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家庭法是指规范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这些法律有不同的名称和含义。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婚姻家庭法论文的文章3篇 ,欢迎品鉴！

第1篇: 婚姻家庭法论文

　　关键词：婚姻家庭法；基本价值

　　摘要：从婚姻家庭法价值释义，婚姻家庭法基本价值的研究意义，婚姻家庭法基]本价值的特征和婚姻

　　家庭法基本价值的评价标准四方面进行分析，指出婚姻家庭法的基本价值在于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引导

　　婚姻家庭建设的和谐发展，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

　　中图分类号：D91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4970(20_)06—0068—04

　　收稿日期：20_—06—23

　　作者简介：刘荔云(1977一)，女，福建莆田人，莆田学院社会科学基础部讲师，硕士。

　　一价值释义和研究婚姻家庭法基本价值的意义

　　马克思说：“‘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1](p40“是人们所利用的并表现了对人的需要的关系的物的属性”；“表示物的对有用或使人愉快等等的属性”；“实际上是表示物为人而存在”。[2](p139)法律价值是指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法之间的需要和满足的对应关系，即法所具有的对主体有意义的，可满

　　足主体需要的功能和属性。

　　婚姻家庭法的基本价值是在婚姻家庭法实践活动中，在婚姻法本身的内在要素及其功能结构与人对婚姻家庭法的需要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相对于哲学意义上的价值，婚姻家庭法的基本价值是具体的，它是指全体社会成员根据自己的需要，希望婚姻家庭法所应具有的最基本、最主要的性状和属性。要正确理解婚姻家庭法的基本价值笔者认为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因素：(1)作为婚姻家庭法基本价值关系客体的婚姻家庭法所现或具有的性状、属性或作用是其基本价值赖以存在的基础。婚姻家庭法若没有自身的属性性状，讨论婚姻家庭法的基本价值如同空中楼阁（2)在婚姻家庭法基本价值关系中，作为婚姻家庭法基本价值概念存在的基础——婚姻家庭法价值主体是始终存在的，即全体社会成员，只有把关注点放在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方面，婚姻家庭法的基本价值才具有最一般、最普遍的意义。(3)作为婚姻家庭法基本价值关系中的主体与客体，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与婚姻家庭法这部法律所具有性状与属性是相辅相成的。具体说来，即全体社会成员对婚姻家庭法存在的性状、属性或作用的这种珍视、重视态度又是以婚姻家庭法所具有的这种属性、性状或作用对全体社会成

　　员的欲求、需要具有相洽互适性为基础的。

　　笔者认为研究婚姻家庭法基本价值的意义有(1)影响并推动婚姻家庭关系的发展，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制度是最普遍的社会制度之一。任何一个社会要使文明延续下去，都必须建立一种稳固而有活力的家庭制度。’既稳固又有活力的婚姻家庭关系是现代社会的需要，如何建立并发展这种婚姻家庭关系是婚姻法价值研究的意义所

　　在。(2)找准婚姻家庭法的定位，使之更好地协调与其它部门法的关系。婚姻家庭关系是一种庞杂的社会关系，使得婚姻家庭法本身必须具有相当高的素质然后才能与其它民、商事法律部门协调好，从而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上一页[1][2][3][4][5]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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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婚姻家庭法基本价值的特征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婚姻家庭法基本价值应具有下述特征：

　　(一)婚姻家庭法基本价值的社会性婚姻家庭法基本价值绝不是对婚姻家庭法这部法

　　律的属性或作用的客观描述，而是指处于全体社会成员的珍视、重视态度中婚姻家庭法所具有的性状、属性或作用。由此看来，全体社会成员必然要求其所希望、欲求的婚姻家庭法具有多种性状，这就是说要求婚姻家庭法的基本价值具有社会性。婚姻家庭法的调整对象是人类的两性关系和血缘关系，是将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人的个体需要与社会需要兼容一体的特殊的社会关系。“夫妻不只是男女问的两性关系，而且还是共同向儿女负责的合

　　作关系，在这个婚姻的契约中同时缔结了两种相联的社会关系——夫妻和亲子”。这代表了中国社会学界比较通行的看法：生育始终是婚姻家庭的基本功能。尽管在当代，独身家庭和不要孩子的家庭数量在上升，但“出于一种保存种性或使父母的遗传特性、姓名或死后名声永远存在的一种天性或愿望”“等因素，孩子是家庭稳固的一项重要保证。由此可见，婚姻的社会本质并未因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从根本上动摇。尽管以个体为本位的夫妻情感因素成了婚姻家庭的重要成份，但家庭作为社会的消费单位和“生产”单位，共同养育功能和共同经济生活的功能并未因此而减弱或丧失。据此，笔者认为婚姻家庭法基本价值的特征之一是坚持社会本位，强调社会性，协调兼顾个体需要与社会需要，不能过份强调婚姻法的“私法”属性，因为婚姻家庭关系是一种“渊源于人伦秩序这一本质的、自然的社会共同体结构，并非目的性利益关系；其自身的存在和功能带有鲜明的‘公法’秩序和社会保障、福利属性’’。

　　(二)婚姻家庭法基本价值的伦理性

　　婚姻家庭法有突出的伦理性，是道德化的法律或法律化的道德，“它的触角伸人人心中的道德天平、自律规则甚至情感世界。它以大量的不可选择的强行性规范试图将人们的婚姻家庭生活引入公共秩序、善良风俗的轨道，这些规范因其具有扶弱济贫的公益属性而被法

　　律加以定型。”“可见它同意思自治原则有别，人们可以选择的只是是否进入这些法律关系，其法律后果不能由当事人通过协议加以改变。那么作为婚姻家庭法的基本价值也应彰显中国婚姻的伦理性特征，在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权利和义务中发挥独特的作用。

　　(三)婚姻家庭法基本价值的前瞻性

　　“良法”的概念最早是由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它所具备的基本要素之一就是具有前瞻性。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组成单位，它的发展也是社会发展的缩影，对于涉及面最广的婚姻家庭法，在我国处于体制转轨的时期，各种利益的冲突和思想碰撞所造成的不同的价值取向，都影响着婚姻家庭法关于婚姻当事人之问、家庭成员之间、个体婚姻与社会之间相关权利义务关系的权威性分配。在价值取向上婚姻家庭法基本价值面临着在保护弱者与尊重个体婚姻自由、重视传统与顺应时代变化、重视其社会保障功能还是突出其权利本位的属性之间进行困难的选择，或者是为寻找其结合点进行艰难的选择。笔者认为，婚姻应是两个完整、独立人的联合，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使人类向着更高的需要层次——平等、尊重与爱迈进。作为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婚姻家庭法则应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未来的家庭将会沿着有利于人性解放的方向发展。将未来婚姻与家庭的走向予于婚姻家庭法之中，用具体的规范来评

　　价并最终引导人们的行为，这是一个法治社会首先需要的，也是婚姻家庭法的价值所在。

　　三、婚姻家庭法基本价值的评价标准

　　价值关系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客观关系，科学评价一种事物的关键在于选择一种客观的评价标准，所谓评价标准是指人们在评价活动中应用于对象的价值尺度和界限。在众多的评价标准中，笔者认为社会评价标准是最客观的，原因在于：其一，社会的根本价值目标和社会评价标准是一致的，而社会的进步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是我们最高的价值标准；其二，科学的社会评价及其标准来源于长期的社会历史实践，婚姻家庭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基本价值的评价标准理应来源于社会评价标准。社会评价标准包括主体性标准、效益性标准和发

　　展性标准三个方面：

　　(一)主体性标准

　　主体性标准即在评价婚姻家庭法基本价值时，把对价值主体的考察包括到评价标准中，并置于中心地位。当前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体制并存的前提下，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反映出不同价值取向选择的差异性。在市场经济发展时期，利益主体是多元化的，行为者较之过去有了广泛的选择权利，这就使得个人的独立性、自主性地位逐步得以确立。

　　从事经济活动的人们必然以自身的利益需求为出发点选择自己的行为，这就构成了不同的价值取向。鉴于此，虽有国家所倡导的价值观念为主流趋势，但在实际生活中，处于不同客观环境中的人们，价值取向的选择差异越来越大，特别是在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与个人主义价值观相对、理想主义的价值目标与现实主义的价值目标并存的情形下，传统的价值取向天平发生了倾斜，甚至失衡。还有一些诸如“合理的利己主义”人生观、崇洋媚外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观念、怀恋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等等，也成为人们的价值选择。从婚姻家庭领域看，行为主体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异性选择，反映到婚姻家庭关系上的价值观念冲突及婚姻家庭现状日益复杂化。过去为公众所认同的某些婚姻家庭观念已逐渐发生变化，一些市场经济的运行法则在婚姻家庭领域中得以充分体现，一些反映在公民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道德衰退现象折射到家庭关系上，传统的婚姻家庭价值观念体系受到严重的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_年第6期得到适当的调整。实际上，也正是这种积极的发展才成为婚姻家庭法的价值，评价它的要旨在于预见未来，因此发展性标准也成为评价标准之一。

　　四、婚姻家庭法的基本价值

　　法律除了是一种规则和条文，更重要的是在法律实践中体现出来的人类追求的精神、价值诉求。按照罗尔斯的法律正义论，正义简单说来是一种通过制度设计出来的社会原则，是在法律后面注视和看守法律条文的东西。J(pl’作为调整社会中最广泛存在的婚姻家庭关系的婚姻家庭法，则更要在实践中体现出人们对正义精神的追求。笔者认为婚姻家庭法的基本价值有以下几点：

　　(一)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人类社会的角色划分，简言之即男女老少。随着社会的进步与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不同角色的社会地位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同时，社会自身的保障机能也在不断地健全。如前所述，笔者认为婚姻家庭法基本价值的特征之一是坚持社会本位，强调社会性，不能过份强调婚姻家庭法的“私法”属性。究其原因，婚姻家庭关系是一种渊源于人伦秩序这一本质的、自然的社会共同体结构，并非目的性利益关系，其自身的存在和功能带有鲜明的公法秩序和社会保障、福利属性，保护弱者和利他价值取向。由于在中国，旧观念与旧习俗尚未得以根除，处于弱势地位的妇女、儿童、老人，特别对于女性，她们中的许多人还未得到真正的心理独立，在很多情况下，她们仍旧非常需要依靠婚姻家庭法的保护。另外，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中也明确规定要保护婚姻和家庭，保障公民婚姻家庭中的合法权益。在一个文明社会中，社会与社会中的人是息息相关的，社会发展的前提是激发人的活力与创造力，而对于弱势群体中的人则表现为尽可能多地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而不受损害。法律有其特有的社会评价、引导、警戒等功能，理应在设定权利、义务时具备这一素质。例如，对重婚罪的规定及对家庭暴力的惩罚；对离异子女的抚养权、探视权的具体细化；对不履行赡养老人义务的惩罚；对无生活能力人的扶养等规定，都体现了社会对弱势群体利益的同情与保护。

　　(二)引导婚姻家庭建设的和谐发展。家庭在一个社会中的地位是众所周知的，家庭的稳定健康与否直接关系到其所在社会的发展情况，同时也是衡量这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准之一。如前所述，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体制的转换，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大众传媒和信息流量的日益发达膨胀，还由于种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使得行为主体愈来愈不能够全面真实地把握外部世界和自我，为周围环境和社会时尚所左右的状况比比皆是。特别是在多元价值观的格局下自我意识的迷失、独立人格的扭曲成为社会行为失范的原因，或是拜金取利，或是挥霍享乐，非理智的情绪色彩和盲动性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乃至家庭生活的诸多面表现在婚姻家庭领域中现实存在的重婚纳妾、养情妇等违背一夫一妻基本婚姻制度的现

　　象，不少人认为只是道德问题，社会应持宽容态度即使要管也只能通过道德等手段进行调整。对重婚纳妾行为已经构成重婚罪的，也仍以取证难等为理由推诿社会责任，采取不予干涉的态度。还有些人认为婚姻家庭领域是弘扬个性选择的领域，以时尚为根本，摒弃社会责任，以利己为核心；或不以婚姻关系的构成为责任，强调个人权利，放弃承担义务，往往把个人应当在家庭关系中承担的责任推向社会和国家的同时，又排斥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人对于社会的责任。家庭暴力、拒绝抚养、扶养、赡养，离婚争夺财产等问题，已不是一般的行为约束能够调整的。婚姻家庭法在调整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关系时理应发挥其引导作用。西方的著名理论之一——家庭改革论认为，建立在婚姻关系和血缘关系上的家庭是社会的基础，是不可摧毁的。随着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精神生活水平也在提高，婚姻动机会

　　更纯洁，家庭关系会更和睦。作为婚姻的载体，未来家庭将会沿着有利于人性解放的轨迹发展，婚姻质量将进一步被人重视。目前在我国存在的非自主婚姻非人道婚姻、非爱情婚姻、近缘婚姻等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观念的进一步开放而渐渐消失。离婚率或许在某一时间、某一范围内会大增，但这并不表明我们的社会不稳定，而是说明了社会在进步。婚姻质

　　量的提高则表现为双方在不损害各自个性的前提下相帮助、互相支持，以取得两人之间及与他人之间关系的密切发展。而婚姻质量的提高来自于夫妻共同的努力和平等的收益，这种平等将应该不仅是道德准则和法律原则，更应成为人们生活行为的准则，对配偶权的规定及夫妻间财产制度的具体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明社会中婚姻家庭关系的走向。

　　(三)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对正义的追求既是现代法治国家中的实践，更是人类历史上最出色的思想家们孜孜以求的。“’通常认为，法治是人类发展的必由之路，而法治社会则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法治社会中的要素之一就是具备良好的法和良法普遍地被人遵守。从某种意义上说，良法的评判标准与是否普遍地被人遵守是相辅相成的。一项完备的法律是要靠安全性能好、稳定性强、运作效率高的机制来付诸实施的。婚姻家庭法担负着调整社会中最广泛存在的婚姻家庭关系的重任，从这种意义上说婚姻家庭法在立法时应仔细斟酌法治社会中人们所应享有的权利和所应负的义务。因为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说，每一种客观

　　环境都应给予人们更多的自立性，以使人们的责任感得以最充分地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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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 婚姻家庭法论文

　　摘要:尽管20_年《婚姻法》(修正案)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但作为一个阶段性、过渡性的立法措施,其制度性的缺失以及内容的失之过简,难于操作,使其仍然有很大的修改空间。民法的法典化为婚姻法修订的第二步走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完善婚姻家庭法就应当按照法律规范的科学性、前瞻性、实用性,全面、系统地对婚姻家庭关系的各项制度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而非该制度的纲要性规范。

　　关键字:民法草案婚姻法第二步人本主义亲权制度无效婚姻离婚救济

　　中国民法草案在千呼万唤之后终于浮出水面,但回归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编决不应当是简单地将现有的婚姻法、收养法罗列其中,而应乘此民法典编篡之东风,全面完善我国的婚姻家庭法规范,并将收养法逻辑性地收入婚姻家庭编。

　　众所周知,20_年4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21次会议颁布了《婚姻法》(修正案),这一修正案是根据我国立法部门关于对婚姻法的修改分两步走的精神所迈出的第一步,即对婚姻家庭领域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率先回应,先行予以修改和补充,以及时保护公民的婚姻家庭权益,而将婚姻法体系化的全面完善留待第二步*11。不可否认,20_年《婚姻法》(修正案)作为一种过渡性或阶段性的立法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我国的婚姻家庭立法,但是与修订婚姻法之初制定的全面修改婚姻法,完善有关制度,填补立法空白,实现婚姻法的体系化、完整化和科学化的指导思想仍有相当的距离。修订后的婚姻法仍留有许多重要的立法空白,婚姻家庭法的规范体系尚未全面确立,甚至法律的名称与其调整对象仍然不一致,名不副实依然故我。因此,民法的法典化为婚姻法修订的第二步走提供了极好的机会。笔者认为,作为民法典的一编,既要与整个民法典的体例、体系具有有机的联系,又要凸显婚姻家庭法的身份法特征,要把婚姻家庭编修订成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的体系完整、内容全面,具有前瞻性、系统性、科学性的法律。决不可以满足于婚姻法已经作出的修订,因为它毕竟只是一个过渡性的立法措施。本文将在评述20_年《婚姻法》(修正案)利弊得失之后,就婚姻家庭法中的若干问题发表一孔之见。

　　20_年《婚姻法》(修正案)的得与失既然要迈出修改婚姻法的第二步,对第一步走了多远、走的如何自然要有一番反思。《婚姻法》(修正案)修订的成功之处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一是凸显了婚姻法的伦理性特征,体现了法律与道德的一致性以及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精神。婚姻家庭关系是一个以两性结合为前提,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伦理实体,具有深刻的伦理性。在婚姻道德多元化的现代社会,法律作为道德评价的重要载体之一,负有倡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的重要使命。《婚姻法》(修正案)体现了社会主义法律与社会主义道德的一致性,增加了导向性、宣言性的规定,倡导夫妻之间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之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以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

　　二是进一步体现了婚姻家庭法的人本主义,张扬人文关怀的精神,强化对人特别是处于弱势之人的保护。如第一次在中国法律的层面上作出了禁止家庭暴力的规定,使反对家庭暴力从此有法可依;再如设立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和离婚补偿制度,进一步完善了离婚救济手段。尽管这些规定并无特别的性别指向,但立法显然是针对我国大多数妇女以及儿童、老人在社会与家庭中仍处于弱势,易受损害的现实状况制定的,是以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保护在家庭中处于弱势的妇女、儿童与老人为目的的。

　　三是进一步完善法律制度,强化法律责任,体现了婚姻法的时代性与适用性。在婚姻法的修订过程中考虑到婚姻家庭关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及在跨入新世纪之后我国将要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增加与完善了一些必不可少的制度及规定。如增加了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规定,作为保障各种结婚法定条件付诸实施的必要手段,完善了结婚制度。再如根据我国目前夫妻财产的状况,对原有的夫妻财产制度进行了重大修改,在对法定的夫妻共同财产范围作出明确规定的同时,还首次在婚姻法中确认夫妻个人财产,并对夫妻约定财产制的形式、内容及效力作出规定。又如在保障离婚自由的同时,规定了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五种情形,便于法院操作适用。20_年《婚姻法》(修正案)还增加了法律责任一章,以强化婚姻法的强制性,保障婚姻法各项制度的贯彻实施,保障当事人权利的实现。

　　尽管20_年《婚姻法》(修正案)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但作为一个阶段性、过渡性的立法措施,其制度性的缺失以及内容的失之过简,难于操作,使其仍然有很大的修改空间,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一是存在着重大的制度性、体系性缺失,婚姻家庭法的规范体系尚未全面确立。缺失之一是作为调整婚姻家庭等亲属关系的法律规范,缺乏有关亲属制度的一般规定,而设立有关亲属的一般性规定,是统一我国亲属法制的客观需要。缺失之二是未设立亲权制度,使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过于简单,不利于对未成年子女的保护。缺失之三是未设立监护制度,使监护与亲权不分。由于历史的原因,监护制度由民法通则规定,而父母对子女的权利义务关系(亲权)则由婚姻法规定,这种立法体例不仅造成法律体系缺乏系统性,还造成两种制度规范的混同、重复。

　　二是有些规定未能达到与时俱进,缺少新意。结婚制度是婚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修法,对结婚条件未作任何修订。实际上,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婚姻观、生育观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面对社会的变化,法律要有所应对,及时作出回应。如目前不婚同居者增加,事实婚姻也未因法律的不承认而有所减少,换言之,未经法律认可的婚姻家庭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对此类问题如何处理,修订后的婚姻法十分遗憾地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我们应当看到,婚姻本身是具有事实先行性的,无论法律承认与否,各种业已形成的婚姻家庭关系对双方、子女、家庭及社会都会产生一系列的重要影响,婚姻法不能完全漠视婚姻实体的现实存在和其衍生的各种身份关系、财产关系,婚姻家庭法的私法属性决定了它应以保护公民的婚姻家庭权利、保护婚姻家庭中的弱者利益为已任。有鉴于此,现代一些国家和地区或有条件地承认事实婚姻或制定同居关系法以保护在这些业已存在的婚姻关系中的善意一方或弱势一方*21。对此,我们也应当改变观念,在法律上有条件地承认事实婚姻或同居关系。

　　三是已有的制度中存在的内容失之过简、法条疏而不密、规定过于抽象、难以操作的问题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改变。中国有13亿人口,三亿多家庭,而长期以来,调整如此庞大的人口与家庭的法律只有区区37条,20_年的修订,几经努力也仅仅增加了14条,达到51条,这不仅与其他国家动辄数百条的规范无法相比,与我国对财产法规范的数量也不成比例。显然,增加14个条款,不可能解决法条过于简略,无法操作,法官靠司法解释执法的尴尬局面。自1989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对婚姻法的司法解释就达六次之多,共计82条。20_年4月28日《婚姻法》(修正案)颁布后仅仅8个月,最高人民法院就作出了新的司法解释,以解决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们以为,上述问题以及在婚姻家庭立法中轻家庭、重婚姻的状况均是长期以来我国立法易粗不易细指导思想的产物,因此,必须改变观念,立法为民,既便于遵循,又便于操作,将粗放型的立法逐渐向细密型的

　　立法过渡。完善婚姻家庭法就应当按照法律规范的科学性、前瞻性、实用性,全面、系统地对婚姻家庭关系的各项制度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而非该制度的纲要性规范。

　　对婚姻家庭编中若干问题的探讨

　　完成婚姻家庭法的体系化,增设必要的制度

　　设立有关亲属的一般性规范,是完善婚姻家庭法的必要条件。婚姻家庭领域中各类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都是以特定的亲属身份为其发生根据的,同时,亲属关系在民法、继承法、刑法、诉讼法、国籍法等许多法律领域中都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而亲属制度的一般规定,载入其他法律部门显然是不合适的,应当由婚姻家庭法作出全面、系统的规定。因此,为了进一步从总体上规范亲属制度,尤其是使散见在各法律部门的亲属立法协调一致,有关亲属的范围、亲属的种类、亲系、亲等及其计算方法等,均应当在婚姻家庭法中作出明确的、统一的规定。

　　设立亲权制度,强化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现代意义上的亲权是父母双方共同享有和承担的保护教育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而且为防止亲权滥用,设立了对亲权的中止和剥夺制度作为对未成年子女的保护和救济。我国婚姻法没有建立完整的亲权制度,也未使用亲权的概念,修订后的婚姻法仅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保护教育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但对父母不当行使权利或滥用权利的法律未规定任何救济方式,其结果不利于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因此,设立我国的亲权制度要强化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责任,不仅包括现有的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保护教育权利义务,还应当包括对父母使用、收益、处分未成年子女财产权利的限制,以及明确规定对不当行使亲权或滥用亲权者中止或剥夺其行使亲权,但不免除其给付子女抚养费的义务。设立亲权制度,可以使父母更明确自己对未成年子女的权利义务,更好地履行职责,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

　　监护制度应作为婚姻家庭法的一编。自1984年民法通则颁布以来,监护制度由民法通则规定,而实际上,无论是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还是对精神病人的监护,都是以亲属监护为主,第三人监护只是亲属监护的补充和延伸。因此,大陆法系的国家大多将监护制度作为婚姻家庭法的一编,在立法体例上置于父母子女一章之后,作为对亲权的补充和延伸。在制度设计上可以设立对未成年人的监护和成年人监护两部分。其结果,既可以与亲权制度相区别,又便于与亲权制度相衔接,两种制度相互配合,共同保护未成年人及其他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利益。

　　无效婚姻问题

　　无效婚姻制度,是20_年《婚姻法》修正案在结婚一章增设的制度。婚姻法用三条确定了这一制度的基本内容,对自始无效婚与可撤销婚的范围作了基本的划分。规定了宣告婚姻无效的机关,明确了宣告婚姻无效的法律效果。增设这一制度,对于完善结婚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立法理念及价值取向的问题,增设的这一制度中存在很多缺憾。

　　就设立无效婚姻制度的立法理念而言,经历了从救济到制裁再到救济与制裁并重的演进过程。无效婚姻在历史上是教会法设立的对禁止离婚的救济方式之一,当有了离婚自由之后,法国民法典所设立的无效婚姻制度就成为对违反结婚要件的违法行为的制裁手段。而现代社会的无效婚姻制度在价值取向上已由传统的制裁作用发展为制裁与救济并重。法律从维护形式正义逐步转向维护实质正义。一方面,各国法律都承认违反结婚法定要件的婚姻是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另一方面,又通过规定抗辩理由、推定制度、除斥期间等方式,尽量为当事人,特别是善意的当事人及其子女提供保护,不轻率地宣告无效。即使宣告无效,也要对善意一方在经济给予一定的补偿*3。

　　我国的婚姻无效制度在立法理念上还停留在制裁的层面上。这就使得我们的立法忽视了对善意一方或弱势一方的必要保护,忽视了婚姻所具有的事实先行的特性。在无效婚姻的法律后果上,一律简单地宣告"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虽然维护了法律的尊严,符合逻辑,却不可避免地忽视了法律对无效婚姻中生活困难一方及无过错方的利益保护。可以考虑在宣告婚姻无效时,赋予生活困难的善意一方有请求另一方提供必要的经济补偿的权利;无过错一方在婚姻被宣告无效时,向过错方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

　　在具体制度的设计上也存在着相当大的漏洞与不足。此次修法采用了二元论结构,选择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并用的立法模式,但将可撤销婚姻列为附属地位,仅适用于胁迫一种情形,实际上,就缺乏结婚的合意这一私益要件所成立的婚姻而言,还应包括欺骗婚、误解婚及虚假婚。而且,未达法定婚龄的早婚、患有法定禁止结婚的疾病而缔结的婚姻也应划归可撤销婚姻范围,因为这些婚姻只关乎私益,应给当事人留下选择余地,由当事人本人决定是否要求已经缔结的有暇疵的婚姻被撤销。

　　目前的规定尽管对构成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要件等有所区别,但其效力却均为自始无效。这大大降低了将二者区别的意义。传统上,违反公益要件的是无效婚姻,其效果严厉,除当事人外,其他利害关系人也可请求无效,且为自始无效,违反私益要件的为可撤销婚姻,其后果显然要宽容的多,由当事人自行请求,且从宣告撤销之日起无效。而且,按照现有的规定,对被胁迫结婚的一方相当不公平。受胁迫结婚的当事人,请求撤销该婚姻时,其婚姻从结合之日起无效,结合期间的财产不是共同财产,子女为非婚生子女。受胁迫结婚的一方当事人本来是受害者,尽管撤销婚姻使其免受胁迫婚姻之苦,但自其结婚至撤销这一年内不仅损害不能得到赔偿,利益也得不到保护,受胁迫方不仅得不到财产,可能还会带一个非婚生子女离开共同住所。从婚姻家庭法的人文关怀出发,可撤销婚姻的效力应当是自宣告之日起无效,且应适当扩大可撤销婚姻范围。

　　此外,对于婚姻无效和可撤销的请求权人的范围、认定程序、方式等问题,在法律上也应作出明确规定。为了维护婚姻关系的稳定性,应采宣告无效制度,并针对婚姻法规定的四种无效婚姻,区别不同情况明确规定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权利人范围。而对于申请宣告时婚姻无效的事由已经消失的,不应再认定婚姻无效。否则,就不是对婚姻的实质性保护,而是以形式正义取代了实质正义。

　　离婚救济制度

　　离婚救济制度是法律为离婚过程中权利受到损害或经济遇到困难的一方提供的权利救济及困难帮助的方式。《婚姻法》(修正案)确立的我国离婚救济制度主要由家务劳动补偿、经济帮助和离婚损害赔偿三个部分组成。其中,家务劳动补偿和离婚损害赔偿均为新增设的制度。离婚救济制度彰显了夫妻双方人格独立与平等的理念,致力于损害与救济之间的衡平,而其更重要的社会意义则体现在为离婚自由与社会正义之间架起了法律的桥梁。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新的制度与理念,仍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与探讨。

　　其一,实践中对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直接适用非常鲜见。探究其原因,乃是因为法律规定离婚经济补偿应以"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为前提,换言之,夫妻双方不适用分别财产制度就不适用家务劳动补偿。而目前在我国夫妻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的数量仍然很少,据调查,城市居民中仅有2.7%,农村居民中仅有1.1%的夫妻有采取分别财产制的愿望,绝大多数夫妻认为,采取共同财产制有利于稳定家庭关系,巩固夫妻感情*4。所以现实的讲,将离婚时家务劳动补偿请求权仅限于夫妻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的当事人,所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极大地限制了这一救济制度的适用。因此,笔者考虑可以用离因补偿制度取而代之。离因补偿的含义是指,离婚时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支付一定的财产,以弥补对方因离婚而遭受的损失,支付标准以维持婚姻存续期间的生活水准为参照,但仅限于必要的生活水准,不包括奢侈性消费。设立离因补偿制度具有双重意义,一是可以保障离婚当事人的生活水平,减少离婚给当事人以及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二是请求权人无须负担对他们来说几乎是难以取得的他方有过错的证据责任,只要负责举证离婚使自己的生活水平下降或遭受了某种损害即可,是否应当给予补偿,则由法官根据具体情节裁判确定。

　　其二,有关经济帮助的规定,过于抽象,难以执行。经济帮助是我国婚姻法传统的离婚救济方式,《婚姻法》(修正案)沿袭了1980年的规定,且未解决婚姻法这一规定过于简略的问题。由于修改后的婚姻法明确规定了归夫或妻一方所有的个人财产的范围,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关于一方所有的不动产等贵重物品经双方共同生活一定时期后转为夫妻共同所有的司法解释不再适用,在目前主要由男方准备婚姻住房、女方准备供婚后使用的电器、细软的现实情况下,不利于对女方权益的保护。因此,《婚姻法》(修正案)出台后,最高人民法院的最新司法解释对何谓生活困难及经济帮助的方式均进行了解释。所谓生活困难,应以当地最基本生活水平为限,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基本生活,本人亦无其他收入来源的,另一方应以个人所有的财产进行帮助,并强调离婚后一方无房居住属于生活困难,另一方应当予以帮助。"一方以个人财产中的住房对生活困难者进行帮助的方式,可以是房屋的居住权或者房屋的所有权"。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就司法解释答记者问时说,以个人所有的住房对另一方进行帮助时,"立法未明确是以何种形式予以帮助,是临时居住权、还是长期居住权、还是彻底将房屋的所有权都转移给生活困难者。根据立法的本意,并经征求各方的意见,《解释》中采取的是最大限度保护弱者的做法,规定了必要时可以将帮助者的房屋所有权转移给生活有困难的被帮助之人"。*51笔者认为,对大多数人而言,住房是其个人重要的具有较大价值的财产,如果以房屋所有权进行帮助,一是超越了一般意义上"帮助"的含义,(所谓"帮助"是指替人出力、出主意或给予物质上、精神上的支援。*62)这种支援性物质支出在提供帮助一方的财产中不应当占过大的比例。二是对宪法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利规定的漠视,对生活困难没有住房的一方,应以居住权予以帮助,居住权根据具体情况,可以是临时居住权,可以是长期居住权。

　　其三,有关离婚损害赔偿的规定在中国的现阶段具有必要性,但仍须推敲。设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使无过错方在离婚时得到物质上的补偿,充分体现了婚姻法对受害一方的关注和保护,具有填补精神损害,抚慰受害方、制裁过错方的三重功能。一是通过损害赔偿,可以补偿受害者所遭受的财产损失与精神损害,有利于使其心里上得到平衡,减少或抚平心理上的痛苦,从而切实保护其合法利益;二是通过强制过错方补偿受害方的损害,达到明辨是非,分清责任的目的,从而对过错方具有警示和威慑作用;三是补偿本身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无过错方的后顾之忧,保障离婚自由的真正实现。但离婚损害赔偿的规定在立法技术和立法价值上仍有值得推敲之处。一是修正后的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的"无过错方"的提法是不准确的,在司法实践中容易产生歧义。在婚姻关系中,没有绝对的无过错一方。据笔者看来,这里的无过错应指没有该条所规定的四项情形中的任何一项,实际上是指受害一方,可以考虑用"受害方"取代"无过错方"。二是该条所列举的四种过错不足以涵盖所有对婚姻当事人造成严重伤害的行为,比如说长期通奸行为可能比一般的虐待、遗弃对当事人的伤害更大。因此,在立法技术上应采取列举性规定与概况性规定相结合的方式,在列举性规定之后增加一个概况性规定:"其他导致离婚的重大过错"。三是应明确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是一项实体权利,不仅适用于诉讼离婚,也应适用于登记离婚。在登记离婚中,无过错方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男女双方应该就离婚损害赔偿问题与财产分割、子女扶养一并达成协议,不能达成协议、无过错方又坚持自己权利的,应当通过诉讼离婚程序解决。四是关于离婚损害赔偿的范围,《婚姻法》(修正案)未作明确规定,这里所要弥补的损害应当是既物质损害也包括精神损害。对于精神损害的赔偿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20_年2月26日《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执行。

　　至于立法价值上的困惑,则是由该项制度对证据法的冲击带来的。在诉讼中,如何证明对方有四十六条规定中所列出的情形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法律要么牺牲另一方的隐私权,要么让举证方承担几乎难以避免的侵犯他人隐私权的风险。因而,从发展的眼光看,在立法上采取离因补偿制度实际上是一个既可以达到同样的立法目的,又可摆脱法律的这种尴尬境地的理智选择。

　　1*1王胜明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改立法资料选》,法律出版社20_年版,第259页。

　　1*2如美国旧金山、纽约、西雅图等市制定了《同居伴侣关系法令》,日本在判例上承认未经结婚登记而事实上处于与婚姻同样关系的人有准婚姻的效力。澳门民法规定,两人自愿在类似夫妻状况下生活者,其相互关系即为事实婚关系,受法律保护。

　　1*3哈里。D格劳斯:《家庭法》(英文版)1995,第64页。

　　*4蒋月:《夫妻的权利与义务》,法律出版社202_年版,第176-177页。

　　1*5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婚姻法司法解释及相关规范》,第18页,人民法院出版社,20_年版。《现代汉语辞典》第34页,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2*6《现代汉语辞典》第34页,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第3篇: 婚姻家庭法论文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婚姻家庭关系逐渐发生演变，从之前的野蛮转变到现如今的文明，因此婚姻家庭关系从原来封建的无中心的群婚转变到以夫和妻为中心的一夫一妻制，从而便形成了家庭婚姻的二元化，由于这种婚姻方式使得婚姻双方在家庭关系中处于平等地位，因此便形成了现代婚姻家庭关系。本文首先介绍了婚姻家庭关系的内涵及相关理论，让我们深入了解什么是婚姻家庭关系，接着阐述了有关婚姻家庭关系的有关现状及对婚姻关系立法的一些建议。这对我国婚姻家庭关系的相关立法具有更有意义的参考价值，也是我国婚姻家庭关系的发展实质所在。

　　关键词：婚姻家庭关系；婚姻家庭立法；内涵；立法建议

　　1婚姻家庭关系内涵及理论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的婚姻家庭关系逐渐成为社会的热点话题，婚姻问题也随之出现，因此有效地制定婚姻家庭关系相关的法规，加强有关婚姻的立法，在面对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背景下，制定任何法律的目的都是要追求一定利益，当然婚姻家庭关系立法也不例外，婚姻关系立法的目的是要追求社会和谐和家庭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的实现，以保证家庭关系的质量和期限，使家庭的多方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保护自身的利益和他人的权益。而在当代的中国，对于急速发展的社会来讲，婚姻家庭关系的现实需求较大，对于婚姻家庭关系的立法过于简单和粗略，没有体现出家庭关系的平等性和科学性，在我国的婚姻立法中，有些婚姻家庭关系制度还不太健全，仍需要加大完善力度，制定切实可行的、维护人民相关权益的制度。

　　1.1婚姻是男女双方为追求平衡而建立的一种合同关系

　　人类自古以来就意识到婚姻家庭关系的重要性，因为婚姻家庭关系不仅可以繁衍后代，而且对促进社会发展，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生存繁衍和新陈代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婚姻家庭关系是这客观规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必须遵循的规律，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婚姻家庭关系从无中心、无主体的群婚到一元主体的封建社会的一夫多妻制，再到二元主体的现代一夫一妻制，都遵循着客观的婚姻家庭关系规律，反映了人类在历史文明的进步中，在不断地思考和探究，从而使婚姻家庭关系中的双方主体才更加得平等，更加的相互尊重，从而使婚姻家庭关系成为社会经济的重要单位，成樯缁嶂饕寰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人社会的发与进步。

　　婚姻家庭关系是男女双方为追求平衡与平等而建立的一种合同关系，它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关系，是社会关系中一个重要的成分，不仅仅表示了男女双方的个人关系，而且也反映着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婚姻的定义应该包括婚姻的实质性和婚姻的法律性两方面的内容：我们把男女双方的个人关系叫做婚姻的实质性；我们把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叫做婚姻的法律性，而正是由于这两种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关系，才构成了婚姻的基本内涵与定义。有相关法律记载，婚姻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所形成的社制度，而婚姻家庭关系则是在这已经确立的社会制度的基础上而建立的以男女两性为纽带的结构形式。当然，也有一些婚姻家庭关系立法相关的学者和专家认为，婚姻家庭关系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的基础上所确立的男女双方互为配偶的社会关系，而事实上，婚姻家庭关系的内容和形式都相对比较抽象，本文认为婚姻家庭关系将上述的两种定义都包括在内，甚至更多。要想进一步了解有关婚姻家庭关系的相关内容，以及准确定义婚姻家庭关系的内涵，还需要我们的继续研究和探索。

　　婚姻家庭关系立法最早可追溯到有关罗马法对婚姻家庭立法的记载，在罗马法中首次提出并记载了有关婚姻的概念与定义，它认为婚姻家庭关系是男女双方已永续共同生活为目的结合的一种社关系，这个概念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男女双方必须是一男一女两个平等的主体，在一起共同的生活；二是，男女双方必须长久的生活在一起，而不是要以任何目的为前提的短暂性的结合。由此可看出，罗马法对婚姻家庭关系的理解有着非常科学合理并且人性化的一面，它既反映了婚姻家庭关系的实质性，而且更反映了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性，这也非常符合婚姻家庭关系的发展趋势，为未来婚姻家庭关系的发展提供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正因为这样，罗马法至今仍被当做各国立法的基础依据和理论来源。

　　上文我们也提及到了，任何法律的建立都是有目标的，而婚姻立法的目的则是为了保证正当婚姻关系双方的正当利益和权益，但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思想的多样化，人们对婚姻家庭关系的质量和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不正当的婚姻社会关系的出现，比如，“性自由”、“试婚”等不正常的现象，这就对婚姻家庭关系的立法提出了更紧迫。更深层次的要求。如果这种不正当的婚姻现象不断泛滥，这不仅会挑战婚姻立法的权威性，更加会影响社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创建，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因此规划婚姻立法就显得极为迫切。

　　将婚姻关系看作男女双方的一种合同关系，这是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和倡导的一种婚姻价值观，因为它不仅体现了婚姻家庭关系立法的发展趋势，更加有利于我国婚姻关系立法的完善和发展，它所倡导的男女双方相互平等，相互独立，没有任何的附加的条件或要求，使得婚姻变得更加的纯洁，更加地有保障，这符合社会价值观的发展趋势；其次在婚姻家庭关系立法中，还明确规定了男女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规定夫妻双方可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管理和保管各自的财产，按照双方的协商来承担一定的家务劳作，因为是事先安排和协商好的，所以有助于增强夫妻间的责任感和信任度，有助于家庭环境的融洽。

　　1.2我国婚姻家庭立法现状及建议

　　总体来讲，我国的婚姻家庭关系立法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制度和体系，仍然在不断地探究和完善中，随着我国婚姻家庭关系的不断变化和人们思想的多样化，人们的婚姻家庭关系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机关也在不断完善，在已有婚姻法的基础上修改和制定新的婚姻法，修改其中不能满足人们需求的部分条例和法规。因为在修改过程中只是发现问题再解决问题，一条一条地修改，因此没有建立一套系统性的体制。但是现在的婚姻家庭关系出现各种法规以外的问题，这就为我国提出新的婚姻法或者制定满足现在人们需求的新的法规和条例，对当代人们的婚姻行为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纵使我国没有形成完善的婚姻法系统，但是我们及时地借鉴了国外的经验，学习了国外先进化、人性化的立法经验，在制定新的婚姻法的时候，有了相当纵观外国有关先进的立法经验，在制订新的婚姻法的时候有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使立法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在全社会范围形成有法可依的风气，发挥法律的导向作用，使人们自觉地尊重法律和遵守法律，用法律来规范人们的婚姻家庭行为，提高家庭婚后的幸福指数，提高婚姻家庭质量，减少离婚率，从而促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2结束语

　　在这个经济发展如此迅速的社会中，人们对婚姻家庭的概念越来越淡化，对家庭的责任也越来越少，要想加强人们在家庭观念方面的意识，我们必须要加强和完善婚姻家庭方面的立法，使其更加的规范化、具体化、科学化，真正做到立法观念深入人心，从而促进社会的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1]姜大伟.我国夫妻分居法律制度建构研究[J].西南政法大学，20_，15（3）：65-78.

　　[2]马荟.当代中国婚姻法与婚姻家庭研究[J].山东大学，20_，23（4）：37-43.

　　[3]朱伟方.婚姻自由原则之下非婚同居问题法律规制研究[J].西南政法大学，20_（9）：54-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