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 工业 发展 所受到的资源和环境约束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为显著。人口和 自然 资源条件并不构成中国工业发展的绝对障碍，而且在许多方面中国的资源条件（特别是在总量规模和品种的丰富性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中国也不具有特别的资源丰度优势，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不足是一个基本国情。依靠大量消费能源，推动了中国 经济 的高速增长，但也使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接近了资源和环境条件的约束边界。储量、投资、产能（包括运输能力）、价格（机制和承受力）是工业资源 问题 的四个基本层面，其中，不同资源产品的价格特征又是资源供求问题的核心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工业化是一个效率至上的市场竞争的过程，而且是国际化、全球化的竞争。归根结底，是竞争力决定着生存、发展和环境质量的可行标准。一个国家的工业体系或者一个工业部门实现了以耗费资源技术为主向以节约资源技术为主的转变，称之为“竞争力突变”。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实现竞争力突变的含义是：在 社会 （包括国际社会）认同的管制标准直至尽可能接近发达国家的管制标准的条件下，在无歧视的市场竞争中，实现节约资源技术比耗费资源技术更具有竞争力的工业技术进步。

[关键词]资源；环境；工业发展；工业竞争力

工业生产本质上是一个人类参与的物质资源的形态转化过程，即将自然资源加工制造成可用于消费或再加工过程的产品，而且需要采取自然资源作为加工制造过程的动力。因此，消耗自然资源是工业生产的必要条件。同时，工业生产过程还会产生废料（包括固体、液体和气体废物），对自然环境产生 影响 ，所以，造成环境的改变也是工业生产活动的必然后果。

问题是，无论是资源的消费还是环境的改变（特别是污染和破坏），都是有限度的。过度消费资源和破坏环境，不仅使工业生产无法持续进行，而且将破坏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中国工业化是人类 历史 上人口参与规模最大的工业发展过程，对资源的消费和对环境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所以，中国工业发展所受到的资源和环境约束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为显著。特别是进入21世纪，资源和环境问题表现得更为突出。这使得我们必须严肃地思考：中国是否能够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在更为严峻的资源和环境约束条件下实现工业的可持续发展，达到期望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

一、中国工业增长的资源环境条件

1.关于中国资源条件的基本判断

由于工业生产是人为改变物质形态（即进行加工制造）的过程，所以，大量采用自然资源（作为工业原料）和开发能源（提供工业动力），是工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特点。而在地球上，很多自然资源和矿物能源是不能自然再生的（有些自然物质从地质演化的可能性来说即使可能自然再生，但由于再生周期过于漫长，例如，石油和煤炭的形成，对于现实的人类活动来说也完全相当于不可再生）。所以，大规模的 现代 工业生产受到自然资源和能源供应条件的约束，而且，其约束性将越来越强（金碚，202_），是人类工业化所面临的一个无法回避的矛盾。

2.中国经济增长已接近资源环境的约束边界

现在，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依靠大量消费能源，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使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接近了资源和环境条件的约束边界。

中国现阶段工业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资本形成率非常高，而且，在资本形成总额中固定资本形成比例很高，特别是近年来又有明显提高。202_年，中国的资本形成率即投资率为42.3%，固定资本形成占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高达99.7%.这显示出，中国现阶段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对于自然资源（包括土地）的使用和占用量将非常高，重工业的高速增长将是相当长一段时期的一个突出特点。

世界上任何国家实现工业化都必须在世界范围进行资源配置，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工业化更需要利用世界市场和世界资源，当然，同时也向世界提供巨大的市场和资源。由于中国工业的持续高速增长，现阶段资源消耗量明显增大，甚至对世界资源产品市场产生很大压力。例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能源平衡一直表现出明显的缺口。能源消费中工业消费量占有特别高的比重。而且，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和电力消费弹性系数都明显提高。实际上，对钢铁、铝等重要矿产资源的消费量也都大幅度增长。同时，非农业土地占用量大幅度提高，使得中央政府不得不在202_年采取了严厉的控制措施来保护耕地，制止土地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

3.中国工业技术的弱原创性和强模仿性是资源环境问题的根源

中国工业发展过程中产生资源短缺现象和很大的环境压力，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工业发展必须因循西方工业发展所决定的技术路线；在西方工业发展中所形成的既定技术路线，同中国的资源禀赋条件存在明显的差异。例如，西方现代工业的动力主要是石油，而中国的能源结构则是以煤炭为主。中国虽然石油资源相对匮乏，但煤炭保有储量高达1万亿吨以上。

可见，中国能源短缺在很大程度上是能源利用结构同资源禀赋结构矛盾的表现，中国工业增长的资源约束，本质上是西方工业技术路线同中国自然资源禀赋之间的差距。西方技术能够有效地利用的是中国不很丰富的资源（例如石油）而不是中国比较丰富的资源（例如煤炭）。所以，中国工业技术的原创性弱而转移性（模仿性）强（而且往往是低成本转移和模仿），是资源和环境强约束的基本根源。也就是说，中国转移和模仿了西方的工业技术，沿着西方既定的技术路线发展工业，而能源禀赋结构却不相适应，从而导致或加剧了工业发展的能源和资源供应约束。而如果中国试图普遍实行同西方工业发展的既定技术路线根本不同的另一工业技术路线，又不具有现实的可行性，因为那将严重延缓中国工业化的进程。

二、资源的供求约束

1.只有资源储量丰富的资源才会发生全局性“短缺危机”

资源的丰富或者缺乏是相对于一定的产品结构和技术路线而言的，只有生产一定的产品所需要的资源才可能会“缺乏”，例如，因为需要生产钢铁制品，钢铁才会短缺。同样，只有一定的技术路线所需要消耗的资源才可能会发生“不足”现象，例如，因为需要消费汽油，石油才可能会“不足”。而 工业 技术路线的选择总是倾向于更多地使用储量丰富而且获取和加工成本较低的资源，避免使用储量稀少且获取和加工成本较高的物质。从这一意义上说，真正会发生“短缺”现象的资源通常是 自然 界储量丰富的资源。世界上真正稀少的物质，通常不会发生具有全局意义的工业性短缺。因为，根本就不会产生需要大量使用储量稀缺资源的工业技术路线。

2.资源短缺的经济本质是价格问题

自然资源的短缺与否，总是相对于需求与供给的关系而言的。而供求关系又总是以一定的价格而言的。从可能性上说，储量丰富的物质往往成为工业生产的重要资源，而正是由于供应丰富，其价格往往比较低甚至可以0价格（免费）供应。而低价格总是导致更大的需求，因而成为短缺资源。因此，从 理论 上说，只要价格具有无限的浮动弹性，世界上就不可能出现普遍性的资源短缺现象。问题在于，可以大规模开采利用的自然资源往往并不具有价格浮动的充分弹性。所以，就其价格特征而言，工业资源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相对于有效需求可以无限供应的（非稀缺性）资源。这种资源的价格为0，即完全可以免费获得，例如，阳光、空气、海水等。在前工业化时期，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谈水资源也属这样的资源。

第二类：完全由市场价格调节的有限供应（稀缺性）资源，理论上说，这类资源不存在普遍性的“短缺”问题，即使是储量非常稀少的物质，也只会非常“昂贵”而不会发生短缺危机。

第三类：必须普遍保证供应的稀缺性（非无限供应的）资源。由于要求普遍供应，价格就不能太高，所以，国家往往迫于种种压力而控制或者干预价格，因而发生“短缺”现象。

可见，资源供应不足总是与价格控制有关，或者与对价格变动的不可忍受性有关，而价格变动的不可忍受性往往就是价格控制的直接原因。

人们所关注的实际上主要是上述第三类资源供求，特别是可能产生的“短缺”危机问题。

所以，所谓资源“短缺”，归根结底是价格现象，主要涉及两个问题：第一，某种可以普遍利用的工业资源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市场价格调节供求的？第二， 社会 能够承受多大程度的资源价格变动（通常是向上的浮动）冲击？而这两个问题又是相互制约的，例如，往往是由于社会不能承受资源价格的过大变动冲击，所以不能让市场价格不受任何限制和干预地发挥供求调节作用；或者是相对于社会所能承受的价格水平某种资源供不应求了。这就是为什么一般工业制成品通常不会发生普遍性“短缺”，而资源产品供应则有可能发生普遍性短缺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一方面，一般工业制成品的供给弹性大，受自然条件的约束较小；另一方面，社会对绝大多数工业制成品没有不可容忍的价格浮动界限。而对于普遍利用的资源性产品，社会的价格敏感性都很高，具有明显的价格浮动（通常是价格上涨的）容忍限度。

超越这一限度，社会将以种种方式进行干预或限制。

3.解决资源问题的难点是中国经济的价格承受力弱

某种工业资源物质属于上述哪一类型并非一成不变，同一种物质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时期可能具有不同的类型特征。所以，在现实经济中，某种资源的短缺与否，可能处于不同的状况。首先是自然储量的多少，这取决于自然禀赋。其次是不可再生资源的探明储量或可再生资源的潜在供应量的多少，这取决于资源勘探的投资量。第三是资源性产品的现实生产量和供应量的多少，这取决于产能和运输能力的大小，而这又是由技术、投资以及发挥生产能力的各种因素所决定。第四是资源产品的实际供求关系，这取决于市场价格。简言之，储量、投资、产能（包括运输能力）、价格（机制和承受力）是工业资源问题的四个基本层面，其中，不同资源产品的价格特征又是资源供求问题的核心问题。对于我国目前和将来所面临的工业资源短缺性危机，首先是价格问题，其次是产能和投资问题，第三才是自然储量问题。

在中国工业 发展 和经济发展的现阶段，社会对资源价格（向上）浮动的承受力十分有限，过高的资源价格可能导致居民生活的困难和工业成本的普遍上升及经济效益的严重受损，甚至社会经济生活的紊乱，所以，资源价格受到了较严格的控制和干预。也正是以此为理由或者借口，在资源价格的形成机制以及有关产业部门的价格体制上，至今保留了更多的计划经济因素。这必然又反过来加剧了资源供求的矛盾，特别是更容易发生“短缺”与“过剩”现象的交替出现。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煤炭、电力供求就发生过这种现象的典型表现。

这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相当棘手的难题。

三、工业发展的环境代价

1.中国工业发展付出了很大的环境代价

2.环境破坏的经济学实质是环境资源成本的高度外部化

从广义上说，环境也是一种“资源”。工业化不可能完全不影响环境，换句话说，工业发展必须投入环境资源。但是，环境资源的再生成本是很高的，而且，有些环境破坏是无法恢复的，因此，环境资源具有相当程度的不可再生性。

环境的过度破坏，即环境资源的滥用，其经济学实质在于：使用环境资源的成本往往是高度外部化的，即滥用环境资源的经济个体（ 企业 ）并不付费。因此，环境资源对于经济个体是可以免费或者低价格获得的。这样，价格机制的失效必然导致环境资源的浪费和破坏。

从理论上说，如果有一种制度安排能够将环境成本完全内部化，即任何经济个体必须支付完全的环境成本，环境破坏的所有代价都完全由破坏者自己承担，则环境破坏现象将归结为“环境资源的市场价格”问题。那么，只要环境资源的价格具有向上浮动的充分弹性，原则上说，就不会发生不可容忍的环境破坏现象，因为严重破坏环境就必须支付高昂的价格，直至经济个体无力支付或者得不偿失。从这一意义上也可以说，造成环境破坏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让破坏环境者充分付费，或者是环境破坏者逃避了付费责任，实际上就是“盗窃”了社会公共的环境资源，而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当然，如果在制度或政策上，默许甚至纵容经济个体免费或者低价利用环境资源而导致环境破坏，实际上就是允许“合法盗用”公共资源，或者是“合法地”免费或低价提供公共资源而使经济个体获益。

从世界各国工业化的 历史 看，工业发展同环境保护的关系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先破坏，后治理”；二是“边破坏，边治理”：三是“不破坏，不治理”。如果是第三种情况，即不破坏，也不须治理，当然是最理想的。但是，许多工业生产活动，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要实现这样的工业技术路线和技术水平是很困难的。对于第二种情况，即在工业生产导致环境破坏的同时就及时进行治理，尽可能不产生或少产生外部的环境污染，或者如果工业生产活动导致了外部环境污染，也能得到适时的控制和治理。在这种情况下，被破坏环境的恢复，取决于经济个体或社会的环境保护投资能力。对于上述第一种情况，即先污染，后治理，批评最多，但也恰恰是最普遍的现象。早期工业化国家是这样，后来的发展中国家往往又步其后尘。先是为了追求工业增长和直接经济效益，不择手段，以破坏环境为代价进行工业生产活动，必然遭受环境污染的严重后果，然后，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资源付出更大的代价来进行环境治理，对社会整体来说显然是一条得不偿失的发展道路。但这为什么偏偏会成为普遍存在的现象呢？历史的原因当然是在工业发展的早期，缺乏投资能力和技术条件，而且，当时首要的目标是治贫致富，环境目标居于其后。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发展观念的差距，加之工业化早期缺乏远见和对环境破坏后果切身的痛苦感受。尝受后果觉醒之后才知道环境保护的重要价值。当然，现实的重要原因是经济个体的社会责任心差以及环境保护制度的不够完善。

3.环境保护与工业发展的动态权衡

一个特别值得 研究 的问题是：在一定的现实技术条件下，环境保护与工业发展之间也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性（Trade-off ）关系：要发展工业就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付出环境代价。而且，如果把环境保护投资所形成的环境质量也看作一种“产品”，那么，工业产品和环境质量产品之间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替代关系。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过高的环境质量标准会超过其技术和经济能力，阻碍工业发展。所以，社会往往容忍经济个体低价甚至免费使用环境资源。当然，如果无视环境质量的价值，单纯追求工业生产，不仅难以持续发展，而且，发展本身也失去了真实价值。

问题的实质还在于，环境保护与工业发展之间的权衡是动态性的，其判断标准是变化着的。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技术的不断进步，环境质量标准会逐步提高。所以，环境和工业发展的权衡是因时因地而有差别的。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对环境重要性的评价一定会越来越高。反过来说，工业越发展，其与环境质量相比较的重要性反而会下降。工业发展的这种“价值递减”或者“自我贬值倾向”性质，使得工业发展与环境质量的权衡永远是“后悔”的选择：“后悔”当年煤炉取暖、“后悔”烧煤发电、“后悔”生产了大量排放污染环境尾气的汽车，“后悔”山上砍树地下挖煤，“后悔”炼焦炼钢，“后悔”把树林变成耕地又把耕地建成城市，“后悔”让城市成了“水泥森林”……。

似乎都是些不堪回首的“非理性”事件，但是，即使让人们回头重走一边，就一定会有更好的选择吗？历史地看，对于工业发展和环境质量的权衡，必须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心怀着理想，脚踏在实地，才是现实的理性选择。最根本的问题是：工业化是一个效率至上的市场竞争的过程，而且是国际化、全球化的竞争。归根结底，是竞争力决定着生存、发展和环境质量的可行标准。

四、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工业竞争力

1.工业发展从耗费资源技术向节约资源技术的转变

几乎任何国家的工业化都经历过粗放式增长的阶段。这是因为，在一定的经济技术条件下，粗放式增长有其历史的理由：

（1）粗放式增长可以利用低价格资源获得产品的成本价格优势。如前所述，凡是后来发生“短缺机危”的工业资源都是地球上储量丰富，而且采取和使用比较容易的物质。资源的低价格与其供应的充足性相关。所以，利用低价格的资源对于使用者可以提高其竞争力，而对于资源的供应者则是需求的来源。如果不多消费资源性产品，对资源的供应者不利，对资源性产业的发展也不利。例如，如果不是大量使用煤炭、石油、电力，世界的煤炭、石油和电力工业也不会如此发达和技术先进。

（2）由一定时期的技术条件所决定，当资源物质的机会成本很低时，大量使用资源，具有短期的经济合理性。因为，现阶段反正没有更好的其他用途，不被使用的物质甚至算不上是一种“资源”。使用机会成本很低的资源来提高工业生产力，并不是非理性的行为。而且，资源物质的价值是随着工业的发展而提高的，没有工业发展，地球上的任何物质都不是高价值的资源。这就像是：如果不是因为城市被建成了“水泥森林”，绿地、水面、四合院不会变得身价百倍。从这一意义上说，资源产品的价值是工业发展的结果，正是工业发展使资源变的宝贵，而不是资源物质天生具有高贵的身价。

（3）开发技术的昂贵性和耗时性，甚至一定时期内的技术不可得性，使得在一定时期内"用资源替代技术“，成为获得竞争力的手段。产业竞争和工业增长时不我待，不可能等到有了节约资源的技术再大规模利用资源。技术的进步依赖于工业的发展和资金的积累，而工业的发展和资金的积累，需要有资源的消费。从这一意义上说，短期的消耗资源是将来高效率利用资源的基础。

（4）如果某种资源的消耗枯竭之前就可以发现或发明更经济的替代资源，则尽量使用该种资源以获得竞争力优势就成为一种理性行为。因为，反正这种资源将来并无大用，不如尽快发挥其现今的工业价值。就像是新技术发明之前，机器设备的加快使用和快速折旧。

粗放式增长尽管有上述历史的理由，但为了工业竞争力而付出更多的资源和环境代价，毕竟是工业发展“黎明前的黑暗”。人类不能在“黑暗”中长期徘徊。经历“黑暗”是为了迎接“黎明”。而当黎明已经到来时，我们如果还在迷恋“黑暗”的 时代 ，在经济和技术条件已经具备，或者经过努力已经可以达到时，却仍然采用浪费资源和破坏环境的方式来进行工业生产，则是对工业化的反动。

2.耗费资源技术与节约资源技术的竞争力比较

中国经济具有极大的不平衡性，不仅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而且，产业之间、不同类型的企业之间发展也很不平衡。因此，竞争力的来源有很大的差别。从工业发展的历史看，工业技术路线总体上是沿着从“耗费资源损害环境的技术”（以下简称“耗费资源技术”）向“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技术”（以下简称“节约资源技术”）升级的方向不断进步的。当耗费资源技术是工业竞争力的主要来源时，工业发展处于初级阶段，而当节约资源技术成为工业竞争力的主要来源，即节约资源技术比耗费资源技术更具有竞争力时，工业发展进入高级阶段。一个国家的工业体系或者一个工业部门实现了以耗费资源技术为主向以节约资源技术为主的转变，我们称之为“竞争力突变”。

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工业发展的“黑暗”期和“黎明”期的界限在哪里？何时能够进入“节约资源技术”比“耗费资源技术”更具竞争力的“竞争力突变期”？本文以上 分析 表明，关键的问题是：现有的经济和技术条件下，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下同）能不能增强工业竞争力？如果节约资源能够增强竞争力，那么，实现资源节约就是一个无需担心的问题，因为追求竞争力的过程将自然实现资源的节约利用。但是，现实中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节约资源需要投资和增加更多的成本，使单位产品的价格反而更高，不如耗费资源更具有“竞争力”。实质是节约资源的技术具有非经济性，或者替代资源具有非经济性。因此，摆在中国工业化面前的问题是：中国工业发展的现阶段，客观上仍然需要在多大程度上依靠资源的低价格高消耗来维持竞争力？特别是考虑到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中国具有多大的能力，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更多采用节约资源技术来参与国际竞争？

耗费资源技术与节约资源技术的竞争力比较取决于两方面的基本条件：一是技术本身相对于资源禀赋条件的先进性程度，即是否能够更大程度地节约稀缺性高的资源，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并且这样的技术在经济上也是有优势的；二是国家关于资源和环境的管制制度，即国家如何调节（限制和干预）经济个体消费资源和影响环境的行为。因此，竞争力突变的含义也有两种：严格意义的竞争力突变是指在技术上已经实现了使用节约资源技术比使用耗费资源技术更具有竞争力。而现实意义的竞争力突变则是指：在国家有关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现行管制制度（政策）下，使用节约资源技术比使用耗费资源技术更具有竞争力。

第一种意义上的竞争力比较（成本比较）仅取决于工业技术性质本身。而第二种意义上的竞争力比较则加入了国家管制制度（政策）对经济个体竞争力（成本）的影响因素。从当前世界工业发展的总体状况看，在大多数工业部门要实现严格意义的竞争力突变尚不具备条件，所以，各国都必须实行有关资源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严格的管制制度（政策），对浪费资源和破坏环境的行为进行限制和处罚。当然，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所实行的管制制度和政策的技术标准也不同。通常情况是，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有关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标准也越高。

3.中国工业竞争力突变的含义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实现竞争力突变的含义是：在社会（包括国际社会）认同的管制标准直至尽可能接近发达国家的管制标准的条件下，在无歧视的市场竞争中，实现节约资源技术比耗费资源技术更具有竞争力的工业技术进步。如前所述，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社会对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技术标准会越来越高，因而管制制度和政策会更严格。我国经过20多年的持续高速经济增长，基本国力和工业实力显著增强，对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技术标准正处于逐步提高并与国际接轨，以至实行发达国家的较高标准的时期。在这样的条件下，耗费资源技术的竞争力必然显著下将，继续主要依靠耗费资源技术来支持工业竞争力的道路必然越走越窄。因此，我国工业能否尽快实现竞争力来源的转移，即以节约资源技术作为工业竞争力的主要来源，是一项关系到工业发展前途的重大任务。在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上实现高标准条件下的强竞争力，是中国工业21世纪的战略目标。

中国工业竞争力突变意味着中国市场"血拼"式竞争阶段的终结。

"血拼"式竞争的积极意义是对计划经济的彻底否定，是被"逼上梁山"的自主竞争，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血拼”式竞争就是无限制地将“优势”资源用到极端。

例如，①税费减免：减税退税是各地区竞争资本的重要手段，无节制的税收优惠和减免愈演愈烈，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和国家利益的流失。②土地和资源：土地作为竞争手段，一直血拼到"零地价".③劳动者权益损失：一些加工企业的员工工资一二十年没有增长，而且，超时加班、欠发工资现象严重；基本没有工资集体谈判制度。④付出环境成本：一些地区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到了不可容忍的程度。⑤市场开放：为了"以市场换技术"，"以市场换资金"，有些产业对外资的开放实行了非常宽容的政策。⑥利润让渡：竞争性产业的企业以让渡利润的方式（低价格、加工贸易）获得价格竞争优势，利润迅速摊薄。

"血拼"式竞争方式无论有多少历史的理由，现在也已开始走向尽头，因为，“血拼”式竞争不仅对中国工业发展是不可持续的，而且其他国家也难以承受。总之，中国工业发展已经走到了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血拼”式竞争方式的重要历史关头。

五、结论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工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成就令世界瞩目。资源的消费和环境的破坏是工业发展的代价，中国工业的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经历了粗放式增长的过程，为此也付出了很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对于资源和环境的关注越来越强，标准越来越高，继续大量耗费资源和环境，走粗放式工业增长的道路，已经不可能支持中国工业的持续发展。因此，中国工业正面临着实现从主要依靠耗费资源技术来支撑工业竞争力的阶段向主要依靠节约资源技术来支持工业竞争力的阶段转变的关键历史时期。这是一个工业竞争力的重要突变期。在这一时期，工业结构的升级，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国家有关资源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管制制度的完善和技术标准的提高，直至接近和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将成为中国工业竞争力提升的基本方向。在这样大趋势下，我国的工业经济增长模式、企业竞争方式、经济管理体制等各个方面都将发生重大的变化，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观念和价值取向也将发生显著变化。而“树立 科学 发展观”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正是其正式的政策表达，也是中国进入21世纪后的正确战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