”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同时也是根据我国当前的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做出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无论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xxxx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都明确提出“十四五”时期我们要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一、“十四五”时期中国发展环境的变化
我们先谈一谈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得世界大变局加速演变。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均发生了深刻调整。世界大环境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从全球经济、贸易、投资、产业布局，还有治理体系变革等方面来看，“十四五”时期世界经济将呈现以下发展态势：
一是世界经济有可能持续低迷，国际贸易和投资增速放缓。xxxx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就进入了一个深度调整期，增速显著放缓，国际贸易增速持续低于世界经济增速，跨国直接投资也趋于回落。xxxx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又使得世界经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陷入最严重的衰退，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下降。xxxx年下半年以来，虽然全球经济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改善有所回升，但未来的走势在很大程度上还将受到疫情防控形势的影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因此，未来几年，特别是“十四五”时期，世界经济有可能处在持续低迷的态势，出现强劲复苏的可能性较低。
从近xx年来世界经济的增速看，世界经济在xxxx年金融危机之前，尽管常有一些波动，但总体是向上增长的态势。xxxx年金融危机使得世界经济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回落。此后，随着应对危机的刺激政策效应逐步减退，世界经济在这次疫情之前也处在疲弱的复苏状态，走势并不强劲。从目前看，今年世界经济有可能出现恢复性增长，增速有可能达到x.x%。但是除去xxxx年的负增长，今年世界经济总量仍然很难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
从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走势的相互关系看，金融危机之前和金融危机之后也呈现出明显不同的特征。金融危机之前，在经济全球化高速增长时期，国际贸易增速持续快于经济增长，可以说是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平均来看，金融危机之前，国际贸易增速应是世界经济增速的x倍以上。但金融危机之后，在多数的年份国际贸易增速低于世界经济增长。这反映出金融危机后经济全球化退潮，逆全球化的趋势增强，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使得贸易的增速低于经济的增速。受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国际贸易的回落幅度较大，接近xx%。
从全球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入量看，xxxx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曾经达到了历史峰值，此后逐年回落。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基本上稳定在x.x万亿美元左右。但xxxx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总量下降了xx%，仅有xxxx亿美元。其中发达经济体只有xxxx亿美元。而新兴市场国家基本保持在xxxx亿美元以上的增速。xxxx年中国也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
由此可见，xxxx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发达经济体的投资，特别是企业并购产生的影响比较大，全球跨国直接投资也进入了低迷期。未来要想重新恢复到比较快的增长态势，仍然需要很长时间。
从我国的情况看，近年来我们对外投资和利用外资持续保持较快增长。尽管xxxx年我们也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但我国利用外资仍然达到了xxxx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一。xxxx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冲击很大，美国吸收外资大幅度回落。同时，我们的对外投资仍然保持在xxxx亿美元以上的稳定水平。特别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和项目仍然保持较快增长。
不久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了xxxx年关于世界经济最新的预测。根据最新预测，xxxx年世界经济有望出现x.x%的恢复性增长，但前提是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就目前的全球大环境而言，在“十四五”时期，世界经济的增速与历史比，应该处在相对较低的水平。
二是国际分工深刻变革，全球产业链布局调整加快。一方面，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国际分工发生深刻变革。特别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为引领，生命健康、先进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等相互促进、交叉融合，科技创新进入了大融通时代，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新经济、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迅猛发展。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价值链发生了深刻重组。
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的背景下，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使得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问题更加凸显，各国内顾倾向增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向多元化、区域化方向发展，世界各国更加重视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以往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时期，以效率优先为导向而形成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在加速向以安全可控优先方向调整，所以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格局在我国“十四五”时期将发生更加深刻复杂的变化。
三是经济全球化势头继续减弱，国际治理体系呈现“碎片化”。xxxx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在经济增长放缓、全球化收益不均、贫富差距扩大的大背景下，西方国家出现了社会撕裂，民粹主义盛行，对外大搞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凌主义，经济、贸易、投资问题政治化。在我国“十四五”时期，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但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较量依旧激烈，经济全球化的势头仍有可能减弱。围绕着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应对公共卫生领域挑战等方面的博弈和斗争可能更趋激烈，国际治理体系变革达成共识的难度在上升。所以，在“十四五”时期，我国势必要在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自身的发展和推动同其他国家的合作发展。
我国发展的内部条件也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的优势和条件，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发展的内部条件也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
一是我国仍处在成长的上升期，但是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难度在加大。我国仍处在新兴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发展的内生动力依然强劲，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发展趋势没有改变。与此同时，我国也正处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阶段，以往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都有很大的改变，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难度加大，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进入了中高速增长区间。其中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结构调整、协调发展、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压力和需要前所未有。所以，未来一个时期，经济潜在增速仍有可能继续有所回落。
《纲要》没有像以往对整个未来五年提出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而是强调每根据形势变化决定增长目标，这也是考虑到未来的发展环境有很大不确定性。当然，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有充分的信心和条件保持经济适度的发展。
xxxx年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经济增长从xxxx年达到峰值以后逐渐回落。特别是过去xx年，中国经济增长更加平稳，增速比以往波动的幅度越来越小。当然这反映了我们的经济结构有重大变化，经济增长目的在转换。所以，“十四五”时期，我国仍将保持中速到中高速的增长态势。
二是我国已经转向了高质量发展阶段，但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我国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方面已经取得了积极进展。过去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单纯依靠增加要素投入，追求经济总量增长的粗放式发展模式逐渐被摒弃。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有机统一，已经成为新发展导向。但是，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比，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我们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改革任务依然艰巨。
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并不意味我们已经实现了高质量发展，而是意味我们已经到了必须要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来推动经济发展的阶段，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本身就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从过去几年我国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成绩看，我们的经济结构也在持续优化。从三次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看，服务业占比持续上升，去年已经达到xx.x%。包括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现在在经济中占比已在xx%以下，农业总体维持在接近xx%的水平。这种结构变化，与世界各国工业化发展路径的一般规律是相符的。从一定程度上讲，我国经济已经由过去工业主导型的经济转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
由于服务业的占比上升，也使得我们的经济增长更加稳固。过去在工业主导时期，工业周期性比较强，所以，往往会带来经济增长速度的波动。现在服务业占比提升到xx%以上以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xx%以上，这也使得我们的经济运行比以往更加稳定。这种结构变化，也使得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我们的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总体趋势是有所减弱的。另一方面，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持续增加。过去几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基本上是xx%以上，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的xx%现在都来源于服务业。
从贡献度和经济增长速度分解来看，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是最大的。由于这种变化，我国的就业结构也发生了新变化，特别是服务业占比的提升，使得服务业成为过去几年吸纳就业唯一保持增长的产业。第三产业已经成为我们吸纳就业的最主要的渠道。从就业方面来看，我们还要依靠更多的服务业来创造就业。
近几年，我国每年新增就业超xxxx万人，去年受疫情冲击影响，我们的城镇新增就业有所回落，但也实现了目标。这说明，我国经济结构在发展过程中为保持就业稳定增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基础。
三是“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难以维系。完善内需主导、内生增长的新发展模式紧迫性在上升。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xxxx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发挥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低的比较优势，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大循环，形成了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成为世界工厂，这种发展模式有力带动了经济快速发展。
但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国内要素条件的变化，这种两头在外，也就是市场和资源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近年来明显减弱，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受限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加凸显，经济安全的风险增大。
我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全球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和配套齐全的完整产业体系。我们本身具备内部循环的大国经济优势。xxxx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所以，在“十四五”时期，我们要继续顺势而为，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支撑，加快完善内需主导、内生增长的新发展模式。
xxxx年金融危机之前，我国对外贸易，无论进口还是出口都是两位数增长。但是xxxx年金融危机以后，由于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复苏缓慢、外需减弱，我国的外贸出口增速也在减弱。个别年份甚至出现了负增长。总体看，我们的对外贸易增长潜力已经被挖掘得差不多了，和以往相比，再出现高速增长的机会也不是很多了。
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内外需占GDP的比重也明显回落。xxxx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最高达到过x.x%，接近xx%的水平。因此，外需对我们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是非常大的。xxxx年我们经常项目顺差仍然接近xxxx亿美元，但是占GDP比重只有x.x%。xxxx年，我们的GDP按照人民币计算是xxx.x万亿元，折合成美元是xx.x万亿美元。
现在我们基本上实现了内外的均衡。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在现在被提出来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做这个事情。从需求方面看，消费、投资、进出口占GDP的比重也反映出经济结构在持续优化。与此同时，我们的最终消费占GDP比重比过去在持续提升，已经超过xx%。但是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消费占比仍相对偏低。
从生产角度看，我们的服务业占比超过一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xx%。从支出角度，或者从需求角度看，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接近xx%。所以，这两方面的变化，使得我们的经济增长跟以往相比有很大变化，我们不再过分依靠投资、工业。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与新特征
“十四五”时期，我们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既应对了国际环境深刻变化，也是我国在当前阶段的主动选择，更是对“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时期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重塑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重要战略部署。因此，必须深刻理解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科学内涵，准确把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本要求，全面落实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决策部署，把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有机结合起来，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将呈现以下新趋势和新特征：
一是更加注重扩大国内需求。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的特征将更加明显。新发展格局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这是要求我们坚持扩大内需，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打通国民经济循环各个环节，加快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完善内需主导、内生增长的发展模式。我们经济发展的立足点，从以往看重国际市场为主，转向以满足国内需求为发展的出发点、落脚点。我们有这方面的条件。首先我国有xx亿人口，我们的经济总量已经连续多年超过xx万亿美元，大概是美国的xx%。按照目前的发展态势，“十四五”期间，按照世行的标准，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有可能最终达到x.x万美元以上，进入高收入国家行业。
同时我国还有x亿多的中等收入群体。xxxx年，我们的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了xx万亿人民币。xxxx年，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我们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出现了负增长，大概是xx万亿元人民币。但总体来讲，我们国内消费品市场规模大概是x万亿美元左右，可以说和美国现在的市场规模相当。但和美国相比，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工业化、城镇化还没有完成，所以，我们的市场是全球最有潜力的超大规模消费市场。
当前，我国还处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的阶段。产业升级、城镇化建设、中西部地区的建设都将不断释放出投资需求潜力。强大的国内市场是我国最大的竞争力。我们完全有条件依托强大的国内市场来支撑经济的长期发展。当今世界，市场是最稀缺的资源。我国有全球最有潜力的超大规模市场，这也是我们能够实现扩大内需，支撑国内经济增长的重要的底气。
但是当前，我们的国内大循环还不够通畅，突出表现在国内统一的大市场尚未形成，地区之间、行业之间还有很多门槛，要素商品流动还受很多因素影响。另外，我们流动体系的现代化程度不高，交易成本也较高。虽然近年来，我国的物流成本持续下降，但是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然较高。xxxx年，我们的物流成本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仍高达xx%以上。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只有x%。所以，我们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还有很多空间。现在我们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深化改革降低流通费用。
当前，我们的金融、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发展也不均衡，这均妨碍了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流通，同时，我们的体制机制问题也较多。这些现象不仅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循环，也制约了消费和投资需求潜力的释放。所以，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问题，表面上看它是一个发展问题，实际上是改革问题。只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才能进一步释放消费和投资需求的潜力。所以，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首要任务是继续深化改革，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有效释放国内市场的需求潜力。
“十四五”期间，我们将坚定不移扩大内需，更加注重和加强需求侧的管理，构建扩大内需的有效机制，全面促进消费和拓展投资空间。在稳定汽车、家电等传统大宗消费的基础上，我们还要进一步推动线上、线下消费融合，进一步扩大养老、健康、家政等服务消费，进一步净化我们的消费环境，促进消费提量升级。同时，我们还要加强像xG基站、大数据中心等一些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推进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积极开展老旧小区改造和市政设施升级。
“十四五”时期，我们在落实扩大内需方面有一系列的举措，除了进一步深化改革，建立一些有利于扩大内需的体制机制以外，我们在促进消费和拓展投资空间方面还有很多具体的举措。扩大消费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提高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
近年来，我们的最终消费比重已经超过xx%，呈现上升的态势。但剔除政府消费后，我们居民的最终消费还低于xx%。也就是说，我们在扩大内需方面，除了稳投资外，重要的一点还是要扩大消费。扩大消费除了从营造消费环境入手外，更重要的是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切实有效提升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
近年来，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也出现了一些变化，虽然居民收入和经济增长保持同步，但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在xxxx年有明显回落。所以，这既不利于当期经济可持续的恢复，也会制约我们未来的发展。
二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将不断提升。构建新发展格局，持续推动经济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关键还是要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从而让国内大循环有效运转起来。
畅通国民经济循环。首先，在国内大循环中，供给和需求必须循环起来。我国具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生产能力、完整的配套能力。但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供给体系大而不强，特别是一些传统低端领域的产能和供给持续过剩，而很多新兴的高品质服务供不应求。所以，在居民消费加速升级的态势下，我们的供给体系大而不强、大而不优，供给结构难以适应消费需求变化的矛盾也日益突出。我们国内循环之所以存在很多堵点和断点，最主要的方面是我国有很多个性化的需求。有时，国内的商品难以满足人们的个性化需求，所以，有很多人到国外去采购。
要解决国内经济循环不畅的问题，还是要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所以，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国内大循环，必须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果我们的供给体系能适应国内需求的需要，那么庞大的国内需求就会刺激我们的供给不断创新，我们的工业、服务业也就会更好地发展起来。
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矛盾既有供给侧的，也有需求侧的。但深入分析后，我们的判断是，矛盾主要还是在供给侧。供给体系不能适应需求变化。如果我们仅仅是扩大内需，而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那内需供给就很难能支撑经济增长。所以，我们必须把扩大内需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紧密地结合起来，着力优化供给结构，改善供给质量，不断增加产品和服务的种类和品种，提高它们的质量和品类。“十四五”时期，我们还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着力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要用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来创造和引领新的需求。
三是加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保障将进一步强化。当前，国际上围绕着优质要素资源的争夺在不断加剧，我国正处在由产业链中低端向中高......
国信观点
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将呈现新趋势
受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演进、资源和环境约束日益增大以及“十二五”时期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和驱动因素正在悄然变化，特别是“十八大”之后，新一届中央政府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发展战略以及发展目标提出了许多创造性和革新性的思路，这将引导和推动未来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呈现新趋势。
一、中国经济将从高速增长步入中速增长阶段
1979-2024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9.8%，2024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过分依赖外需的高增长动力被弱化，同时经济依赖廉价丰富生产要素的高增长时代趋于结束，经济运行进入了一个拐点转折期，经过最近几年的调整转型，可以确认，我国经济增长逐渐由过去的高增长步入中速增长时期。过去30年增长约10%，2024年7.8%，2024年预计7.5%，未来一个时期将会维持6-8%的中速增长。
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
第一，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中国经济经过30年的高速发展，人均GDP达到6000多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已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此时的经济增长主要是质量和效益的改善，结构的升级，增速减缓势在必行。在该阶段我们面临“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问题，要解决重大社会、经济结构问题，必须放慢经济增速，释放经济社会的风险。
第二，要素成本水平明显提高。2024年至2024年，我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由12373元／年增加到41799元／年，增长了237%；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上涨了70%，建筑安装工程价格指数上涨了52%，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上涨了35.8%。劳动力、土地、资金、资源等生产要素价格持续上涨，资源短缺和环境保护力度，导致企业生产成本大幅提高，支持企业低成本扩张的低要素价格条件不复存在。
第三，市场需求不足问题凸现。经过多年的快速扩张，中国经济已由短缺经济变成了过剩经济，目前出口需求萎缩，消费需求徘徊不前，最终需求不足，大量的工业产品，一生产出来就变成了库存，企业连续亏损，只好降低速度压缩生产，市场需求不足是导致中国经济增速减缓的根本原因。
二、新型城镇化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动力
城乡割裂、城乡二元差距是中国经济的特有产物，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城乡一体化迫在眉睫，而新型城镇化建设是城乡一体化的重要切入点，大力推进城市化也是我国今后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和潜力。分流农民需要城市化，发展三产需要城市化，创造就业岗位需要城市化，提高多数人的劳动生产率需要城市化，扩大内需，促进发展更需要城市化。
新型城镇化是要改变中国人的面貌和综合素质，提高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改变人的身份被限制的状况，最终打破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因此，要正确理解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内涵：
其一，城镇化的本质在于“化人”。要分类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要把农民先化成农民工，再将农民工化成市民，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现在有些地区城镇化走偏路，主要是化土地，搞土地城镇化，搞房地产化，依旧把农民和市民、城乡进行分割。
其二，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改革，不是简单的城市投资建设。要更多的关注城市软环境、公共服务的建设，以改善人的生活条件、优化生存环境为宗旨，要统筹推进均等化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将基本公共服务逐步覆盖到符合条件的常住人口。
其三，新型城镇化是建设一种高效的城市运营体系。研究制定城镇化发展规划，以增强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集聚功能为重点，开展中小城市综合改革试点，有序推进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一体化，创新城乡社会管理体制。努力建设没有环境污染，没有交通拥堵，井然有序、运行高效的城市，总之是通过城市结构优化来提高它的综合承载力或者它的竞争力、吸引力。
今后的城镇化建设重点：一是在特大城市周围兴起一批小城市。美国洛杉矶、加拿大蒙特利尔周围都有70个以上小城市，中国不可避免的要走同样的道路，特大城市周围一定要建起一批小城市。二是在人口相对集中的中部地区，兴起一批规模较大的新兴城市，以此为龙头拉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三是加速
和完善已有小城镇的公共服务、城市功能建设。四是大力推进城乡统筹，搞好以城带乡，城市反哺农村。
三、服务业成为引领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引擎
我国原有发展模式是“重二产、轻三产”，2024年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10.1：45.3：44.6，第三产业占比虽然较十年前的32.3%提高了12个百分点，但与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服务业占比超过70%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当今世界，服务业越来越成为各国发展的重点和彼此合作的热点，发达经济体在寻求再工业化、再制造化的同时，继续保持服务业领先优势；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也在弥补服务业发展的短板。服务业日益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引领转型发展的新引擎、新方向。
我国大力发展服务业的意义重大：
一是大力发展服务业，是稳增长、调整优化结构、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战略选择。目前我国许多工业产品产能过剩或供过于求，但服务产品却有许多领域供不应求，满足不了需求，一方面要提升商业流通业发展水平，扩大和引导商品消费，另一方面，要增加服务业的有效供给，提高服务业水平，让巨大的内需潜力得以释放，形成经济稳定增长的有力支撑。
二是服务业是最大的就业容纳器。传统服务业可以提供大量就业岗位，研发、信息、物流等新兴服务业需要具有一技之长高素质劳动力，农业现代化和工业信息化的部分新增就业也需要通过各种服务业来吸收。
三是大力发展服务业可以有效推进“新四化”的实现。做强研发、设计、营销等服务环节，可以推动工业向中高端迈进；开发新一代信息产品，发展电子商务，可以推动信息化、扩大信息消费；增强交通、环保、养老等公共服务功能，是建立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需要。
四是“松绑”服务业是推进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中国服务业发展滞后，最大的制约是体制机制障碍，大力发展服务业要求放开服务业管制，要求依法依规为服务业发展“松绑”，让企业轻装上阵。同时，要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探索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先行先试改革。
四、创新驱动和自主品牌建设成为行业发展的标杆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如今我国经济总量、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继续严重依赖外来技术与大国地位不相符合，难免受制于人。要具有自身的发展特色和核心竞争力，必须进行创新驱动，在跟踪先进水平的基础上，加大科技研发投入，要耐得住寂寞，用10年20年的时间实现自主创新的突破（美国的页岩气开采研究用了40年的时间），最终拥有自己的品牌。
为鼓励技术创新，应把科研经费投入占企业产值比例作为重要考核指标，把科技发明成果转化率作为衡量企业实力的重要依据，为了给未来5-10年经济发展储备人才技术，政府可以设立国家创新基金，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基金以及重大项目创新研发基金，以支持中小企业、有增长潜力的企业进行技术研发和创新。
我国自主品牌较少，严重影响了企业效益，要提高企业的软实力、竞争力，一定要建立和培育自己原创产品的品牌。培育国内知名品牌一定要突出自己的特色，从最具竞争力的核心产业做起，探索创新适合中国特色的生产营销模式并加入最新科技元素，将自己最熟悉、最具竞争力的领域做精做大做强，不断扩大市场占有率。培育品牌切忌大而全什么都做，有些品牌企业成名后，房地产、计算机甚至制造业生产行业都要涉猎，结果哪方面都不突出，一旦市场竞争激烈、需求不足，必然没有立足之地。
五、体制改革的红利将进一步释放
过去我们很好利用了资源红利、人口红利、入世红利、房地产泡沫红利，现在这些红利在减退，要转变发展方式、要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需要寻找新的红利和动力。全面推进新一轮的体制改革是唯一的出路，改革可以创造并收获新的改革红利，支持经济持续发展。
体制机制改革的重点和着力点：
1、加快政府职能改革，建设透明、高效、服务型的政府。进一步理顺政府和经济的关系，大幅度改革行政审批和监管的方式，把行政审批的过程尽量地科学化、专业化、透明化，而不是垄断在政府部门，将不必要审批的决策交给企业家。政府应从直接组织资源配臵，抓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转向负责社
会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为居民提供基本生存保障，为企业维护透明、公正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环境，提供高效的执法维权服务。
2、国有经济进一步市场化改革。国有企业应完全推向市场，与其他市场参与者一视同仁，人员任免、薪酬待遇、经营管理完全市场化运作，脱离行政干预。严格执行破产退出制度，对资不抵债的企业，无法适应市场竞争要求的企业，要及早破产退出。切实改变通过保破产企业的方式保产值规模、保就业、保稳定的思维定式，尽快转向保基本民生、保义务教育、公共卫生、保障房等方面。
3、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民最重要的财产权利，是农民分享城镇化、现代化红利的最重要资本，必须依法严格保护。全面开展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加快推进征地制度改革，严格征地程序，依法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应给予农民公平补偿，让农民合理分享土地增值收益。
六、保护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常态化
十八大提出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五位一体的建设思路，把生态文明建设突出的提出来，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这是重要的战略之举，也是今后的发展方向。经过几十年的大发展，中国的生态问题十分严重。
首先，中国的资源严重不足。以人均计算，水资源、林业资源不到世界水平的1/3，矿产资源不到世界水平1/2，石油资源只有世界水平的1/10，天然气资源只有世界水平的1/20。但是我们对资源的利用十分粗放，有些资源的单位GDP消耗高出国外好几倍，甚至十几倍。中国农业生产中单位面积的化肥用量是世界水平3.6倍，是法国的6.2倍，是美国的3.5倍。
其次，由于资源的过分消耗，造成了对环境的严重污染。环境污染主要表现：一是三大湖、七大河污染严重，水质都在三类以下。二是食品及饮用水的污染，目前我国食品安全隐患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三是空气的污染。今年冬天，持续的雾霾几乎覆盖了大半个中国。四是土壤的污染。土地污染来自化肥的不适当使用和企业排污，特别是深层排污。
快速的经济增长造成了环境的严重污染，环保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生命比GDP更重要。我们是后发展国家，完全可以发挥后发优势，吸取先期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不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之路。面对资源紧缺，环境严重污染，生态系统严重退化的形势，将保护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提到议事日程、常态化发展是题中之一，环境升级和生态文明升级也是中国经济升级的重要标志。
本次政府部门机构调整，我国首次成立了国家环境保护部，积极推动资源环境保护的监测和防控工作。目前我国治理环境污染的投资建设不断增加，各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以及污染物排放检测标准陆续出台，制定和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加大环境违法行为惩戒力度，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理顺资源产品价格关系，严格考核和奖惩生态文明建设进展，体现了政府倡导节能环保、清洁绿色经济发展的决心和理念。
（经济预测部祁京梅）
十四五规划新征程党课讲稿3篇
十四五规划新征程党课讲稿1
“为政贵在行，以实则治，以文则不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崇尚实干、狠抓落实是我反复强调的。如果不沉下心来抓落实，再好的目标，再好的蓝图，也只是镜中花、水中月。”“敢说敢做敢担当”是梁家河的乡亲们对青年习近平的真实评价，正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号召全党要求真务实、创业实干、久久为功，勉励各级干部“谋事要实、干事要实、做人要实”。总书记言传身教，为广大党员干部做人做事划出实干底线。
四川安坪村“第一书记”师玉容，于蓬草路、泥泞村道上留下了走村入户的扶贫身影，从2024年的省定贫困村到2024年的整村脱贫，再到2024年的省级“四好村”，和村民们共同努力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湖北宜昌“80后”韩沂妗，从事防汛抗旱工作，每当出现橙色红色预警，无论是否是她值班，总会第一时间出现在值班室，保障群众安全转移;江西余干桂河标，凭实干、不啰嗦，用生命守护大坝，守护圩堤后方三千百姓两万良田，帮助229人全部实现脱贫……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近日评选出的这32名“最美公务员”，绝大多数都来自基层一线，特别是在脱贫攻坚、疫情防控、复工复产、防汛救灾等重大工作一线扛重活、打硬仗，用心用情用力帮助群众解决“急难愁盼”问题。他们以实干兴邦、以实干履职、以实干战胜新冠肺炎疫情，向党和人民提交了“最美”答卷，树立了“知难事、迎难事、做难事”的时代风标。
2024年极不平凡，新冠肺炎疫情肆虐、脱贫攻坚收官、“十四五”开新局、“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国际形势激荡交错，在多因素深刻调整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全局、运筹帷幄，在逆风破浪中开新局、育新机，交出一份沉甸甸的中国答卷，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从“极不平凡”走来，向“重大机遇”驶去，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之不懈努力，每一位党员干部都应该是实干家。实干，就得有实事求是的准劲，从人民群众实际需求出发，直奔问题制定方案，为民生事业发展精准定位;就得有艰苦奋斗的干劲，像总书记一样不惧“住窑洞”“睡土炕”，深扎群众，与群众一块苦干、一块奋斗;就得有坚持不懈的韧劲，以“钉钉子”的精神干事业，钉牢一颗再钉下一颗，直到把钉子钉实钉牢;就得有为民谋利的实劲，将“实干”体现在推动“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和惠及全社会的“大事”、落实于与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家门口的“小事”，千方百计为人民谋利益。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100年历史，正是和人民群众一道艰苦奋斗的历史，是务实求真的历史。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广大党员干部要自觉向“最美公务员”对标看齐，把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作为人生追求，以扎实业绩托举中国梦，推动我国“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再展新画卷，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十四五规划新征程党课讲稿2
1月22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强调，要深入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方针，充分发挥全面从严治党引领保障作用，坚定政治方向，保持政治定力，做到态度不能变、决心不能减、尺度不能松，确保“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的目标任务落到实处。
今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年，对于全国人民来说都是极其重要、关键的一年，广大党员干部要保持“态度不能变”的政治定力、坚定“决心不能减”的执着信念、绷紧“尺度不能松”的纪律之弦，为“十四五”规划开好局、起好步、谋好篇。
保持“态度不能变”的政治定力，用敢于担当诠释对党忠诚。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严肃查处了不少腐败分子，落马的高官也不在少数，从不少的反腐纪录片里不难发现，究其根本，主要是“老虎苍蝇们”的党性发生了动摇，从而促使其态度发生了变化。俗话说，态度决定一切。一个人的思想堤坝溃烂，首先从其做事态度就可观一二，例如，工作上推诿扯皮绕弯子、生活上官僚主义耍威风，这样的行为显然是缺失党性的、不敢担当的。党员干部作为主导社会发展的关键力量，率先垂范是根本，敢于担当是首要，敢于担当才会向组织说真话道实情，才能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坚持原则，才能在面对金钱诱惑时敢于说不，保持始终如一的态度和坚实如磐的初心，以“态度不能变”的政治定力，诠释对党的忠诚。
坚定“决心不能减”的执着信念，用恪尽职守诠释对党尽责。决心是什么?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信心动力、是党员干部勇往直前、砥砺前行的无畏勇气、是党员干部听党话跟党走的执着信念。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要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战略目标。”这无疑是党中央对反腐工作最好的表态、最大的决心，不仅震慑了腐败侥幸思想的党员干部，更给予了那些守初心担使命的党员干部最大底气。恪尽职守、廉洁自律从来都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基本素养，时刻保持对腐败工作的高度警觉也是一名党员干部远离腐败的基本途径。坚定“决心不能减”的执着信念，就是将腐败之心扼杀在摇篮里，不给那些腐败分子可乘之机，不给那些“苍蝇”滋生的环境，防患于未然。
绷紧“尺度不能松”的纪律之弦，用清正廉洁诠释对党敬畏。绷紧“尺度不能松”的纪律之弦就是要懂得讲规矩、守纪律，不越政治底线，不碰纪律红线。古人云，“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党员干部亦是如此，要在日常小事中约束自己的行为，做到慎独、慎微。要随时随地保持清醒的头脑，对纪律心存敬畏，对人民心存敬畏，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不忘权力的背后是人民的利益，尺度的背后是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要坚持清正廉洁的工作作风，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把准正确的政治方向，主动作为、严于律己、干净做人、干净做事、带头守则，绷紧“尺度不能松”的纪律之弦，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确保“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的目标任务落到实处。
十四五规划新征程党课讲稿3
1月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正式召开。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让群众在反腐“拍蝇”中增强获得感。要坚决整治政坚法战线违纪违法问题，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件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诚然，作为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前端“战场”，基层面临的作风与腐败问题是必须清除、不容忽视的。基层党员干部在基层面临“深水区”“硬骨头”，必须善于自省、勤于实干、勇于奉献，迎难而上、不畏艰险，向着“十四五”胜利矢志不渝地前进。
善于自省，做“十四五”道路上的“维修工”。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人格是一个人精神修养的集中体现。光明磊落、坦荡无私，是共产党人的光辉品格，也是干部应该锤炼的品质修养。”基层党员干部作为基层攻坚的“生力军”“排头兵”，要摒弃心中的不端正思想，扼守清廉自律的道德底线，克服浮躁拖延的不良风气，坚决把政治规矩、纪律意识牢记胸前、刻在心上。“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基层党员干部要积极学习法律法规、方针政策，持续转变自身的工作作风，杜绝“假大空”的行为，切忌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确保基层工作务实有效，过程实际、结果真实。
勤于实干，做“十四五”道路上的“拓荒人”。习近平总书记曾说，“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落脚点在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学懂弄通做实，落脚点在做实。要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道理，坚持知行合一、真抓实干，做实干家。”的确，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基层党员干部要带头干、抢着干，恪守服务群众的责任，谋划利民便民的策略，放下面子、迈开步子、转动脑子，发扬“钉钉子”精神，处理基层事务要有决心、有毅力。正所谓“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要做狮子型干部，真抓实干、勤于落实，善做善为、勇于担当，不负人民的期望。
勇于奉献，做“十四五”道路上的“守夜人”。“奋斗是曲折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我们要始终发扬大无畏精神和无私奉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的这句话言简意赅、亮点纷呈，警醒我们基层党员干部在基层纷繁复杂的环境中，要以“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的态度，时刻关注群众利益，站在群众的角度思考问题、看待问题、解决问题;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把为人民服务当作自己的人生信条，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家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走出“空调房”，深入田间地头，为群众排忧解难、脱贫致富;以“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觉悟，把惠民政策、利民措施“一掴一掌血”“一棒一条痕”地落实到位，一步一个脚印地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美好现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编制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重要体现，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大优势。20世纪20年代，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在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问题时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是按计划进行的”，其后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制定并通过了1928—1932年国民经济计划，标志着五年计划的诞生。按照这个发展模式，从1927年到1937年苏联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强国。斯大林逝世后，政敌英国首相丘吉尔非常感慨地评价说：“他接过的是一个扶木犁的穷国，他留下的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强国。”斯大林是令对手不得不佩服的人。足见其杰出和伟大。《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明确了二战后的体制机制。斯大林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集大成者，其标志是短短二十年的时间建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并以此为基础打败了法西斯德国，这就是斯大林的两大历史功绩，永远抹灭不了。由此可以充分肯定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在此我们对其不作全面的功过评价。此后，中国、越南、古巴、朝鲜（七年计划）等国家纷纷效仿，制定国民经济计划成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标志之一。韩国、印度、马来西亚等非社会主义国家，也曾经或正在用五年计划来指导经济社会发展。但对于处于西方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制定五年以上的长期规划并加以落实几乎不可能。《福布斯》有一篇文章曾写道：“我们目前的体制不能实施类似五年规划的方案，因为我们无法让政客承担责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恩格尔曾说：“在中国为下一代制定五年规划之时，美国人只在为下一届选举规划”。虽然任何政党在竞争选举中，都会提出所谓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但选民很清楚，一旦选不上，这些规划都是空的，即使选上，四年后如果该政党下台了，这个规划也就可能终止了，或根本都还没有来得及实施，这个长远的规划将被新的政见和规划替代。这是西方制度的一个重大弊端。
相反的，社会主义国家却有制定规划并落实的制度优势。我们正在为之奋斗的“两个百年”目标，是从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制定的长期规划。从新中国成立到今天，我国共制定了13个国民经济规划（计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与“两步走”的发展战略。所谓“两步走”，第一步是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第二步是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间，毛泽东则指出：“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第二阶段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即温饱、小康、现代化。第三个阶段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两步走”战略安排，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战略安排。这三个阶段，目标接续、从未间断。从三个阶段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国民经济从增长到发展、从计划到市场、从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的变迁。五年规划作为探寻中国经济发展规律、总结经济发展教训的重要工具，伴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成长、停滞、壮大。在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五代中央领导人领航掌舵，紧紧围绕国民经济规划明确的任务，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接续奋斗，一步一个脚印实践和实现规划目标。
从1953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国民经济规划（计划），对我国创造世所罕见的发展奇迹，发挥了卓有成效的作用。从“一五”计划到“十三五”规划，每个五年计划的主题为：一五计划（1953—1957）：工业增速、超英赶美。二五计划（1958—1962）：大跃进、大倒退。三五计划（1966—1970）：三线建设、备战备荒。四五计划（1971—1975）：严重失控、调整战略。五五计划（1976—1980）：新跃进、大转折。六五计划（1981—1985）：走向改革开放。七五计划（1986—1990）：改革闯关、治理整顿。八五计划（1991—1995）：小平南巡、改革潮涌。九五计划（1996—2024）：宏观调控、经济软着陆。十五计划（2024—2024）：指令计划退场、市场配置资源。十一五规划（2024—2024）：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十二五规划（2024—2024）科学发展、转变方式。十三五规划（2024—2024）脱贫攻坚、全面小康。从“一五”到“十三五”规划，每个“五年规划”都有鲜明的主题、清晰的思路、丰富的内容，涵盖方方面面，承载上上下下，对应大大小小，兼顾左左右右。
近七十年的发展，以“五年规划”这种发展模式作出了巨大的成就。这期间以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五年规划”发展模式就是重要内容之一。毛泽东深刻反思苏联僵化模式，邓小平勇敢抛弃苏联僵化模式，习近平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进行全面深化改革，成就了今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充分证明，中国“五年规划”的发展模式实践探索具有“五个鲜明特征”和“五个有利于”。“五个鲜明特征”即：一是计划性，特征是按比例发展；
二是长期性，特征是按宏观目标发展；
三是连续性，特征是一张蓝图发展；
四是人民性，特征是按需求发展；
五是项目性，特征是编制具体的项目促进发展。“五个有利于”即：一是有利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保证国家战略实施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二是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推进重大中长期战略实施；
三是有利于有步骤地补齐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解决不充分的发展问题；
四是有利于更好的保障和改善民生；
五是有利于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和市场预期，动员全党和全社会为中长期规划实现而奋斗。国民经济规划对于全面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战略目标，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彰显了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宏观与微观、远期与近期、上级与下级、政党与民众、项目与目标、内部与外部、国家与个人等等都是“五年规划”发展要处理好、协调好、统一好、结合好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有具体的问题，更多则是宏观问题，要有理性的分析，才能明方向、知大局、走远方。普遍性与特殊性怎么结合?内因和外因怎么结合?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怎么解决?矛盾主要方面和矛盾次要方面怎么解决?都要体现其间。特别是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怎么处理好、解决好一直贯穿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都是明证，全球流行新冠肺炎疫情也是明证。
__指出，“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处于“两个百年”交汇点、处于“两个大局”之下的特殊背景，决定了“十四五”规划关乎国家发展的走向、关乎社会的长期稳定、关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关乎党的执政根基。全会指出：“将‘十四五’规划与2024年远景目标统筹考虑，对动员和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中央的基调已经明确，xx深入贯彻落实好党的__精神，关键在于三句话，即：适应新形势，认识新市情，推进新发展，这就是我们这次中心组学习的主题。
一、适应新形势
1962年，毛泽东曾预言：“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50多年过去后，历史与实践证明，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了沧桑巨变。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高度重视对发展环境的分析判断，再作出相应的决策是我们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一大经验。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必须从长期大势认识当前形势，这是分析形势的基本方法”。什么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怎么来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关乎我们对形势的判断。对于这一宏大概念，学术界从“变局”的起点、时间跨度、内涵及实质等多方面进行了解读。虽然学者们阐释的路径不尽相同，但普遍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机遇。清末，李鸿章无论提出“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还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指的都是中国国运由盛而衰的转变。如果把李鸿章所说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视为一场危机和挑战的话，那么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则更多是一种机遇。因此，__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同时指出，这个发展变化就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在这样的新形势下理性研判、理性预期、理性决策，就是要站在xx的土地上看xx、看中国、看世界，把握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深刻内涵。只有这样，才能找准定位、科学谋划、创造机遇，融入新发展的时代潮流。
（一）准确理解把握新发展阶段，切实找准xx发展新定位。__指出：“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度优势显著，治理效能提升，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劲，社会大局稳定，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对于“新发展阶段”，我们认为，这是基于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基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效、基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矛盾深刻变化做出的重大战略判断。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发展阶段，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阶段。这在我国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进入新发展阶段，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大跨越”。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要素禀赋条件等将面临深刻变化，大挑战、新挑战中也孕育着大机遇、新机遇。新形势具体来看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从生产力的角度来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大变局的重要推动力量。二是从国际形势来说，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尤其是“东升西降”是大变局发展的主要方向。三是从历史事件来说，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是加剧大变局演进的催化剂。四是从发展的特征来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是大变局的基本特征。综合国内外环境变化，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比如，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为我国实现创新发展、“弯道超车”提供了机遇，但也存在现有差距继续拉大的风险。可以预见，如果美国同盟对中国实施技术禁运，中国的技术虽然也会发展，但发展速度会大幅减慢，且很可能将与美国同盟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当然，如果只是技术封锁，中国可以在现有技术水平上前进，维持国内技术与生活水平基本没有问题，因为技术是本身可以不断重复使用的可再生资源。比技术禁运更严重的，我们要预见到的是能源和资源的禁运与封锁。美国同盟如果对中国进行技术、能源和资源禁运与封锁，也就是切断中国经济生命线，但中国很难反制美国，一是美国经济生命线离中国太远，二是中国的军力及其投放范围无法危及美国的经济生命线，三是美国的技术、能源、资源自足性远高于中国。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为我国实现民族复兴提供了推力，但也存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加紧遏制的风险挑战。八国联军的历史证明，西方历来不想出现一个强大的东方中国。抗美援朝是联合国军打朝鲜，危及中国的主权和安全。“**”之后西方七国制裁中国也证明历史再重演，这次新冠肺炎如果不是中国强大了，西方列强的嘴脸早就不是如此。全球治理体系调整为我国在国际上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条件，但也存在世界陷入新旧治理体系碰撞对抗的风险。“西方之治”和“中国之治”是表象看问题，用人类命运共同体替代现在形成的西方治理模式，有待于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更有待于我们文化建设的成功，用“东方治理”代替“西方治理”任重道远，绝非易事。新冠肺炎疫情增强了世界对我国制度、文化和治理的认同，但也存在抹黑“甩锅”我国的风险。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既是对我们国内发展稳定的一次历史性考验，更是我们应对国际斗争的一次严峻考验。国际斗争没有我们想象那么简单、那么容易、那么轻松，需要智慧、需要勇气、需要韧性。我们要在国际斗争中赢得主动权，还有很长很难的路要走。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给我国实现新发展创造了新动力，但也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衍生的系列风险。中国之大、中国之宽、中国之长，全世界绝无仅有，要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难度之大、困难之多、矛盾之尖锐全世界没有，不会是轻易可以解决，不会是轻松可以解决，不会是轻快可以解决。高质量发展有多方面的优势和条件，但也存在转型不畅、经济失速的风险。这实际已经出现。转型难、发展慢将是我们下步最大的风险之一。凡此等等，都需要我们在“十四五”时期辩证认识和科学把握。站在新的历史交汇点，我们要看到今天的xx即将圆满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即将取得决定性胜利，工业化蓄积起高质量跨越发展新动能，社会需求从数量型迈向质量型，边疆性、前沿性带来的开放优势愈加明显……，我们面临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xx、亲临xx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国家以更大力度对冲疫情影响带来的政策性机遇，中缅经济走廊建设带来的开放机遇，东部和南部产业转移带来的发展机遇，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时”与“势”依然在我们这一边。深刻把握新发展阶段的特点，不仅要善于顺势而为、把优势转化为动力，更要立足xx市情新内涵，找准发展新定位，围绕建设“xx辐射中心”“xx工业重镇”“xx高原特色农业示范区”“xx世界健康生活目的地”，大力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加快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xx新格局。
（二）准确理解把握新发展理念，积极谋划xx发展新蓝图。__强调：“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是高质量发展”。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决定着发展质量。新发展理念则是对“依靠什么发展”和“实现什么样的发展”作出的明确回答。创新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强调发展的自主性；
协调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强调发展的整体性；
绿色发展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强调发展的共生性；
开放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强调发展的参与性；
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强调发展的本质性。五大理念统一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于“如何贯彻新发展理念引领生产力发展”的问题，全会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布阵已定三分局”。由于经济变量实质上是一种矢量，它是各种要素按一定法则合成而产生社会的综合效益，这就决定了在谋划战略时必须考虑到各种发展要素的有效配置，进行系统性的规划。从xx来看，“十三五”时期，我们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坚持处理好稳和进、立和破、虚和实、标和本、近和远的关系，大力实施“四化”发展战略，推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展望“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就是要立足xx“边疆、民族、山区、美丽”的市情实际，把五大发展理念贯穿于xx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坚持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协调为内在要求、绿色为核心优势、开放为最大机遇、共享为根本目的，运用战略思维、系统观念、科学方法，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做好“十三五”与“十四五”发展衔接；
处理好对外开放与对接内需的关系，充分运用好边疆开放和内需拉动两个优势；
处理好战略与战术的关系，制定登高望远、务实管用的高质量发展规划，形成相互协调联动的目标群、决策群、措施群。
（三）准确理解把握新发展格局，研究制定xx发展新举措。__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新需求”。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特别强调：“这个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国际合作和竞争优势的战略决策。随着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禀赋的变化，国际大循环动能减弱，而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客观上有着此消彼长的态势”。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做出的战略抉择，是党对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正确把握和实践运用，是主动作为、不是被动应对，是长期战略、不是权宜之计。未来一个时期，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特征更加明显。从xx来看，我们既有“边疆、民族、山区、美丽”的资源优势，又有城市生态化、工业聚集化、农业规模化、旅游品牌化的发展优势。面向“十四五”以及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认为xx的现代化应该是一个初步建成xx辐射中心、xx工业重镇、xx高原特色农业示范区、xx世界健康生活目的地的现代化新格局。立足xx实际，我们要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透过“边疆、民族、山区、美丽”看到市情的新内涵、新优势、新机遇，从xx的历史进程中探寻发展逻辑，从大局大势中探究发展趋势，抢抓机遇、积极谋划、主动作为，以有效举措推动各项工作。
二、把握新情况
毛泽东同志把调查研究、通晓国情作为改造中国的起点，他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始终从战略的高度去思考问题，是他的一贯思想，也是他考虑和谋划事业的一大特点，而他的战略基点和特色，就在于始终坚持从国情出发。看到苏联由于忽视农业、轻工业，导致各产业发展不平衡而产生严重失衡问题，毛泽东提出“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的主张。从而扭转了因重工业投入过大造成的经济不平衡问题。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主张的正确性。正是由于他对国情、对形势的详细了解、深刻分析、准确把握，才能够做出充分的论证、论断。我们党的一系列主张，也正是基于国情制定发展战略并付之于行动，才取得了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辉煌成就。历史和实践表明：重大战略决策的成功是最大的成功，重大战略决策的失败是最大的失败，而战略决策的成功往往取决于对实际情况的认识和把握。对于一个地方的发展来说，我们对市情了解得越多，决策失误就越少；
对发展规律把握得越好，造成失误或挫折的几率和风险就越小。这就要求我们在把方向、定决策、做规划当中，一定要坚持从市情中把握发展规律，认识资源配置的逻辑。长期以来，xx的干部群众习惯把“边疆、山区、民族”的市情，作为制约发展的客观因素，主观上产生小农意识过浓、工业意识过淡、金融意识过简的思想认识问题。如果思想不解放，停留于过去的认识中，新理念从哪里来?新动能从哪里来?新发展从哪里来?所以，在这次市情新内涵大讨论活动中，xx上下进行了一次政治理论的大学习、深入实际的大调研、市情新内涵的大讨论。在深入学习、深度调研、深化认识、深层研讨中，大家不断廓清思想迷雾、思维迷雾、观念迷雾、认识迷雾。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认真撰写理论文章、调研文章、体会文章900多篇，围绕“xx市情怎么看、‘十四五’发展怎么办、高质量跨越发展怎么干”，提出真知灼见，积极建言献策。市情新内涵怎么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总的有一条，就是在新的形势背景下，既不能盲人摸象，更不能刻舟求剑。“边疆性、民族性、山区性、美丽性”既是xx省情的准确概括，也是xx市情的准确概括。这一准确的省情、市情概括内在贯通着开放发展、协调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的时代要求，也内在地包含着可持续发展，是全面认识省情、市情的必修课，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出发点。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认识xx市情，要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摒弃长期以来的“以农为本论”“地理决定论”“条件制约论”，看到xx“边疆性、山区性、民族性、美丽性”中所蕴含的前沿开放优势、人文环境优势、振兴潜力优势、核心竞争优势。
（一）xx的边疆性有突出的前沿开放优势。地理特征是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学术界，长期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思潮——地理决定论和地理虚无主义。前者把位置、空间和界限作为支配自然地理对人类分布与迁移的三组地理因素，而后者则完全否定自然地理对人类生产、生活的影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过，封建社会的解体与资本主义的产生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过程，“并非自然的恩赐”。毫无疑问，“主宰人类社会历史演变的是其固有的内在规律；
地理环境是社会发展的客观物质条件而不能上升为主导的或决定性的因素”。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虽然地理环境有不可移动性，但其优势是可以转化的、可以塑造的。试想，如果没有经济特区政策，深圳即使不是那个小渔村，但会发展那么快吗?再比如，沿海地区优先发展政策、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战略、中部崛起战略，这些都不同程度塑造着经济地理。当然，国家之所以从战略层面优先考虑对这些区域的战略支持，关键因素也是出于地理因素方面的考量，但真正改变其经济地理的是国家的战略选择。同样，xx也因国家战略布局的调整，面临经济地理优势塑造的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这正是由边疆性这一市情带来的新优势。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xx时指出：“随着我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xx将从边缘地区和末稍变为开放前沿和辐射中心，发展潜力巨大，发展空间广”。这次考察xx又再次指出：“xx是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和环印度洋地区开放的大通道和桥头堡”“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持续推进，周边互联互通不断深入，全方位开放格局加快构建，xx区位优势不断释放，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优势正在逐步增强，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战略枢纽地位更加凸显，是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和环印度洋地区开放的大通道和桥头堡，是充满生机、活力迸发、蒸蒸日上的开放高地”。xx在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和环印度洋地区开放大通道、桥头堡中处于前沿位置。与xx其他州市对比，xx既有边疆前沿优势，又有跨境贸易基础、双向通道条件、产业发展实力。中央对xx的开放政策，不仅是全省的重大机遇，更是xx的重大机遇。可以说，省委、省政府对xx提出建设“xx辐射中心”“xx工业重镇”的发展定位，是对xx开放性、示范性的优势认同和深切厚望。站在新的历史方位看xx，必须认识到今天的xx已经不再是边缘地区和开放末稍，而是开放前沿；
今天的边疆，也不再是偏远、封闭、贫穷、落后的代名词，而是开放前沿和发展热土。“十四五”时期，xx上下要以全球视野、战略眼光、开放思维、前沿理念，坚定不移推进xx辐射中心建设，把xx建设成为更好服务国家战略的新支点、支撑xx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助推xx一体化发展的新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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