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丝绸之路是一条贸易之路，更是一条友谊之路。在中华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友好交往中，逐步形成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特征的丝绸之路精神。下面是i乐德范文网范文网小编整理的大学生党员一带一路思想汇报，欢迎大家阅读!

> 【大学生党员一带一路思想汇报1】

敬爱的党组织：

春天的伦敦气候宜人，我随中国出版集团一行参加第46届伦敦书展。尽管已记不清到底参加了几次伦敦书展，但心理感受却是清晰的，那就是从最初的陌生、迷茫、无所适从到如今的从容淡定、举重若轻。3月14日下午，伦敦之行的重头戏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新书发布会暨欧洲汉学家恳谈会在伦敦皇家花园饭店举行。此次发布的三本新书是德国汉学家顾彬的《忆当年》、印度汉学家狄伯杰的《中印情缘》和英国学者MichaelDillon参与编写的《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说到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的缘起，与一带一路颇有关系。2024年8月，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举行的第二届中外翻译出版恳谈会上，来自一带一路沿线的汉学家与中国出版人就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展开了热烈讨论。这些汉学家的真知灼见深深打动了我，他们当初学习汉语都受到了家人和同学的质疑，比如埃及汉学家白鑫就被问道：中国人那么多，还需要你来学汉语吗?学了汉语你到哪里找工作呢?而现在的事实是，这些人无论在其祖国还是在中国，都成了炙手可热的名人。我想如果将这些东西写出来，既可以让国人了解他们所在国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也可以让外国人对中国文化、中国的发展变化有深入的了解。***总书记讲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的前提是对彼此文化的深入了解。我把这个想法与汉学家进行交流，得到了他们的积极响应。谦和的印度汉学家狄伯杰、帅气活泼的土耳其汉学家吉莱、美丽温雅的格鲁吉亚汉学家玛琳娜都表示他们愿参与写作的热情。

德国汉学家顾彬是一位极具个性的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心向往之。他的《忆当年》回顾了几十年与中国文化的神交历程，给人深刻启发。狄伯杰是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的副教授，他的太太是北大才女王瑶，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这对异国情侣的相爱经历了一段浪漫但曲折的历程。2024年8月签订出版协议之后，狄伯杰先生推掉了很多学术活动，日夜兼程赶写《中印情缘》一书。通过他们的故事读者既可以了解中印之间源远流长的历史，更可以昭示中印和谐相长的未来。MichaelDillon教授是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为向大众读者介绍中国历史，他将中译出版社出版的6卷本《中国通史》改写压缩为一卷本，并在每一章前加写了导读。

记得在发布会上，来自剑桥大学的艾超世先生说，剑桥大学东亚系对中国问题有深入研究，20世纪两位文化巨匠李约瑟和汤因比的著作《中国科技史》和《历史研究》深刻地影响着一代代学人，《剑桥中国史》也有广泛的读者。中译出版社能够主动邀集海外汉学家和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写作中国主题，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他个人也将考虑加入该计划。法国汉学家白乐桑先生认为，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的最大意义是通过实质性的读物，使不同的文化可以相互交融、相互补充。随后我与白乐桑先生、瑞典汉学家林西莉女士签署了图书出版协议。

仅仅一个多月后，阿布扎比国际书展拉开帷幕，此次中国作为主宾国参展，中国代表团超过了200人，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文化交流活动让人目不暇接。中译出版社与埃及希克迈特文化投资出版公司合作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丛书五彩丛书的阿拉伯文版，其中包括叶梅的《歌棒》、叶尔克西的《远离严寒》、金仁顺的《僧舞》、娜夜的《睡前书》、赵玫的《叙述者说》。萨玛出版社出版了德国学者恩道尔的《一带一路：共创欧亚新世界》的阿文版。黎巴嫩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杨红樱的《爱的教育童话》汉阿对照版两册。这些图书都受到当地读者的热烈欢迎。在4月24日书展的第一天，我看到两位阿拉伯小学教师购买了叶梅的《歌棒》，并兴奋地与叶梅本人合影留念。同时她们还想购买杨红樱的两本书。4月25日，中阿作家交流会举行。著名学者、作家曹文轩表示中阿作家要加强交流，互译彼此的优秀作品，打破西方的话语垄断，建设文学的丝绸之路。他的发言得到中阿两国作家、翻译家的积极回应。阿拉伯作家协会主席哈比卜阿勒萨伊赫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将加深阿拉伯国家人民与中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实现互利共赢。他倡议双方加强当代文学的互译，阿拉伯作家协会将遴选出100部优秀作品，陆续翻译成中文出版

经过几天的书展，我深感到中阿文化交往的源远流长，既底蕴深厚、独具特色，又自信包容、海纳百川。一带一路的倡议具有深厚的文化和民意基础，两大文明的交流交融既欣欣向荣，又水到渠成。

汇报人：

> 【大学生党员一带一路思想汇报2】

敬爱的党组织：

中国政府将一带一路作为未来十年中国对外经贸投资布局的重点，以及实现新常态之下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抓手。作为一带一路策略实施的金融支持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丝路基金的设立、治理机制与运作方式也备受关注。不能否认一带一路的潜在巨大收益，同样不能忽视潜在风险。梳理一带一路背后的风险，有助于决策者更加有的放矢与可持续地推进该战略。

风险一：投资收益率低

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潜在风险之一，是相关投资收益率偏低。众所周知，一带一路战略所带动的投资，有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国际基础设施投资领域，而大多数基础设施投资都具有投资收益率偏低的特点。

中国经济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背后，有着长期、持续、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的支撑。为什么投资收益率很低，但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还能维持高速增长呢?

第一，在某种程度上，基础设施属于公共产品，具有正外部性的特点，因此，中央政府愿意将财政资金投入到这一领域;第二，一旦基础设施建成投入使用，那么基础设施周边的土地通常会显著增值，这会使得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地方政府从中获得不菲收益，正所谓堤内损失堤外补。

上述两种机制在一国内部适用，在国际上却未必管用。例如，尽管基础设施投资能给沿线国家带来巨大收益，但中国政府能将很大一部分财政资金长期花费在中国境外吗?将这部分资金用于中国的中西部，岂不是更具合法性?作为境外投资者，在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后，能要求东道国政府将基础设施周边土地的增值收益转让给自己吗?当地民众的抗议浪潮是否会风起云涌?

风险二：投资安全挑战大

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潜在风险之二，是投资安全面临较大挑战。从目前一带一路所涉及的国家来看，可谓经济发展程度、政治体制、文化历史、宗教状况千差万别，这一区域既是地缘政治冲突的热点地带，也是全球主要政治力量角逐的焦点区域。这就意味着，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战略而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将在投资安全方面面临很大的挑战。

假如东道国发生剧烈的政权更迭，新政府上台后是否可能实现外国投资的国有化?假如两国之间发生战争，战争一旦摧毁了相应基础设施或厂房，谁来负责赔偿?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有个别国家有着长期且经常的主权违约记录。即使该国政府对特定项目进行了政府担保，但如果政府再次宣布违约，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安全如何保障?

值得指出的是，国家开发银行与丝路基金面临的违约风险要显著高于亚投行。这是因为，相关经验表明，东道国对多边机构的违约成本很高。换言之，通过多边机构进行投资的安全性可能更高一些。

风险三：政府出资不确定

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潜在风险之三，是私人部门与境外主体出资有限，从而使得中国政府不得不成为主要的出资者。私人主体的决策是市场化的，是否投资主要看收益与成本。一带一路相关基础设施投资的收益率偏低，且海外投资安全可能得不到保障，在这一前提下，即使中国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努力推动PPP，私人主体也可能对此缺乏兴趣。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是发展水平较低的新兴市场国家或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自身原本就缺乏充足的资金用于相关投资，这也是为何亚洲存在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缺口的根本原因之一。而如果私人部门与境外国家不能投入充分的资金，那么出资的责任就会落到中国政府头上。国家开发银行、亚投行与丝路基金的投资，可能成为一带一路战略的主要融资来源。

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高达3.8万亿美元。很多观察家认为，当前外汇储备投资收益率偏低，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能够实现中国外汇储备投资的多元化，进而提高外汇储备投资的收益率。

然而，这一观点可能忽视了一下两点：第一，一带一路相关投资的收益率可能并不高、投资安全可能面临较大挑战，因此相关外汇储备投资的收益率可能不升反降，风险可能不降反升;第二，随着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的消失以及中国央行加速开放资本账户，中国的外汇储备存量未来可能持续下降，在特定情形下可能下降很快。中国政府究竟能将多少外汇储备投入一带一路战略，事实上存在较大疑问。

风险四：经济结构难调整

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潜在风险之四，是可能妨碍而非加速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输出过剩产能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目的。笔者对此表示怀疑。过剩产能如何输出?是要在国内继续大量生产钢铁、水泥、电解铝、聚氯乙烯(PVC)，再将这些产品出口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吗?还是由中国的钢铁、水泥、电解铝、PVC企业在沿线国家进行绿地投资，建立新的工厂?如果是前者，则面临着相关产品都属于体积大价值低的商品、运输成本很高的问题;如果是后者，这与其叫作输出过剩产能，不如称之为帮助沿线国家构建其自身产能。

退一步说，即使一带一路战略能够帮助中国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国内相关产业能够重新步入繁荣，但中国的资源、能源、环境能够再度承载这种发展方式吗?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是否会如同4万亿元一样，再次被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所打断?

风险五：加深对中国的误解

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潜在风险之五，是可能加深而非缓解沿线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大量的国际经验表明，获得投资的东道国未必会对投资来源国感恩戴德，而是会加剧对来源国的疑虑与抵制。出钱未必能办好事，这是中国政府应该高度重视的问题。

有人将一带一路战略比喻为中国版本的马歇尔计划是很不恰当的。其一，马歇尔计划的实施与美国与苏联的对抗密切相关，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其二，实施马歇尔计划的美国当时在全球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因此，所谓中国版本的马歇尔计划的提法，很容易陷中国政府于被动地位。同理，通过一带一路战略来输出过剩产能的提法也是非常不恰当的，这很容易引发东道国的反感情绪。这就意味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还需要很多相关工作的配套，这些工作需要体现中国的软实力乃至巧实力。

厘清并正确面对上述风险，有助于中国政府更加顺利与可持续地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例如，如何通过相关交易安排与项目设计来提高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率?如何加强与东道国的双边合作乃至通过多边合作渠道来保障投资项目的安排?如何在投融资领域吸引私人部门与沿线政府的参与?如何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来推进中国国内结构性调整?如何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来切实改善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全方位关系?决策者应清醒地认识到一带一路战略的出台以及亚投行的成立，仅仅是一系列挑战的开始。

汇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