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对全球变暖证据的最新评估表明，科学家比此前任何时候都要确定人类活动——主要是燃烧化石燃料——正在引起气温和海平面升高。近几年来，一系列极端天气事件——包括纽约和新泽西的飓风桑迪、中国的洪水和美国中西部以及俄罗斯和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旱灾——造成了严重伤害。上月，墨西哥经历了太平洋和墨西哥湾飓风的同时袭击，飓风过境之处，村镇和城市俱毁。气候变化是此类事件的重要因素，而且我们面临的局面越来越糟。

这些问题把一个新的争论带到了舞台中央：如何协调各种行动以降低伴随强劲经济增长而出现的温室气体排放。

这一争论已经迷失在争议之中。大部分国家已开始了用于可再生能源的动真格的投资，许多国家更是开始实施碳定价和监管，而与此同时，批评家指责这些政策会阻碍增长。全球经济仍在从202_年金融动荡中复苏，更高的能源价格让商业和政治领袖颇为担心。

页岩气的出现让能源争论更加扑朔迷离了。用气代替煤不失为通往低碳未来的捷径。但令人震惊的是，用量增加最剧烈的恰恰是最肮脏的燃料——煤。公司和投资者通过采取某些资源效率措施及投资低碳资产来规避风险，但他们的高碳投资组合和行为并未出现多大改变。一些国家在政策上的摇摆也不利于大局。

对此，支持采取更强烈行动的人认为，低碳投资可以带来强劲得多、洁净得多的增长。他们指出，能源效率能带来节约，而清洁能源技术能带来市场机会。他们试图证明，更加可持续的发展模式给世界各大城市、人民健康和能源安全带来诸多好处，也能让穷人获得更多的能源。他们建议发行绿色债券，敦促上市投资银行利用世界利率较低、许多国家需求受抑制的时机为新基础设施和就业提供资金支持。

这些都是很严肃的经济学争论，但它们往往演化为关于经济危机的合理应对措施，和政府干预市场价值的意识形态纠纷。这实在令人遗憾。气候变化并非派系之争，气候政策从根本上说也是基于市场的。这是关于纠正市场失灵从而使市场和企业家精神能够在保证创新和有效资源配置中扮演适当角色的问题。

为了跳出这一僵局，我们协助成立了全球经济和气候委员会。委员会的新气候经济项目集合了六大洲的七大领先政策研究机构，由前政府首脑、财政部长和著名商业领袖组成的专家委员会监督，由全球著名经济学家组成的专家委员会担任顾问。其目的是提供权威的新证据，以说明政府和企业如何在实现更强经济增长的同时纠正气候风险。

很少有政府或投资者以气候变化为出发点。他们想促进投资和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岗位、稳定公共财政、扩大市场、带来利润、保证可靠的能源和食品供给、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减少贫困及建设城市。因此，我们需要问的主要问题不是能否减少排放，而是公共政策如何帮助在实现这些核心目标的同时，减少排放并建设气候恢复力强的经济。

在这方面，全世界范围有许多经验可以借鉴。七年前关于气候变化经济学的《斯特恩报告》发布时，这个主题基本上还停留在理论阶段。如今，处于各发展阶段的国家都在追求新的考虑气候问题的经济增长模式。

比如，德国正在规划全世界最有雄心的低碳经济转型，该计划以节能和可再生为基础。韩国将“绿色增长”制定为核心经济目标。墨西哥202_年《气候变化普通法》将

大大提高清洁电力的用量。中国将绿色技术产业开发作为其日程的最优先项目。

一些大企业提供了有力的例子，让我们知道可以做到什么程度。联合利华承诺使用可持续的农业和林业采购源。可口可乐正在彻底停用污染气候的氢氟碳化合物。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在其整个供应链中推动减排。同时，世界银行和欧洲投资银行也不再向高排放煤电贷款。

但真正的问题依然存在——经济可以以多快的速度迈向低碳之路，以及通过什么办法才能最有效地实现。一些低碳政策显然代价十分高昂，而另一些显然成本很低的选项则无人问津。任何结构性变化都包括成本、交易和不确定性，合理地理解这些因素十分重要。科学已经清楚地证明了气候问题的紧迫性，现在该轮到经济学家和决策者来解释如何应对这一问题的紧迫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