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基层治理专题培训班第四讲观后感精选一

为总结推广各地基层治理实践创新经验做法，宣传展示各地加强基层治理进展成效，营造全面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良好氛围，现就征集基层治理创新典型案例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案例主题。党的十九大以来各地在乡镇（街道）、城乡社区治理和服务中围绕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基层减负（特别是“社区万能章”治理）、“六稳六保”、疫情防控等有关重大决策部署，形成的创新性、有效性和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案例。

（二）案例类别。乡镇（街道）服务管理、城乡社区治理服务、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社区治理服务。

（三）案例内容。典型案例一般应包括：案例背景，主要是申报单位当地基层治理面临新形势新情况新任务；主要做法，主要是当地推动基层治理的经验做法，应具有创新性；工作成效，主要是当地基层治理创新取得的进展成效等，应有群众满意度结果为支撑。案例篇幅控制在2500字以内。

（一）自主申报。8月30日前，由县级民政部门汇总本地基层治理创新典型案例，形成申报材料报地市级（或计划单列市）民政部门审核，由地市级（或计划单列市）民政部门择优推荐省级民政部门。

（二）省级推荐。9月30日前，省级民政部门综合考虑区域分布、工作基础、经验成效、选题均衡性等因素，按照优中选优的原则遴选优秀案例，报送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司，每个省一般不超过10个。

（三）择优确定。11月30日前，民政部以适当方式组织评审并考察，择优确定全国基层治理创新典型案例，以民政部名义组织宣传推广。

（一）加强组织领导。要明确专人负责典型案例征集工作，指导做好典型案例梳理总结工作，按照规定的程序、时限择优推荐典型案例。

（二）加强典型示范。要因地制宜组织开展本地基层治理典型案例征集工作，鼓励引导基层创新，通过典型示范全面推进相关工作。

（三）加强工作指导。要结合典型案例征集工作，加强对本地区基层治理工作指导，全面总结进展成效，研究解决基层治理面临突出问题。

最新基层治理专题培训班第四讲观后感精选二

当前，我市基层社会治理总体情况较好，但是与面临日新月异的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群众更加个性化、更加差异化的需求相比，在思想认识、治理能力、治理方式及干部队伍等方面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一）对基层社会治理的认识陈旧。虽然我们在化解矛盾、强化防控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基层治理仍然存在“社会治理就是社会管理，治理就是管控”的陈旧观念，法治思维和创新意识不强。基层工作的中心和重心在招商引资和经济建设上，对基层社会治理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够，没有准确把握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领域出现新情况、新问题的规律性，没有认真思考和分析研究对策建议。

（二）基层基础薄弱。县级职能部门习惯性的将工作任务直接安排和转嫁给基层组织，村（居）疲于应付上级安排的各项工作，自治功能难以发挥，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不到位。群众参与基层治理渠道、平台单一，参与社会治理的主体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对基层治理满意度、认可度不高。平安建设满意度长期不高与日常政策宣传不及时不到位、群众参与度不高密切相关。

（三）基层社会治理制度设计不够系统化。随着此次机构改革完成，县级综治部门被撤销，综治的联动机制没有有效衔接，社会治理仍侧重政府主导，社会治理系统化不够，制度设计整体性、全局性联动不足。例如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服务工作涉及公安、卫生、民政等多个部门，各相关部门对患者评定标准、统计口径不统一，部门之间信息共享不及时，影响工作实效。在精准区分不同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提供精准管理与服务方面还较为欠缺，网格化管理的精准度不高，精细化水平较低，信息分析研判、大数据应用不够深入。在流动人口、吸毒人员、刑释解教人员等特殊群体，我们虽然对此类特殊人群建立了信息系统，并及时采集录入人员信息，但在信息分析研判、运用信息数据指导服务管理实战方面没有形成良好机制，各类信息化系统还停留在信息收集的低端层面，深度开发应用不够。基层治理长期处于一种“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模式，事后处置多、事前预防化解少，对一些基层矛盾、信访问题，不少干部信奉“摆平就是水平”，甚至采取“花钱买平安”方式解决，从源头破解社会矛盾难题做得不够好。

（四）干部队伍素质参差不齐。基层从事政法综治等社会治理的专职人员较少，甚至基层派出所人员都严重不足，接处警大部分由警辅人员完成，接处警质量不高，群众满意度较低。基层网格员队伍不稳定，专职网格员较少，专职人员待遇不明确，兼职人员往往一人任多职，年龄普遍偏大、知识结构明显较低，仅能应付部分工作，对于创造性、精准性、差异化的服务难以提供。

结合我市工作实际，我们认真总结治理实践经验，以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目标，在基层社会治理理念、体系、模式、保障等方面下功夫，不断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能力。

（一）提高政治站位。一是突出以人为本理念，推进基层治理平台转型升级。要把人民群众的需求作为基层治理工作的出发点，全面提档升级乡镇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综治中心）、“幸福驿站”、村（社区）警务室等基层服务阵地，将政法、信访、行政执法等社会治理力量相对整合，打造“政法小院”，打造基层社会治理的坚强堡垒。二加快提升“四位一体”建设的协同化水平。以“党建引领、三治融合”的“四位一体”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为牵引，研究制定推进我市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施举措，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着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三是坚持因地制宜、因情施策，鼓励各镇（区、街道）探索形成各具特色、贴合实际的基层治理模式，打响基层善治的邳州经验、邳州品牌。

（二）不断夯实基层基础。一是不断完善全民参与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在党建引领的总原则下，聚焦重点解决发展瓶颈问题，构建党委统领、政府负责、部门参与的协同治理格局，推动社会治理向村、社区等基层“细胞”延伸。二是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到社会治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划拨专项资金、筹集社会公益资金等方式，引导社会组织承接政府事务性工作和服务职能，积极参与和服务社会基层治理，优化治安政务服务。三是完善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依托“雪亮”工程，逐步将城管、交通、住建等重点行业、重点部位公共视频监控接入110指挥和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深度融合网格化服务管理、矛盾纠纷多元化解、阳光信访三大信息平台，深化平安视联网建设，建立起“互联网+社会治理”的“一网通管”格局，做到实战中管用、基层干部爱用、群众感到受用，全面提升驾驭全局治安能力。

（三）积极探索社会治理新模式。一是拓展“党建+”模式，以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社区党建要融合“网格化”管理，逐步形成“小网格、大党建”基层党建工作格局，探索“党建+群团”“党建+社工”“党建+网格员”等工作模式，采取“群众点单、社会组织接单、政府买单、第三方验单”的公共服务模式，最大限度将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至基层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二是创新精准化服务模式，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米”。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实现政务服务事项“最多跑一次”目标。加强特殊人群服务管理，对一般人群、特殊人群、重点人群，精准分区分类服务管理。在扶贫、交通、医疗、教育、养老等群众关心关注的民生领域，创新方式方法，提供精准化社会服务，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三是实现技术智能化，以科技主导基层治理。科技从来都是基层社会治理最重要的手段之一，要准确把握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特点和规律，用智能化推动社会治理理念变革、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不断提升网格化服务管理的科技含量，做大做强网格化联动指挥平台，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四）强化投入保障。一是明确专项资金。要明确设立基层治理专项资金，采取项目资助、以奖代补等方式，激励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撬动社会资金投入，建立健全社会治理专项资金申报审批、监督检查机制，明确资金适用范围、扶持方式、使用原则、法律责任等，通过政策导向和资金倾斜，激励各方积极参与，提升社会治理质量和公共服务效益。二是壮大队伍力量，凝聚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制定人才发展规划，健全完善政法综治队伍教育培训、职业技能进修、岗位交流等培养机制，在纠纷调处、法律援助、特殊人群矫正帮扶等社会治理重点领域建立专门性从业入门培训课程。三是筑牢基层基础，推动基层治理重心下移。统筹推进网格化服务、心理疏导、纠纷调处、法律服务等基层服务治理阵地建设，打造规范化、标准化、数字化的共建共享基层治理平台，把资源、服务、管理放到最基层，使基层有职有权有物，更好地为群众提供服务和管理。

最新基层治理专题培训班第四讲观后感精选三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今天这个部门挂个这个牌子，明天那个部门挂个那个牌子，门厅的一面墙都挂满了。一到岁末年初，材料盒子堆成了山，应付检查都应付不过来。”1月23日，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总支书记赵耐香说，自从银川市制定“社区服务事项准入清单”后，他们承担的服务事项由原来的207项减少到如今的24项，社区党组织实现了从“忙事务”到“重服务”的转变。

近年来，面对经济业态、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变化,银川市做强街道“龙头”，做实社区堡垒，构建互联互通、全域融合的城市党建联合体，打造起党建引领、多元共治的城市基层治理“同心圆”。

瞄准“圆心”固根基

冬日的贺兰山嵌在湛蓝的天幕里。山的东麓，西夏区朔方路街道办事处辖区，每条街道的显眼位置都立着一块蓝底白字的公示牌。牌子上写着“街长”和包街干部的姓名、联系方式及管理标准。

自20xx年12月起，朔方路街道的23条背街小巷有了“街长”。总街长陈海霞说，通过交警、城管、环卫、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联动，党员带头、发动志愿者和居民参与其中，实现了街巷的“微管理”。

“过去，街道党工委从经济统计到拆迁安置、再到综合执法，什么都干，职能错位、越位，不堪重负。群众真正需要的，却很不到位。”朔方路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代永生说，20xx年9月，按照市委关于深化街道社区管理体制改革要求，优化街道岗位设置，将原有12个职能办公室综合成“四办一中心”，60多名工作人员只保留一半，其他全部下沉到社区，在街道“瘦身”的同时，推动社区“强体”。

“做实街道，就要在扩能上做加法。”银川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陈华说，在体制改革中，明确了街道加强党建工作、实施综合管理、组织公共服务、统筹社区发展等8项职责，赋予街道对派驻机构干部管理考核权、任免征得同意权、重大决策参与权等5项职权，较好推动其工作重心真正向抓党建、抓治理、抓服务转移。

扩大“半径”强服务

在失地农民集中的金凤区银新苑南社区，工作人员将身份证放入行政审批服务一体机的扫描区，再补充填入相应信息，点击提交，这些数据就立即同步至银川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居民说，只要有创业意愿，短短十几分钟，就可以成为小老板。

在基层治理创新中，银川市共下沉人员441名，设立社区服务站181个，直接办理就业、民政等30余项为民服务事项，安装行政审批服务一体机50余台，可24小时直接办理25项、预约办理100余项行政审批事项。

在长城花园社区一楼的办事大厅，赵耐香说：“涉及审批的事务由专业的下沉工作人员承担后，我们社区的职能和精力才真正回归到为居民服务上来。”

“物业公司只收费不管事，路面坏了也不修，小区的垃圾都堆成山了。”说起过去的物业服务，家住银新苑2区的马长川直摇头。

“以前物业公司是私人承包的，服务跟不上，设施不完善，居民不愿意交物业费，收缴率连30%都不到，形成了恶性循环。一连换了两个物业公司都不行。”社区物业服务处负责人宋全福接过话茬说，20xx年社区辞掉物业公司，直接接手物业管理，党支部与物业交叉任职。党建引领的“红色物业”不以营利为目的，而是更好地为居民服务。如今，每平方米0.35元的物业费，收缴率高达98%。居民都说，小区里水池变清了，道路干净了，人行慢道、休闲凉亭、健身乐园一应俱全。过去卖房子没人问，现在“红色物业”成了品牌，小区房子求租、求购的非常多，家家户户都受益。

在银川，4610个基层党组织“主题党日+”活动实现全覆盖，大家广泛开展点单服务，构筑起“一刻钟城市党建服务圈”，形成了以党建为龙头，政府部门、辖区企业、社会组织、志愿者队伍共同参与的“1+n”多元共商共治共赢的工作模式，并通过“两代表一委员”工作室、“新时代市民实践站”、民情恳谈找到基层治理“最大公约数”。

延展“周长”聚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五星红旗从此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在兴庆区文化街丰收社区，自行车棚改造的活动中心内，一场自编自演的小品刚刚结束，朗诵爱好者们迫不及待地亮出嗓音。

“丰收社区辖区内大部分是老旧小区，70多栋楼没有物业，老年人多，配套设施少而旧。”丰收社区联合党委专职副书记李双说，社区居民参加京剧、书法、舞蹈等文化娱乐和志愿服务的积极性都很高，但苦于没有活动场所。

20xx年以来，丰收社区逐步将闲置的自行车棚、锅炉房进行改造，先后形成5个活动中心。“我们都是原自治区百货公司的职工，过去一直没地方去，夫妻大眼瞪小眼，老邻居老同事也都不相往来，自从有了活动阵地，太极拳、模特队、水兵舞……从周一到周五，排得满满的。我们都叫‘睦邻点’。”社区居民王善平说。

李双说：“我们借助‘睦邻点’，将党建融入民生、融入服务、融入群众。发动党员带头组建志愿服务队、爱心飞扬缝纫服务队等，使这里成为社情民意、信息传达的‘中转站’，延伸党组织服务触角的新阵地。”

20xx年，银川市累计投入专项资金2.6亿元，解决了活动阵地面积不足500平方米、阵地功能发挥不充分等问题。全面启动“红色氧吧”党建项目，在中山公园、西夏公园等打造公园党建，组建“红色广场舞队”“红歌合唱队”等社团组织，把基层党组织的整体功能辐射到基层治理各环节，拓展整体功能“辐射面”。

在城市，一座商务楼就是一个立体的社区。但商务楼宇内，企业变化快、党员流动快、党组织难以扎根。银川紧盯党建工作薄弱点和社会治理盲区，成立街道层面的非公经济和社会组织党委，把党建工作嵌入到商圈、园区，将商务楼宇作为新型微观治理单元，纳入城市基层治理网格。

“党员，请你回家!”在银川悦海新天地商圈，一则特殊的“寻人启事”引导不少流动党员回归了组织。上海西路街道党工委委员刘欣说：“通过整合驻街单位力量，建立‘党建红盟’，让更多的‘口袋党员’‘隐形党员’找到了回家的路。”

最新基层治理专题培训班第四讲观后感精选四

要健全基层“组织体系”，建强基层治理“感应末梢”。要扩大党的组织覆盖。坚持聚焦农村生产力最活跃、群众幸福感最集中的区域，合理调整行政区划，大力优化组织设置，全面推行产业链上建组织、聚居区里建组织、跨村联建党组织、城乡党组织结对共建等，构建乡村管理组织体系。

要健全纵向组织架构。构建县（区）、乡镇（街道）、村（社区）、网格单位、楼栋（院楼）五级“纵向到底”党组织体系。始终突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将各类社会组织、经济组织、群团组织置于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之下。

要强化横向组织联动。建立组织、政法、宣传、农业、民政等部门“横向到边”联动机制，定期集中分析研判乡村治理形势、研究推进工作举措、会商处置重大问题，着力形成协作联动、齐抓共管的基层治理格局。

要健全基层“服务体系”，夯实基层治理“功能系统”。要完善“立体化”服务机构设施。分级建立乡镇党群服务中心、村级党群服务站、村民服务点等“三级服务体系”，将健全服务体系与满足群众需求精准对接，努力为农村群众提供平等的基本公共服务，逐步实现便民服务、医疗卫生、公共文化、社会保障、环境治理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

要搭建“智能化”服务信息平台。坚持运用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集成分析成果，用好“e支部”、智慧党建app等平台，推广网上党务、网上政务、网上农务、网上商务等信息服务，畅通群众诉求，方便群众办事。广泛运用大数据技术，汇总分析群众基本信息，基本需求，提高服务精准性和智能性。

要建强“永不走”服务干部队伍。大力推行部门包村、干部驻村、党群结对等制度，充分发挥驻村工作队、党员先锋服务队、网格员服务队、志愿者服务队、农技员服务队作用，广泛开展送温暖、送文化、送科技、送服务，全方位开展各类便民利民惠民服务。

要健全基层“工作体系”，舒通基层治理“循环脉络”。要构建“dang委领导”的责任体系。抓好乡镇（街道）党政机构和站所整合，建立健全抓党的建设、便民服务、产业引导、综合治理等工作机构，依法确定乡镇（街道）权责边界，建立村依法自治事项和依法协助乡镇zf工作事项清单，实行村级事务准入制度，提高乡村统筹基层社会治理能力。

要构建“重心下移”的领导体系。结合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改革，坚持扩权赋能、减负强责，发挥乡镇（街道）dang委（党工委）“龙头”作用，按照责权利相统一、人事财相配套的原则，赋予履行职责必要的发展自主权、委托执法权、人事管理权，增添治理资源、激发治理活力。

要推行“三治融合”的治理体系。突出“自治为基”，完善村（居）委会自治功能，实现zf治理与村（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突出“法治为纲”，依法保护农民合法权益，推动形成法治良序。突出“德治为魂”，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推动农村移风易俗改革，加快培育乡村文明新风。

要健全基层“保障体系”，做强基层治理“骨骼肌体”。要强化领导机制保障。推行权责清单管理制度，把治理工作纳入县、乡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体系，纳入各级党组织书记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健全考核问责办法，健全以群众满意为主体衡量标准的治理评价体系和评价结果公开机制。

要加大资源倾斜保障。建立乡村党组织工作经费和服务群众专项经费正常增长机制，根据县级财政收入增长同比调整提高；加强政策统筹、资源统筹、力量统筹，推动部门项目、资金投入、服务供给、执法管理力量向村社一线倾斜，不断提高基层治理能力。

要加强工作力量保障。结合农民工党建工作，采取乡情引、政策引、项目引等方式，回引一批有意愿、有情怀、有能力的优秀农民工、创业成功人士担任村干部；选用一批有威望、有人脉的老党员、老干部、老校长等，回乡担任政策宣传员、民情观察员、矛盾调解员。

最新基层治理专题培训班第四讲观后感精选五

当前，我市基层社会治理总体情况较好，但是与面临日新月异的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群众更加个性化、更加差异化的需求相比，在思想认识、治理能力、治理方式及干部队伍等方面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一）对基层社会治理的认识陈旧。虽然我们在化解矛盾、强化防控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基层治理仍然存在“社会治理就是社会管理，治理就是管控”的陈旧观念，法治思维和创新意识不强。基层工作的中心和重心在招商引资和经济建设上，对基层社会治理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够，没有准确把握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领域出现新情况、新问题的规律性，没有认真思考和分析研究对策建议。

（二）基层基础薄弱。县级职能部门习惯性的将工作任务直接安排和转嫁给基层组织，村（居）疲于应付上级安排的各项工作，自治功能难以发挥，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不到位。群众参与基层治理渠道、平台单一，参与社会治理的主体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对基层治理满意度、认可度不高。平安建设满意度长期不高与日常政策宣传不及时不到位、群众参与度不高密切相关。

（三）基层社会治理制度设计不够系统化。随着此次机构改革完成，县级综治部门被撤销，综治的联动机制没有有效衔接，社会治理仍侧重政府主导，社会治理系统化不够，制度设计整体性、全局性联动不足。例如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服务工作涉及公安、卫生、民政等多个部门，各相关部门对患者评定标准、统计口径不统一，部门之间信息共享不及时，影响工作实效。在精准区分不同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提供精准管理与服务方面还较为欠缺，网格化管理的精准度不高，精细化水平较低，信息分析研判、大数据应用不够深入。在流动人口、吸毒人员、刑释解教人员等特殊群体，我们虽然对此类特殊人群建立了信息系统，并及时采集录入人员信息，但在信息分析研判、运用信息数据指导服务管理实战方面没有形成良好机制，各类信息化系统还停留在信息收集的低端层面，深度开发应用不够。基层治理长期处于一种“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模式，事后处置多、事前预防化解少，对一些基层矛盾、信访问题，不少干部信奉“摆平就是水平”，甚至采取“花钱买平安”方式解决，从源头破解社会矛盾难题做得不够好。

（四）干部队伍素质参差不齐。基层从事政法综治等社会治理的专职人员较少，甚至基层派出所人员都严重不足，接处警大部分由警辅人员完成，接处警质量不高，群众满意度较低。基层网格员队伍不稳定，专职网格员较少，专职人员待遇不明确，兼职人员往往一人任多职，年龄普遍偏大、知识结构明显较低，仅能应付部分工作，对于创造性、精准性、差异化的服务难以提供。

结合我市工作实际，我们认真总结治理实践经验，以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目标，在基层社会治理理念、体系、模式、保障等方面下功夫，不断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能力。

（一）提高政治站位。一是突出以人为本理念，推进基层治理平台转型升级。要把人民群众的需求作为基层治理工作的出发点，全面提档升级乡镇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综治中心）、“幸福驿站”、村（社区）警务室等基层服务阵地，将政法、信访、行政执法等社会治理力量相对整合，打造“政法小院”，打造基层社会治理的坚强堡垒。二加快提升“四位一体”建设的协同化水平。以“党建引领、三治融合”的“四位一体”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为牵引，研究制定推进我市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施举措，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着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三是坚持因地制宜、因情施策，鼓励各镇（区、街道）探索形成各具特色、贴合实际的基层治理模式，打响基层善治的邳州经验、邳州品牌。

（二）不断夯实基层基础。一是不断完善全民参与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在党建引领的总原则下，聚焦重点解决发展瓶颈问题，构建党委统领、政府负责、部门参与的协同治理格局，推动社会治理向村、社区等基层“细胞”延伸。二是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到社会治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划拨专项资金、筹集社会公益资金等方式，引导社会组织承接政府事务性工作和服务职能，积极参与和服务社会基层治理，优化治安政务服务。三是完善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依托“雪亮”工程，逐步将城管、交通、住建等重点行业、重点部位公共视频监控接入110指挥和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深度融合网格化服务管理、矛盾纠纷多元化解、阳光信访三大信息平台，深化平安视联网建设，建立起“互联网+社会治理”的“一网通管”格局，做到实战中管用、基层干部爱用、群众感到受用，全面提升驾驭全局治安能力。

（三）积极探索社会治理新模式。一是拓展“党建+”模式，以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社区党建要融合“网格化”管理，逐步形成“小网格、大党建”基层党建工作格局，探索“党建+群团”“党建+社工”“党建+网格员”等工作模式，采取“群众点单、社会组织接单、政府买单、第三方验单”的公共服务模式，最大限度将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至基层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二是创新精准化服务模式，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米”。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实现政务服务事项“最多跑一次”目标。加强特殊人群服务管理，对一般人群、特殊人群、重点人群，精准分区分类服务管理。在扶贫、交通、医疗、教育、养老等群众关心关注的民生领域，创新方式方法，提供精准化社会服务，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三是实现技术智能化，以科技主导基层治理。科技从来都是基层社会治理最重要的手段之一，要准确把握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特点和规律，用智能化推动社会治理理念变革、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不断提升网格化服务管理的科技含量，做大做强网格化联动指挥平台，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四）强化投入保障。一是明确专项资金。要明确设立基层治理专项资金，采取项目资助、以奖代补等方式，激励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撬动社会资金投入，建立健全社会治理专项资金申报审批、监督检查机制，明确资金适用范围、扶持方式、使用原则、法律责任等，通过政策导向和资金倾斜，激励各方积极参与，提升社会治理质量和公共服务效益。二是壮大队伍力量，凝聚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制定人才发展规划，健全完善政法综治队伍教育培训、职业技能进修、岗位交流等培养机制，在纠纷调处、法律援助、特殊人群矫正帮扶等社会治理重点领域建立专门性从业入门培训课程。三是筑牢基层基础，推动基层治理重心下移。统筹推进网格化服务、心理疏导、纠纷调处、法律服务等基层服务治理阵地建设，打造规范化、标准化、数字化的共建共享基层治理平台，把资源、服务、管理放到最基层，使基层有职有权有物，更好地为群众提供服务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