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和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必须始终加以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实施农村振兴战略，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美丽乡村建设论文的文章6篇 ,欢迎品鉴！

【篇一】美丽乡村建设论文

　　“十三五”以来，普陀区始终秉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深入贯彻中央和省、市关于建设美丽乡村的战略部署，充分发挥生态环境、旅游资源、乡土文化等特有优势，倾力打造美丽乡村。连续3年被省委评为新农村建设优秀县、连续2年评为省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优胜县等荣誉称号，走出了一条具有海岛特色的美丽乡村建设之路，实现了乡村美丽度、农民幸福感的双提升。但在建设过程中，也存在渔农村环境整治机制尚未建立、建设积极性不高、亮点不多、个性不足等问题，亟待系统性的加以破解。

　>　一、普陀美丽乡村建设成效

　　（一）以统筹规划为龙头，注重机制联动。一是优化全域规划。早谋划出台《普陀区美丽乡村建设升级版三年行动计划》、高标准编制《普陀区美丽乡村建设升级版五年战略规划》，同时注重个性美，彰显优势特色，如展茅街道横街村利用翁家岙村落古祠堂历史遗迹重点打造“海岛保存最好古村落”品牌；黄杨尖村依托自然村落景带和浓郁的林、溪特色，着力宜居、宜游村落样板。二是强化政策支撑。在用足用好上级各类支农政策的基础上，统筹生活污水、农房改造、生态河道、村庄整治等各类建设资金近10.9亿元集中投入美丽乡村建设工作，设立区新农村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发挥政府主体宏观调控和投资导向作用。三是完善推进机制。把创建省美丽乡村示范县作为全区重点工作强势推进，明确各镇（街道、管委会）及相关部门职责，形成三级联动工作体系。切实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将创建工作列入区委区政府对各镇（街道、管委会）和相关部门年度综合考核的重要内容。

　　（二）以分类打造为引领，夯实全域整治。一是分类开展示范创建。构筑多层建设格局，建成省级美丽乡村示范乡镇4个，省级特色精品特色村9个，3Ａ级景区村庄4个，提升打造美丽风景线6条，创建美丽庭院6800户，产生“五条长藤，十朵鲜花”的辐射效应，着力形成连接城乡、充满乡土韵味的美丽画廊。二是推进渔农村梳理改造。实施村（路）口绿化提档升级，开展美丽村口创建10个。全力推进森林普陀建设，着力建设一批集景观建设、林相改造、生态涵养于一体的彩色健康森林，全区森林覆盖率达到50.8%；完成“三改”65万平方米、拆违30万平方米，分别完成市下达年度目标任务的120%，成功创建省“基本无违建区”。三是打好环境治理组合拳。以“五水共治”为契机，借助“河长制APP”、“无人机”、“电子眼”等技术支撑，完成41条垃圾河及17条黑臭河达标治理任务；提前完成了渔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有效集中收集处理、污水治理及村庄整治建制村全覆盖。

　　（三）以协同治理为抓手，夯实基层基础。一是传承地域传统文化。把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与美丽乡村建设、乡村休闲旅游发展等有机结合起来，启动省级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重点村和一般村建设12个，完成14个历史文化村落的“千村故事”编撰和“千村档案”整理。二是弘扬基层党建文化。开展“全景党建”红色行动，着重打造集责任清单、党建约谈、工作督查于一体的责任链条体系，设计开发了“普陀区基层党组织组织生活实时共享平台”，并在全区推广。三是推进精神文明创建。深化渔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新建农村文化礼堂9个，举办各类文化活动850场次；举办培训讲座700场次。开展“寻找最美家庭”等评选表彰活动，进一步提高渔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渔农民生活质量。

　>　二、存在问题

　　一是渔农村环境整治机制尚未建立。镇、街道一级政府对渔农村环境卫生组织管理、指导监督、考核奖励等制度尚未全面建立，村级组织的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教育的作用没有得到真正发挥；部分渔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未按要求做到“四分四定”。

　　二是美丽乡村建设积极性不高。存在“政府热，农民冷”、“干部干，农民看”的现象，个别干部思想认识也不到位，存在畏难情绪，强调客观的多，大胆创新的少，工作缺乏主动性、行动迟缓。

　　三是美丽乡村建设亮点、个性不足。部分村落虽已完成整体建设规划，但建设要求和标准不高;项目建设打造个性特色不够鲜明，总体形象与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要求存在差距。

　>　三、高质量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思路和对策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重要指示精神，以高水平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围绕建设海岛乡村大花园，突出“岛岛是花园，村村见美景”的海岛乡村特色，以景村一体化的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乡村振兴。到20_年，全区所有61个渔农村行政村实现A级景区村庄全覆盖，到20_年，61个渔农村行政村均完成新时代美丽乡村达标村创建，其中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精品村34个以上；建成美丽乡村示范片区综合体3个；提升打造主题风景线3条以上；打造主题示范和美小岛4个以上。到202_年，全区80％的可建应建村达到美丽乡村精品村标准，其中省级精品村比例达到30%以上，全域美丽乡村建设全市领先，高颜值、高品质的海岛乡村大花园全面展现，城乡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达到新水平。

　　（一）打造海岛乡村花园样板地

　　一是优化空间布局，彰显海岛乡村风貌。强化规划引领，积极融入全市海岛乡村大花园建设，突出“一岛一品”，实行城乡一体化、县域“一盘棋”的“多规融合”规划管理体系。挖掘梳理海岛乡村特色元素，推广应用《舟山农房建筑设计通用图集》，严格农房式样体量、色彩、高度管控。对标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实现高起点定位、高标准建设、高效率推进，充分依托和挖掘不同村庄的资源禀赋和个性特色，努力打造各具特色的村庄品牌。

　　二是找准主题定位，打造“岛岛是花园”名片。根据建设一批、保护一批、示范一批的原则，选择一定人口规模的建制村海岛，全面开展和美小岛创建，通过制定标准、分类指导、统筹推进，呈现“一岛一风景、岛岛是花园”的美丽海岛格局。围绕“国际化、品质化、人文化”目标，通过全岛规划、文化引领、错位发展，加快推进蚂蚁岛、虾峙岛等一批主题示范小岛打造。借鉴国内外海岛旅游开发成功经验，探索“主题岛”旅游开发模式，提升东极岛、白沙岛、桃花岛等一批主题示范小岛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推动普陀美丽海岛建设走在全国前列乃至走向国际。

　　三是注重串点成链，打造美丽乡村风景线。按照“一个规划、一条干线、一个主题、一批节点”要求，通过主题策划、特色营造、节点建设、景观提升等，梯度推进山、水、林、田、路、房整体提升，实现山清、水秀、林绿、田美、路好、房靓。结合现代农业园区、田园综合体、农村综合改革集成建设项目、特色小镇等产业集聚建设，让美丽乡村风景线的内涵更加丰富、规模更加壮观。

　　四是突出连片成景，培育示范片区综合体。坚持整镇整岛成片推进，连片成景。按照“一片区一主题”要求，跨区域组团打造一批环境美、产业强、文化好、治理善、农民富的新时代美丽乡村示范片区综合体，推进乡村全域绿不断线、景不断链，“盆景”变“苗画”，“苗画”成“花园”。对标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规范，全域开展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实现A级景区村庄全覆盖。

　　五是完善长效机制，提升人居环境质量。进一步完善渔农村环境卫生长效管理办法，强化渔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责任落实，完善保障机制，每年高标准建设一批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村。深入推进厕所革命，改造提升渔农村公厕、旅游厕所，加强渔农村公厕规范化管理。积极开展渔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扩容提标，全面实现标准化运维管理。高标准实施新一轮“整洁村庄”专项行动。推进“一村万树”行动、“蓝色海湾”建设、海洋牧场建设示范工程，系统保护修复海岛海洋生态。

　　（二）打造新型乡村经济融合地

　　一是打造乡村融合平台。统筹布局乡村产业与美丽乡村建设，完善产业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推进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数字化应用，实施农旅融合“十个十”工程，加快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充分挖掘渔农业功能和海岛乡村价值，不断延伸渔农业的产业链、价值链。推进粮食功能区、现代园区建设、省市特色农业强镇、远洋渔业小镇等建设，打造新时代美丽田园。

　　二是培育发展美丽经济。依托部省共建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积极打造一批彰显海岛特色、三产深度融合的乡村振兴典型模式。厚植美丽乡村生态优势、特色风貌、资源禀赋，推进渔农家乐和民宿经济转型升级。积极推动渔农村电商发展，实施“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加快构建农产品网上销售体系，培育电子商务专业村4个。实施渔农家传统特色小吃振兴计划，培育渔农家小吃特色村和知名品牌。

　　三是提高村庄经营水平。鼓励引进社会资本和工商资本，通过“村+公司+农户”等模式，经营美丽资源，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带动渔农民就业致富。推介美丽乡村和特色农产品，打造一批全国知名的美丽乡村、和美小岛品牌。实施“两进两回”行动，落实乡村振兴绩效奖补资金，逐步建立闲置农房及宅基地合理开发利用的长效机制。培育高素质农民150人以上， 新培育农创客16人，提升规范化农民专业合作社8家，培育省级示范性家庭农场2家，培育市级示范性经营主体（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6家，新增市级农旅采摘基地2家。

　　（三）打造文明乡风标杆地

　　一是挖掘传承传统文化。以传统村落项目、历史文化村落、海洋文化项目为主载体，以保存风貌、保全文化、保有生活为总体要求，保护修复古建筑，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整理乡村文化资源，推进乡村记忆馆建设，讲好乡村故事，全面焕发海洋历史文化、海岛传统村落生命力。深入开展“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推动乡村文化振兴。

　　二是弘扬乡村文明新风。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村入户，深化文明村建设，推动公民道德、乡风乡愁、礼仪礼节、家德家风、文化文艺进礼堂。注重好家风好家训传承培育，推进移风易俗，倡导婚丧礼俗新风。深入实施渔农村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家庭、星级文明户创建活动，提升渔农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

　　三是提升渔农民综合素质。加强本土人才培育，大力推行“学历+技能+创业”立体化培育模式，每年免费培训渔农村实用人才300人以上、高素质渔农民50人以上、渔农民职业技能培训700人以上。加强渔农村实用人才、渔农业科技人才、渔农村新兴产业人才、乡村发展能人乡贤等“四支队伍”建设，引导青年、乡贤回乡建设美丽乡村。

　　四是完善乡村善治机制。推进“四治融合”，强化村党组织对村级各类组织的全面领导，推进村民自治，保障村民对美丽乡村建设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建设法治乡村、平安乡村，加快“雪亮工程”和“智安小区”建设，实现村庄主要出入口视频监控覆盖率、联网率均达到100％。强化村规民约宣传，提升乡村德治水平，不断健全渔农村社会治理与美丽乡村建设互促互动的有效机制。

　　五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加强数字乡村建设，推动渔农村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升级换代，逐步部署5G网络，推进4G网络优化和全覆盖。实现乡村网络全覆盖。创新建立“智慧村社”平台，发挥“基层治理四平台”作用，加快推进信息化与政务服务、社会治理、行政执法等深度融合。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向基层延伸，基本实现村民办事不出村。

　　（四）打造美好生活共享地

　　一是提升渔农民收入水平。加强渔农民就业创业服务、产业经营服务，稳定增长渔农民工资性收入，持续增加渔农业经营性收入。充分挖掘渔农业渔农村多重价值，促进资源利用开发，大幅增加渔农民财产性收入。完善精准帮扶和减缓相对贫困机制，实施低收入渔农户高水平全面小康计划，确保低收入渔农户收入增幅高于渔农民平均水平。

　　二是提高乡村基础设施水平。推进渔农村抵御重大自然灾害能力建设。深化“四好农村路”建设，打造渔农村最美公路。积极建设村内通户支路和停车场（位）。全面开展渔农村供水工程标准化管理创建，深入推进渔农村排涝防洪水利体系建设，加快完成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建立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管护机制，提高管护标准，落实管护责任。

　　三是优化渔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健全全民覆盖、普惠共享、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统一、制度并轨。探索建设海岛民生驿站，补齐偏远海岛民生短板。推进渔农村家宴中心建设，保障渔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促进教育资源优质均衡发展，推广“银龄”计划，推进渔农村学校与城区学校组建城乡教育共同体。改善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条件，实现住人小岛医疗服务便民利民点全覆盖。提升居家养老服务能力，推进渔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长效化、规范化运营。

【篇二】美丽乡村建设论文

　　摘要：乡村精英是影响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群体，本文从时间和空间两大角度分析乡村精英这一群体的变化趋势，深入剖析乡村精英的概念、分类、作用等概念，通过论述当前中国乡村精英的冲突，探讨提出针对这些冲突的具体措施。

　　关键词：乡村治理；乡村精英；冲突

　　中图分类号：K27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_）017-0000-0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自主性和积极性不断增强。其中，一大批具有特殊才能和管理能力的人才不断涌现，他们活跃在农村建设的各个环节，成为影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方向的乡村精英群体。

>　　一、乡村精英的概念与演变

　　“精英”一词早在17世纪已经出现，表示精美的、质量上乘的商品，后来演变为具有优势地位的某类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精英”一词开始出现在社会科学领域，帕雷托的社会精英理论被广泛使用。他认为，精英是指那些在自己的活动圈子中具有最高才能指数的人。

　　随着时间的推进，乡村精英这一群体，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在改革开放前，社会分层标准主要取决于政治运动形成的阶级身份，乡村精英是指那些具有政治身份和政治资源的党员、干部、贫下中农等；改革开放后，乡村精英指的是“那些具有特殊才能，在某一方面或某一活动领域具有杰出才能的社区成。”可见，乡村精英都是指那些对乡村发展产生影响的一群人，但是其决定因素的政治色彩变弱，经济社会色彩增强。

　>　二、乡村精英的空间比较

　　（一）南、北方乡村精英权力、待遇及主要任务的对比

　　文献研究表明，乡村精英在南北上存在差异。在一些北方地区，乡村精英发挥自己作用的时候存在的局限性比较大，振兴和发展经济是他们最主要的任务。北方的乡村精英权力相对集中，普通村民的民主政治意识较差。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南方地区，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也较高，乡村精英的主要任务是如何保持经济平稳发展以及提高本地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极大地丰富当地村民的生活。乡村精英的权力相对分散，村民的政治参与度较高，乡村治理过程中的民主协商成分更高。

　　（二）东西部地区乡村精英的供求对比（以近年来大学生村官为例）

　　据资料显示，东部地区村官的报考人数逐年增加，录取率平均是10：1，以20_年为例，东部地区，例如广东省，村官的报名人数达到了6.7万，广东省部分农村甚至出现了508名大学生争夺38个岗位的情况。而偏远的西部地区，例如宁夏回族自治区，报名人数只有2348人，录取比例在2：1到3：1之间，录取比例明显大于东部地区。

　　为缩小南北、东西乡村治理差距，国家仍然有很艰巨的任务。需要大力发展中西部的经济，改善中西部人们的生活条件，以及加大对中西部乡村精英尤其是大学生村官的优惠政策，吸引乡村精英建设中西部，同时还应致力于平衡东西部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

　　>三、乡村精英的分类

　　不同学者对乡村精英的分类不尽相同。但是目前学界对乡村精英的分类大致达成以下共识。

　　第一类，政治精英。政治精英指的是在农村社区生活中发挥着领导、管理、整合等功能的人。代表人物就是以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为代表的村干部，还包括具有乡村治理热心具有群众声望的村民。

　　第二类，经济精英。所谓经济精英主要是指那些有经济资源优势，率先致富的经济能人。许多学者把经济精英看作是现代型精英，在乡村中，这一群体主要包括私营企业主、企业管理者以及经济成功人士。

　　第三类，社会精英。社会精英指的是在农村社区中，在人品、经验、威望具有相对优势的人，往往被称为传统型精英。他们是在社区互动和人际交流中产生的，通过农村社区成员之间相互评价进而区分出来的。

　　乡村精英还有一类群体是“村庄治理中的第四种力量”，这一部分群体包括当兵、上学等原因从农村流出工作的人。他们凭借其身份和地位以及对村庄发展的关心，往往能为乡村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社会资本。

　>　四、乡村精英的作用

　　乡村精英的根本作用是其对村民的动员和示范作用，其它的作用都围绕这一作用而展开。具体来说，乡村精英具有以下作用：

　　首先，乡村精英尤其是治理精英，是政府与村民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一方面，乡村精英，尤其是治理精英代表政府，向下传达各类方针政策，执行国家政务；另一方面，乡村精英向下代表村民利益。为村民谋福利，充当村民的“监护人”角色。

　　其次，乡村精英促进乡村经济的发展，维护乡村的稳定。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乡镇企业不断发展，大批经济能人不断涌现，这些经济精英大大推动了乡村经济的发展。长期以来，大多数普通村民自觉或不自觉的依附乡村精英，参与乡村各项生活，乡村精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村民的集体意志，往往影响着乡村社区的稳定。

　　最后，乡村精英是我国新农村建设的主要依靠群体。新农村建设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各级政府部门主要是在宏观政策上给予支持，普通村民没有能力也无法挑起新农村建设的重担。尽管城市中也有很多精英分子，但是他们并未参与新农村建设的实践。所以，要建设新农村，可以也必须依靠乡村精英。

　　>五、乡村政治中的冲突

　　（一）村干部与村民的冲突

　　村干部是农村社会中意义最为重要的精英。但是随着农村结构的调整，农民利益关系的变化以及价值观念的冲突，农村中村干部与村民的矛盾逐渐明显。

　　村民与村干部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村干部开展的农村农业生产、计生工作、土地的分配利用等工作，与村民的利益产生冲突。此外，随着农村改革开放的深入，村民的民主意识逐步增强，尤其是网络舆论的兴起，村民敢于揭露问题，导致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矛盾加深。其次，村干部身份存在“角色冲突”。村干部不仅要传达上级指令，还要代表村民利益。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委会是农村基层社区群众自治组织，但是在工作职能上，它必须协助乡政府工作。在现实生活中，村委会往往不能平衡其职能，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最后，部分村干部由于享有一定的权利和资源，他们如果谋求自身的利益时，村民往往认为村干部贪污受贿，有些村干部确实行为不廉，这也成为干群矛盾的导火索。

【篇三】美丽乡村建设论文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和稳步实施，乡村发展被摆放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度，乡村振兴成就美丽中国。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应该承担起振兴乡村的重担，助力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中国，从根本上说，是乡土性的”，一个个兼有文化底蕴和现代文明的美丽乡村才会展现一个最为真实的立体中国。由此看来，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衰则国家衰。要让中国屹立于世界，乡村振兴刻不容缓。乡村振兴战略是时代的召唤，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在这样一个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广大青年应有大作为，大抱负，自觉主动肩负起乡村振兴的重任。领袖曾多次寄语广大青年：“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扎根人民，奉献国家。”为响应领袖的号召，我国涌现出一批为乡村建设做贡献的积极分子——最美村官秦玥飞放弃了在美国工作的机会，毅然回乡改善村民生活;“骑手”女司机严克美辞去上海工作，在崇山峻岭中骑出一番天地，为乡村振兴献上自己的一份力。

　　当“青年”遇上“乡村振兴”，可以绕道走，也可以迎难而上。后者的选择让理想有了钙，灵魂有了根，技能有了平台。青年投身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把理想种到土地上，是最正确的报效祖国的方式。青年强则国家强，身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应把人生梦想汇入时代潮流，让蓬勃青春与家国共振，我们应参与乡村建设，为祖国发展无私奉献。

　　农业乡村如今是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越来越多的青年志愿者上山下乡，20_年更有280万驻村干部奋战在脱贫一线。参与乡村建设是青年锤炼坚强意志的过程，是回报祖国的重要途径，也是我们建功立业的最好舞台。我们应把个人理想与国家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放飞青春梦、实现中国梦。

　　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战鼓已经擂响，乡村振兴、建设美丽中国绝不是一句空口号。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应肩负起新时代的历史担当，切实为振兴乡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出自己的贡献。

【篇四】美丽乡村建设论文

　　我国拥有几千年的乡村文明和农耕文化,这些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提升,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条件.乡村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源地,是礼仪文化、农耕文化、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我们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将传統乡村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融合,进一步传承、弘扬,为实施乡村振兴注入强大的精神力量.优秀乡村文化培育健康文明新风是乡村文化成果的重要体现,传承弘扬乡村优秀文化,树立良好的家风典范,对规范成员个体行为、维护社会秩序、促进乡村振兴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进一步发掘、研究、规范乡村文化,制定完善的村规民约,使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融合,摒弃糟粕、取其精华能更有效促进家国共建,推动乡村振兴.

　　如何在美丽乡村建设中传承乡村文化促进乡村振兴,探索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的新途径.如何让农耕文化的优秀菁华成为建构农村文明的底色,是摆在我们面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时代课题.为此,我们以汉中市镇巴县黎坝镇为案例,探讨乡村振兴战略的文化课题,探寻农业农村融合发展之道.

　>　一、黎坝镇基本情况

　　黎坝镇位于镇巴县西南部,距县城60公里,总面积103.7平方公里,镇村公路总里程97公里.有水田4488亩,旱地3622亩；是全县唯一田多于地之镇,有林地10.5万余亩、荒草坡28万余亩.辖6个行政村1个社区共36个村民小组,2452户9352人.经过精准扶贫建档立卡工作,全镇共有6个贫困村576户1922人.黎坝镇以加快建成“特色农业强镇、乡村旅游名镇、绿色能源重镇”为定位,大力发展生态观光农业、畜牧养殖、农副产品加工、乡村旅游、餐饮产业等五大主导产业.

　　>二、探索乡风文明建设主要内容

　　1.制定黎坝镇《村规民约》.为了推进黎坝镇美丽乡村文明家园建设和脱贫致富的步伐,进一步推进“诚、孝、俭、勤、和”的建设,维护社会稳定,树立良好的村风、民风,创造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促进经济和谐发展,建设文明生态新农村.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的要求,从村风民俗、尊老爱幼、社会治安、消防安全、邻里关系等方面制定黎坝镇《村规民约》.

　　2.成立了三会即互助资金协会、乡贤文化促进会、红白理事会.黎坝镇成立有互助资金协会6个,纳入贫困户会员263户,发动帮扶单位为每户贫困户缴纳入社会费500元,同时政府入注资金160万元作为贷款或村内融资本金,可面向全村社员提供产业资金支持.通过政府牵头,在企业、合作社、社会团体法人之间建立利益连接机制,将现有的各村资金互助协会与各村扶贫互助合作社建立合作共赢关系,实现两社合一.成立乡贤文化促进会7个,从农村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等先进典型、本土退休老干部、老党员以及在当地有一定号召力和影响力的民间大咖、在外学者、致富带头人、回乡创业青年等人中组建乡贤工作者队伍,挖掘乡贤人才,弘扬乡贤文化,充分发挥其在村民自治和基层治理中的巨大作用,引导乡贤当好美德传承者,引导村民争当文明户、好媳妇,争做道德模范、身边好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真善美,形成向上向善的道德力量.成立红白理事会7个,理事会主要借助村规民约、家规家训、志愿劝导、活动教化等方式规范和约束村民行为,遏制低俗恶俗之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实施了“乡贤文化促进会”工程.为继承优秀传统,弘扬乡贤文化,深入推进移风易俗,助推脱贫攻坚,在全社会树立崇尚节俭、文明健康、风清气正的乡风民风,20_年在全镇实施了“乡贤文化促进会”工程,评选出了5名有德高望重、品格端正、义行善举、学识渊博的乡贤骨干,让乡贤成为引领经济发展、助推脱贫攻坚、促进乡风文明的“实践者”.真正发挥乡贤在当地的示范引领作用,并成立村乡贤文化促进会,设会长1名,负责乡贤文化促进会日常工作,结合本镇镇情民意,确定工作重点,打造特色亮点.

　　4.结合“美丽乡村.文明家园”建设,镇上高度重视,大力宣传,制造浓厚的宣传氛围.黎坝镇境内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并重,生态旅游与文化旅游共存,人文景观包含根植于民间的传统文化“傩文化”（即端公戏）,有红色文化（1934年红四方面军12师34团留下的川陕革命根据地遗址）,以及传自清嘉庆年间的黎坝巡检署遗址等,独具特色的文化传承,善良纯朴、率性耿直、热情好客的民俗民风,是黎坝镇乡村旅游开发,乡风文明建设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独特的民间文化是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镇上抓住脱贫攻坚和国开行项目机遇,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全年实施交通建设项目3个710万元,安全饮水工程6个494万元,环境整治项目26个1296万元,校安工程1个170万元.全镇居民饮水、用电、行路、通讯和农业产业基础设施得到极大改善,使镇容镇貌得到改变,生产生活进一步得到改善,为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用足用活移民（脱贫）搬迁政策,通过统规统建,新建兰花坊、梅花苑、菊花园3个安置点,实现“三有”（有房、有土、有业）安置242户916人；通过维修换新颜,用危房改造项目维修加固与重建安置67户94人.既圆了群众的新居梦,也进一步完善了集镇建设.

【篇五】美丽乡村建设论文

　　【内容摘要】政治从来离不开精英，乡村政治尤其如此，这种选择是历史的选择，更是政治文化的选择，政治从来不可能超越当地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文化是乡村精英存在和发展的土壤，也是规制乡村精英政治行动的软环境，如何规范乡村政治文化来规制乡村精英促进乡村治理的发展，是目前我国政治发展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

　　【关键词】乡村精英；治理；政治文化。

　　【作者简介】张芳山，政治学博士，南昌大学廉政中心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

　　从事乡村治理研究。

　　熊节春，哲学博士，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外政治哲学研究。

　　涂宪华，南昌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科技与当代经济发展。

　　乡村精英是乡村社会的一股重要力量，它的存在影响着乡村的治理和建设，因而引发了很多的研究与思考。

　　中国历时二十年的乡村基层民主实践一直在探寻实现村民自治的终极目标，但客观上却在走着一条精英治理的道路。这种精英治理模式的弊端已逐渐凸显。这也许是中国这样一个缺少民主传统和民主训练的国度的政治文化惯性延续的必然结果，也可能是当前中国乡村政治生态的客观要求。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一个客观的事实是：在今天的中国乡村，活跃在政治舞台上、执掌着乡村治理权力的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乡村的各类能人。可以预见，乡村精英治理模式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在中国农村是有生命力的，这种治理模式注定会成为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一种独特的政治现象。

　　精英政治是中国的国情，尤其是在乡村一级，精英的角色非常重要，会直接影响到乡村的治理。但与此同时，乡村精英往往会在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角色摇摆，会垄断乡村本已稀缺的资源，会破坏乡村的民主化治理；如果没有规制或规制不完善，精英治理就会成为百姓所不愿意看到但又不得不接受的结局。

　　>一、乡村精英政治：偶然与必然

　　关于何谓精英，我们一般援引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托（V.Pareto）的定义，他曾经将精英分为“治理精英”（Governingelite）与“非治理精英”（Non-governingelite）两类。显然，政治精英只是治理精英中的一个部分，后者还包括军事上的领导者、有影响力的经济集团的领导者等。政治精英是政治体系中的精英分子，具体到中国，所谓乡村精英就是在村级组织中拥有领导地位的人，或者说是在村级组织决策中有影响力的人，这里指的乡村精英是一种狭义的精英概念，主要是指乡村政治精英。

　　“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1]。为什么乡村选择了这种精英体制？文化上的原因是最深刻的根源。

　　首先，传统制度文化型塑了“臣民”文化。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长期处于一种压力体制，民间缺乏自由、民主的生发空间，长期的压制型塑了中国的国民性格：“臣民”性格。对政治不关心，认为自己的言论于政治无关紧要，与其浪费唇舌去谈论政治不如退避三舍饮酒吟诗，如果自身权利受到非法伤害，也只能忍气吞声，对待权力唯唯诺诺敬若神明，不敢说半个不字。这是长期压抑塑造的人格，在这种“君臣父子纲常伦理”文化的压制下，每个人都成了权力的奴隶，且奴性十足。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巴林顿·摩尔在分析中国社会时就曾指出：“中国农民很难发展出一种政治民主的平等理论，因为中国不存在自己的民主传统。”

　　臣民性格的反面是公民性格。具有公民性格的人对政治比较感兴趣，而且敢于与权力抗争，当个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他会进行合法的抗争，而社会也保护他的这种权利。一般来说，公民性格的民众是民主生发的良好土壤，而臣民性格的民众就滋养了精英体制的生长。詹姆斯·汤森、布兰特·沃马克在《中国政治》一书中说：“帝国政治制度的政治权威构架基本上是精英主义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官员与平民之间的区别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泾渭分明……少数握有权柄的精英与无权无势的民众之间的这种截然分明的界限，是传统中国政治的一个明显特征。”[2]

　　其次，当前的组织文化很不发育。就目前而言，农村的利益表达机制不发达，民间组织也非常缺乏，兄弟之间都基本上是各顾各，村民与村民之问的关系就更加松散，传统的宗族联系解体了，血缘联系弱化了，地缘联系被破坏了，利益联系尚未建立且缺乏建立起来的社会基础，村民因此在村庄内部变成了马克思所说的“一袋马铃薯”，村民已经原子化了[3]。正是在这样的一种组织文化之中，才更加凸显出政治精英的重要性。AntonSteen曾经说过，在一个制度缺乏或制度化程度低的社会里，精英之间所形成的非正式的权力网络对于民主化来说就特别重要[4]。

　　当然，传统的乡绅政治文化根深蒂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传统的村庄治理模式下，乡村社会在时间和空间上缺乏开放性，权力结构比较固化，作为乡土社会权力场域的精英角色也比较固定。在封建社会，乡村社会精英主要由乡绅阶层来扮演；在近代社会，乡村精英主要是有财富、声誉的人甚至是地痞流氓、土豪劣绅也跻身入内。本文探讨的乡村社会的精英是帕雷托所言的两类精英的结合体，他们往往先是在各自领域（主要是经济领域）有一定的成就，积累了一定的经济资源，然后在基层选举中通过正当或不正当的政治博弈，最终成为了直接掌握权力的统治精英。

　　传统精英理论一直认为精英政治是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铁的事实。正如米歇尔斯所宣称的那样：“像物质财富一样，政治权力完全不可能、也没必要为社会成员平等地占有，凡是有组织、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权力精英。在平民政治和精英政治之间的抉择是虚构的，任何政治都是精英政治。”[5]熊彼特也认为：“浪漫的大众民主是不现实的，民主政治不是由人民在掌权，而是由选举产生的精英在掌权。”[6]

　　实际上，依靠法律制度来治理的法理型治理模式也并不排除精英的作用，因为民主与精英并非完全排斥、背离、矛盾、冲突，尤其是在当下中国农村社会的转型时期。早在19世纪布赖斯就曾说过：“大概没有什么统治会比民主更需要伟大领袖了。”[7]对此，马克斯·韦伯也有过相似论述：即便是法理型统治，统治的稳定和有力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理型统治是否拥有一个克里斯玛的政治人物作为统治者的[8]。民主也需要英明的领袖，或者说也需要一批精英，对中国乡村社会的民主化而言，亦是如此。

【篇六】美丽乡村建设论文

　　摘要：乡村振兴是一个系统工程，在推动乡村振兴发展过程中，存在一定的不平衡性。县域乡村空间规划是优化乡村空间开发格局的重要手段，是调控和引导资源配置、集约利用的空间政策工具。为有效地解决乡村振兴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性问题，应围绕产业发展、生态修复、管控治理驱动力，有效地实施县域乡村空间规划，形成系统、有序空间格局，推动乡村振兴发展。

　　 关键词：乡村振兴;县域;乡村空间;发展规划;发展策略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_）18-0035-04

　　 引言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面临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在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人们在各方面的需求快速增长，城乡发展水平的差距明显，造成了诸多不平衡的现象。随着城镇化建设引领着越来越多的政策和资源走向农村，为如何在有限的空间区域充分利用资源达到推动农村发展、减小不平衡差距成为研究热点。20_年5月，自然资源部发文：“建立全国统一、责权清晰、科学高效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整体谋划新时代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综合考慮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因素，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扎实推进乡村建设，塑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格局，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与公共服务短板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乡村空间规划整体上反映着乡村地区的经济、社会、环境水平，展示着其资源配置及利用的程度，更涵盖着生产、生态、生活三大领域。县域乡村空间规划是实施国土空间规划项目中承上启下的重要衔接部分，既要贯彻落实上级部门下达的规划编制要求，又要向下级乡镇传达并引导具体的规划路径安排。根据县域的不同识别特征，研究其内在的发展诉求，结合相关因素考虑，以主要驱动力为主导形成一套合理的规划方案对于县域乡村空间布局的构造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刘纪远、张增祥等（20_）认为，国家宏观政策、区域发展政策及社会经济发展是21世纪初期土地利用变化的主导驱动因素[1];郭晓东、马利邦、张启媛（20_）利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对在基本生活需求与改善生活条件的内在驱动力、基本价值观、市场参与能力，以及政策制度的约束力和驱动力等多种因素的对乡村聚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研究[2];王竹、沈昊（20_）以景观变化为驱动力，做出乡村的空间规划探究[3];朱纪广、李小建等（20_）分析以交通、特色产业、政府机制为向导的空间形成机制[4];薛东前、陈恪、贾金慧（20_）将地势、河流、道路、人口、经济、工业化与城镇化、政策调控等作为空间规划的驱动因素[5];杨欢、何浪（20_）基于“驱动力—状态—响应”的理念，对乡村空间进行划分，提出具有适宜性的空间整合模式[6]。

　　 本文以产业发展、生态修复、管控治理为三大初始驱动因素，结合县域乡村不同发展，为有效地实施县域乡村空间规划，形成系统、有序空间格局，推动乡村振兴发展提供一定依据。

　　> 一、乡村振兴与驱动力为主导的县域乡村发展规划

　　 乡村区域的发展有很多重要的组成或推动要素，这些要素在空间发展中所占的比重和地位是不相同的，某个更具活力的要素一定会影响或推动其他要素的存在，这种最活跃的要素就是乡村区域的主导驱动力。乡村社会是一个由比较封闭的发展模式到比较开放的城乡统筹谋划模式转变过程。乡村振兴需要有效地解决相应不平衡性问题，诸如乡村空心化及老龄化、劳动力严重不足、生态环境恶化、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等等。以驱动力为主导的乡村规划，成为解决不衡性问题的切入点。

　　 第一，产业发展驱动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和经济基础是产业兴旺，以优化产业结构、发挥各生产要素之间协同作用为导向，促进产业融合发展、转型升级，增加产品附加值，开拓产业多功能性。不同的产业结构意味着乡村区域土地利用方式不同，具有差异性的土地利用方式意味着不同的生产效益。因此，产业发展对于乡村区域格局优化具有直接显著影响，产业发展成为县域乡村空间规划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产业发展充分挖掘乡村产业特色，依据乡村产业空间格局打造集复合化与景观化为一体的发展模式，驱动促进空间经济效率提升。

　　 第二，生态修复驱动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任务是生态宜居，聚焦生态恢复、保护优先的理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协同化治理，因地制宜地打造绿色空间区域。生态修复投入的多少决定着区域环境的改善和生态效益的提升，对生态修复的重视程度对乡村地区不平衡发展具有正向驱动作用，分析重点生态功能区退耕还林还草等修复性工程、权衡保护与发展造成的人地矛盾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核心所在，以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因此，生态修复对于乡村区域格局优化具有直接显著影响，生态修复成为县域乡村空间规划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生态修复发展充分挖掘乡村资源，依据乡村生态空间格局打造保护与发展为一体的发展模式，驱动促进空间生态效率提升。

　　 第三，管控治理驱动力。实现乡村振兴必须发展和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政府出台相应的政策体系严格实行用途管制，坚守用地原则，加强土地监管，逐步完善各项规划机制，提升土地利用效率。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一定要以“以人为本”的思想，关注乡村社会的发展水平提升与乡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避免制度与实际脱离的现象。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夯实各部门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核心领导作用，管控治理驱动的县域空间规划以法治为本，深入推动着乡村内部发展不平衡的局面扭转。因此，管控治理对于乡村区域格局优化具有直接显著影响，管控治理成为县域乡村空间规划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管控治理发展充分依据乡村社会空间格局打造制度与发展为一体的发展模式，驱动促进空间社会效率提升。

　　 以产业发展驱动力、生态修复驱动力和管控治理驱动力的乡村空间规划，驱动促进乡村空间经济效率、生态效率和社会效率的提升，是缓解不平衡压力，打造高质量乡村建设的主要动力。 二、驱动县域乡村空间发展的内容

　　 以驱动力为主导的县域乡村发展规划驱动促进乡村空间经济效率、生态效率和社会效率的提升。

　　 （一）产业发展驱动提升乡村空间经济效率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贯彻实施，许多乡村地区为了促进产业兴旺、解决空心化和老龄化的问题，着重关注产业的发展。

　　 1.产业类型发展。以产业为主导驱动力的县域乡村空间通常可以分为以第一产业为主的传统农业型、以一二产业为主的农工混合型以及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型。重庆市荣昌区以乡村产业为主导驱动力，根据乡村地类结构，对乡村产业分区，划分乡村产业类型[7]，将产业类型分为传统农业型、现代农业型、农工混合型以及非农主导型。传统农业型地区以传统的农业种植业为主导，具有生产条件落后、交通条件差、地质灾害频发的特征;现代农业型地区作为重庆市重要的粮油生产区，具有乡村土壤肥沃、耕地分布比较集中、生产条件优越的特征;农工混合型乡村则坐落着一些高污染、高耗能企业，其种植业与工业并重发展，从而带动着经济水平的提升;非农主导型乡村以工业和旅游服务业为主导产业，其人口密度较大，土地利用强度较高，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点建设区域。

　　 2.转型发展。江苏省无锡市将乡村产业视为主导驱动力，根据地域特色，乡村形成新型农业推动下的环境优化型、工业升级引导下的分离与集中型和三产发展促进的特色塑造型三种具备产业特色的乡村空间转型模式[8]。

　　 （二）生态修复驱动提升乡村空间生态效率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贯彻实施，许多乡村地区面临着保护与发展关系矛盾的问题，尤其是许多生态敏感的欠发达地区。

　　 1.山地和河谷平坝生态修复发展。云南省滇西地区90%以上都是山地，河谷平坝不到5%，适宜城镇发展和耕种的地区都集中在河谷平坝[9]，城镇建设占用大量农田，致使空间资源要素配置比例失衡。山地和河谷平坝生态修复成为云南省滇西地区乡村振兴的重点内容。

　　 2.旱塬生态修复发展。渭北乡村旱塬区位于渭河平原和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之间，防范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面临着水土流失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结合坡度、坡向、高程、河流、规模、道路等多种空间因素考虑，旱塬生态修复成为渭北乡村振兴的重点内容。

　　 （三）管控治理提升乡村空间社会效率

　　 实施管控治理的职责边界明晰，涉及到各部门权力与利益影响的耕地、湿地、林地、园地、荒地等地之间规划使用的管控，避免交叉沖突。

　>　 三、驱动县域乡村空间发展策略

　　 县域乡村空间发展规划引导并控制乡村空间发展向良性方向逐渐转变，使乡村空间加快新陈代谢速率，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三生三产”复合

　　 乡村生产空间中的耕作方式比较粗放，土地细碎化现象较多，进一步导致耕地抛荒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农民在生活空间里常常会产生人地矛盾，人居环境被各种垃圾污染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存在着许多住宅分布散乱、用地效率差的问题。在乡村生态空间中，由于村民对环境问题的轻视与工业制造的排放造成土壤污染、水源污染、大气污染的问题日渐严重。由此看来，县域必须明晰空间规划的必要性与空间重构的重要性。

　　 以产业为主导驱动力的县域乡村空间发展特色农业，同时扩展第二三产业，集生产、加工、制造、采摘、销售、参观等一体化，推进“生产—生活—生态”复合空间的整合建设。安徽省合肥市凤桥社区以发展生态农业为中心建立了多家大规模的农业产业园。农业生态园主要以特色种养业为主，部分为传统农业，拓展发展休闲农业，将生态农业景观化[10]。在各项规划发展政策的驱动下，复垦宅基地，将分散的农户集中搬迁至设施比较齐全的村民中心，由此便可实现劳动力聚集，为打造集中化、高效率的产业基地提供便利。在生活空间方面，乡村社区能够实施统一管理，完善学校、医院、农贸市场等基础服务设施。村民垃圾可实行统一处理，避免垃圾被乱丢至多处对村容村貌造成不利影响。该地区通过产居一体化将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进行重组，将初始以产业为驱动的空间规划为“三生三产”联合发展的复合性空间。

　　 在乡村振兴发展中，传统农业型空间区域应当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筛选出不宜耕作的土地退耕还林，促进土地经营权的流转，优化种植结构，以绿色产业代替传统农业种植方式，孕育特色农业，对初级农产品加工，在做好第一产业的基础上适当发展第二与第三产业;现代农业型空间区域要进一步提高基本农田建设标准，培育高质量、高附加值的农业产品;农工混合型空间区域应当重视周边生态环境恶化问题，提倡发展生态农业，保证该空间的可持续发展能够顺利推进;非农主导型空间区域的目标则是充分利用城镇边缘地区的农业景观，进一步完善农业园区的建设，加大观光旅游业的宣传力度。

　　 （二）移民搬迁、土地整治以及产业重构

　　 乡村生态系统和其他的非纯自然的生态系统一样，由人工和自然要素共同组成，它们之间相互干扰、相互融合形成一种多结构、多层次、多功能、多形态的复合人工生态系统[11]。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与经济发展壮大的基石，乡村的生态空间是生产和生活空间的基础，生产和生活空间又影响着生态空间的运作。乡村的基础环保设施缺乏建设与完善，生产废弃物和生活垃圾随意乱丢以及不正确处理的现象频频发生，对乡村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污染与破坏。乡村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时常处于失衡状态，尤其表现在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等方面，直接降低农业生产效益。

　　 乡村生态环境脆弱不堪的零星居民点空间规划应以生态移民为起点，组织发动相关部门对分散的零星居民点进行搬迁引导，使分散的小农户向地势较低且相对平坦的区域合并迁移，兴修农田水利设施。此举措不仅可以很好地保护水源涵养区和生态保护区，还有利于之后的生态功能的修复工程。保留居民点空间区域重点放在土地的集约利用上，开发土地综合整治技术，进行适当的土地整治。废弃或闲置的宅基地，避免一户多宅与土地资源的浪费的现象，将土地盘活利用，改善土地用途，推动该空间区域经济水平的增长。作为具有良好区位优势的中心居民点的空间，完善道路交通设施，加强产业连通性，积极拓展特色农业与乡村旅游业，把山、水、林、田、湖的生态景观注入到产业中，充分激发乡镇村庄之间各要素的流动，利用其连接城乡的枢纽效应，推进城乡共同发展。 乡村地形地势、土壤质量、河流道路分布都是影响县域空间规划布局的客观条件，应将其划入乡村空间重构的重要因素中。土地整治是乡村空间重构过程中的强硬基石，为了避免乡村聚落空心化现象的加重以及构建出生产有序、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县域乡村空间，将土地整治与产业重构列为进一步优化新渠道，实现真正的空间可持续发展。重庆市石坪村土地整治逐渐迈向综合化、生态化模式，土地利用由传统粗放耕种向规模化、精细化种植转变，产业结构由单一种植向一二三产业链闭环延伸，实现了土地整治—产业转型—乡村重构的无缝接合[12]。通过空间规划体系的建立，重庆市石坪村产业发展集采摘观摩、趣味体验、度假休闲于一体化，吸引着外来投资，为村民谋幸福。

　　 （三）多规合一，信息联动

　　 县域乡村空间规划中各部门方案策略不一、上下层级管制不衔接的问题，要想实现空间规划的一张蓝图，必须深入贯彻落实“多规合一”的政策，避免各部门层级之间管控不统一导致的相互冲突。运用国家整体策略引导县域空间规划格局优化，是县级政府科学合理地对空间格局进行优化的必要手段。

　　 1.以國家政策为统领，各部门层级之间形成统一的目标并达成共识。各部门层级之间相互沟通建立兼顾多方利益的协调机制与统一管理平台，通过制定规划目标、发展定位、实施战略等重大事项构建规划框架，进而形成各资源要素合理配置的优化布局。同时，推进“多规合一”改革应明确推进改革的“减量规划”思维，树立“红线意识”[13]，根据不同尺度与层级空间规划的相关管控要求分级落实，并保持各个规划的用地标准、生态红线与城镇边界等相统一。在建立总体指导思想的基础上，以管控治理为驱动的县域空间规划需形成用途管制体系，其管制要素由单一走向保护农业用地、发展建设用地、开发闲置土地的多元化方向转变，辅以配套政策加强“农地、农有、农用”的管制，有序地推进限于国土空间的集约高效发展。

　　 2.机械地生搬硬套一些规划策略，很可能导致“千城一面”的现象，没有针对性的实施方案会丧失乡村原本的特色。自然在乡村规划中担任着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乡村的空间规划要从实际出发，把乡村与自然看作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按照其本身的发展规律，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的规划方案，因地制宜，生产活动顺应自然，生态环境尊重自然。为了推进县域空间规划的开展，合理地进行资源配置，使得规划方案具有针对性与可行性，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作为重要标准，要严格按照国土空间规划的总体规划、详细规划、专项规划的要求，分类指引，加强空间规划的顶层设计。同时，应建立“多规合一”的指标数据库，把城乡建设、土地资源、道路交通、环境保护等空间要素叠加至一起，建成全县统一的信息联动平台，进行差异化管控的同时实施精细化管理，科学地统筹农业、生态和城镇功能空间。

　　 参考文献：

　　 [1] 刘纪远，张增祥，徐新良，匡文慧，周万村，张树文，李仁东，颜长珍，于东升，吴世新，江南.21世纪初中国土地利用变化的空间格局与驱动力分析[J].地理学报，20_，（12）：1411-1420.

　　 [2] 郭晓东，马利邦，张启媛.基于GIS的秦安县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研究[J].经济地理，20_，（7）：56-62.

　　 [3] 王竹，沈昊.基于景观变化驱动力的乡村空间规划策略研究——以浙江莫干山镇劳岭村规划设计研究与实践为例[J].西部人居环境学刊，20_，（2）：6-10.

　　 [4] 朱纪广，李小建，王德，牛宁，杨慧敏.传统农区城乡体系空间结构演变及其形成机制研究——以河南省周口市为例[J].人文地理，20_，（4）：126-134.

　　 [5] 薛东前，陈恪，贾金慧.渭北旱塬乡村聚落演化的影响因素与空间重构——以黄陵县为例[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_，（4）：22-30.

　　 [6] 杨欢，何浪.基于“驱动力—状态—响应”的乡村聚落类型划分及空间整合模式研究——以咸阳市为例[J].小城镇建设，20_，（8）：11-18.

　　 [7] 魏耀华，陈荣蓉，杨朝现，信桂新.丘陵区村域乡村性空间分异及发展类型研究——以重庆市荣昌区为例[J].地域研究与开发，20_，（3）：170-175.

　　 [8] 陶岸君，王兴平.市县空间规划“多规合一”中的国土空间功能分区实践研究——以江苏省如东县为例[J].现代城市研究，20_，（9）：17-25.

　　 [9] 李瑞强.滇西地区市县空间规划的探索与实践——以大理州永平县“多规合一”为例[J].城乡规划，20_，（6）：98-106.

　　 [10] 储文娟，李俊峰.土地流转背景下乡村空间转型及效益研究——以合肥市凤桥社区为例[J].安徽农业科学，20_，（11）：249-252.

　　 [11] 余侃华，祁姗，龚健.基于生态适应性的乡村产业振兴及空间规划协同路径探新[J].生态经济，20_，（3）：224-229.

　　 [12] 闫建，姜申未，熊想想.基于产业发展与土地整治联动的乡村空间重构研究——以重庆市石坪村为例[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_，（9）：79-89.

　　 [13] 张克.市县“多规合一”演进：自规划体系与治理能力观察[J].改革，20_，（2）：68-76.

　　 [责任编辑文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