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贸易发展报告》（1997年版）考察了8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的动向，指出其具有低增长、不平等扩大这两个特征。在低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南北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世界经济进一步两极分化，而且80年代之前的趋势发生了逆转，国内的贫富差距也不断有了扩大。

与贫富差距的扩大可通过收入（利润）的集中·高储蓄·高投资这一过程带来高增长及其成果的均分这样一种乐观论调相反，现实是造成了低增长和不平等的扩大。如此看来，80年代以后的世界经济及其发展状况并不可喜。

因此，东亚的经济发展引起了全世界的注目、尤其是世界银行报告《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1993年）给人们带来很大的冲击也是可以理解的。该报告将东亚8个国家和地区（日本、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及东南亚的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称为“实绩优良的亚洲经济实体”(HPAEs:High-PerfomingAsianEconomies)，作为东亚经济发展奇迹的两大特征，列举了高速增长的持续和分配不平等的减少。

但是，在1997年7月2日泰铢贬值和转而采取外汇管理浮动制所引致的波及东南亚各国的“货币危机”这一背景下，已有人认为“奇迹”已经结束。 这样，现在便有了重新考察世界银行报告和东亚经济发展的好机会。

一、世界银行报告《东亚奇迹》

 首先来看看世界银行报告的主张。如前所述，该报告列举了高速增长的持续和分配不平等的减少作为东亚经济奇迹的两大特征。

该报告还列举了人力资本及实物资本的积累和如此积累起来的资源的有效分配所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这两点作为东亚经济取得成功的原因。“从上述意义来看，关于东亚经济的成功，并没有什么奇迹。

东亚经济只不过比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更有效地利用了成功所必需的基本机能”，正如世界银行总裁L·T·普雷斯顿所述，该报告所设定的主要研究课题是东亚经济的成功与政府的关系，换言之，是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根据该报告，关于东亚的高增长与政策的关系，有两个代表性见解。

一个是查尔斯·沃尔夫和爱德华德·臣等所代表的新古典派的见解，另一个是阿里斯·阿姆斯登和罗伯特·韦德等的“修正主义”的见解。前者认为东亚经济成功的原因是，政府将市场机能摆在第一位，实施了发挥该机能所必需的“基本政策”，并没有另外进行政策介入。

后者则主张东亚的经济成功与新古典派的模式完全不相符，而更符合政府以决定性的方法诱导市场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 该报告认为上述两个见解都没能充分地说明东亚经济的成功，因此排除了这两个见解，而采用了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1993年版）所提出的“亲市场的方法”(market-friendlyapproach)。

“亲市场的方法”认为，政府为了实现经济增长，必须发挥4个作用（确保充分的人力投资、为私营企业提供竞争环境、为国际贸易维持开放的经济、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如果超出这些作用，政府干预可能会带来害处而非益处。该报告将这种亲市场的方法适用于东亚，新开发了“用于成长的机能性方法”的框架。

带来人称东亚经济奇迹的“结果”（高速而持续的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均等化）的是①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的积累、②资源的有效分配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这种“成长机能”。弄清①基本政策和②选择性干预这两个“政策选择方案”对这种“成长机能”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才是该报告所要致力的研究课题。

这就是附有“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这一副标题的理由。 作为东亚的经验教训，该报告总结道：①就东亚经济来看，应该说它们正确地实施了以稳定的宏观经济为主的基本政策。

如果没有这种基本政策，就没有经济增长的基础，生产率也不会提高；②无论东亚的选择性干预政策的决定性特征是否明朗，都在限制成本这一明确的范围内实施了该政策。并认为在东亚最重视的是宏观经济的稳定，有可能危害这种政策的政府干预或要改变、或已被放弃。

最后考察了干预政策是否成功、东亚的干预政策是否适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这个问题。其结论是：①特定产业的振兴政策一般看来并没有获得成功，因此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基本上不能作为参考；②对特定产业的政策性贷款虽有发挥作用的时候，但伴有很大的失败风险；不过，③出口振兴战略是比其他战略成功得多的政策性干预，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最有参考价值，因此干预是东亚经济获得成功的因素这一事实不能成为抵制必要的市场导向性改革的根据。

对《东亚奇迹》的批评

(1) 《东亚奇迹》受到了发展经济学及东亚经济研究人员的很大关注，并得到了进一步的探讨。其中心也是该报告设为主要课题的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尤其是围绕其结论部分所主张的对产业政策的评价展开了议论。

在对世界银行报告的批评中，只有在日本的议论是重要的。也许可以将日本的议论总称为“日本式方法”（稻田十一）（表1）。

海外经济合作基金会已根据东亚的产业政策（动态的比较优势）和关于政策性金融的经验指出了市场原理的界限。石川滋提倡“市场经济发展促进方法”（促进未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的发达），原洋之介也很重视市场经济的发展（商人和金融业者的中介机能）。

而且都像白鸟正喜做出的恰当总结那样，假设市场机制不仅在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也会发挥作用，发展中国家的开发不能取得进展是因为政府过度干预市场而使市场机制没有起到作用的缘故，因此他们均驳斥了“如果政府停止市场干预，经济将会发展”这一前提的虚构性。 对《东亚奇迹》的批评

(2) 下面拟就我们对世界银行报告的批评做如下3点叙述。 第一点是关于分配的公平问题。

该报告叙述道，经济的高增长和收入的均等化已经并存，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其后的讨论。我们对东亚以GDP为基准的经济高增长（其统计的信赖性）并没有异议，但关于收入分配，却有很大的探讨余地。

像该报告那样对东亚的长期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进行研究时，长期保持同等质量且可用于国际比较的资料的存在是一个前提，但关于收入分配，也因对东亚的收入分布的研究比其他地区晚，这一条件未必能够具备。为此，人们认为东亚的收入分配已经公平化的命题并未充分地令人信服地得到确证。

另外，也有一些研究认为，在东亚当中，例如泰国及马来西亚等不仅没有出现收入分配的长期均等化动向，而且不平等程度仍然很高。例如，上述的贸发会议的《贸易发展报告》（1997年版）认为，关于东亚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很低且已经下降的老一套记述是错误的，东亚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同乃至更为严重。

因此，将经济高增长和收入均等化作为当然的前提进行其后的讨论，这种研究方法尚有问题。 第二点是关于市场的失败(marketfailure)。

该报告的确也提到了市场的失败，但那只是从政府主导对付市场失败（促进民间企业的协调行动及设定明确的业绩基准等）这样一种狭隘的角度来探讨。另一方面，众所周知，东亚的经济发展引起了水和大气的污染、工业废物的增多、热带森林的砍伐及土壤侵蚀等严重的环境破坏这样的市场失败，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等的研究也已弄清了其实际情况。

《环境白皮书》（1992年版）也认为，“（东亚）推行面向出口型的经济开发，并不断取得了成功。但却出现了因缺乏对环境的关心而破坏了产业基础的现象。

工业生产中环境对策的缺乏、自然资源的过剩引起的掠夺性利用、城市的急速扩大所引起的公害等等都是由于各经济主体仅追求眼前的利益、难以采取顾及环境的行动。另外，该白皮书还指出，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有关环境恶化时遭受损害的知识未必在政府和企业中得到充分的普及”，并提到了市场的失败和政府及企业的责任和作用。

尽管如此，该报告的无论哪一部分都找不到对环境问题的分析。这样并不能阐明东亚经济发展的全貌。

第三点拟探讨一下该报告设定为主要课题的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关于战后至今发展中国家开发论的变迁，高地康郎在进行广泛而出色的调查的基础上指出，进入90年代后，80年代新古典派的开发论占主流、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调整作为中心的状况已开始发生了变化。

其背景有：80年代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是经济负增长、初级产品价格下跌＝交易条件恶化、累积债务和偿债义务增加等“失去的10年”，陷入这样一种深刻的经济危机，作为其对策而提出的结构调整很少有成功的例子，债务问题便遗留到了90年代。随后，如所周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推进了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调整，其理论根据就是以市场机能为第一位、排除政府干预的新古典派经济学。

这样，进入90年代后，随着人们认识到结构调整政策的界限，也开始追求开发理论的新的展开。为了响应这个新的课题，世界银行提出的正是亲市场的方法，将这一方法用于东亚而编写出来的报告就是《东亚奇迹》，这些在上文已经提到。

在亲市场的方法中，虽然提到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但这只不过是处于新古典派开发论的延长线上。对此，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世界儿童白皮书》（1992年版）已经做了驳斥。

该《白皮书》坚持认为在亲市场的方法中政府的行动与其说是经济管理，不如说是属于社会投资的领域，并主张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在人们证明其没有害处之前总是有害的，但那离一直致力于解决“人类最深刻问题”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所要求的政府的作用仍相去甚远。 这样，进入90年代后，如前所述，开发理论有了新的展开。

即：开发理论的模式转换乃至人称复兴运动的情况的发生。 在探讨这一新的动向时，可参考英国萨西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IDS)研究人员的见解。

一句话，他们的见解就是从“华盛顿合意”到“新凯恩斯合意”。萨西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所长约翰·托伊认为60年代后半期到70年代初的新古典派经济学的复活是对战后发展经济学中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并详细地回忆了以H·G·约翰逊和P·T·鲍尔等为先锋的反革命潮流兴起后、80年代迎来高峰期的经过。

汉斯·辛格说，从“华盛顿合意”到战后的“新凯恩斯合意”这样近乎妥协的协议、这次又到包含环境、贫困的减少、人力资本及人权等新问题的协议，出现了钟摆不断往回摆的征兆—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中的新方法即是如此。

二、从“奇迹”到亚洲货币经济危机 据波尔·库尔格曼说，“华盛顿合意”的命名者是位于华盛顿的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森，这意味着它是集中在既是美国政府的所在地、事实上也是全世界首府的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等各种机构和对社会舆论造成影响的领导者们所共有的模式。据说其定义是“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经济政策中的道德项目—自由的市场和健全的货币才是发展经济的关键这一信念。

其想法是，只要让贸易自由化、让国营企业民营化、使财政均衡、将汇率固定在一定水平上，经济起飞的条件就会具备。如果找到具备这些条件的国家进行投资，几乎毫无疑问地会马上得到回报。

上述的世界银行报告《东亚奇迹》评价道，接受“华盛顿合意”并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是东亚各国及地区，在东亚当中，比起东北亚（日本韩国、台湾），东南亚（泰国、马来西亚、印尼）更加忠实于新古典派经济学的原则，政府没有干预，产业政策也没有实施。S·松山们也说，虽说同样属于“东亚奇迹”，但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国家及地区的当局在工业化中—尤其是在最能反映这一点的产业政策中—的作用有着很大的不同。

他们列举了①东南亚各国与东北亚不同，一直采取了较为自由的、市场导向型的政策、②在振兴出口产业方面是相同的，两者的主要差异是东南亚强调现在的比较优势，而东北亚则强调将来的比较优势、③东南亚重视外国直接投资的作用等，并导出了在全球化时代还是较为自由的、面向市场型的、重视外国直接投资的东南亚的产业政策一直得到世界性的支持这一结论。 但是，1997年7月2日的泰铢贬值和改为管理浮动制的影响转眼之间就波及了东南亚各国，各国不仅出现了货币贬值、股价下跌，还对实体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经济增长减退、就业不稳定、物价上涨等等）。

以往的高度经济增长一下子转入经济危机，如前所述，其中也出现了认为这是“东南亚奇迹终结”的见解。这次货币危机不能不令我们想起1994年底至1995年初发生的墨西哥货币危机。

目睹那场墨西哥货币危机后，驳斥了“新兴市场”的假象—“华盛顿合意”的虚构性，这就是上述库尔格曼论文的宗旨。我们也根据始于泰铢贬值的东南亚货币危机的发生，在下一节探讨一下“华盛顿合意”的虚构性。

三、依赖外资的面向出口型工业化战略的界限 泰国的宏观经济在这10年期间（1985-1995年）取得了不斐的业绩。而且，这是在政府的作用比日本及东北亚的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韩国、台湾）小的情况下实现的。

泰国历来以忠实于新古典派的原理、一直采取“慎重的”财政金融政策的国家而知名，对此，世界银行报告《东亚奇迹》给予了很好的评价。 但是，正如S·松山所指出的那样，引领这种高度经济增长的是外资对制造业部门的设备投资和制造业的出口，这作为外资的面向出口工业化战略的成功范例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以往泰国给人以很强的“大米单一栽培”的印象，但在这10余年期间农产品和工业制品的出口比率出现了逆转，工业制品已经占全部出口的80%。其变化之大，甚至连《泰国热》的作者帕斯库·蓬帕伊托（音译）和克里斯·贝克都说泰国在这10年期间成了“另一个国家”。

但就是在这个泰国发生了货币危机。实际上，在这10年期间，这回泰铢受到投机买卖并非第一次。

1995年初，受到墨西哥货币危机的影响（“龙舌兰”效果），泰铢也成为了投机的对象，但那次影响只是一时的，而且很轻微。其理由有，与墨西哥经济相比，泰国经济的基本条件极其良好。

事实上，除了经常收支赤字，泰国国民经济的基本条件（高增长率、高储蓄率、财政顺差、物价稳定）是良好的，从这种观点来看，“泰国发生货币危机便是不可预测的”（泷井光夫、福岛光丘编：《亚洲货币危机》日本贸易振兴会，1998年，第45页）。 那么，为什么在泰国发生了货币危机呢？关于其原因，大体上有以下这些说明。

其开端是出口的低迷。泰国的主要出口对象美国、日本、新加坡等遭受了经济衰退，尤其是半导体不景气所造成的影响很大，而且泰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降低了。

工资上涨了，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人才培养则落后了，被中国及越南等后起的国家赶上，泰国的出口便停滞了。这时，不可忽视的是泰国采取了美元联动制。

在1994年1月中国人民币贬值和1995年以后日元贬值的情况下，泰铢在汇率方面失去了国际竞争力。随着面向出口工业化战略的出现，在不得不进口中间货物和资本货物的情况下产生出口低迷状况，这使泰国的经常收支赤字大幅增加到对GDP比超过8%的程度。

泰国只好以短期资本的流入来维持这种经常收支的赤字。进入90年代后，泰国曾3次实施了金融、外汇的自由化，尤其是1993年设立了曼谷离岸金融市场，使大量的短期资本流入了泰国（据说曼谷离岸金融市场设立后至1996年的仅3年时间，其规模已经超过了500亿美元）。

为此，在不动产及股票等方面出现了泡沫现象，随着泡沫的崩溃，外资又流往国外。泰铢被大量抛售，再维持美元联动制已经很难了，不得不转而实行浮动汇率制。

在泰国发生的货币危机转眼之间就波及了东盟各国，其原因与泰国一样，这些国家也采取了依赖外资的面向出口工业化战略和美元联动制。 根据以上说明，一方面有人就亚洲的货币危机提出了十分乐观的见解。

美国的杰弗里·萨克斯和史蒂文·拉德雷特及日本的渡边利夫的见解可以说是典型的例子。根据他们的见解，这次货币危机只不过是长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调整局面，两三年内便会重新走上高度经济增长的轨道。

就其论据来看，第一应该说是“外因论”，短期资本的急速流入是这次货币危机的主要原因，改善金融体系并加以管理诚然是必要的，但由于国民经济的基本条件良好，如果一时的混乱平息了，恢复是很快的；第二，由于东亚出现了日本→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东盟各国→中国→越南及缅甸等这种经济发展从中心波及周边的、其他地区所没有的“雁行形态的经济发展”，大概不久就会恢复到成长轨道上来。 以泰国为震中的货币、经济危机受到注目的一个很大原因如上文反复触及的那样，可以说是世界银行作为“奇迹”而甚赞的东亚各国的突然逆转。

这些国家的货币、经济危机的发生，不仅产生了萨克斯和拉德雷特那样的乐观见解，而且也产生了悲观的见解。例如吴军华认为，即使1997年没有发生货币危机，东亚各国迟早也要面临调整局面，发生货币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依靠“东亚型发展模式”（依赖外资的面向出口工业化战略和开发独裁型政治体制）的经济增长已经到了极限（吴军华：“东亚发展模式的界限”，《周刊东洋经济》，1998年1月17日号）。

这里拟就依赖外资的面向出口工业化战略的限度谈谈我们的想法。如前所述，引领泰国高度经济成长的是外资对制造业部门的设备投资和制造业的出口，这作为外资的面向出口工业化战略的成功范例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但实际上泰国等东南亚各国正式采取面向出口工业化战略仅仅是8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首先应该指出的是曾有过为了摆脱80年代中期的、当时人称战后最大的经济萧条而采取或不得不采取了这种战略（这意味着对外资大幅度缓和限制、实行有利的鼓励措施，一句话，就是对跨国企业实行“门户开放”）的历史过程。

其次，如果加上外国资本的引进及其促成的产品出口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从而需要引进这种类型的工业化所需要的中间货物和资本货物的话，可以说面向出口工业化战略原本就是对外来冲击很脆弱的东西。就泰国来看，在面向出口工业化战略下，其贸易依赖程度急速提高（从1982年的54%提高到1994年的89%），已经越来越依赖制造品的出口了。

此外，外国直接投资的骤增带来了进口的迅速增加，经常收支处于赤字状态，外国直接投资（跨国公司的活动）已经嵌入泰国经济，通过抑制进口来恢复对外均衡已经越来越困难了。 第三是关于萨克斯和拉德雷特及渡边利夫高度评价的东亚的“雁行形态的发展”。

他们认为在这种形态的发展中经济发展从中心向周边波及＝产生连锁反应，为此先进国当然必须转移到比较优势产业或高附加价值产业，使经济结构高度化。其特征是，如果转移失败乃至落后，就会以后进国的赶超所致的出口减少和外资撤退（往后进国转移）的形式使“成长的动力”减弱。

从这种意义上看，亚洲货币危机最初在泰国发生决不是偶然的。在东亚，泰国位于先进国及地区（日本、韩国、台湾等）和后进国（中国、越南等）之间，处于受到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中等尖端技术型产业双方夹击的立场。

第四想论述一下汇率制。采取面向出口工业化战略的国家要引进外资，就必须保持稳定的汇率，对东亚来说，还具有美国是其主要市场的条件，因而采取了美元联动制（固定汇率制）。

在面向出口工业化战略中，外资的引进和产品出口的扩大对其取得成功是不可欠缺的。但是，如果美元联动制下的外资引进没有采取总需求管理政策乃至没有使该政策发生作用，一般会出现外资流入→国内需求增加→通货膨胀发生→实际汇率升值（国内外的通货膨胀差距率／名义汇率）的情况。

换言之，资本的流入应该对进口有利而对出口不利，面向出口工业化战略下的外资引进和产品出口扩大是相互矛盾的。但是，在80年代中期以后至泰铢危机发生之前，泰国的实际汇率出现了大幅度降低的倾向，实际上出现了外资流入和产品出口扩大并存的情况。

但这不外乎是因为在美元联动制下有了1985年的西方五国集团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G

5)以后日元升值、美元贬值这样一种有可能实现出口扩大的有利条件，有了这一条件，这种战略才获得了成功。换句话说，这种历史条件失去时，即1995年以后转入日元贬值、美元升值时，泰国便从汇率方面迅速地失去了国际竞争力。

从这种意义上说，G5以后的亚洲的10年是“G5产生效果的10年”、亚洲的货币、经济危机可以看做是亚洲闯入了“G5后”的新时代，这种主张是有说服力的。 如上面所探讨的那样，如果根据“华盛顿合意”采取面向出口工业化战略，高度经济增长的持续就是“虚构”的，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可以说通过采取面向出口工业化战略所获得的“成功”只有在具备了特别的历史条件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因此，我们不能不对萨克斯和拉德雷特及渡边利夫所言的“国民经济的基本条件良好、而且出现了“雁行形态的发展”、因此不久将会恢复到原来的高度增长轨道”的见解抱有疑问。这样看来，应该以亚洲货币危机为良机、为了东亚经济的重新起飞、将以往的“外国直接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转换为“自力主导型经济增长”的主张是富有启发的。

结束语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开发报告—经济增长与人类开发》（1996年版）批评了仅以经济增长的尺度来衡量人类进步的以往那种错误的方法，在人类开发就是目的、经济增长是为了进行人类开发的手段、向人们展开选择的余地这种主张下，不仅将经济增长的量，也把经济增长的结构和质作为课题。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所批评的经济增长的类型有以下5种：

(1)没有工作的增长＝就业机会没有增加的增长；

(2)残酷的增长＝经济增长仅使富裕的人们受惠、贫富差距扩大的增长；

(3)不能出声的增长＝政治性镇压、独裁政治；

(4)不稳定的增长＝人们的文化认同消失；

(5)没有未来的增长＝现在的一代浪费未来的一代所需要的资源。 下面拟参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这一基准，探讨一下泰国经济增长—根据世界银行报告《东亚奇迹》，这是下一代发展中国家的榜样—的结构和质，以作为本文的总结。

马尔科姆·福尔库斯证实了泰国的收入分配在1960年以后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期间产生了相当大的恶化。根据帕斯克·蓬帕伊托（音译）和克里斯·贝克的考察，关于收入分配，①泰国10%最富的人的收入1981年比10%最穷的人的收入多17倍，到1992年已扩大到了38倍；②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的确减少了，但减少的数量却是惊人地少；80年代仅仅减少了1-2%，现在约有1200万人不得不过着贫困线以下的生活。

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不断扩大，许多人已经跟不上经济的突然繁荣；③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距有了扩大。由于农业的停滞（农产品价格的下降是主要原因）和城市的发展，城市和农村的差距从1981年的2.5倍扩大到1992年的4倍；而且，④即使是在城市经济内部，收入差距也扩大了。

环境破坏也很深刻，森林破坏和急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所造成的公害甚为严重，在泰国，“生活的质量”已成了主要的问题。此外，就劳动力市场来看，除了从农村移到城市的“廉价的”国内移民之外，还有社会底层的“非法”移民和被“违法”残酷使用的童工，劳动条件很恶劣。

因此可以下这样的结论，对劳动、健康、安全等许多方面来说，泰国的经济增长是“灾难”。 我们已经指出，根据“华盛顿合意”采取面向出口工业化战略的话、高度经济增长就会持续下去的见解是“虚构”的。

同时还必须指出，被称为“奇迹”的高度经济增长有着上述许多矛盾；进一步说，“奇迹”是依靠国内的农业部门和低工资劳动等的“缓冲器”＝矛盾的缓冲器机能来维持的。 就是在这样的泰国发生了这次货币危机。

作为从货币危机中恢复过来的对策，政府于1997年8月5日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72亿美元贷款，但同时也接受了该组织的条件。其主要内容有：①将增值税从7%提高到10%；②提高电力、自来水等公共事业费；③让42家非银行金融机构停业；④外汇储备维持在250亿以上；⑤经常收支赤字对GNP比1997年降到5%、1998年降到3%；⑥1997年、1998年的实际经济增长率达到3-4%；⑦1997年的通货膨胀率定为8-9%；⑧实现均衡财政等，泰国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般条件，根据紧缩的财政金融政策，将实现内外均衡（财政均衡和国际收支的均衡）作为了目标。

其结果，泰国实体经济急剧衰退、工资降低、就业不稳定、税收增加、物价上涨、有关生活福利教育的预算削减，平民的生活受到了压迫。但是，这些人与国内外的金融资本及不动产业者不同，与泡沫时期的不动产和股票投机、以及高利资金无缘，不仅像上述的那样没有得到人称“奇迹”的突然繁荣的恩惠，而且尽管被作为“缓冲器”加以利用，但却以上述这些就业不稳定、税收增加、物价上涨等形式被迫支付了泡沫经济的崩溃及其所引起的货币、经济危机留下的帐单，这样的不合理状态目前正依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条件的保证而存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