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graduation study），按一门课程计，是普通中等专业学校、高等专科学校、本科院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及研究生学历专业教育学业的最后一个环节，为对本专业学生集中进行科学研究训练而要求学生在毕业前总结性独立作业、撰写的论文。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关于法学本科毕业论文【十六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摘要：一个行政行为或决策的形成要通过材料搜集、考核、讨论和决定等步骤，过程性信息属于行政决策和行政行为决定前的信息，但是由于过程性信息上位法的缺位，理论界和实务界在过程性信息豁免公开范围方面采取了不同的标准，本文主要过程性信息豁免公开的正当性，探究过程性信息豁免公开的范围。
关键词：过程性信息;正当性;豁免公开
中图分类号：D92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2_-4379-(20_)02-0121-01
第一、其有一定的立法支撑，从《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
①、《广州市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办法》②、《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③等多地细则中看出，各地方政府立法规定是将过程性政府信息作为政府信息中的不公开信息的方式来处理，此外《意见》只是规定其一般不属于应该公开的信息，从含义上理解，是属于政府信息中不公开的信息。第二，信息划分的范围取决于制作主体和程序，假如信息间的制作流程和主体是一致的，那么，这些信息在同一个范畴内，然而政府信息和过程性信息的制作主体都是行政机关，并且都是通过外部程序形成的，属性上具有一致性。如果因为其在行政行为和行政决策之前的表现形式就否定属于政府信息，在逻辑上明显是矛盾的。
二、过程性信息豁免公开正当性
过程性信息作为政府信息中的一种，应当遵循“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过程性信息应当以“豁免为例外”的原则在学术界和司法界没有较大的冲突，过程性信息的不公开原则有‘法定不公开说’和‘裁量不公开说’两类观点的分野。“法定不公开说”认为《意见》中早有不公开的规定。“裁量不公开说”承认过程性的一般豁免，但是豁免权由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裁量，在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专家建议稿中曾规定行政过程性信息的公开会引起混乱或影响决策的属于公开的例外。④从建议稿中可以看出，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豁免公开考虑的因素是否对社会稳定产生影响。
笔者认为，过程性信息中豁免公开属于“法定不公开说”，其内容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意见》还有各地方政府规章中有规定，过程性信息一般不予公开。但是过程性信息并不是全部豁免公开，其中公开的部分又属于“例外中的例外”，过程性信息坚持公开为原则，豁免公开为例外符合《意见》的要求。此外，根据政府信息公开的目的，行政机关在决定行政行为和行政决策时要尽量的让公民参与进来，这不但可以使行政行为和行政决策更加透明化，还能保证行政机关廉洁高效，同时也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因此，过程性政府信息的豁免公开是具有正当性的。
三、过程性政府信息豁免内容的限度
政府机关和司法机关在过程性信息公开方面防止信息的泄露，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对过程性信息采取了绝对的豁免，如果仅仅考虑必要信赖关系而采取绝对的豁免，难逃侵害公民知情权等权利的嫌疑。过程性信息在内容上包括事实信息和意见性信息，事实信息，也叫做客观事实，主要包括信息形成过程中搜集到的基础数据、笔录等。客观信息不因行政行为和决策的改变而改变。而意见性信息包括行政机关内部之间或不同行政机关中的批复、请示等，具有主观性，对最后的行政行为和行政决策都有很大的影响。由于事实信息和意见性信息对过程性信息公开对社会稳定和公民权利的影响程度不同，笔者认为事实信息予以公开，意见性信息实行豁免公开，重点分析过程性信息内容，基于公开的正当性，按照利益衡量和坦诚等原则，对自己的观点进行逻辑论证。
(一)事实信息应当公开
从信息公开立法草稿中发现过程性信息不公开的原因是考虑到过程性信息自身所具有的不确定性，使行政机关最后的行政决定会出现反复的情形，如果随意公开过程性信息，可能会对相对人的信赖利益产生影响，并且会对社会稳定造成危害。⑤查看众多的司法案例，大多数司法机构和行政机关按照《意见》判定为过程性信息，采取了绝对的豁免，明显的违反了信息豁免公开的初衷，忽略了事实信息的特征。过程性信息中事实信息是行政行为和决策的事实依据，具有客观性和成熟性等特性，它不因行政决策和行政决定的变化而变动，事实信息的公开能使相对第三人全面的了解行政行为和行政决策制作的流程，全面的维护自己的利益。
(二)个人意见信息豁免公开
过程性信息中意见信息一般包括不同的行政机关之间，和行政机关的不同部门之间的审批和请示以及包括专家们的提出的观点、意见等。对于这些意见性信息一般豁免公开，很多国家都采取了这样的做法，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看出，我们国家也是采用了这种态度，因为任何法律规范由于具有先天的滞后性等特征，使得法院和行政机关在依据法律作出的决定或者判决中会对相对人的权益产生一定的损害。法院在判决中为了保护相对人的利益，可能会通过阐明法律的方法保护相对人的特定利益。
所以这种所倾向保护的利益就是优先利益。⑥因此，一个行政决策的形成其实也是一种利益衡量的比较，它的产生具有一定的背景，如果意见信息也采取公开的方式，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将会发生冲突，利益争斗也会越演越烈，从而使决策过程受到影响，司法实践甚至因为舆论的压力导致迎合某些利益主体，从而影响了决策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为了使行政决策更加合理和全面，保证决策过程中每个人能畅所欲言，豁免公开是正当的。
但是在应用坦诚原则时，也要注意区分坦诚原则的合理性，参考到意见性信息公开后的压力，笔者认为这一豁免理由应当只适用于自然人的活动，而不适用于行政机关，行政机关作为执行部门，并不存在自然人所可能承受的这种压力，因此可以行政机关整体的名义对外公开内部协商信息的具体内容，不公开意见来源者的个人信息，不会严重影响决策的正常性。⑦同时行政机关意见性信息的公开，就是为了使不同利益主体的碰撞，迫使决策者认识到自身对决策的重要性，在决策时能更加的谨慎，使行政行为更透明和民主。
在域外制度中，这种将机关意见与个人意见区别处理的先例很早就已经出现。例如，荷兰的《政府信息公开查阅法》规定：当申请涉及信息所在文件是为了内部协商起草的，则不得公布、泄露其中包含的有关对政策的个人意见的信息，为有效、民主政府之利益，可以公布对政策的个人意见的信息，但信息不能具体到个人，如果表达意见的人同意，则公布的信息可以到个人。⑧该制度是一个递进的过程，坚持意见信息豁免公开的原则，当涉及利益衡量的情况下，只能公布到机关意见，在公布个人意见信息时候，采取相关人自愿原则，如果个人同意则可以公布到个人意见信息。荷兰这种区分原则对我国过程性信息公开有一定的借鉴。
(三)事实信息和意见性信息混同应分割
在实践中，过程性信息不仅仅只包含事实信息，而是与其他政府过程性信息中意见性信息混同在一起的。例如，为了行政管理，首先会搜集到和行政事项有关的书证、物证和调查报告以及行政执法笔录等，其中书证、物证属于事实信息，行政执法笔录而属于意见信息，在事实信息和意见信息的难以区分的条件下，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如泰国的《官方信息法》就规定，国家机关内部为履行任何行为而提供的观点或者建议，禁止公开，但不包括提供内部观点或者建议所依据的技术报告。⑨泰国采取区分处理的办法，对事实信息予以公开，意见信息采取豁免公开的原则。
其实在国内也是有这样的案例，例如，徐某某诉上海市闵行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拆迁案中⑩，在此案中，原告要求公开信息有“《案件审批表》《谈话通知书》、《询问笔录》、《上海闵行区规划和土地理局<协查通知书>》、《协助调查回复函》、《案件处理审批表》、《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行政机关同意公开谈话通知书、询问笔录、协查通知书、协助调查。对案件审批表、案件处理审批表、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等选择不予公开。最后，原告不服，两级法院都采取了维持判决。回复函法院认为认定该信息是否可以公开应当考虑过程性信息的特征和保护目的。
过程性信息是行政机关在正式决定形成过程中的信息，对正处于决定形成过程中的信息，保护的目的在于防止信息泄露影响执法活动的顺利进行，避免由于信息泄露引起的误解和乱。回观本案，谈话通知书、询问笔录、协查通知书、协助调查等信息属于事实信息，而案件审批表、案件处理审批表、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则属于意见性信息，行政机关在处理事实信息和意见性信息采取了区分原则，对意见性信息采取了绝对的豁免。
因此，笔者认为，在混同条件下，基于信赖保护原则，考虑到过程性信息不确定性的特点，其中的意见性信息主观性，如果采取公开原则，行政决策反复无常，则会使行政机关威严下降，公民对机关的信赖程度也不断的下降。因此，在过程性信息的公开问题采用区别对待的态度，即确定性的信息予以公开，而不确定性的信息由行政机关根据公共利益行使自由裁量权，既可以确保决策制定者在制定决策的过程中能够毫无后顾之忧的充分思考并且发表自己的意见，还能稳定社会秩序，更能树立政府权威，减少公民与行政机关乃至司法机关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同时事实信息的公开，可以防止政府害怕因为暴露错误和疏忽而不予公开，事实信息的公布，不但可以起到纠错更正的作用，还可以让公民参与到行政决策和监督中，实现政策的透明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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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应松年.外国行政程序法汇编[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380
5该条规定属于行政机关讨论、研究或者审查中的过程性信息，应当告知申请人不属于应当公开的政府信息.
6依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不包括下列政府信息：(六)内部研究、讨论或审议过程中的信息.
7除行政机关将文件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外，属于调查、讨论、处理过程中的政府信息，因其内容不确定.公开后可能影响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或者社会稳定的，不得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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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德国法上的法律推定分为事实推定和权利推定。法律的事实推定是指通过适用法律的规定，推定未知的事实。在适用法律上的事实推定时，当事人应证明作为推定的基础事实(前提事实)，只要前提事实能够成立，被推定的事实的真伪就明确了。而法律上的权利推定是指法律直接从基础事实推断某种权利存在，针对的是权利或法律关系的存在或不存在，也可以称之为法律状况推定。本文以《证明责任论》一书为基础，试图用更简洁易懂的文字从权利推定的概念和本质、权利推定的排除和权利推定的法律渊源，适用范围和体系地位三个大的方面对权利推定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关键词：
权利推定法律关系证明责任
一、权利推定的概念和本质
(一)概念
法律上的权利推定是对权利或法律关系的直接推定。该推定是否成立与前提条件是否存在没有关系，但本质上法律上的权利推定与法律上的事实推定并没有什么不同。例如，对占有物行使权利的人，推定为合法行使权力的人。再如，对土地边界所设置的隔离物推定为共有物。当然，对这种推定仍允许对方提出反证予以推翻，但由于只有事实才能成为推定的对象，因而，不能采取直接证明权利是否存在的方法。要想推翻推定，只能对前提条件的不确定提出反证，一旦前提被证明是确定的时，便不允许推定被反证推翻，与法律上的事实推定相同，对方不可能对权力推定的结果直接予以证明。有关权利推定的例子很多，如《德国民法典》第891、921、1006、1362条等都是所谓的权利推定，他们都是针对权力或法律关系的存在或不存在的。
(二)本质
1.其中一些推定是以法院的自由裁判行为为基础的。例如，《民法典》891条的推定以在土地登记册中的记载或注销联系为前提。
如果权利推定应被适用的话，其前提条件必须得到证明。例如《民法典》第1362条第2款的推定以属于妇女个人专用的特定物为前提条件，这一点必须得到证明。
2.权利推定的对象是某种权利或法律关系的现实存在，或某种权利的不存在，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点：
(1)只指向某种权利的获得或指向某种法律关系的产生的推定，仅涉及权利形成的事实的存在，必要时涉及权利妨碍的事实的不存在，但不涉及权利妨碍和权利消灭的事实的不存在，该推断仅考虑某种特定的产生要件。
(2)相反对某种权利的现实存在的推定，则不考虑从中可推断出当时存在这一权利的所有事实。
(3)同样权利不存在的推定，要多于权利消灭的推定，也就是说多于权利消灭事实的产生的推定，权利不存在的推定还包括下面的情况：由于不存在权利形成的事实或存在权利妨碍的事实，权利为成功地产生，但同样也不考虑法律能够也必须从中推断出某种权利不现实存在的事实。如果取决于权利或法律关系产生或消灭的时刻，那么其结果是，权利推定对此提供不了依据。
3.权利推定不是法律后果推定。法律后果不是被推定的，而是被规定的。权利推定更确切的说是法律状况推定，因此，将其称为法律状况推定会更好，更直观些。
4.权利推定的效果如下：
(1)受益于推定的一方当事人必须就其主张的权利的存在或不存在作为权利主张来主张，相反，除推定的原始事实(在土地登记册中登记、占有、继承证书)外，它既不需要就权利产生的要件、权利消灭的要件提出主张，也不需要对其主张加以证明。也即，对于援引权利推定的一方当事人来说，它只需要主张权利或法律关系的存在或不存在并证明此权利推定的基础事实，而不必主张产生权利或消灭权利的事实，更无需证明这些事实。然而权利推定规范的设置，并不能导致拥有权利外观之人终局确定地享有真实权利，只是减轻了他的证明负担，他因此无需积极证明自己权利的真实性，而是将举证责任移转给提出相反主张的人，由其举证反驳权利推定，也就是说对方当事人想反驳推定，他就必须提出说明推定不正确的主张，且在发生争议的情况下对其主张加以证明。
(2)对法官而言，法官不仅用不着对权利产生的要件或权利撤销的要件进行认定，而且如同在诉讼中的承认一样，也用不着进行法律适用，他只需要适用推定规范，并根据推定规范的前提条件，在反对的一方当事人就推定的正确性提出异议前，将权利或法律关系的存在或不存在作为其判决的基础。
(3)权利推定的效果原则上有利于有理由提出权利推定所涉及的权利或法律关系存在或不存在的当事人，而不利于每一个被主张权利或法律关系存在或不存在的人。但权利推定的效果有时候会受到限制，如《民法典》1362条第一款的推定只有利于丈夫的债权人。
权利推定属于典型的法律技术，它的出发点是客观事实，但又不绝对受此限制，而是在高度盖然性的经验基础上，用外在的事实状态推导权利存续的状态，即权利外观推定权利的存续、主体和内容。据此，拥有权利外观之人只要举起推定力的盾牌，就无需证明自己物权的客观存在性，并可防御他人对自己权利真实性的攻击;提出相反主张者则要负担该外观之人不享有真实权利的证明责任，以之来推翻相应权利推定。在此，拥有权利外观之人是防守者，其占据了有利的地位，提出相反主张之人是攻击者，其地位较为不利。
不过，尽管这种推定有利于拥有权利外观之人，让其“不证自明”地享有相应的权利，但它仍然顾及了权利外观与真实权利不一致的情形，使得真实权利人在这种情形中能通过“证伪”来推翻通过权利外观推定真实权利的法律效果，从而保护真实权利人的利益。因此，可以说，权利推定规范结合了“不证自明”和“证伪”两种方式。
(4)权利推定与证明责任的关系。权利推定对证明责任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于提出被推定的权利存在或不存在的当事人来说，他只需主张推定规范的前提条件，且在该前提条件有争议的情况下必须加以证明。对于无需依赖基础事实的权利推定来说，连基础事实也不必主张和证明。第二、对推定所针对的对方当事人来说，想阻止推定或排除推定的效果，则需就以下事实负主张和证明责任：主张和基础事实不相容的事实;主张与被推定的权利不相容的权利状态。如主张自己通过买卖、继承等方式取得了物的所有权，因此该物不可能属占有物的对方所有。对于上述主张，该当事人应负证明责任。
(5)权利推定不同于解释规则和证明规则。对于大多数推定来说，从开始就不适合，因为它不涉及需要解释的意思表示和裁决，对于在土地登记册中登记和遗产法院的证明而言，解释可能是适宜的，但是，它并不像一个真正的解释规则那样，规定一个特定的解释结果。所以权利推定不同于解释规则;而相比较证明规则而言，权利推定想要的更多，它想推定权利或法律关系的直接存在或不存在，之所以说它不是证明规则，是因为证明只以事实为对象，而不是以权利的直接存在或不存在为对象。所以权利推定也不同于证明规则。
二、权利推定的排除
1.以自由裁判行为基础的权利推定，可以以下列方式最终予以排除：例如，可根据《民法典》2362条的规定将继承证书交给遗嘱法院。根据894条的规定，更正土地登记册中的内容。
2.权利推定的效力可以通过对相对规范的前提条件的证明而在当事人之间予以排除。例如1006条，即对方当事人证明，他过去曾占有该物，后来被盗、遗失或因其他原因不再占有，或者占有人只是占有媒介人。
3.权利推定还可以通过对具备推定的前提条件的证据提出反证在当事人之间予以排除。
4.通过反面证明。反面证明为本证，任何当事人，只要推定指向他，他均可对权利推定进行反驳，只有当法院根据其心证积极地肯定：推定不真实，其对立面真实，也就是说，被推定存在的权利不存在，被推定属于对方的权利不属于对方，被推定不存在的权利存在，那么该反面证明就成功了。
可见反面证明是一种本证，他必须提出证据推翻依据法律推定的权利，也就是必须达到使法官确信推定的权利不存在的程度。
5.权利推定因相冲突的推定而失去效力。如果具有不同效果的数个权利推定均与同一个具体要件相适应，即构成权利推定的冲突。在此必须通过对相抵触的推定的效力的权横，来决定效力的优劣。只要一个推定必须回避另一个推定，随着它受到反驳，另一个推定会立即得到重新重视。
三、权利推定的渊源、适用范围和体系地位
1.权利推定的渊源只能是法律规范。法律行为不可能作为权利推定的基础。
2.权利推定不仅仅适用于民事诉讼，而且适用于任何一个以推定所涉及的权利存在或不存在为裁决的对象或前提条件的程序。例如执行程序、行政机关的程序、行政法院程序，尤其是享有自由审判权的机构的程序。
3.权利推定不属于程序法，而是属于实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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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耳曼法特征论
一、问题缘起
国际流域是指跨越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河流的集水区域。截至20_年，全世界共有263条国际河流，流经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水量约占全球河流径流总量的60%，流域周围生活着全球约40%的人口。国际流域中蕴藏着丰富的淡水、生物、能源等资源，对流域各国的生产、生活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为了本国利益，各流域国都力图在本国领土内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国际流域资源。但是，某些流域国在争夺开发利用权的同时，却怠于保护国际流域生态系统，甚至为了本国的短期经济利益，向国际流域大量排放污染物质或超量攫取水资源，导致某些国际流域生态系统严重损害。国际流域生态系统的损害反过来又加剧全球性水资源危机。曾被认为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水资源正缩小为一块“资源馅饼”[1]。
为满足本国的需求，各流域国对国际流域水资源这块“馅饼”的争夺日趋激烈，甚至发生对抗。例如，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之间，尼罗河流域的埃及与埃塞俄比亚之间，约旦河流域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恒河流域的印度和孟加拉国之间，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土耳其和伊拉克之间，多瑙河流域的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之间的水资源争夺战经久不息，已经成为局势紧张的根源。
保护国际流域生态系统，使其资源得以可持续利用，平息各流域国在国际流域开发利用中国家与国家间利益的冲突、短期经济利益与长远生态利益的冲突，必须设置有效的制度。在设置具体制度之前，一个先决问题必须厘清，即国际流域生态系统的法律性质问题。国际流域生态系统的法律性质是国际河流生态系统保护制度建构的基础，决定着各流域国在国际流域的开发、利用及保护中享有何种权利，负有何种义务。
二、国际流域生态系统法律性质
国际流域生态系统的法律性质，主要有两种主张：一是认为国际流域生态系统是一种免费资源，可供各流域国无偿使用;二是认为国际流域生态系统是流域国的共同财富，各流域国在享用其带来的利益的同时负有妥善保护的义务。
(一)国际流域生态系统是否为一种财富
1935年，英国生态学家坦斯利提出了“生态系统”一词。自此以后，理论界及实务界纷纷对生态系统的概念、类型及功能等基本问题展开研究。时至今日，社会各界对何为“生态系统”已基本达成共识。一般认为，生态系统是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各种生物相互之间，以及生物与外在环境之间通过物质交换、能量流动与信息传递而形成的一个系统的整体[2]。按分布区域和物种特征，生态系统可以划分为淡水生态系统、海洋生态系统、草原生态系统、荒漠生态系统等类型。其中，淡水生态系统根据水体是否流动又可分为湖泊、水库等静态淡水生态系统和流域、水渠等动态淡水生态系统。国际流域生态系统作为动态的淡水生态系统，是跨国界流域中的各种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大气、河水及底质等共存环境之间进行持续的物质交换、能量流动与信息传递而形成的有机整体。
国际流域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不似它的组分如水、水生动植物、土地等有具体的形态，因此，长期以来，国际流域生态系统的价值一直处于被忽略的境地，流域国也未能因其实施国际流域生态系统保护、恢复或重建等生态增益行为而获得相关的补偿。但事实上，国际流域生态系统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具有重大的价值。国际流域生态系统的价值包括直接价值和间接价值两方面。直接价值表现为国际流域生态系统生产的“产品”所具有的价值。
例如，流域水资源是人们饮用水、灌溉用水及发电用水等的重要来源;鱼类等各种生物资源为人类提供食物、药物等各种必需品。间接价值主要体现在流域生态系统能够提供生态服务。对于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功能，早在1997年，美国生态经济学家Costanza就于《Nature》杂志上发表《世界生态系统服务和自然资本的价值》一文，进行了系统的论证。Costanza认为，“全球生态系统在提供物质资料的同时，还具有气体调节、气候调节、水土保持、食物、基因、美学价值等多项服务功能，这些生态服务的价值是当年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1.8倍。”[3]
国际流域生态系统作为一种动态的淡水生态系统，所提供的生态服务主要表现在调节气候、固碳释氧、净化环境、维护生物多样性，补给地下水、提供美学享受和娱乐等各方面。国际流域生态系统不仅能够为人类提供生产生活所必需的物质产品，还维持了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支持系统，是当之无愧的人类宝贵财富。
(二)国际流域生态系统是何种形式的财富
财富是一个经济学上的概念。对于什么是财富，传统观念认为财富是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古希腊著名思想家、史学家色诺芬在《经济论》中阐释了自己的财富论：“财富是那些诸如马、羊、土地等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而且，财富的核心在于利用。同一样东西是否为财富，需看人们会不会使用它。例如，“同一支笛子，对于会使用它的人是财富，对于不会使用它的人则无异于一块石头，而只有将它卖掉时才能转变为财富。”
古典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认为，财富的源泉为劳动而不是金银，“世间一切财富，原来都是用劳动而不是金银购买的”。
马克思则对前人研究的成果进行了批判的继承，他将财富理解为社会财富，并将社会财富归结为劳动产品。
以上观点对于如何理解财富具有重要的价值，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他们都只认为财富为具有使用价值的物质产品，却并没有关注到财富背后的东西———自然因素，忽略了自然因素也是物质财富的一个源泉。马克思在其着作中虽有大量论述表明其已注意到社会财富发展的生态需求，包含了生态财富的思想，却也从未用过“生态”和“生态财富”的表述。
随着生态危机的出现，人类社会日益意识到，无论是何种形式的财富，都需要依托于自然生态系统的支撑。譬如，地球如果由于大气严重污染、水资源过度短缺等已不适于人类居住，那么这个地球上的所有物质产品的价值都将归于零。因此，在人类面临着严重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的形势下，人们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必须考虑第二种形式的财富———生态财富。生态系统就是一种生态财富，是一切物质财富的基础。
国际流域生态系统亦是如此。国际流域生态系统虽然并不直接体现为各种物质财富，但却成为这些财富的依托，只有在一个健康的国际流域生态系统的支撑下，流域国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水、鱼类等各种资源及各种生态服务。因此，国际流域生态系统虽不同于普通意义上的物质财富，但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财富，即生态财富。
(三)国际流域生态系统是谁的财富
在地理上，国际流域跨越了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国界，但在生态系统上，国际流域却无国界，是一个无法分割的天然整体。从纵向看，国际流域生态系统是一个线性的连续体，即从上游国源头，至各级河流流域，最后至下游国源尾的一个连续的、流动的、独特的、完整的系统。从横向看，国际流域中的河流与周围的溪流、河滩、湿地、死水区、河汊等形成了复杂的横向系统。河流与横向区域之间存在着能量流、物质流等多种联系，共同构成了生态系统。
从纵向看，河流与下层土壤及地下水等形成纵向系统，河川径流量、水文要素等在一定程度上要受到河底土壤及地下水状况的影响。国际流域生态系统具有整体性，无法似一般财富可以分割，而只能由流域各国共有，是流域国的共同财富。按照传统民法上的共有理论，共有分为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按份共有是指共有人按照各自的份额分别对其共有财产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共同共有虽指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不分份额地享有平等的所有权，但是各共有人对共有财产是有潜在份额的，共有物在最终也是可以分割的。国际流域生态系统共有不同于传统民法上的共有。
首先，国际流域各流域国对国际河流生态系统的份额是难以确定的;其次，国际流域生态系统是一个整体，无法分割。因此，国际流域生态系统共有是基于生态系统的自然属性形成的特别“共有”。国际流域生态系统共有的法律内涵在于“共同分享”和“共同保护”。一方面，流域国可以共享国际流域生态系统带来的经济利益及各种生态利益;另一方面，流域国也有共同保护国际流域生态系统的义务[6]。
除了流域国外，由于国际流域生态系统具有调节全球气候变化等重要作用，它不仅是流域国的财富，也是非流域国乃至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国际流域生态系统毕竟依附于流域国的领土，与流域国的国家主权紧密相连，权利的享有者和义务的承担者主要应为流域国。首先，在权利的`享有上，非流域国可以享有国际流域生态系统的某些生态系统服务，但是对于国际流域生态系统的“产品”，如水资源、鱼类资源等，由于国家主权限制，只能是属于国际河流流域共同体的权利。其次，在义务的承担上，国际流域生态系统保护的义务主要应由流域国来承担，但非流域国为改善全球环境，也可以通过援助项目、补偿基金等方式来资助流域国从事生态保护行为[7]。
三、国际流域生态系统保护的制度构建
“在缺乏有效治理或者社会制约的情况下，理性和自利国家很难实现集体行动”[8]。国际流域生态系统是流域国的共同财富，各流域国有共同保护的义务，制度的缺乏导致某些流域国更愿意选择“搭便车”而不是主动实施保护行动。推动流域国担负起责任，切实承担流域生态系统保护义务，合理有效的国际河流生态系统保护制度必不可少。
(一)国际流域生态系统保护制度构建应遵循的原则
法律原则不规定具体的权利义务及确定的法律后果，无法直接实施，但却是法的“灵魂”，是法律精神最集中的体现，在法律制度的制定和实施中起着重要的指引作用。在国际流域生态系统保护制度的建立和实施过程中，必须以一定的原则为导向，以保证国际流域生态系统保护制度内部的协调统一。
1.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由国际法中的衡平原则衍生而来，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处理全球环境问题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包含两个基本要素，即“共同的责任”和“有区别的责任”[9]。“共同的责任”是指各国不论大小、贫富、强弱，对保护全球环境的责任与义务是共同的。“有区别的责任”是指虽然各国对保护全球环境负有共同的责任，但由于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对全球性环境问题的产生所起的作用不同，在保护和改善全球环境中所负的责任也是有区别的。
在国际流域生态系统的保护上，也应遵守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首先，各流域国承担的保护责任是共同的。国际流域生态系统是各流域国的共同财富，各流域国可以共享由生态系统产生的各种利益，同时，也负有共同的保护责任。其次，各流域国承担的保护责任是有区别的责任。由于对流域生态环境的恶化，一些国家负有主要责任，是他们的排污行为或发生的意外事故对流域生态环境产生了很强的负面影响，他们需要对流域生态系统的保护与恢复承担主要义务。此外，上游国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其所实施的生态保护行为能惠及整个流域，对改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国际流域生态系统的保护上，经上下游国协商，在下游国给予相应补偿的前提下，上游国可以承担更多的责任。
2.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
权利是受到保护的利益，义务是社会主体对他人和社会承担的责任。权利与义务是一致的，不可分离。“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10]，当某主体主张或者行使某一权利时，就意味着其负有一定的义务。任何主体不能只享有权利而不承担义务，也不会只承担义务而不享受权利。
在国际流域生态系统的保护上，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主要表现在：第一，流域国保护责任的大小与其从国际流域中获得利益的多少成正比。获得利益越多，应承担的保护义务愈重。反之，如果流域国通过放弃大坝建设、放弃新建或扩建工矿企业、减少林木采伐量等自我限制行为或在本国境内采取植树造林、建立自然保护区、进行生态移民等积极措施以保护国际河流资源、保育生态环境，也应视其付出的大小给予其相应的权益。第二，贡献国的权利、义务与受益国的义务、权利是一致的。当流域国因他国的生态改善行为获有利益时，其作为受益国基于获得的生态利益对贡献国负有给予补偿的义务，生态利益获得国基于自身提供的补偿有获得生态服务的权利。
3.国际合作原则
环境保护领域内的国际合作原则是指所有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本着全球伙伴精神，在平等的基础上，为保护、保存和恢复地球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完整进行合作。
在国际流域生态系统的保护上，由于国际河流具有跨国界流动性、生态系统整体性，这使得国际流域的水量维护、污染防治、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不是单一国家的资金、技术、人力所能独立解决的，而必须由各流域国在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同心协力、共同应对，才能实现国际流域生态系统的改善。因此，各流域国应在缔结相关的生态系统保护协议方面、组建管理机构方面、数据、信息的收集与交换方面、流域生态保护及改善方式的采用方面、争端的解决方面等进行充分合作，最终达到流域环境改善，流域国利益最大化、持续化的目的。
4.协商原则
在国际河流生态系统的保护上，宜采用协商原则，这是由国际流域的特殊性决定的。在国际流域中，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流域国，每个流域国都是享有主权的独立国家，因而其生态系统保护不同于一般国内流域生态系统的保护，无法通过法律或政策强制规定流域国承担保护义务，或通过何种方式履行保护义务，而只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协商。经过充分协商确定保护责任分摊，既能为各国所接受，又符合各流域实际情况。例如，当流域国协商确定由上游国采取具体行动下游国提供补偿的方式来改善流域生态环境时，对于相关的流域补偿标准，除了要考虑到贡献国的成本和受益国的收益，还需考虑贡献国的受偿意愿、受益国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生态补偿标准如严重偏离贡献国的受偿意愿、受益国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也难以获得贡献国及受益国的认可。
(二)国际流域生态系统保护制度的主要内容
国际流域生态系统保护的制度构建主要应侧重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对“负”的行为即生态损益行为进行约束、惩戒，一个是对“正”的行为即生态增益进行鼓励、引导。
1.对生态损益行为的约束制度
目前，在国际水法中，对流域国严重损害流域资源与环境这种“负”的行为已有制度约束。《国际河流利用规则》第10条、第11条及《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第7条都明确规定，各流域国在本国领土范围内开发利用国际流域资源时，应采取适当的措施，以防止对国际流域造成污染或加重现有的污染程度。如果确已对其他流域国造成重大损害，负有责任的国家应该立刻采取合理措施消除不利影响，并对流域国所受损失进行适当补偿。这一规定对促使各流域国采取必要的措施以防止流域生态系统遭受严重损害，并在确有损害时维护受损国的利益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国际水法中确立的这一损害补偿制度还停留在初级层次，存在较多不足。首先，受损国只有在受到重大损害时才有权要求补偿或赔偿，而在致害国实施未对他国造成重大损害但却对流域生态系统造成一定危害的行为时未有相应的惩戒措施。其次，对致害后果进行补偿虽有必要，但这种事后的补偿，不仅花费高昂，也难以使得生态系统恢复到原初的状态。此外，国与国间还常因是否补偿、补偿多少等问题发生纷争，影响到国际关系。
因此，在国际水法中，应完善对生态损益行为的约束制度。一方面，扩大应予以补偿的损失范围，规定不仅造成重大损害的行为要进行赔偿或补偿，同时规定流域国实施未对他国造成重大损害但却对流域生态系统造成一定危害的行为时也要承担一定的负面后果。另一方面，不仅要注重对重大损害行为的惩治，更要注意防止损害行为的发生。据此，应建立、完善基础调查制度、国际流域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损害预警制度等预防生态系统损害发生的相关制度。
2.对生态增益行为的激励制度
如前所述，损害补偿制度存在局限性，未对流域国的一般性污染破坏行为进行惩戒，更不能对流域国进行生态系统恢复和重建这种“正”的行为进行激励，这使得权利的享有和义务的承担处于不平等状态，不符合公平正义，也势必会影响各流域国保护流域资源与环境的积极性。在国际水法中，必须积极构建国际流域生态增益行为的激励制度，肯定及褒扬流域国的国际河流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改善行为。
生态增益行为激励制度主要为生态补偿制度。
首先，需完善国际公约等普遍性的国际法律文件。普遍性的国际法律文件具有重要的地位，为具体条约的制定、履行起着不可或缺的指引作用。《国际河流利用规则》《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等有影响力的国际法律文件已明确规定对水污染负有责任的国家应对同流域国所受损失提供赔偿或补偿，但却未体现生态补偿，这不利于激励各流域国对国际河流资源和流域生态环境进行保护和改善。因此，普遍性的国际法律文件中应规定生态补偿制度，明确贡献国可从受益国获得相应补偿。其次，要缔结国际河流生态补偿协议。国际水法作为国际法，法律约束力较弱，主要靠各流域国自觉行动，而不能像国内法一样可以强制执行。因此，在国际公约等普遍性的国际法律文件中规定国际河流生态补偿制度，还需要在流域国间签订相应的生态补偿条约，以明确相应的权利义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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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源质量直接关系着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招生宣传是吸引优秀生源、提高生源质量的前提和重要途径。本文以西安财经大学法学院为例，探讨了法学类研究生招生宣传现有的主要举措及以后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招生宣传;法学;研究生
我国实行研究生教育收费制度后，省属高校出现报考人数减少，生源质量下滑甚至无法完成招生计划的现象，研究生招生形势严峻状况凸显(王卓等，20_)。研究生招生是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环节，生源问题更是对研究生教育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燕溪溪等，20_)。研究生生源是研究生教育的根本，直接影响到研究生教育的培养质量和水平(靳慧，20_)。当前高校对研究生生源争夺日益激烈，招生宣传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陈小娟等，20_)。招生宣传在研究生招生工作中十分重要，高校通过对外宣传，可以展示教育水平与办学实力，提升知名度、扩大影响力，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报读(冯璐，20_)。为进一步提高经济法研究生生源质量，扎实推进研究生招生宣传工作，西安财经大学法学院在招生宣传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本文分析了西安财经大学法学院研究生招生宣传模式的合理性，并提出了进一步提升法学类研究生招生宣传的一些建议。
>一、法学类研究生招生宣传现状
以西安财经大学法学院经济法硕士研究生近年来招生宣传为例，分析目前招生宣传模式和存在的问题。
(一)招生宣传的总体思路以提升研究生整体生源质量为目标，不断加大研究生招生宣传力度，充分利用和整合学校的各种宣传平台，构建学院、导师、辅导员、学生等多层面的研究生招生宣传体系。改进工作办法，注重工作落实，切实提高研究生招生宣传效果。
(二)建立立体化的招生宣传队伍1.校内成立招生工作小组硕士点负责人为组长，导师、管理人员和在读学生组成高水平研究生招生宣传队伍。对小组成员进行培训，让他们熟悉掌握宣传内容。导师招生宣传工作在年终考核、评优、晋级以及导师招生中给予适当考虑。管理人员宣传队伍由负责研究生招生工作的领导、工作人员、本科任课教师及辅导员组成。学生宣传队伍由本科学习经历来自不同高校的我校在读研究生组成，还有在读本科生。2.校际层面队伍建设积极与兄弟院校的相关部门负责人、知名校友建立联系，并以此为基础建立相对稳定的校外宣传协作队伍，以利于开展招生宣传工作。
(三)招生宣传模式1.发放宣传册等资料通过将院系概况、学科专业与特色、招生计划、导师介绍、参考书目、考试大纲等内容编制为宣传册，在面对面或招生咨询会上发放，让考生通过宣传资料获悉本校研究生教育水平和招生相关信息，从而达到招生宣传的效果。2.网上宣传活动完善法学院官方网站，提供详实、准确、及时的招生信息。通过QQ、微博、微信等平台全面介绍经济法学科与导师情况，加强其对外宣传的功能。3.校内宣传活动(1)留住本校优质生源立足于本校，把自己的优秀生源留下来即做好本校生源工作是非常重要的。通过本科生基地项目或让学生参与教师的科研课题，发现科研好苗子，精心培养，让学生对科学研究产生兴趣和信心，为后面上研究生提供好的基础(王琼芳，20_)。为努力挖掘本校优质生源，9月下旬各辅导员组织召开应届学生考研动员会，动员本校学生继续留校攻读研究生，同时了解我院考研学生的有关情况，并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服务和帮助。动员会内容包括：学校招生政策介绍特别是奖助政策，学科优势与研究方向介绍，优秀导师介绍，本校学生考研经验介绍，同时要求学生扩大宣传等。(2)宣传融入课堂要求毕业班任课教师在课堂上抽出时间进行宣传动员，并为学生复习考试方面的问题提供讲解辅导。(3)研究生导师团队研究生导师不仅对法学学科及专业了如指掌，还可以在招生活动中解答考生的各种专业性问题。因此，经常利用召开导师组会议时机，对导师进行招生宣传培训，让导师充分认识到招生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鼓励硕士生导师在个人微信、微博及其他网络平台上发起或转发招生信息，外出参加学术会议和学术交流时，都要积极进行研究生招生宣传工作。在奔赴各地外出宣传时，安排硕士生导师走向一线进行招生宣传。(4)积极与其他二级学院合作针对法学硕士点的学科特点，特别是为了留住本校优质生源，积极与其他二级学院联系，欢迎其他学院的学生跨专业报考法学硕士研究生，培养交叉学科人才。4.校外宣传活动为吸引优秀外校学生报考我校，我们一方面根据研究生处统一安排赴外地高校进行招生宣传，另一方面，法学院根据往年招生生源情况，针对有法学本科但没有硕士点的高校重点进行面对面宣传。与兄弟院校网络或电话联系，积极进行宣传，争取优质生源。充分利用校友、学生联络员、学生社团、辅导员等各种渠道建立与重点生源高校毕业班的联系，发放经济法硕士点的电子与纸质宣传材料。利用网络、短信、微博、微信等现代化通信手段，做好考生的咨询和服务工作。
>二、宣传效果及存在的问题
西安财经大学经济法学(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于20_年获国务院学位办批准，20_年开始招生。我校经济法学硕士研究生招生情况良好，近年来平均招生规模稳定在20-25人，每年第一志愿报考人数平均40人以上，第一志愿平均录取比例66.25%，调剂占33.75%。(见图1)随着招生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一志愿报考人数和上线人数不足，优秀生源不足，生源质量有待提高，调剂生源比例过高等。生源结构中毕业院校大多为省内外二本、三本院校，一本院校占比较少;原专业大多为法学、经济学、管理学、公共管理学、政治学、外语类等专业，法学专业每年比例约占33.6%。一定比例专业跨度较大的学生，因其法学专业知识储备不足，导致后续科研工作的开展比较缓慢，学生相关科研能力较弱，影响到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每年通过第一志愿报考和调剂，最后有大约30%的学生是本校学生，学术上的“近亲繁殖”，会出现学术思想僵化、失去活力等现象，很难在思想上碰撞出火花，在学术上产生共鸣，不利于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和学术水平。
>三、进一步提高招生宣传效果的建议
招生宣传工作是一项长期连续性的工作，招生宣传的效果更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因此要建立招生宣传效果的跟踪评价及反馈机制。依据往年的招生数据，分析生源结构，做到“全面撒网，重点招生”;根据录取生源状况及培养环节评价等方面的跟踪分析，来评估宣传产生的效果，并积极调整宣传措施。积极利用互联网技术拓宽研究生招生宣传模式。通过“互联网+”模式，依托网站、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及时高校研究生招生相关信息，并以互动的形式开展网络招生宣传，吸引更多考生关注(孙海涛，20_)。继续利用好调剂政策做好调剂工作。一志愿上线率不足会给完成招生计划带来巨大的压力，但根据近几年研究生招生情况来看，一志愿报考的生源基本为本校生源或层次低于本校的生源，调剂生源的学校类型、生源地等各种各样，通过调剂筛选优化，经常能够调剂到优于一志愿的生源。“打铁还需自身硬”，人才培养质量是招生宣传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吸引生源的关键。毕业生就业去向即就业率的高低、就业质量的好坏都会影响到报考人员的选择，因此，法学院要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拓宽研究生就业机会和深造渠道，提高毕业生就业率和学校优质品牌，让更多的学生了解并充分认识法学研究生的教育与培养，从而吸引更多的优秀生源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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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校是我国培养社会主义军事人才的摇篮，是培养可靠的军队干部和优秀军事指挥官的重要基地。在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军队正在积极开展依法治军建设，不断加强军队官兵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已成为推动军队健康长远发展的必要保障。军校学员是军队建设的后备军和未来中坚力量。注重对军校学员法律意识的培养，不仅有利于促进军校学员在校园期间能够遵纪守法、严于律己，更有利于军校学员在进入军营甚至在退伍转业后的新工作岗位上，能够自觉维护法律权威、自觉遵守法律法规、自愿按照法律法规办事，不断增强依法办事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从而成为我国国家安全、军队建设、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坚决扞卫者、积极建设者和共同推动者。
一、法律意识概述
从哲学上讲，社会存在社会意识，法律意识就是社会意识的一种重要表现，是一定国家、地区和民族在一定时期所形成的与法律制度、法律行为等有关的观点和看法。从法学视角来看，法律意识则是，指在一定的时期和条件下，人们对法、法律等行为、现象的所有思想观点、心理反映的综合统称，简单来说，也就是人们对法律的认识与看法，以及人们对执法、守法自觉程度的认识和看法。法律意识跟人们所拥有的世界观、人生观、世界观和社会伦理道德等具有非常密切的关联。从内涵构成来看，法律意识具体包括三个方面，分别是：法律知识、法律观点、法律观念。其中，法律知识是关于法理理论和法律内容、条款的基本知识，人们只有了解和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才产生相关的法律意识，因此法律知识是人们形成法律意识的重要基础;法律观点，是人们对法理哲学基础、法律内容、法律行为、守法和违法现象的认识、理解和看法，它是法律意识的核心和灵魂;法律观念，是人们在内心深处对法律本身的敬畏、重视以及自觉拥护、扞卫和遵守的具体程度。例如：如果一个人在做人做事时能够处处想到运用法律、依靠法律和遵守法律，能够自觉用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约束自己的活动，人们就说这个人具有了比较强法律观念，反之则说一个人的法律观念缺乏或淡薄。
二、当前我国军校学员的法律意识现状
我国军事院校形成了良好的军事教育传统，随着数十年来军队严纲肃纪的重要举措和法律基础课程的开设，从整体上看，与同龄的其他非法律院校学生相比较，军校学员的法律知识水平和法律综合素质较高。但是，与现代法治要求标准相比，军校学员的法律意识还存在不少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改进和提高。例如：
许多军校学员对法律的了解和认知还存在一知半解的问题，在一些法律学习方面还比较薄弱，法律知识缺乏全面性和系统性;一些军校学员还存在法律意识不强，法制观念落后的问题，与现代法治的相关理念相比较，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一些军校学员对宪法和法律缺乏切实、深刻的信任，对依法治国和依法治军的信念不够坚定。从近些年来通报和报道的军人违法违纪案件来看，法律意识淡薄，已经成为极少数军人走上违法犯罪歧途的重要诱因。具体而言，当前军校学员在法律意识方面还存在一些误区。
(一)误认为人治比法治更“管用”
虽然经过法律课程的学习，绝大多数军校学员都认为法治具有积极作用和重要积极，但“人治”思想还在一些学员中存在，错误地认为由于中国自古缺乏法治传统，而部队具有特殊性，更强调服从长官命令，因而在部队人治比法治更管用，只要做到一切行动听从首长指挥、遇事及时请示汇报和抓好落实即可，因而在实际的生活和工作中，习惯于等待上级机关和领导的命令、指示，对法律法规的学习不积极、不上心，有的甚至“心中无法”，完全违背法治的原则和初衷。这是一种典型的人治思想，过分夸大了领导的作用，而忽视了法律的价值，需要坚决反对和积极引导、教育及改变。
(二)误认为法律仅仅是军队实现管理的工具
有的军校学员认为，法治就是用法律来治理，只是军队管理和治理的一种工具，自己只是一名普通士兵，是治理的对象而不是治理的主体，因而无需用心学习和掌握法律知识和法律理论;有的认为军事法主要规定了军人的军事义务，规定的权利也是为了义务目的而服务的，因此应主要强调军人的服从、奉献和牺牲，因而不能正确看到法律对权力的约束限制和对个人权利的保护作用，从而不能积极主动地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有的简单地认为遵守法律就是遵守刑法，其他法律尤其是民事法律与自己关系不大，因而没必要学习掌握，有的甚至在侵犯他人合法权益后仍然全然不知。
(三)注重专业学习而轻视法制教育
一些军校学员和军校干部，错误地认为，专业学习才是真正的“硬指标”，法制教育只是应付上级检查的“软指标”，因而“只要专业能够学习好，其他都不是问题”;有的军校学员则认为，法律意识是作风和小节，法制教育什么时候都能够搞，因而无须立即抓，可以慢慢抓，因此造成一些军校的法制教育忙时放一放，闲时抓一抓，有时常常“挂空挡”，很不利于军校学员的法律意识的培养和提升。
(四)重视法律形式教育而忽视日常法纪教化和管理
一些军事院校为了逃避责任，简单地把形式化的法律教育放在嘴上、写在纸上、挂在墙上，并将其作为预防和治理各类事故、案件的“百宝箱”和“灵丹妙药”，因而放松对军校内部的日常法纪教化和综合性管理;有的军校学员错误地认为，只要不“捅娄子”、不制造出事故和案件，就不需要花大力气抓法制教育和作风建设，使得日常管理工作常常不能落到实处，从而严重影响了军校学员法律意识的真正培养和切实提高。
三、军校学员需要加强的几种重要法律意识
我国各军事院校要培养合格的、优秀的、一流的现代化军事人才，必须要坚持把培养和提高军校学员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对于军校学员来说，应重点帮助他们培养和形成以下几种重要的法律意识：
(一)宪法和法律至上的意识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一切公民和法人都必须遵循的综合性法律准则。实现依法治军和军队法治化建设目标，必须首先树立宪法至上的思想和理念。其次，军校学员要加强对民法、刑法等常用的法律知识的学习，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使得法律权威不可动摇，法律规定深入人心，尊法、遵法、守法、用法成为军校学员学习、生活和训练的基本准则和价值追求。最后，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积累，我国军事立法已经取得很大成绩，已基本形成了现代化的军事法律体系，但许多军事学员对军事法律的重视和学习力度还不够大，军事法律的权威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二)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
法律既规定了人们的义务，更赋予了人们的权利。权利意识，要求人们能够对自我权利进行积极认识和维护，对他人权利进行积极尊重和认同。权利意识是法律意识的核心，在军校法制宣传教育过程中，要加强对官兵个体合法权利的宣传和保护，帮助他们树立充分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官兵在个人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或侵害时，不能一味忍气吞声和随意放弃权利，要本着依法、有理、有据的方针，充分利用《宪法》、《兵役法》等法律法规，自觉维护和扞卫自身的合法权利和利益。
(三)权力必须受到限制和约束的意识
权力如果不受约束和监督，就很容易被滥用和异化，这是人们在探索法治实践中得出的重要经验。只有将权力置于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按照法律程序办事，并接受法律的全过程约束和监督，才能够有效防止权力失范和异化，从而实现依法治军和全面依法治国目标。军校学员大都可能走上军队领导干部岗位，因此要让学院从入校入军的那天起，就树立起权力必须受到约束限制的思想，并用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来约束学院的思想和行为，从而确保学员在将来的军旅中能够严格要求和约束自己，坚持依法办事和依法管理。
(四)“条令条例也是法”的意识
受中国传统刑罚观念的深刻影响，一些军校学员容易将法律简单地与刑法相等同和混淆，从而误认为军队中的条令、条例等军事法律只是制度，不是法律。因此，要通过有效的宣传教育手段，帮助军校学生自觉树立“条令条例也是法律，而且是重要的军事法律”的意识，从而自觉学习和遵守《纪律条令》、《内务条令》、《院校工作条例》、《政治工作条例》等军队条令条例，并积极抓好执行和落实，逐步养成按照军事法律办事的习惯。
四、增强军校学员法律意识教育和培养的对策思考
(一)科学设置法学课程，增强军校法制教育
法学教学是增强学员法律意识最直接、最有效率的方法和途径。军事院校应结合院校实际和学员需求，不断在法律基础课程的课程设置、教学目标、课时长短、教学方法、教学案例等方面积极探索和创新，将法律意识的培养贯穿与法律基础课程的始终，及时关注和研究新形势下的法律变化情况和官兵在实践中遇到的法律难题，努力提高军校法律课堂的趣味性、生动性和有效性，增强军校法制教育。
(二)开展经常性的法制宣传，营造良好的法治校园文化
要充分利用军事院校的资源和优势，高度重视宪法、法律尤其是军事法律的法制宣传，努力发挥校园法制宣传员、法律教员、法律顾问等作用，积极开展普法知识竞赛、军事法律演讲比赛等校园法治活动，加强普法宣传，营造良好的法治校园文化氛围，使学员在不知不觉中形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良好习惯。
(三)坚持严格管理部队，提升依法管理水平
把加强部队作风建设与加强院校法治建设有机结合，重视对学员的调配、轮训和学习指导，不断增强军校学员的法律知识水平和法律精神涵养;在从严管理军队的过程中，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仅仅引导学员正确处理好合法与合理、合法与合情的关系，自觉做依法办事、依法管理的践行者。同时，要加强依法治国的有关政治理论学习，坚决践行“三严三实”，坚决反对和遏制军队“四风”，营造良好的军队作风和守法护法环境。
五、结语
军校学员是军队建设和发展的中坚后备力量，是党领导下实现强军目标的关键力量。良好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综合素质是军人社会适应能力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方面。加强学员法律知识教育，增强学员法律意识，提升学员的法律修养和思想境界，是当前各大军事院校军事人才培养的重要共识和发展目标。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依法治军、强军的时代下，加强军校学员法律意识的培养，既是适应社会趋势和潮流的必然要求，又是推进强军目标建设中的光荣使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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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课题的研究目的和意义
在当今的媒体上，我们经常看到“医闹”现象的发生：患者家属围堵医疗机构，殴打甚至杀害医护人员，甚至在医疗机构滞留患者的尸体或者设置灵堂等等。 医患关系本是鱼水共存、唇齿相依的关系，医患双方的利益应该是统一的，但随着社会发展的步伐加快，人们的权利意识逐渐增强，医疗纠纷越来越多，医患关系越来越紧张，种种暴力事件也是时有发生。因此，通过法律途径妥善处理医疗纠纷，对于减少医疗暴力事件的发生、缓解医患矛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医疗纠纷案件专业性强、争议大、矛盾突出，是司法实践的热点和难点，所以需要我们付出更大的努力去解决这一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
法谚有云：“举证责任分配是民事诉讼的脊梁。”举证责任分配问题自然受到人们的格外关注。举证责任的分配关系到医患双方实体权利能否实现，关系到医患双方在诉讼中的胜败，因此，如何在医患双方之间合理地分配举证责任，如何让医患双方公平的承担举证责任，是医疗侵权诉讼的焦点之所在。
所以，我选择了“医疗纠纷制度举证责任分配制度”作为我的论文主题。对于此篇论文，我打算从我国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分配的发展阶段入手，比较国外的举证责任分配制度，找出我国现在实施的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制度不足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我国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建议。只有合理的分配医疗纠纷中的举证责任，才能公平公正的解决医疗纠纷，缓解医患之间的矛盾，构建和谐社会。
二、本课题的主要研究内容(提纲)
对于本文，拟从我国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分配的发展阶段入手，比较国外的举证责任分配制度，找出我国现在实施的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制度不足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我国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建议。 提纲如下：
一、我国医疗纠纷中举证责任分配的发展阶段
(一)第一阶段：举证责任由患者承担
(二)第二阶段：举证责任由医疗机构承担
(三)第三阶段：区分类型划定举证责任制度
二、外国医疗纠纷中举证责任分配制度
(一)过错原则——专家责任体系
(二)“说明责任”分配
(三)过失大概推定原则
(四)表见证明规则——生活经验法则
三、现阶段我国区分医疗纠纷类型划定举证责任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一)医疗纠纷类型的划分
1.学理上医疗纠纷类型的划分
2.立法上不同归责原则下医疗纠纷类型的划分
(二)不同医疗纠纷类型下举证责任的划分及其缺陷
1.医疗技术损害纠纷举证责任的划分及缺陷
2.医疗伦理损害纠纷举证责任的划分及缺陷
3.医疗过程中的产品质量损害纠纷举证责任的划分及缺陷
四、完善我国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制度
(一)举证责任缓和制度的充分适用
(二)专家辅助鉴定制度的建立
(三)降低医疗风险制度的立法完善
三、文献综述(国内外研究情况及其发展)
(一)我国关于医疗纠纷中举证责任分配的研究
我国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xx年4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施行之前的“谁主张，谁举证”阶段;
第二阶段， 20xx年4月1日以后至 20xx年6月30日以前的“举证责任倒置”阶段，医方就医疗行为没有过错及没有因果关系进行举证;
第三阶段，20xx年7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施行以后，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实行区分类型确定举证责任的制度，一般由患者证明医方存在过错，医方在特定情况下就医疗行为没有过错进行举证。就目前我国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实行区分类型确定举证责任的制度也存在着学历上的分类与立法上的分类的分歧，以至于在举证责任分配上也存在分歧。
(二)外国关于医疗纠纷中举证责任分配的研究
外国医疗纠纷中举证责任分配使用比较广泛地有以下几种类型：
1、欧洲大部分国家将医疗行为责任归入专家责任体系。专家责任的核心要素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专家责任基于其专业的特殊性和技术性被赋予了高于一般人的注意义务;
另一方面，专家只负过程义务，而不负结果义务。
2、目前英美法院主要采用“说明责任”分配法则。在事实说明自己法则之下，原告无须对被告的过失行为举出直接证据，仅需依据情况证据，基于普通常识判断，即可推论被告过失存在及被告行为与原告之损害间具有因果关系，而令被告负责。
3、在日本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诉讼程序中，司法实务中经常引用“过失大概推定”原则作为医患双方举证责任分配的指导原则。
4、德国的医疗纠纷诉讼程序中一般适用“表见证明”理论来分配举证责任，其主要源自英美法上的“事实本身说明过失”原则。
四、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本文以合理的分配医疗纠纷中的举证责任为目的，通过了解我国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分配的发展以及外国对该问题的研究，探讨了现阶段我国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不足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相关问题的建议。你解决的关键问题有以下几点：
1.不同根据下我国医疗纠纷类型的划分
2.现阶段我国区分类型划定举证责任制度存在的缺陷 3.如何完善我国区分类型划定举证责任制度
五、研究思路和方法
本文通过了解我国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分配发展的各个阶段以及外国关于此问
题的一般研究及规定，分析了我国现阶段区分医疗纠纷类型划定举证责任制度存在的缺陷，提出了完善我国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建议，以期待达到公平公正的解决医疗纠纷，缓解医患之间的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
本文多采用调查法对我国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分配发展的各个阶段以及外国关于此问题的一般研究及规定做了初步的了解和学习，利用文献研究法对我国现阶段区分医疗纠纷类型划定举证责任制度存在的缺陷进行了研究，大量掌握相关知识，为提出完善建议提供了知识基础。
六、本课题的进度安排
1、第1周(20xx年2月24日—2月28日)开题答辩并完成开题报告。
2、第2—12周(20xx年3月3日—5月16日)完成论文一稿，并于20xx年4月25日(第九教学周)前完成毕业设计中期检查表。
3、第13周(20xx年5月19日—5月25日)完成论文二稿。
4、第14周(20xx年5月26日—6月1日)完成论文三稿。
5、第15周(20xx年6月2日—6月8日)论文定稿。
6、第16周(20xx年6月9日—6月13日)论文答辩和毕业鉴定。
七、参考文献
1、陈聪富：《美国医疗过失举证责任之研究》，载朱柏松等：《医疗过失举证责任之比较》，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xx 年。
2、陈刚：《证明责任法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xx。
3、王泽鉴:《侵权行为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xx。
4、强美英：《医疗损害赔偿责任分担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xx 年。
5、德〕莱奥·罗森贝克:《证明责任论—以德国民法典和民事诉讼法典为基础撰写》，庄敬华译
6、杨立新:《<侵权责任法>改革医疗损害责任的成功与不足》，《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xx 年
7、彭秋红：《我国医疗侵权举证责任分配研究》，山东大学 20xx 年硕士学位论文。
8、代全喜：《医疗纠纷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研究》，上海交通大学 20xx 年硕士学位论文。
1、孔子法律思想研究
2、孟子民本主义思想研究
3、神判天罚现象研究
4、礼治与法治
5、董仲舒法律思想研究
6、唐太宗法律思想研究
7、朱熹法律思想研究
8、道家法律思想研究
9、墨家法律思想研究
10、商鞅法律思想研究
11、韩非法律思想研究
12、法家法律思想研究
13、沈家本法律思想研究
14、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儒家化及其影响研究
15、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
16、黄老思想与汉初文景之治的关系
17、法家思想与秦朝法制
18、论中国古代神权法思想的发展与演变
19、论西周神权法思想的特点
20、商、周神权法思想之比较
摘要：随着“依法治国、建设法治社会”等论点的提出，法学专业愈发地变得热门起来，但法学专业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率却不容乐观。本文通过对社会中不同单位进行调研，以期能够更好地了解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从而有针对性地解决法学专业应届毕业生就业率低的问题。
关键词：法学专业人才；社会需求；就业能力
中图分类号：G64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_）06-0039-03
> 一、调研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调研主要是针对法院、检察院、司法局、律师事务所等在职人员及主管人事的负责人及在校学生。本调研报告主要是根据在职人员与主管人事的负责人的调查问卷得出的结论所做的分析，从而期望能够从中了解社会的迫切需求，并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1.所在单位。我们针对不同单位的法律服务人员进行调研，其中在人民法院工作的占比20%，人民检察院占比26%，律所占比29%，企业、学校各占比1%，其他（司法局）为23%。其中，公安机关占比为0%，不是说法学生难以进入公安机关工作，而是此次调研问卷并没有向公安机关部门发放。在实践中，公安机关人员必须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具备法学专业知识的毕业生能够进入公安系统工作，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从调查中看，法院、检察院和律师事务所是大多数法学生钟爱的选择。
2.入职年限。在我们所调研的对象中，入职工作3年以下的占比26.25%，4—5年的占比18.75%，6—10年的占为25%，10年以的占为30%。
3.学历与毕业高校。对在职人员的调研中，本科学历的有65%，专科学历的有10%，硕士研究生有23.75%，博士研究生有1.25%。从数据中不难看出，在目前的法学专业用人单位中，本科学历所占比重还是较多的。然而，由于此次调研只有横向对比，没有纵向延伸，所以对于以后的法学专业学历趋势走向无法有一个准确预测，但不难得知，更高学历的研究生在就业时具有一定的优势。试想，在两个求职者没有很大差别的情况下，你是愿意录用一个本科毕业生还是硕士研究生呢？
在天津地区，在职人员毕业院校为“双一流”的占比32.5%，普通本科院校占比60%，专科院校占比7.5%。就目前形势看，普通本科院校虽然没有“双一流”学校的竞争力优势，但普通本科生也具有其优势，譬如工作时更加努力、谦虚谨慎。因此，用人单位不应该一味地设置高门槛，而应更加注重法学生的就业能力，给更多的法学应届毕业生一个锻炼自己、奉献自己的机会。
4.是否已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参与调研的在职人员中，73.69%已经通过司法考试，26.31%没有通过司法考试，由此看来，通过司法考试并不是从事法律服务工作的必备条件。比如，进行相关非诉业务及律师助理等，并不必须要求拿到法律资格职业证书。但是要想成为执业律师、法官、检察官、公证员，必须通过司法考试，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是从事法律服务的基础。
> 二、具体调研问题
1.用人单位是否要求您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在所调研的对象中，约65%的在职人员表示用人单位要求其通过司法考试，仅有35%左右的在职人员表示用人单位并无此要求。由此来看，在校期间认真学习专业知识，使得自己能够顺利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可以使自己在就业时更具竞争优势。
2.除了专业要求，用人单位对您还有哪些证书要求。根据在职人员的描述，用人单位要求最多的证书就是大学英语四、六级，高达56.25%，31.25%的人表示用人单位没有特别的证书要求，要求计算機等级证书的占了8.72%，而要求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占比最少，仅3.78%（会计从业资格证现已取消）。证书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就业者能力的判定，有利于单位快速寻找到合适的求职者。从调研结果来看，求职者能够熟练掌握英语非常必要，毕竟目前英语仍是国际化的通用语言。对其他专业技能的掌握，目前还不是十分必要的元素，但随着高素质复合型人才队伍的建设要求，一个人掌握多种技能在求职时能够更具竞争优势，是十分明确的。
3.对于应聘者，贵单位以什么为标准进行初步筛选（多选题）？
如何能够使得自己的简历从众多求职者中脱颖而出？一份出色的简历会为你的求职赢得先机。从表1中可以看出，以毕业院校的牌子对求职者进行初步筛选的单位占27.78%，13.89%的单位会注重简历中的获奖情况，而以文凭性质及简历中的社会实践情况作为初步筛选标准的占比最多，分别是72.22%、85.71%。文凭及毕业院校无法决定，而在校期间能够多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积极参加社团活动并起到领导作用，也会为自己的简历增添光彩。
4.对于应聘者，您认为下列各项能力中比较重要的是（多选题）。
表2是对用人单位人事部门“对于应聘者，您认为下列各项能力中比较重要的是”的数据汇总，可见用人单位更注重应聘者的分析解决能力与人际交往能力，各占比72.22%。能力中，居于次之的是思维反应能力与动手能力，各占比41.67%；独立工作能力占比27.78%；继续学习能力、口头表达能力与组织管理能力各占比14.29%；创新能力、适应能力、其他各占比0%。由此可以看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人际交往能力最受用人单位青睐。据此来看，在校期间应多注重培养自己对问题的分析解决及交流沟通能力。
> 三、存在的问题
1.用人单位的负责人认为，当前法学专业学生在就业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用人单位需要具备较高职业能力或者专业技术能力的人才，对应届毕业生的需求总量减少；毕业生的就业定位不合理，期望值过高，择业过于挑剔；应届毕业生不符合用人单位要求的职业能力，缺乏工作经验，没有竞争力。
2.用人单位负责人认为，刚入职的法学专业学生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主要问题有：专业理论不扎实，知识面狭窄；经验不足，不能吃苦耐劳；责任性较差等。
3.在职人员认为，高等院校在对法学专业学生的培养过程中较突出的问题有：课程设置不合理；教学内容重理论轻实践；教学方法单一，不能与需求结合；学生缺乏课堂参与互动；校风、教风、学风不严谨；实习制度不规范，效果不理想；就业指导不健全，就业服务不完善。
> 四、解决法学专业人才就业问题的对策
不管是在职人员还是人事部门的负责人，大多认为大学生个人素质是影响就业能力的主要原因，学校教学模式、校园环境也会对学生就业能力素质的培养产生一定的影响。基于本次调研结果，为探索如何更好地提升法学专业学生的就业能力，使社会需求与校园培养目标相衔接，提升法学专业学生的就业率，提出一些建议。
1.树立正确的就业观。懂得找准自己的社会角色，确定好自己的社会位置。大学生在择业前应该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评价，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气质、个性及能力等因素，把自己放在最合适的位置上，既不过高估计自己，也不妄自菲薄，准确找准自己的社会角色，确定好自己的社会位置，有利于自身价值的实现。应届毕业生缺乏从业经验，应该处于一个虚心学习的位置，着眼于社会需要，树立正确的就业价值取向。
2.提高法学专业学生的理论知识水平，增强竞争力。扎实的理论基础是实践的关键，加强理论结合案例教学，针对社会对学生能力的需求开展相应的动态课程（如名人讲座、校友会等）。课程设置要合理，有针对性、循序渐进地进行授课活动；教与学之间不能割裂开来，教师要时刻关注学生实际需求，学生也应多与教师沟通、交流。
3.提高法学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水平，增强竞争力。突出培养方案中的实践环节，完善实践能力培养机制。法学专业本科教育中，学生实践教育不足，解决实际案件能力差，已经成为制约法学专业学生就业的一个重要问题，引起许多专家学者的重视。针对这一问题，应在培养方案中优化实践课程设置，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法科学生的实践能力，是指法科学生运用法律知识，针对纠纷案件的事实进行法律分析，适用法律条文，提出司法建议或参与法律诉讼的能力，也就是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法科学生的实践能力应包括分析能力、思辨能力、动手能力等，应当在法学本科培养方案中进一步突出实践环节，改革实践性课程，以满足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要求。实践性课程不同于认同性课程，它不否认理论知识掌握的必要性，但也不止于认同式的掌握。它强调以理论知识促进学生实践性活动，以实践活动来消化和理解理论知识。其重心在于培养学生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敢于探索、敢于批评的科学精神，为从事法律方面的工作做好充分准备。
>摘要：信仰是在法律职业形成的过程中形成的，法律职业共同的精神追求。法律职业信仰的表现形态包括法律信念、法律理念、法律观念、法律意识等，其核心是一种对法治的精神追求。
>关键词：法学;职业道德
>一、我国法学本科阶段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现状及其原因
1.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中法律职业道德考核的分值偏低
从20_年开始，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将法律职业道德纳入考试范围，但是考核的分值始终徘徊在5分左右，与其他的内容动辄几十分相比较很难引起人们的重视。目前，很多高校在确定本校的法学专业教学计划时主动向司法考试中考核内容较多的科目倾斜。暂且不论这种做法的对错，但在实践中却直接导致了法律职业道德课程的虚设，甚至有的高校根本就不设这门课程。有关法律职业道德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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