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又要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立足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成果，是创新的理论，但不是凭空创造的，需要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践进行理论概括。进行理论概括的经济学话语体系就是马克思《资本论》提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

一、《资本论》提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话语体系的范式

任何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的话语体系。一般说来，理论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包括经济学的范式和所使用的经济学范畴。所谓经济学范式涉及基本立场、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当今的经济学范式主要是两种：西方经济学范式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这两种范式的经济学虽然都是研究经济问题，但两者的研究对象、层次和任务不尽相同。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区别，后者偏重于经济现象的描述，着重研究微观和宏观经济运行中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前者偏重于经济关系本质的分析，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它建立的各种经济范畴都反映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后者注重经济运行分析，也会涉及经济制度的分析，但它把制度作为经济运行分析的前提;前者注重经济制度(包括经济体制)的分析，也会涉及经济运行，但对经济运行分析的重点是各种生产关系在经济运行中的配置和调整。这两个理论体系对分析经济过程有不同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不可替代，不能简单排斥，甚至可以相互学习。但就其成为何种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则是由某种经济学的特定的研究对象和任务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是政治经济学，其研究对象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其研究任务是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发展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涉及的是经济的本质层次、制度层次的分析。由此决定，其话语体系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为基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范式，是由马克思的《资本论》建立的，概括地说，包括四个方面内容：第一，基本立场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第二，研究对象是在一定生产力水平基础上的生产关系。第三，基本任务是阐述经济规律，尤其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第四，研究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这种经济学范式必须贯穿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中，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基础。就话语体系来说，《资本论》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资本论》中建立的系统的经济学范畴。这些范畴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得到了广泛地使用，即使是在现代流行的西方经济学教材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使用。尤其是《资本论》关于生产关系的话语系统，涉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定性，包括公有制和私有制在内的各种所有制形式及其特征，各类经济规律，工资、地租、利息等分配范畴，涉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规定，它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中的核心范畴。某些在《资本论》中被马克思所批判的产生资本主义罪恶的范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一定要全盘否定。例如：竞争、积累等造成两极分化，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作用则是需要充分肯定的。再如私人资本、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分析中，在肯定其历史作用的同时，对其剥削劳动而被诅咒。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分析中，有无个人财产和个人财产的多少都不能成为政治上先进和落后的标准，私人资本及其剩余价值作为多种所有制经济的一部分得到肯定。

二是《资本论》阐述的经济学基本原理。《资本论》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市场经济论。我国的经济体制在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许多经济现象与《资本论》分析的经济现象相近。商品货币理论，竞争理论，资本积累理论，资本有机构成理论，资本循环和周转理论，社会总产品实现条件理论，平均利润率规律理论，流通费用理论，地租理论，信用经济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等等，都可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话语体系的基础。某些在《资本论》中分析资本主义的原理可以用于分析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例如资本原理。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在社会主义经济分析中不使用资本范畴，试图用资产、资金甚至社本等概念去代替它。如国有资产，国有资金。这些替代概念实践证明是不科学的。在马克思的原理中，资本有三个方面定义。首先，资本是一种生产关系，是资本雇佣劳动的关系。其次，资本的本性是实现价值增殖。第三，资本是作为生命体的运动，资本在运动中实现资本的增值。在现阶段，私人资本的这三个定义是完整的。而公有资本虽不包含其第一个定义，但后两个定义是不可或缺的。资本价值不增殖，不在运动中增值，何谓资本。不仅如此,公有的不称为资本，如何同私人资本合资或建立混合所有制。尤其是国资改革，国家对国有企业由管资产转为管资本，《资本论》关于资本原理的分析，更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话语。而且，一旦资本在社会主义经济分析中得到确认，与资本相关的范畴，如固定资本、流动资本、虚拟资本等范畴自然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话语体系。这表明，即使是分析资本主义的范畴在抽去其资本主义关系后也能成为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

三是《资本论》对未来社会的预见和规定。马克思身处资本主义社会，对替代资本主义社会后的未来社会作出了合乎逻辑的预测，其中有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规定，如公有制、按劳分配、有计划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等。这些都应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问题是某些在《资本论》中明确认为到未来社会中不再存在的经济范畴，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中仍然起作用的经济范畴，仍然需要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例如当时马克思设想未来社会可以直接分配社会劳动，不需要价值插手期间。而在现实中还存在商品货币，还需要由市场和价值规律来调节社会劳动分配。再如马克思当时设想未来社会中个人收入分配只存在按劳分配。原因是其他生产要素都是公有的。而在现实中并不只是劳动要素私有，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都属于不同的所有者。在分配上不仅要坚持按劳分配，还需要确认各种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于是就需要《资本论》中所阐述的要素所有权参与收入分配的话语体系。这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不仅包括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预想，还包括《资本论》中不属于对未来社会预想的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这属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和时代化。

现实的经济学话语体系中有一种现象，许多本来就能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话语说明的问题，硬要用西方经济学来说明，似乎只有西方经济学才能说明，这是不公平的。如果不加偏见，可以发现一些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和原理不仅可以在《资本论》中找到，而且《资本论》的话语对现实的解释更为准确。略举几例：关于市场配置资源的分析。西方经济学基本上是用帕累托改进来说明资源配置。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价值规律作用来说明市场机制对社会劳动时间的分配。明确指出商品的价值规律决定社会在它所支配的全部劳动时间中能够用多少时间去生产每一种特殊商品。412再如产权理论，现在一讲产权人们便讲科斯理论。其实，在《资本论》中多处讲的所有权问题就涉及产权问题。第一卷第2 章分析交换过程时就指出交换关系实际是所有权的让渡，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的这种具有契约形式的法的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资本论》第一卷第23章分析的资本集中及其并购形式实际上就是企业代替市场和产权调整的理论。再如企业治理。西方经济学运用队生产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资本论》在分析协作中的监督管理时就全面分析了现在所讲的队生产理论中所分析的特点和监督的必要性：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一旦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这种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在同一资本指挥下共同工作的大量工人也需要工业上的军官(经理)和军士(监工)，在劳动过程中以资本的名义进行指挥。监督工作固定为他们的专职。当然，实践在发展，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也在实践的发展中越来越丰富。马克思在100 多年前写《资本论》时，社会主义经济及相关的话语体系只是在他合乎逻辑的推导中。实践中的社会主义需要面对新时代研究新问题、发现新规律、概括新理论。中国的实践需要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理论需要立足中国实践升华。尤其是需要科学说明，在一个经济文化都相对落后的国家中发展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意味着需要有产生于中国实践的话语体系，体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依据中国的当代实践创造的话语体系仍然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其创新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和话语体系内的创新，体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和时代化。

二、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话语体系说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基本经济制度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两者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话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生产关系是一定社会经济系统的内核，也是社会经济制度的本质属性。政治经济学是说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及其变动发展规律的经济学。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存在一个初级阶段，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在这个阶段需要完成其他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完成的生产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的任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经济学的新话语。但不是凭空提出的，可以在马克思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中找到理论渊源。可以说，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话语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和时代化的成果。

根据《资本论》的论述，发达的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入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所达到的最高水平是：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些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这些可以说是社会主义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新中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的生产力水平还没有达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这意味着社会主义物质基础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

在《资本论》中有一处关于中国社会生产方式的论述：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的生产方式具有的内部的坚固性和结构，可从英国人同印度和中国的交往中明显地看出来。在中国，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其原因是农业和手工业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地抵抗。这意味着市场经济不发达和小农经济的强大造成了旧的生产方式稳固地保留下来。

这也可以说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存在自然经济生产方式的历史原因的话语。正因为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在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相应的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达到共同富裕。这个判断直接影响基本经济制度的选择和确立。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中，社会的所有制结构构成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就是消灭私有制，这是社会主义发展目标。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被确认后，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明确：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不是完全消灭私有制，而是发展生产力。相应的所有制结构就不能只是公有制，还应该包括各种类型的所有制，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其中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特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则是中国特色。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同样可以在马克思《资本论》中发现理论渊源。马克思当时发现，西欧大陆与资本主义较为发达的英国相比，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虽然这里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初期阶段的状况。这些话语用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说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避免地保留着前社会主义的各种生产方式。其原理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还以中国的实践进行了理论和制度创新。

这就是，多种非公有制经济，如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商投资经济从制度外进入了制度内，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着眼点不是公有制同非公有制之间的斗争，而是服从于建设新社会的使命，寻求不同所有制经济和谐合作发展的有效路径，创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其中包括在负面清单基础上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不仅准许民资进入竞争性领域，还要进入过去认为必须由国有制经济垄断的领域。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明确：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马克思的《资本论》没有提出混合所有制的话语，但提出了股份公司的概念和作用。其主要内容包括：第一，股份公司是私人资本社会化的途径，因而是社会主义入口。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第二，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为单个资本家或被当做资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他人资本的权利。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另一方面，这是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第三，股份公司提供更为有效的治理机制。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所使用。这种人办起事来和那种亲自执行职能、小心谨慎地权衡其私人资本的界限的所有者完全不同。马克思在这里对股份制是作为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而提出来的。我国现阶段建立的混合所有制基本上都采取股份制形式，而且股份制还可以成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马克思关于股份制的话语体系可以用来说明现阶段的股份制经济的产权特征、功能及运行。

三、以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话语体系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重要部分，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在说明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时指出：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运行需要一系列的话语来说明。有些人认为，市场经济理论只能用西方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去说明，理由是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没有市场经济的概念，而且马克思经济学是说明经济关系本质的，不是说明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不是这样。马克思在《资本论》使用最多的是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市场等概念。《资本论》提供了较为完整的市场经济理论。我们现在所运用的市场经济的话语大都出自《资本论》。既有市场经济制度方面的话语，又有市场经济运行方面的话语。

这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话语体系有直接的影响。首先是关于市场经济制度特征的话语。根据马克思的思路，商品经济在原始社会后期就已存在，而市场经济作为在全社会范围配置资源的经济只是在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才产生。其制度特征就是在《资本论》中论述劳动力市场时指出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具体地说，一是自由的契约经济。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二是平等。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三是所有权。他们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这种具有契约形式的(不管这种契约是不是用法律固定下来的)法的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这三个特征，不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市场经济都应该是共同的。其次是关于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话语。市场经济的本义就是市场配置资源。市场如何配置资源。

在马克思的《资本论》话语体系中，资源配置也就是社会所支配的劳动时间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调整生产。资源有效配置的标准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有两个含义：一是每种商品的生产消耗的劳动时间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二是每个部门生产的商品总量消耗的劳动时间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私人劳动产品的偶然的不断变动的交换比例中，生产这些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就像房屋倒在人的头上时重力定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一样。这个规律就是价值规律。要使一个商品按照它的市场价值来出售，也就是说，按照它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来出售，耗费在这种商品总量上的社会劳动的总量，就必须同这种商品的社会需要的量相适应，即同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要的量相适应。第三是关于市场机制的话语。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市场机制是价值规律的作用机制。与计划调节不同，市场调节资源配置只是在事后作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自然必然性起着作用，这种自然必然性可以在市场价格的晴雨表的变动中觉察出来，并克服着商品生产者的无规则的任意行动。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在这里，市场机制就包括了市场价格的晴雨表、竞争的权威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影响。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基本条件和前提是充分竞争，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资本有更大的活动性，也就是说，更容易从一个部门和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和另一个地点。其前提：社会内部已有完全的贸易自由，消除了自然垄断以外的一切垄断。小农经营农业已被改造。

二是劳动力能够更迅速地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从一个生产地点转移到另一个生产地点。其前提：废除了妨碍劳动力流动的法律。工人抛弃了一切职业的偏见，对自己劳动的内容不关心。第四是关于信用和金融活动的话语。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马克思那个时代，金融制度远没有现在这样发达。但在《资本论》中对信用和金融的论述还是为理解当今发达的金融体系奠定了基础。《资本论》关于金融的话语体系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从四个角度说明信用和金融的功能：一是从货币的职能尤其是支付手段和贮藏手段的职能来说明金融功能。二是从资本积聚的角度说明信用对资本集中的杠杆作用。信用制度的发展把大量分散的可供支配的资本集中起来。因此资本可以自由地在部门之间流动。

三是从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的角度说明信用对社会再生产的扩展作用。由于信用的中介作用，信用制度可以使社会再生产的流通和政府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从而伸缩的再生产过程强化到极限。

四是从信用形式上产生虚拟资本角度说明金融的扩张作用。一类是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使同一笔货币资本可以反复使用，同一些货币可以充当不知多少次存款的工具，同一货币能够执行多少次借贷资本的职能。另一类是债券、股票等证券形式的在收入资本化形式上产生虚拟资本。就如马克思所说：人们把虚拟资本形成叫作资本化，人们把每一个有规则的会反复取得收入按利息率计算，把它算作是按这个利息率贷出的资本会提供的收入，这样就把这个收入资本化了。另一方面说明信用和金融所产生的市场和宏观问题。信用制度具有助长买空卖空和投机交易的功能。信用会成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在宏观经济中，也就是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信用与经济周期性波动密切相关。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而且经济危机的重要表现形式是货币危机。在信用收缩或完全停止的紧迫时期，货币会突然作为惟一的支付手段和真正的价值存在，绝对地商品相对立。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

第五是关于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话语。现代市场经济分析离不开对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相关性的分析。尤其是近年来发生的金融危机大都是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造成的。因此正确处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不可或缺的内容。马克思的《资本论》关于虚拟资本和现实资本的分析提供了分析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话语。一是虚拟资本运行和现实资本运行的分离。这种分离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在资本最低限额提高的条件下，达不到投入实体经济最低资本限额的资本往往是进入资本市场或信用渠道。一种情况是，以信用形式交给大产业部门的指挥人去支配。另一种情况是，大量分散的小资本被迫走上冒险的道路：投机、信用欺诈、股票投机、危机。

另一方面证券所筹集的资本进入企业运行，形成现实资本的运行。但证券作为所有权证书存在，实际上代表对于未来收益的索取权，因此可以进入市场流通。一方面它们的市场价值会随着它们有权索取的收益的大小和可靠程度而发生变化。

另一方面他们的市场价值部分地有投机性质，因为它不是由现实的收入决定的，而是由预期得到的、预先计算的收入决定的。利息率变化、进入市场的证券数量、投机心理、虚假信息、操纵市场等等因素都会导致其市场价值远远脱离其现实资本的价值。二是证券市场实际上是投机性市场。在股份制中，由于财产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 随着投机和信用事业的发展，它还开辟了千百个突然致富的源泉。

三是虚拟资本投机过度就产生金融危机。《资本论》指出了证券买卖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是信用和货币危机的基础，原因是在膨胀的虚拟资本中，有惊人巨大的数额，代表那种现在已经败露和垮台的纯粹欺诈营业;其次，代表利用别人的资本进行的已告失败的投机;最后，还代表已经跌价或根本卖不出去的商品资本，或者永远不会实现的资本回流。马克思在100 多年前揭示的这些问题在现代的虚拟经济领域中比比皆是，因此提出了加强金融监管尤其是对虚拟资本市场加强监管的必要性。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所指出的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论断，以及与此相应的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和改革市场监管体系，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等改革内容，都可以从以上《资本论》关于市场经济的一系列论述中得到科学地论证。

四、以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话语体系说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

在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话语体系中，社会主义社会的个人消费品分配只是实行按劳分配。

而我国的改革实践中已经明确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尤其是从党的十四大起，与确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步，提出：允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党的十六大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坚持上述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基础上，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各种生产要素的报酬由各自的生产要素市场决定。对此，有的学者认为，这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取得报酬的话语是源自西方经济学中的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理论。

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可以发现，即使马克思当时预想的未来社会中只有按劳分配，没有其他分配方式，也不可否认现阶段的多种分配方式仍然属于《资本论》的话语体系。首先是关于生产与分配相互关系的话语。《资本论》用专章考察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明确指出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地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就是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分配关系不过表现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按此原理，既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得到确认，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其次是关于要素分配是所有权实现的话语。凡是生产都需要劳动者与各种生产要素结合。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是价值创造的惟一源泉，但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惟一源泉，真像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参与生产的各种要素参与生产成果的分配的必要性是由要素的所有权决定的。所谓要素参与分配，实际上是要素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也就是新创造的价值在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分配。这个价值的一部分属于劳动力的所有者，另一部分属于或归于资本的所有者，第三部分属于或归于地产的所有者。

因此，这就是分配的关系或形式，因为它们表示出新生产的总价值在不同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之间进行分配的关系。显然，工资、利息、地租分别是劳动力、资本和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这就同克拉克的要素的边际生产力理论有了原则的区别。在马克思的设想中，未来社会的生产资料公有，只有劳动力是劳动者所有的，其他要素如资金、劳动、技术、管理等都是公有的。相应的就只存在按劳分配。而在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仅是劳动力属于私人所有，而且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都属于不同的所有者(包括私人)所有。收入分配就是各种要素的所有权的实现。为了足够地动员各种要素投入经济发展过程并迸发出创造财富的活力，就要在收入分配体制上承认要素报酬。不仅要刺激劳动效率，还要刺激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所有者的各种要素的投入。其路径就是根据资本、劳动、资源、技术和管理等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和贡献取得相应的报酬。至于劳动与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路径。根据《资本论》的话语体系，可分配的部分为新创造价值(v+m)，劳动要素的报酬为v，其中不仅包括在生产现场的劳动者的报酬，也包括属于总体工人的管理者和技术人员的劳动报酬。非劳动生产要素则是参与m 的分配，它们的贡献也主要在剩余产品的增加上。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所作出的要素报酬由各自的生产要素市场决定，出处也在《资本论》：利润分割为利息和本来意义的利润是由供求，从而由竞争来调节的，这完全和商品的市场价格是由它们来调节的一样。经理的薪金，同任何别种劳动的价格一样，是在劳动市场上调节的。

第三是关于按劳分配和劳动报酬的话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按劳分配与马克思的设想一致性在于劳动还是谋生手段，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但按劳分配的现实方式和环境与马克思设想有一定的距离，最为突出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分配还要采取货币形式，而不是发劳动劵，同时还存在多种非劳动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这种状况在许多方面与《资本论》的分析非常接近。相应的《资本论》中关于收入分配的话语可以用于现实的按劳分配分析。首先是按劳分配所采取的货币工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计时工资，一种是计件工资。两者相比，计件工资可以提供十分确定的计算劳动强度的尺度，因此，马克思指出：既然劳动的质量和强度是由工资形式本身来控制的，那么对劳动的监督大部分就成为多余的了。我国现实中的承包制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其次是工资水平的决定因素。在多种非劳动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条件下，如何保证按劳分配为主体，如何保证劳动报酬的必要增长。马克思关于劳动力价值的分析尽管是对资本主义分配而言的，但抽去其生产关系，作为必要劳动(必要产品)的内涵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收入分配还是有重要指导意义的。马克思在比较国民工资时所指出的，决定工资水平的必要劳动因素包括：自然的和历史地发展起来的首要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和范围，工人的教育费用、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的作用，劳动生产率，劳动的外延量和内涵量。很显然，随着社会的进步劳动报酬有增长的趋势。第三是复杂劳动创造的价值多倍于简单劳动，因此其劳动报酬也高于简单劳动。马克思不仅承认这种差别，还要求适应大工业的技术基础，加强对劳动者及其子女的教育而成为全面发展的个人。这也是我国现阶段解决现实中由劳动者的技术和受教育程度差别所产生的分配的不公平问题的重要路径。

五、以发展生产力和扩大再生产的话语体系说明新阶段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就是发展

生产力。人们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的，即使研究生产力也主要是指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水平，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来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因此讲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话语体系只能来自西方发展经济学。实际上，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分析，既有生产关系的内容，又有生产力的内容，尤其是在《资本论》中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所包含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话语体系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理论的基础。首先是关于社会生产力的话语。对于经济增长要素，西方经济学以经济增长模型来说明，马克思所指出的生产力要素更为全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了决定劳动生产力的要素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基于此，他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来源概括为三个方面：归结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归结为社会内部的分工，归结为脑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马克思《资本论》从简单协作到工场手工业分工再到机器大工业，对每一种生产方式都进行了细致的包含技术层面和社会分工层面的分析。所有关于生产力要素和生产力发展来源的话语可以成为当今发展经济的话语的基础。近年来经济发展理论的重大进展是，明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这些提法都是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话语基础的。其次是关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话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明确区分的扩大再生产的两种方式就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最早区分。一种区分是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之分。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涵上扩大。[4]192另一种区分是将农业中的耕作方法区分为粗放经营和集约化耕作两种：一个家庭可以粗放耕作比如100 英亩，每英亩的产量虽然不大，但100 英亩将提供相对多的剩余产品。[2]756而集约型耕作，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块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上。[2]760现在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比马克思当时的区分和规定更为丰富和广泛，但对现阶段经济发展方式的研究仍然与当时《资本论》的话语仍然有着明显的延续性。第三是关于创新发展的话语。在当前的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需要转向创新驱动，其中科技创新起着引领作用。对创新的话语，人们一般归功于熊彼特，其实最早的创新思想可追溯到马克思的《资本论》。②一是关于管理和制度创新的话语。包括：协作所产生的生产力及相应的管理，工场手工业分工所产生的生产力及社会分工。二是关于科技创新的话语。《资本论》中多处提到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来源。主要涉及以下方面：首先是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劳动生产力的决定要素中包含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大工业的基础是革命的，表现为，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1]874。在机器生产中，每个分工环节由力学、化学等等在技术上的应用来解决。三是科技创新及应用科技创新成果需要足够地投入。制度创新，如由协作和分工产生的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它是社会劳动的自然力。可是，科技创新，正像人呼吸需要肺一样，人要在生产上消费自然力，就需要一种人的手的创造物。要利用水的动力，就要有水车，要利用蒸汽的压力，就要有蒸汽机。利用自然力是如此，利用科学也是如此。电流作用范围内的磁针偏离规律，或电流绕铁通过而使铁磁化的规律一经发现，就不费分文了。但要在电报等方面利用这些规律，就需要有极昂贵的和复杂的设备。[1]444第四是关于协调发展的话语体系。协调发展是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新理念。其中的重要方面是结构协调。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可以归结为协调发展理论。社会再生产的中心问题是社会总产品的市场实现问题，涉及各个部门的比例关系。两大部类平衡理论就是要求部门之间在全面协调的基础上实现按比例发展。针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再生产比例失调所产生周期性经济危机必然性，马克思提出了集体理性和共同控制的话语。这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内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平衡表现为由不平衡形成的一个不断的过程，因为在这里，全部生产联系是作为盲目的规律强加于生产当事人，而不是作为由他们的集体的理性所把握、从而使这种理性支配的规律来使生产过程服从于他们共同的控制。[2]286这句话倒过来就是说，自觉实现各个生产部门的平衡，需要集体理性的规律来使生产过程服从于共同的控制。因此，在未来社会中，社会必须预先计算好，能把多少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用在这样一些产业部门而不致受任何损害，这些部门，如铁路建设，在一年或一年以上的较长时间内不提供任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提供任何有用效果，但会从全年总生产中取走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4]349后来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普遍试图通过计划经济来实现这个要求，付出了效率低下的代价。现在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不意味着放弃各个部门按比例发展的要求，而是需要解决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实现全面协调发展的新路径。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课题。第五是关于绿色发展的话语。绿色发展就是要求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涉及人和自然的和谐。马克思从经济上将外界自然条件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等等;另一类是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这两类自然富源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起着不同的决定性作用。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586这也可以解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差别的自然条件原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剩余劳动量随劳动的自然条件，特别是随土壤的肥力而变化。[1]587但是，自然资源的丰饶度往往随着社会条件所决定的生产率的提高而相应地减低。例如，我们只要想一想决定大部分原料产量的季节的影响，森林、煤矿、铁矿的枯竭等等，就明白了。[2]289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过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5]553。马克思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使用了人支配自然的概念，其内涵涉及三个方面：一是适应自然。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二是控制自然。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从而节约地利用自然力，用人力兴建大规模的工程以便占有或驯服自然力。这种必要性在产业史上起着最有决定性的作用。[1]587-588三是依靠科学实现循环经济。化学的每一个进步不仅增加有用物质的数量和已知物质的用途，从而随着资本的增长扩大投资领域。同时，它还教人们把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的废料投回到再生产过程的循环中去，从而无需预先支出资本，就能创造新的资本材料。[1]698-699虽然马克思在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分析中较为突出人的作用，但他在这里关于人与自然的经济分析的话语对我们今天研究可持续发展是有重要价值的。第六是关于共享发展的话语。可以从《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中得到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的思想和话语。涉及为什么而发展，以什么为发展动力。资本主义产生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根本原因还在于其生产目的不是为了人民。因为资本的目的不是满足需要，而是生产利润，因为资本达到这个目的所用的方法，是按照生产的规模来决定生产量，而不是相反，所以，在立足于资本主义基础的有限的消费范围和不断地力图突破自己固有的这种限制的生产之间，必然会不断发生冲突。[2]285这里不仅指出了生产目的问题，还提出了消费力概念。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消费力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其次，这个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因此，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2]273其结果是爆发生产过剩的危机。《资本论》的这些论述反过来就是要求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既要从根本上改变对抗性分配制度，又要克服为生产而生产和片面追求高积累的发展理念。同时也表明，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消费力同生产力概念同等重要。共享发展提高人民群众的消费力，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比当年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时代更为丰富多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作为其理论概括的话语体系必然有许多创新和创造。这些创新的理论和话语不是凭空臆造的，而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工具，结合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所形成的科学认识，既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支撑，又能准确地反映客观现实，还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指明的发展方向一致。正因为如此，保持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建设领域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