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之后，中国面临着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等诸问题。过去的小农经济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经过综合考虑，国家在建国初期选择了苏联计划经济的发展模式，改革开放后，国家从开始的重视市场的作用到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再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关键性作用，市场的作用不断加强。但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是舶来品。外来的经济制度能否适应中国传统的文化，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中国的学者也一直在研究和思考经济尤其是市场经济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问的关系，观点各异。蒋庆(1999)等学者认为新教理论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作用，而中国的儒家文化则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梁燕城、白兆菊、曾景忠(202_)等学者认为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对促进经济的发展有着积极作用。他们提出，儒学主要不是一门经济学，作为一种精神、文化传统、作为一种哲学系统，它对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比如中国自古就重视国家赋税来源、民生问题、社会稳定和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等;钱逊(202_)认为应该对传统文化总体上抱有肯定态度，随着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带来文化上的革新，为此我们应该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全盘否定则会导致我们在文化上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之所以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各种伪恶之举，实质是由于中国人缺少像西方一样的宗教信仰造成的，进而否决中国发展道路。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们要用发展和辩证的思维来看待事物之问的关系。本文试图通过对文化和经济相互作用机制的分析，从历史发展发展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经济与文化的关系

在理清经济与文化二者之问的关系之前，我们首先要对经济和文化在概念上有一个清楚的界定。文化的概念是非常广泛的，历来有很多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等对其做出不同的定义，普遍而言，我们这里的文化主要是指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被广泛认可的、稳定的风俗习惯、风土人情、行为方式、思想观念、文学艺术等综合精神体系。据此，文化有以下特点:第一，普遍性和一般性。个人的偶然行为或特有观念不能称之为该个人所属民族或集体的文化。第二，稳定性。它是某一民族长期形成的，并表现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精神惯性。第三，整体性和历史性。从发展的角度来看，随着人类社会社会实践持续推进，其中所积累的精神沉淀是连贯的，一脉相承的，即为源远流长。通过合理的演绎，逐渐形成了它的核心内容，通过横向的补充和纵向的扬弃而形成整个系统的完整性。经济一词的使用，可以追溯到公元四世纪初的东晋时代，有经国或经邦和济民之意。在古代，经济是一个非常有深度词汇，主要指治国平天下儒家思想。现代经济一词，是中国在新文化运动中借鉴日本的翻译，将economy译为经济，主要指，通过对有限资源科学合理分配，来满足人类社会物质生活的一门科学。我们提到的市场经济，本质上讲是通过市场来分配资源的一种经济手段。

社会历史总是在文化、经济、政治、军事等因素综合推动下，不断向前发展。其中，不同的历史时期，其主要矛盾不同，决定了它们在各个时期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同。根本上讲，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所在。生产力的发展，诞生于人类的社会实践，其中也伴随着各种意识习惯的形成，通过实践的检验，有些习惯可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实践中就保留下来了，有些想法或意识通过实践的检验，不能促进甚至阻碍生产发展，就逐渐被抛弃了。留下来的习惯、意识、观念通过总结和发展，逐渐固定了下来，形成了所谓的文化。其实，文化与经济相伴而生，相融而长。社会实践所形成的文化决定了社会物质生产中的方式，即经济制度。可以说，经济制度是文化这一集合中的一个元素或者说是子集。

所以说，该国或地区的传统文化，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制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经济制度变革时，要求新的制度能够与传统文化相协调，才能降低改革成本，否则经济目标难以实现。生产力决定了经济水平，而文化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方向。

二、西方社会中市场经济制度与其背后的文化因素

西方文化是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的前提下，以个人自由主义为中心的多元文化，其主要内容包括个人主义、理性行为和宽容多元。而西方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制度的建立也受这三方面的深远影响。第一，个人是独立自主的，是社会一切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与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即理性经济人，每个人都会努力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相吻合。西方经济学的逻辑是，自私的每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自热而然地就提高了集体和社会的利益，其效果比他们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还要大。正是西方的个人主义文化决定了它的经济制度，例如特别重视对个人财产的保护，以此为基础，相应的契约制度、市场交易制度建立。在他们的文化中，个人是先于国家的，国家仅仅是一种必要的恶，所以他们认为政府过多的行为会干预公民的正常生活，要求建立小政府，限制政府的权利，并予以监督，还个人以最大自由。第二，理性行为于日常生活。理性主义深刻影响着西方的经济制度，无论何时何地何事，经济人都会准确地去计算它的成本和收益，以此做出有益于自己的决策。他们认为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是无用的，因为每个公民都会想到政府的措施，从而使其效果弱化，所以政府最好不要干预经济，以美国为典型代表的西方经济制度就可以清楚地证明这一点。第三，宽容对方。由于西方判定事物的标准是以自己为标准，所以他们不会轻易地干涉别人的事情，其目的是别人不要干涉自己，以此逻辑在他们的文化中衍生出了宽容的一面。这种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宽容思想成为西方多元文化的基本因素。

西方文化的源头在古希腊、罗马和日耳曼社会，随着历史发展，他们都分解为以个人为基础的多元结构。土地和财产的私有制，使得每个团体都有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军事能力，从而促成了他们政治上的独立。这也是为什么西方社会，没有像中国这样从古到今一直都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他们奉行达尔文的进化论，在历史上彼此互相斗争、妥协、制约而逐渐形成了集团化的生活，他们之问的力量比较均衡，没有一种力量可以占有主导优势，随着历史发展，这种多元文化也就形成。这一文化对经济制度的影响就是，反对垄断，他们倡导自由竞争。他们认为垄断会阻碍技术进步，造成更多的寻租行为，从而降低社会总的福利水平。自由竞争可以使得企业以最低的价格在市场上供给产品，为了保证自己的优势，被迫不断改进生产技术，创新产品从而提高社会总的福利水平和促进社会技术的进步。

亚当斯密这只看不见的手为人类物质财富的增长做出巨大的贡献，然而市场经济有着其自身的先天不足，基于竞争为原则的市场体制告诉人们如何创造财富，却没有告诉人们如何遵守社会道德，甚至会有诱发人们不择手段地去谋取利益，西方早期市场经济的发展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道: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百分之二十，就会活泼起来;有百分之五十，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百分之百，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百分之三百，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这段描写就可以反映当时的社会发展情况。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矛盾逐渐凸显，西方社会结合自身特点，通过完善法律制度和推崇上帝监督来有效地缓和这一矛盾。西方相对完备的法律制度和几乎人人信奉基督的现实解释了现在西方社会总体稳定，假丑恶现象相对较少的现实。因为一旦违背社会准则，不仅现在要受到严苛的法律制裁而且未来还要受到上帝的惩罚，而这实质上形成了一种永久性的游戏规则，根据博弈论的理论，只有在长期交易中，交易双方才可能彼此遵守规则，从而减少了社会不良现象的发生。

三、市场经济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合理性

同西方文化相比，中国文化在以下几点表现不同，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长期是一个集权统一的国家，信奉中庸之道，社会中以社群为中心等。在传统文化中，很少强调个人得失，个人基本上消失在群体中之中，或者说，自我是不存在的，倡导牺牲自我、成就他人的精神。由于在市场经济中，企业主为了实现自己产品的成功出售，在生产产品时，不得不以消费者为中心，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设计产品的性能，以最大限度来满足顾客，这样就和中国为他人服务的文化习惯有效地结合起来，从而实现为他人服务，才能成就自己的精神诉求。集体第一、个人次之的文化传统，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中，表现为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公共财产不可侵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等。公有制占主体可以有效地避免严重的两极分化，这也体现中国传统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由于市场经济有他盲目的一面，而且资本趋利性决定了它的决策往往缺少长远规划，因为长期项目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风险较大，这些弊端造成了市场失灵的现象，即市场也不是万能的，这就需要强有力的政府来进行调节。中国传统上是统一集权的政府，这一制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体现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上就是，国家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和干预上，过去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政府投资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充分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讲求中庸之道、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现在经济制度中就是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多种分配形式并存，以及可持续发展观中提到的生态文明的建设等。不追求形式上的正规化，形成了一种重视内容的实用主义，它可以拥有较高的灵活性来应对外来的风险，从而增强它的适应性。不太重视正式制度的建立，而非正式制度却在日常生活中支配的人的行动，这样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以较低成本的前提下迅速解决各种问题。

四、发展过程中社会问题的原因分析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面临着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主要矛盾，鉴于当时国际国内宏观环境的制约，中国选择了苏联的发展模式，即计划经济体制。采取此种制度，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和国内解放战争刚刚结束，国家新生政权依旧还面临着来自外部敌对势力和本国反动势力的威胁，要想保证在未来的战争中取得优势，强大的国防工业是基础，而根据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当时的国情来看，优先发展重工业并不是一个理性选择，根据资本逐利性来看，如果采用市场经济体制，让市场来选择哪个行业优先发展，那么市场会选择利润率高、周期短、风险低的轻工业，解决这一矛盾冲突的方法就是选择计划经济体制，国家控制一切资源，统一安排，将大量的人力物力投放到重工业部门，人为选择代替市场选择，从而在早期奠定了中国强大的国防工业基础，从而保证了人民的绝对安全;第二，我们发展经济并没有实际的经验，由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指导我们革命的主要思想是马列主义，而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苏联采用了计划经济体制，并取得了成功，很快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当时唯一可以和美国抗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他们的发展模式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第三就当时中国实际情况来看，和苏联发展社会主义起步的阶段的基本国情是相似的，这也给当局者制定发展策略时，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依据。综合各种客观因素，我们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然而随着国际国内紧张趋势缓解，和平发展成为当时的时代主流。事实说明，计划经济体制可以保证一个公平的发展环境，却不是至少在当时不是一个有效率的制度，为了能够更好地发展经济，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央决定重视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决定实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渐进式改革。纵观改革过程三十多年，由于双轨制的存在，导致中国配套的法律制度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缺位，同时在中国，马列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我们坚持无神论，这样就造成了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精神上都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约束体系，再加上我们长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忽略了精神文明的建设，从而为市场经济中负面因素的滋生提供空问。

结论与启示

中国经济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说明，我们找到了一条适合我们自己的发展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它虽然也是采用市场经济体制，但是通过对该体制的变革，使其带有了中国特色，适应了中国文化背景。不可否认，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各种问题，主要原因是两个方面:第一，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法律制度还没有得到全面的完善，从而未能对经济发展中的各种不良行为形成强有力的法律威慑;第二，中国长期忽略精神文明的建设，主要指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使得民众在社会实践中缺少了约束自我的道德准绳。至于中国缺少宗教信仰的说法，笔者认为此种观点难以令人信服。不可否认，在西方由于宗教的因素，民众的行为总体表现出所谓的善，但这并不是一个长期有效解决市场经济中的负面问题方法。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寄托于宗教去解决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犹如用鸦片缓解痛苦一样，未能从根本解决问题，反而会使问题更加严重。事实上，宗教并不等同于道德，纵使我们翻遍史书，也难找任何证据证明孔夫子有何宗教信仰，然他的道德境界却远不是我们常人所能企及的。

中国用不到四十年的时问，完成了西方过去几百年完成的事情，而也正是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聚集了西方几百年内所体现出的所有矛盾，为此只有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努力推进制度改革，有效降低道德行为的成本，提高利他行为的收益，实事求是，多措并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矛盾。