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建立一种新的 经济 体制，或者要构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其核心的内容必须包括：(1)一个用以说明新经济制度合理性的“意识形态”；(2)一个完整的组织构架；(3)一个用来配置资源的机制。 中国 在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经济制度。

首先，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在改革初确立的党的基本路线中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但是，我们随改革的不断深入，对四项基本原则的理解也逐步加深。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变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变成完善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 的追求；坚持共产党领导的重点是探索党的先进性问题；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方向变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 发展 。这种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不断深化的理解，最终树起了一面伟大的旗帜，以指引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向。这面旗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它包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项重要内容。

其次，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就其组织变革来说，包含了两次重要的分权，一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分权；二是国家与 企业 的分权。前者被认为是地方分权化改革，后者被认为是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经过这两次分权，中国经济体制的组织构架发生了重大变化。

中央政府在改革过程中，由于权力的逐步下放，其财力及宏观管理能力和力度相对于过去有所减弱。不过，自1994年以后，随着分税制的建立，以及中央政府采取省一级干部人事的跨地域交流等措施，使得中央政府对经济调控能力又有所加强，特别是针对地方政府的调控能力提高了。而随着国有企业的扩权改革以及进一步深化的建立 现代 企业制度改革，中央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直接调控变得越来越小。因此，中央政府在经济运行中逐步找到了自己应有的位置，成为一级有利于经济灵活运行的组织。

国有企业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无论是在布局上，还是在自身运行的机制上，都有非常大的变化。国有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迅速下降，其不断被推向市场引起经营机制发生了转变。因此，国有企业作为一种经济组织的地位相对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有了根本性改变。再加上迅速成长的民营经济的发展，使得经济组织体系中微观组织越来越多元化。但是，这又不同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微观经济组织。

最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沿着一个不断市场化的方向演进的，这决定了资源配置的方式由过去的计划配置转变为市场配置。就资源配置的方式来说，计划和市场都可以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而且本身也没有优劣之分。现实中二者的不同效果主要是由于它们各自实施所要求条件的严格程度不同。计划经济体制运行的条件太过严格，因此，它的实施受到一些限制。相反，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条件容易满足，因此，目前市场经济体制是最容易实施的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讲，对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是基于现实条件的有效的选择。我们要建立的新的经济制度是不能缺少市场配置资源这

为什么要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创造的这种模式叫做“中国模式”?如果它能成为一种特殊的，且具有典型意义的模式，那么这种模式是否是中国经济成功的主要根据?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是否能够继续发挥作用?对此，必须对“中国模式”做进一步的分析，并给予 科学 的评价。

三、“中国模式”的分析和评价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有着不同的模式，但人们关注的只是那些经济取得成功的国家所实施的模式。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的市场经济模式，因为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就被许多国家认为是一种普遍的模式。当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实施的市场经济模式又有英美模式和日德模式的区别，但它们都作为典型的资本主义，因而习惯上被归为一个类型。还有如社会主义国家所实施的计划经济模式，也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在开始经济建设时期的经济成功为许多后发国家所推崇，因此也取得作为一种经济模式的称号。另外，20世纪70年代迅速发展起来的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因为在很短的时间里走出一条发展中国家快速工业化和赶超发达国家的道路，因而被人们概括为“东亚模式”。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上的成功逐渐为世界所公认，并且因为其庞大人口等特性而被称为是一个奇迹。特别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既不同于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也与新兴工业化国家有着较大的差距，而是靠自己独立探索形成的。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完全可以归结为一种模式，即“中国模式”。

对于“中国模式”，首先要分析的是它在经济高速增长中的独特作用。意识形态是经济发展必要的条件。任何一种经济发展的模式都需要说明，人们遵循它是合理的。这离开一定意识形态的解释是不可能的。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人们对传统的社会主义有着比较坚定的信念，只是因为经济遇到较大的困难才想到要改变。在这样的时刻，必须说明一个道理，即寻求经济变革是不违反社会主义方向的。为此，对马克思主义加以发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成为一个 历史 性任务。而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几代领导人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现一次又一次的突破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基础。正如凯恩斯所言，经济学家以及政治 哲学 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人的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因此，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必然包含着思想的发展或创造。

组织结构是“中国模式”的主体。而且“中国模式”中的组织结构的特殊性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最为关键的因素。中央政府是组织结构中的最高的层次，虽然它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作用相对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不断下降，但是，中央政府不断转变职能，加强宏观测控能力，是中国市场化取向改革得以稳定推进的决定性原因。而地方政府在行政性分权改革中，取得了相对独立的经济地位，或者说地方政府在分权改革后成为一个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主体。这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力最，而且它们之间相互竞争，大大加强了中国经济内在的竞争程度。内地有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而且无论从人口规模，还是地域广度，许多省份都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的主权国家。特别是随着这些省份的经济规模不断扩大，这种省份间的经济竞争也在不断加强，再加上中央政府对各省级行政领导的考核与经济绩效联系紧密，这使得本来是一级贯彻中央政府行政指令和经济方针、政策的行政部门，变成了具有强大动力且相对独立的经济主体。其结果是，在中国内部形成了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竞争大格局。而且，由于中央政府采取了省一级干部人事的跨地域流动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这种竞争得以控制，大大地减少了产生地区间恶性竞争的可能性。作为最低一级的企业组织，在中国经济中体现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并存的格局，这是中国模式又一个重要特点，也是中国经济增长中一个重要因素。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形成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并存的格局，这被许多人看成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够深入的一种表现。其实，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此消彼长的过程中，国有企业的存在不仅为民营企业的成长转移了资源，而且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稳定环境。这对于培育民营经济来说，获得了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

市场配置资源是“中国模式”的基础。但是，这种市场配置资源方式受中国模式中特殊的组织结构影响，与资本主义市场机制具有很大的区别。首先是受政府主导的程度不仅比资本主义国家大，而且也比新兴工业化国家强。其次是地方政府还充当了推动本地市场化进程的主体，如许多地方政府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许多的机会。最后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并存构筑的市场主体，虽然不利于展开充分的竞争，但是对于市场的稳定有着积极的作用。因此，“中国模式”的市场配置资源机制，有利于经济实现稳定的持续增长。

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尽管“中国模式”所具有的这些核心内容并不是改革成功的全部原因，还有一些因素也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具有积极的作用。但对于“中国模式”，仍有必要加以认真地 总结 。笔者认为，“中国模式”的最大优势是创造了一个多层次、多所有制主体的竞争体系，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保证经济运行的稳定性。而“中国模式”的主要不足在于，尚缺乏对这种模式下的各种行为加以严格的规范，这是指一个有效竞争的格局已经形成，但是竞争的无序和过度也不断地显现，如果不能加以严格的规范，将会严重影响这种模式持续的有效作用。

四、结论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越来越引起世人的关注。许多人开始认识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在创造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从改革的历程来看，中国的改革确实走了一条不同于任何一国的道路。中国在这条道路上的不断探索也确实形成一种新的模式。因此，本文的结论是：

(1)“中国模式”的创造完全是根据自己的国情努力探索的结果。它留给我们的一个宝贵经验是，在发展本国经济时，最为重要的是根据自己的实际，走出一条符合自己的道路。任何为其他经验或所谓标准理论“俘获”的结果，一定是经济遭受困难，发展时机容易错失。

(2)“中国模式”创造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在作为制度的“意识形态”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不断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中国模式”的探索指明了方向。

(3)“中国模式”的一个有效机制在于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的竞争格局。包括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间的竞争以及各种性质企业内部的竞争，把中国经济潜在的活力最大程度地调动起来了。

(4)“中国模式”最大的问题是作为基础的市场配置资源的不规范性。这是今后要完善“中国模式”的最大课题，也是“中国模式”还能否继续发挥作用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